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古代贪官污吏如何税外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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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见辱》,《点石斋画报》插画,1884年申报馆编印(图片提供:公元传播/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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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编户齐民纳税应役的实际负担,固然与国家的税收政策、税法规定等直接相关,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与地方的税吏和乡官的税务行为有关。综观中国古代税收史,尽管不少王朝作过整饬吏治的努力,也曾取得一定的效果,史籍留存不少清官廉吏减轻百姓实际赋税负担的记载。但是,根据朝野的议论来看,税政中的吏治腐败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更多的,是关于贪官污吏“有法不依”、“法外加征”的祸害。尤其是政局比较混乱,中央财政严重困难的历史时期,如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往往也是贪官污吏恣意妄为、税政特别紊乱时期,地方官吏的法外加征无所顾忌。

 

例如,五代的后晋,宋州节度使赵在礼贪残不法。百姓听说他要改任别处,奔走相告:“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得知后,请朝廷让他再留任一年,然后下令以“拔钉钱”为名,向当州百姓每人征收一千文钱,“公行督责,有不如约,则加之鞭朴。”吴国的庐江刺史张崇苛征无度。有一次,他奉命去朝见吴王,州民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相互庆贺说:“渠伊必不复来矣。”“渠伊”是方言“他”的意思。张崇回州之后,就向州民征收“渠伊钱”。后来张氏再次入朝,州民希望他离州不回,但不敢明言,只是相互捋须示贺。张氏回州后又向州民强征“捋须钱”。真是欲加之税,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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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晋天福元宝铜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佚名/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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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唐朝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时,宣布:“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但是,由于方镇割据势力增强,中央集权趋于衰弱,地方官员的税外加征一直禁而不止。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是地方官吏于两税之外加敛钱物,再假称是地方经费的“羡余”即结余,进奉给皇帝,以求加恩。对此,白居易写下《秦中吟‧重赋》加以揭露。诗歌写道:“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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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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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胥吏的税外加征,也是中国古代税政的痼疾。中国古代的“履亩而税”、随户派役,涉及数以百千万计的人户和钱物,税务极为琐细,官府必须依靠基层的乡官里正和仓库场院的胥吏,才能完成催税到收税等事务。乡官、胥吏在官场的地位低微,却可以利用操作税务之便营私舞弊,加重纳税人的实际赋役负担。北宋人欧阳修指出:“每岁科率一物,贪残之吏,先于百姓而刻薄,老缪之人,恣为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司马光也指出,各地的仓场库务之吏,“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明代为征派赋役编造的《赋役黄册》,每十年才重新编造一次。而民户的田产、丁口几乎年年有所增减。所以黄册无法成为征派赋役的真实依据。县一级政府另有一种“粮册”,用以记载当年纳税户的姓名与应纳税数量,是征收赋税的真正依据,被明朝人称为“实征册”。清朝人称之为“实征红簿”。由于对民户的田、丁变化,黄册反映慢,实征册较及时,所以明朝人说:“黄册死而实征活。”明清两代的县官如果不依靠熟悉“粮册”的“书办”、“册书”之类的胥吏,就难于履行征收赋税的主管职责。“书办”、“册书”也就成了世袭的一种职业,“粮册”成为这些家庭父子相传的文书,左右着当地纳税人的实际税负。

 

“浮收勒折”也是基层胥吏税外加征的常用手法。清朝人说,“浮收勒折”、“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意思是说,“浮收勒折”没有增加纳税人的名义税额,国家财政没有因此而增收,只是税吏中饱私囊的税外加征。“浮收勒折”的手段在清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历代王朝对计算税物的度量衡都有官方标准。按规定,用量器概量税粮时,斛面要推平,称为平概。仓场不法官胥则是尽可能地堆高,以获取额外税粮中饱私囊。这种税外加征手法,五代十国称为“增溢概量”,北宋叫做“高量斛面”、“多量斛面”、“尖量”等,在清朝叫做“淋尖”。采用这种手法,通常一斛可加征五升,甚至有高达六七升的。至于历代乡官里胥利用经办催驱赋役之机,对纳税人敲诈勒索,更是史不绝书。

 

历代贪官污吏的税外加征手段不胜枚举。如何遏止贪官污吏的法外加征,治理税收环境,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未能有效处理的税政难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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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1年10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