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賦役制度都是國家憑藉政治權力，參與社會產物和勞動力配置的一種特殊的分配關係。它的產生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社會剩餘產物，就是有可供分配的對象；二是國家權力的存在，就是誰有權作這種分配；三是有公共需求，就是有這種分配的目的。後兩者是賦役制度區別於其他一般分配關係的特殊之處。

在漫長的史前社會，人類使用石器、木器為工具，依賴採集植物和打獵獲得食物，所得極端匱乏。人們為維持生存，只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為數不多的勞動所得，不可能有剩餘物資。後來，隨着原始種植業、畜牧業和手工業極其緩慢的發展，社會產物才慢慢地有所剩餘。同時，人類的社會組織也在緩慢地發展。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逐漸成為社會基層組織單位，階級分化初見萌芽，先後出現氏族、農村公社、部落、部落聯盟等集體的社會組織，公共權力初步形成，公共事務需求也隨之出現。這時產生賦稅的三個基本條件才齊備。

根據中國民族學的調查資料，雲南省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仍處於農村公社的發展階段。他們為了應付村寨公共事務，如祭祀、防禦外敵等開支，採取兩種收入形式：一是由各個家庭自由地貢獻物品，二是各戶出勞力義務耕種一片荒地，收穫歸村寨公有，並以後者為穩定的主要收入來源。貢獻和共耕公田，就是中國古代稅收的兩種雛形。

人類社會的早期國家通常由部落聯盟發展而來。根據傳說和古籍記載，大約存在於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十七世紀的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權，創立者是以治水著稱的大禹。國家產生意味着公共權力進一步發展。為滿足更多的公共需求，如興修水利、城堡和道路等公共工程，救災及國防等，國家就必須籌集經常性的經費。具有強制、無償及固定這三個基本特徵的國家賦役制度便應運而生。所以，賦役是「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

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寫道：「自虞、夏時，貢賦始備矣。」意思是說，在夏朝建立前後，中國古代稅收制度逐漸形成。《尚書‧禹貢》稱：「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說的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後，把中國大地劃分為九個州，根據各州不同的地力和產物，規定了不同的貢賦物種。《禹貢》所說的「任土作貢」和「厎慎財賦」，都是指稅收制度。從上述可知，無論是共耕公田，還是「任土作貢」，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產生與土地制度密切相關。這是因為農業一直是中國古代最主要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在中國古代，由於君王、皇帝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徵，古人便把所交納的稅收稱為「王賦」、「納皇糧」，把所承擔的力役稱為「王役」、「應皇差」。這些其實是把納稅應役和國家聯繫起來的通俗說法。中國古代的君王為賦予自己手中權力的正當性，大力宣揚「君權神授」，自命為「天子」，自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推行以皇權為核心的專制統治。他們把徵調賦役看作「孤家」、「寡人」的特權，經常隨心所欲地予取予奪。因此，從春秋戰國以來，賦役苛重對人們的禍害，就被孔子稱為「猛於虎」，被唐人柳宗元在《捕蛇者說》諷喻為「毒於蛇」。平民百姓往往感受不到納稅應役給自己帶來的好處。所以，今人或把中國古代的賦役徵調統統斥責為統治者的「剝削」行為，並非沒有歷史事實根據。

不過，把古代「稅收」等同於「剝削」，這畢竟是義憤之辭，經不起冷靜的理性推敲。事實上，雖然古代納稅應役對於納稅者個人來說是無償及強制的，但是，由於古代國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履行維護公共安全、修建公共工程、救治重大自然災害、國防等公共職能，從總體上看，納稅應役對納稅人還是有所回報的。如果以「剝削」一語全盤否定古代國家徵稅調役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就會割斷古代國家稅收與近現代國家稅收之間的歷史脈絡，從而無法解釋近現代國家徵收稅收的正當和必要。

從中國古代賦役制度起源與國家的關係來看，依法納稅都是古往今來編戶齊民應該履行的義務。「不知有漢，遑論魏晉」，可以逃避賦役負擔的「桃花源」，只是陶淵明生花妙筆的虛構和嚮往；唐代詩人杜荀鶴「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的詩句，才是對現實生活場景的真實描繪。我們回顧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及其實施情況，一方面要總結和發揚有利於調控納稅人合理負擔程度的制度文明，另一方面也要揭示產生苛重賦役的原因和後果，從中吸取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