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國家為了應對修建工程、運輸官物、為軍事行動提供後勤保障，以及維持官營手工業機構生產、看守官方倉庫等方面的勞力需求，採取從編戶齊民中直接徵調勞力，或者向他們徵收代役金，再另外僱傭勞力這兩種不同的應對形式。

直接徵調勞力，在唐朝稱為「役其身」，就是被徵調的民丁要親身服役。從秦朝到隋朝的八百多年間，主要的力役調發形式是現役。民丁親身赴役，且不論每次服役實際時間的長短，單單路途往返的耗時耗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額外負擔。另外，如果每個民丁都遵照規定，按時從家中抵達指定地點（如京都）待命，官府不免會出現無役可派或勞力過剩等浪費人力資源的情況。所以，徵調現役方式於國於民都有弊病。

從秦漢以來，官府有時也徵收代役金。如果無役可興，代役金就歸國家財政統一調配。因此，總體而言，以徵收代役金取代現役徵調，既有利於增加國家財力的統籌安排，也有利於減輕民眾的現役負擔。這成為中國古代力役制度的一種演變趨勢。

正役代役金的徵收對象起初是計丁。例如，西漢「更賦」，就是向每年要承擔戍邊3日義務的成年男子徵收的。隋朝則向50歲以上的丁男徵收「庸」作為代役金，稱為「免役輸庸」。唐朝前期的「庸」制則把可以交納代役金的對象擴大到所有丁男。按當時的規定，每個丁男一年要無償服役20天。如果沒有被調發去服役，要按1天3尺絹的標準交納 「庸」。唐朝法令稱為「無事則收其庸」。唐德宗建中元年實行兩稅法時，把「庸」和「租調」一起歸併入兩稅。隨着五代時期兩稅正式變為單一的田畝稅，正役代役金就歸入了田畝稅。

在中國古代，具有特殊技藝和熟練技能的工匠是比較稀缺的人力資源，他們長期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從先秦到秦漢，在官手工業機構勞作的各種工匠，發明了許多高超的生產工藝，製造了許多精品。當時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低下，為官府的勞作也不是無償的。魏晉時期，工匠的社會地位才明顯變得低賤。政府在戶籍制度專門設置「匠籍」，以加強對他們的人身控制和使役。長沙走馬樓發現的三國吳簡中有一批登記專業工匠的「師佐籍」簡，從中可以推知孫吳政權控制並徵發具有一技之長的工匠服役的一些情況。

唐朝前期工匠的社會地位已經等同平民。按唐朝《賦役令》規定，成年的丁匠和普通丁男一樣，一年要無償服役20天。如果超期服役，可以根據超期天數酌情減免租調，但一年服役最多不能超過50天。同時唐朝實行每日交絹3尺的「無事則收其庸」制度。不過，為了保證製造宮廷和朝廷器物，以及朝廷土木工程修建的特殊工匠有穩定的來源，唐朝前期也設置匠籍。入籍對象是諸州工匠中的「材力強壯、技能工巧者」，並規定「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這就賦予這部分匠戶世襲的身份。

宋代官府對工匠的役使，分為「和僱」和「差僱」兩種方式。「僱」就是僱傭，官府為此要支付一定的報酬。但是，「和僱」的「和」指「兩和商量」，強調其自願性；「差僱」的「差」指派遣，強調其強制性。元代官府「拘刷人戶民匠」數十萬戶，列入匠籍，強制地加以役使。明代列入匠籍的工匠也有數十萬戶，他們被分為輪流赴京服役的「輪班匠」、在中央官府長期服役的「住坐匠」和在地方官府應役的「存留匠」三大類。輪班匠有二十幾萬人，他們散居各地，按照瓦匠、鐵匠、竹匠、油漆匠、木匠、土工匠、熟銅匠、筆匠、織匠、裁縫匠、石匠、刊字匠、木桶匠、銀匠等不同的行業，分成1到5年服役一次的不同班次，輪流赴京城待命服役。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朝允許輪班匠交納「班匠銀」代役，不必親身赴役。順治二年（1645年），清朝下令「各省俱除匠籍」，讓匠戶編入民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之後，各地陸續將應徵收的匠銀總額，分攤到當地按畝計徵的地丁銀之中。這標誌着中國古代匠籍制度和匠役的徹底廢除，匠戶這一社會等級也從此消失了。

從唐朝開始，力役被分為國家統一調發的正役和主要為應付地方官府勞役需求的「雜徭」兩大類。唐朝兩稅法實行之後，按戶徵調的「雜徭」繼續存在。宋朝則以「職役」的形式出現。王安石變法的徵收免役錢、助役錢，明朝實行的一條鞭法，都是將地方性的力役徵調轉換為徵收代役金的著名變革。最後，經過清朝雍正年間的「攤丁入地」，中國古代的力役徵調形式完全實現徵收代役金，並且歸併入田賦。

總括而言，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賦役制度的稅、賦、役三元結構，以兩稅法改革為契機，以「攤丁入地」為標誌，最終變為田賦單一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