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教育及科技如何在徽州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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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下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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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

秦漢以後,隨着中原士族遷入並帶來儒家文化,徽州文風漸開。到唐代,這裏不僅有了很多私塾和學館,而且已有官辦的州學和縣學。此後,歷經宋、元、明、清,州(府)有州(府)學、縣有縣學;民間的村塾、家塾、義塾、學館更日漸增多,而且出現了既有官辦更多是民辦的書院。南宋至明,由於朱熹的學說和其教育思想的影響,加上徽州人畢升發明活字印刷,徽商大力贊助教育事業,使徽州的教育事業有長足的發展。在清代,戴震求真求是的學術思想影響,教育事業又出現了繼宋、明教育高潮之後的第二個高潮。官學、私塾、學館、書院等在推進學術研究與培養人才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僅就科舉中第而言,歙縣在明、清兩代考中進士的有623人,為安徽全省之冠;清代,僅休寧一縣考中狀元13人,冠於全國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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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縣斗山街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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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來,徽州名滿天下的傑出人物也不斷出現。如學者朱熹、戴震等;政治家許國、曹振鏞等;軍事家胡宗憲等。從1900年,歙縣設立第一所新式學堂開始,徽州的教育事業步入「行新學」時代,更出現了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與「小先生制」的掃盲運動。從朱熹、戴震直到陶行知,徽州教育歷來貫穿了一種基本精神:講求經世致用,務真務實;講求愛國愛鄉、仁民愛物;講求先學做人,立德敦品;講求生活上知足,學問上知不足;講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講求活到老學到老。

 

徽州科技

從宋代開始,特別是在明、清時期,中國長期領先於西方的科技變得逐漸落後於西方,而徽州的科技發展卻異樣地趨於鼎盛,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科技專家和大量的科技成果。宋代羅願在地學、方志學方面的研究成就;明代潘之恒等在山水志編著方面的成就;明代程大位、清代戴震、汪萊、江永等在數學、天文、曆法方面的研究成就;吳魯衡一家在羅盤(指南針)製造方面的成就;鄭復光在物理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和中國第一部幻燈機與望遠鏡的製造,特別是其中有些人已開始吸收了西方的科技成果,作了中西融合的嘗試。這無不對中國科技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徽商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如鄭天鎖、阮弼等還開始將徽州的科技成就應用於開礦開工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作出貢獻。戴震為便於山區農民吸水灌田,還曾變通古法,製作蠃旋車和自轉車,這無疑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只是由於清代後期整個衰頹的政治大形勢,使得徽商逐漸衰落,徽州的科技失去可靠的經濟基礎,加上徽州科技偏重實用,未能形成足以指導後人進一步研究與實踐的理論體系,因而也隨着徽商的衰落而末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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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寧萬安的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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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醫學

新安醫學肇興於宋,鼎盛於明清。新安醫學界一直善於吸收自古以來各醫家之長,到了明代,更融合金元時期幾派醫學的主張,提出自己一套的醫療學說,形成以汪機為主要代表的「新安醫派」。他們特別強調固本培元,重視脾胃、肝腎和氣血的調養,用藥平正中和;他們重視理論探討與經驗積累,著作極多;他們精研醫術而且極重醫德,常對貧窮病人贈醫施藥。從宋代至清末,徽州著名醫生達522人,有214人撰寫與翻刻了425部醫學著作。南宋張杲的《醫說》、明代汪機的《石山醫案》等都曾傳至朝鮮、日本等國,甚受醫學界重視。中國第一個醫學團體是徽州人創立的,這就是明代祁門人徐春甫於明隆慶三年(1568年)在北京發起組織「一體堂宅仁醫會」,會員46人,其中皖南的名醫有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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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醫學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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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刻書與藏書

