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礼记•昏义》所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可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礼不但结合了一对新人，更连合了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由于婚礼牵涉到两族的利益与命运，故此古人在选择“亲家”时从不苟且。如古时“士大夫”阶层的联姻，就是最佳例证。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刻都主导着传统中国士族之间的婚姻。

隋唐之际，由于门阀风气盛行，士族在选择亲家时大都讲求“门当户对”。宋代史家郑樵对此作出简单的总结：“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卷二十五）。然而到了宋代，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门阀不再是婚姻唯一的考虑因素，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士人家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现实考虑。

宋真宗的名相王旦，主张“婚姻不以门阀”。他的首名女婿韩亿并非出自名门望族，但其进士出身却或多或少反映了韩亿的潜质。事实证明王旦的确独具慧眼，韩亿及后官至参知政事，而韩的众子孙在北宋中后期大都身居高位，显赫一时，如他的儿子韩绛和韩缜分别是神宗和哲宗的宰相。王旦的第二名亲家是苏易简，苏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高中进士状元，与王旦同榜同年及第，官至参知政事，深得太宗信任。王旦的第三名女婿范令孙是后周宋初名臣范质的孙儿。而他的第四位女婿吕公弼更是名门望族出身。吕家数代俱在北宋显赫一时，公弼的伯祖吕蒙正及其父吕夷简分别于太宗及仁宗时拜相，而其弟吕公着则于哲宗初年拜相，在司马光去世后成为旧党的代表人物。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察觉到王旦不但注重女婿的才华与潜质，亦考虑到准亲家的政治社会地位。前者可算是王旦为其家族所作的长线投资，若然其女婿将来飞黄腾达，则其女儿及外孙便能长享富贵。从韩亿和吕公弼在北宋中后期的举足轻重地位，可以推断王旦当年“选婿”的投资是何等明智。与女婿的潜质相比，准亲家的政治社会地位对王氏一族的影响相对上更直接。与苏氏、吕氏和范氏这些在太祖和太宗时声势显赫的大族联姻，无疑是为王氏一族增设了多层政治上的保护网，亦间接保障了王旦及其子孙的政治前途。王旦能在丁谓、王钦若等“五鬼”胁迫下仍能担任真宗宰相达十八年之久，与其背后政治势力庞大的“亲家联盟”不无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北宋的士大夫们在选择姻亲时还会算及经济上的利益。蔡襄的《福州五戒》便提到“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但是这种贪图准亲家之财富的观念却为广大的士大夫所非议。司马光在其《温公书仪》中便规定其子孙“勿茍慕其富贵”（卷三“婚仪”）而南宋士人袁采也在《袁氏世范》中告诫其子孙：“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卷上）然而从士大夫们所作的禁约中，可知这种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婚姻正逐渐在上流社会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