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赋役制度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物和劳动力配置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它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社会剩余产物，就是有可供分配的对象；二是国家权力的存在，就是谁有权作这种分配；三是有公共需求，就是有这种分配的目的。后两者是赋役制度区别于其他一般分配关系的特殊之处。

在漫长的史前社会，人类使用石器、木器为工具，依赖采集植物和打猎获得食物，所得极端匮乏。人们为维持生存，只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为数不多的劳动所得，不可能有剩余物资。后来，随着原始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极其缓慢的发展，社会产物才慢慢地有所剩余。同时，人类的社会组织也在缓慢地发展。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逐渐成为社会基层组织单位，阶级分化初见萌芽，先后出现氏族、农村公社、部落、部落联盟等集体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初步形成，公共事务需求也随之出现。这时产生赋税的三个基本条件才齐备。

根据中国民族学的调查资料，云南省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仍处于农村公社的发展阶段。他们为了应付村寨公共事务，如祭祀、防御外敌等开支，采取两种收入形式：一是由各个家庭自由地贡献物品，二是各户出劳力义务耕种一片荒地，收获归村寨公有，并以后者为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贡献和共耕公田，就是中国古代税收的两种雏形。

人类社会的早期国家通常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根据传说和古籍记载，大约存在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创立者是以治水著称的大禹。国家产生意味着公共权力进一步发展。为满足更多的公共需求，如兴修水利、城堡和道路等公共工程，救灾及国防等，国家就必须筹集经常性的经费。具有强制、无偿及固定这三个基本特征的国家赋役制度便应运而生。所以，赋役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写道：“自虞、夏时，贡赋始备矣。”意思是说，在夏朝建立前后，中国古代税收制度逐渐形成。《尚书‧禹贡》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说的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把中国大地划分为九个州，根据各州不同的地力和产物，规定了不同的贡赋物种。《禹贡》所说的“任土作贡”和“厎慎财赋”，都是指税收制度。从上述可知，无论是共耕公田，还是“任土作贡”，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产生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农业一直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古代，由于君王、皇帝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古人便把所交纳的税收称为“王赋”、“纳皇粮”，把所承担的力役称为“王役”、“应皇差”。这些其实是把纳税应役和国家联系起来的通俗说法。中国古代的君王为赋予自己手中权力的正当性，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自命为“天子”，自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推行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他们把徵调赋役看作“孤家”、“寡人”的特权，经常随心所欲地予取予夺。因此，从春秋战国以来，赋役苛重对人们的祸害，就被孔子称为“猛于虎”，被唐人柳宗元在《捕蛇者说》讽喻为“毒于蛇”。平民百姓往往感受不到纳税应役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所以，今人或把中国古代的赋役徵调统统斥责为统治者的“剥削”行为，并非没有历史事实根据。

不过，把古代“税收”等同于“剥削”，这毕竟是义愤之辞，经不起冷静的理性推敲。事实上，虽然古代纳税应役对于纳税者个人来说是无偿及强制的，但是，由于古代国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履行维护公共安全、修建公共工程、救治重大自然灾害、国防等公共职能，从总体上看，纳税应役对纳税人还是有所回报的。如果以“剥削”一语全盘否定古代国家征税调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就会割断古代国家税收与近现代国家税收之间的历史脉络，从而无法解释近现代国家征收税收的正当和必要。

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起源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依法纳税都是古往今来编户齐民应该履行的义务。“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可以逃避赋役负担的“桃花源”，只是陶渊明生花妙笔的虚构和向往；唐代诗人杜荀鹤“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诗句，才是对现实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我们回顾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及其实施情况，一方面要总结和发扬有利于调控纳税人合理负担程度的制度文明，另一方面也要揭示产生苛重赋役的原因和后果，从中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