繁榮的徽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發達的徽州刻書業與豐富的圖書收藏。徽州的刻書業開始於唐代中期。宋代,全國共有七大私人刻書家,徽州黟縣的汪綱就是其中之一。宋末婺源的鮑宜翁已廣刻圖書。元代,書院刻書成風。明代,特別是萬曆年間,刻書業更趨鼎盛,明正統至萬曆年間,歙縣仇村黃氏一家就曾刻書達六十多種。萬曆至崇禎年間,徽州刻書業之多冠於全國。清代,儘管有文字獄的影響,徽州刻書業仍在發展,但已側重於志書與宗族譜牒的刻印,且大都出於家刻。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機器印刷業傳入,但處於山區的徽州仍盛行雕板刻書,直至近代。徽州的刻書由於刊刻精良,校勘仔細,配以大量插圖,創製了「餖版」和「拱花」,進行多色套印,又創造了一種橫線細而豎線粗的所謂仿宋字,這些對推進中國書籍印刷事業以至版畫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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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餖版」和「拱花」

餖版,取餖丁之意。餖丁是指幾種拼在器皿裏供陳設的食品。餖版方法是根據畫稿的顏色和同一顏色深淺濃淡的不同,依次設計出相應的版塊,然後用透明紙蒙上畫稿描摹下來,再反貼在木版上,類似於今天刻印章一樣,依所描摹,持刀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拱花是把印紙放在凹凸兩塊版之間,通過嵌合的辦法使紙拱起花紋,或將雕版直接壓印在紙上,使紙凸出花紋。這種方法刻印出來的圖案頗有立體感。拱花常與餖版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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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四十一年黃應光刻古本《西廂記》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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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一直愛好藏書,南唐休寧人查文徽曾手寫經史數百卷收藏在家。宋代歙縣吳豫、休寧宋松年、績溪胡仔、黟縣汪綱等都曾建有藏書樓閣收藏大量圖書。元至清,徽州藏書家日益增多。其中明代歙縣人程敏政被稱為明代藏書最豐富的藏書家,清代祁門人馬曰琯、曰璐兄弟藏書為大江南北之冠,其後人曾向四庫全書館獻出藏書776種,為全國獻書最多者。績溪胡培翬,更曾於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創建了一個名叫「世澤樓」的胡氏宗族的公共圖書館。藏書與刻書常緊密聯繫在一起,如程敏政之所以能輯刻《新安文獻志》,就因他的藏書中有大量新安文獻。藏書又與治學關係極其密切,如清初歙縣汪梧鳳家藏書極多,就常成為樸學家江永、戴震、程瑤田等切磋學問的場所。徽州在明、清時代,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也一定因為徽州刻書多藏書多,買書借書都較方便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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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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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獻與檔案

徽州文獻包括徽州方志、徽人著述、徽州譜牒等典籍,還包括有關徽州的公私函件、各類契約、各類書面憑據等的所謂徽州文書。徽州文獻種類多,數量大,涉及面廣,歷時長,地域特色濃厚,而且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四庫全書》所收3,441種書中,徽州人的著作有152種,加上「存目」所收的189種,共達341種。這還不包括乾隆中葉以後的徽州傑出學者,如從戴震至許承堯等人的著作。徽州歷史檔案產生於民間、收藏於民間,以真實反映平民百姓具體生活為基本內容。由於徽州是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的典型地域,徽州已發現的30萬件歷史檔案,論時間跨度長達千年,論涉及範圍包括經濟、政治、文教、社會各個方面,因此對於研究中國的封建社會無疑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也因為這批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徽州學這一門學科才得以形成。這些歷史檔案同時也為徽州當前的種種建設提供了資料與借鑑,如改造屯溪老街、開發新安江等,就曾參考與利用這些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大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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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藉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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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學術

徽州文化中的學術層面主要包括新安理學與徽派樸學。新安理學與徽派樸學正是徽州文化的靈魂。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刻有新安理學與徽派樸學的印記,甚至可以說,正是有了新安理學與徽派樸學,徽州文化才形成如此這般的面貌與神采。人們過分着眼於理學與樸學的對立因素,其實更應該關注理學與樸學的一脈相通、互濟互補、互相輝映之處。例如理學大師朱熹主張以理克欲,但他並不否定人們正常的慾望。樸學大師戴震反對以理殺人,主張「遂民之欲」,但他也認為遂欲不能違反仁義禮智。徽州學人實際上最終都是持平和之論的,都是符合儒家「道中庸」而「致中和」,以達「極高明」這一種主流思想。而這種思想也正是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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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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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
202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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