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古代貪官污吏如何稅外加徵?

202106phn036_01
《貪官見辱》,《點石齋畫報》插畫,1884年申報館編印(圖片提供:公元傳播/FOTOE)
202106phn036_01

中國古代編戶齊民納稅應役的實際負擔,固然與國家的稅收政策、稅法規定等直接相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與地方的稅吏和鄉官的稅務行為有關。綜觀中國古代稅收史,儘管不少王朝作過整飭吏治的努力,也曾取得一定的效果,史籍留存不少清官廉吏減輕百姓實際賦稅負擔的記載。但是,根據朝野的議論來看,稅政中的吏治腐敗是更為普遍的現象。史籍記載和民間傳說更多的,是關於貪官污吏「有法不依」、「法外加徵」的禍害。尤其是政局比較混亂,中央財政嚴重困難的歷史時期,如分裂割據的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往往也是貪官污吏恣意妄為、稅政特別紊亂時期,地方官吏的法外加徵無所顧忌。

 

例如,五代的後晉,宋州節度使趙在禮貪殘不法。百姓聽說他要改任別處,奔走相告:「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趙在禮得知後,請朝廷讓他再留任一年,然後下令以「拔釘錢」為名,向當州百姓每人徵收一千文錢,「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樸。」吳國的廬江刺史張崇苛徵無度。有一次,他奉命去朝見吳王,州民以為他不會再回來了,相互慶賀說:「渠伊必不復來矣。」「渠伊」是方言「他」的意思。張崇回州之後,就向州民徵收「渠伊錢」。後來張氏再次入朝,州民希望他離州不回,但不敢明言,只是相互捋須示賀。張氏回州後又向州民強徵「捋須錢」。真是欲加之稅,何患無辭!

202106phn037_01
五代‧後晉天福元寶銅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佚名/FOTOE)
202106phn037_01

再如,唐朝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實行兩稅法時,宣布:「今後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但是,由於方鎮割據勢力增強,中央集權趨於衰弱,地方官員的稅外加徵一直禁而不止。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行為,是地方官吏於兩稅之外加斂錢物,再假稱是地方經費的「羨餘」即結餘,進奉給皇帝,以求加恩。對此,白居易寫下《秦中吟‧重賦》加以揭露。詩歌寫道:「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202106phn038_01
白居易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海峰/FOTOE)
202106phn038_01

基層胥吏的稅外加徵,也是中國古代稅政的痼疾。中國古代的「履畝而稅」、隨戶派役,涉及數以百千萬計的人戶和錢物,稅務極為瑣細,官府必須依靠基層的鄉官里正和倉庫場院的胥吏,才能完成催稅到收稅等事務。鄉官、胥吏在官場的地位低微,卻可以利用操作稅務之便營私舞弊,加重納稅人的實際賦役負擔。北宋人歐陽修指出:「每歲科率一物,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薄,老繆之人,恣為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司馬光也指出,各地的倉場庫務之吏,「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明代為徵派賦役編造的《賦役黃冊》,每十年才重新編造一次。而民戶的田產、丁口幾乎年年有所增減。所以黃冊無法成為徵派賦役的真實依據。縣一級政府另有一種「糧冊」,用以記載當年納稅戶的姓名與應納稅數量,是徵收賦稅的真正依據,被明朝人稱為「實徵冊」。清朝人稱之為「實徵紅簿」。由於對民戶的田、丁變化,黃冊反映慢,實徵冊較及時,所以明朝人說:「黃冊死而實徵活。」明清兩代的縣官如果不依靠熟悉「糧冊」的「書辦」、「冊書」之類的胥吏,就難於履行徵收賦稅的主管職責。「書辦」、「冊書」也就成了世襲的一種職業,「糧冊」成為這些家庭父子相傳的文書,左右着當地納稅人的實際稅負。

 

「浮收勒折」也是基層胥吏稅外加徵的常用手法。清朝人說,「浮收勒折」、「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意思是說,「浮收勒折」沒有增加納稅人的名義稅額,國家財政沒有因此而增收,只是稅吏中飽私囊的稅外加徵。「浮收勒折」的手段在清朝之前就已經存在。例如,自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歷代王朝對計算稅物的度量衡都有官方標準。按規定,用量器概量稅糧時,斛面要推平,稱為平概。倉場不法官胥則是儘可能地堆高,以獲取額外稅糧中飽私囊。這種稅外加徵手法,五代十國稱為「增溢概量」,北宋叫做「高量斛面」、「多量斛面」、「尖量」等,在清朝叫做「淋尖」。採用這種手法,通常一斛可加徵五升,甚至有高達六七升的。至於歷代鄉官里胥利用經辦催驅賦役之機,對納稅人敲詐勒索,更是史不絕書。

 

歷代貪官污吏的稅外加徵手段不勝枚舉。如何遏止貪官污吏的法外加徵,治理稅收環境,一直是中國古代王朝未能有效處理的稅政難題,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作者:
上載日期:
2021年10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