按《禮記•昏義》所載：「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可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婚禮不但結合了一對新人，更連合了兩個不同姓氏的家族。由於婚禮牽涉到兩族的利益與命運，故此古人在選擇「親家」時從不苟且。如古時「士大夫」階層的聯姻，就是最佳例證。家族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時刻都主導着傳統中國士族之間的婚姻。

隋唐之際，由於門閥風氣盛行，士族在選擇親家時大都講求「門當戶對」。宋代史家鄭樵對此作出簡單的總結：「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通志》卷二十五）。然而到了宋代，隨着世家大族的沒落，士庶不婚的陳規被打破，門閥不再是婚姻唯一的考慮因素，逐漸取而代之的是士人家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現實考慮。

宋真宗的名相王旦，主張「婚姻不以門閥」。他的首名女婿韓億並非出自名門望族，但其進士出身卻或多或少反映了韓億的潛質。事實證明王旦的確獨具慧眼，韓億及後官至參知政事，而韓的眾子孫在北宋中後期大都身居高位，顯赫一時，如他的兒子韓絳和韓縝分別是神宗和哲宗的宰相。王旦的第二名親家是蘇易簡，蘇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高中進士狀元，與王旦同榜同年及第，官至參知政事，深得太宗信任。王旦的第三名女婿范令孫是後周宋初名臣范質的孫兒。而他的第四位女婿呂公弼更是名門望族出身。呂家數代俱在北宋顯赫一時，公弼的伯祖呂蒙正及其父呂夷簡分別於太宗及仁宗時拜相，而其弟呂公着則於哲宗初年拜相，在司馬光去世後成為舊黨的代表人物。

從以上的描述中，我們察覺到王旦不但注重女婿的才華與潛質，亦考慮到準親家的政治社會地位。前者可算是王旦為其家族所作的長綫投資，若然其女婿將來飛黃騰達，則其女兒及外孫便能長享富貴。從韓億和呂公弼在北宋中後期的舉足輕重地位，可以推斷王旦當年「選婿」的投資是何等明智。與女婿的潛質相比，準親家的政治社會地位對王氏一族的影響相對上更直接。與蘇氏、呂氏和范氏這些在太祖和太宗時聲勢顯赫的大族聯姻，無疑是為王氏一族增設了多層政治上的保護網，亦間接保障了王旦及其子孫的政治前途。王旦能在丁謂、王欽若等「五鬼」脅迫下仍能擔任真宗宰相達十八年之久，與其背後政治勢力龐大的「親家聯盟」不無關係。

除了政治上的考慮，北宋的士大夫們在選擇姻親時還會算及經濟上的利益。蔡襄的《福州五戒》便提到「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但是這種貪圖準親家之財富的觀念卻為廣大的士大夫所非議。司馬光在其《溫公書儀》中便規定其子孫「勿茍慕其富貴」（卷三「婚儀」）而南宋士人袁采也在《袁氏世範》中告誡其子孫：「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卷上）然而從士大夫們所作的禁約中，可知這種從經濟利益出發的婚姻正逐漸在上流社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