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教育及科技如何在徽州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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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下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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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

秦汉以后,随着中原士族迁入并带来儒家文化,徽州文风渐开。到唐代,这里不仅有了很多私塾和学馆,而且已有官办的州学和县学。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州(府)有州(府)学、县有县学;民间的村塾、家塾、义塾、学馆更日渐增多,而且出现了既有官办更多是民办的书院。南宋至明,由于朱熹的学说和其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上徽州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徽商大力赞助教育事业,使徽州的教育事业有长足的发展。在清代,戴震求真求是的学术思想影响,教育事业又出现了继宋、明教育高潮之后的第二个高潮。官学、私塾、学馆、书院等在推进学术研究与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仅就科举中第而言,歙县在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有623人,为安徽全省之冠;清代,仅休宁一县考中状元13人,冠于全国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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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斗山街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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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徽州名满天下的杰出人物也不断出现。如学者朱熹、戴震等;政治家许国、曹振镛等;军事家胡宗宪等。从1900年,歙县设立第一所新式学堂开始,徽州的教育事业步入“行新学”时代,更出现了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与“小先生制”的扫盲运动。从朱熹、戴震直到陶行知,徽州教育历来贯穿了一种基本精神:讲求经世致用,务真务实;讲求爱国爱乡、仁民爱物;讲求先学做人,立德敦品;讲求生活上知足,学问上知不足;讲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讲求活到老学到老。

 

徽州科技

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的科技变得逐渐落后于西方,而徽州的科技发展却异样地趋于鼎盛,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科技专家和大量的科技成果。宋代罗愿在地学、方志学方面的研究成就;明代潘之恒等在山水志编著方面的成就;明代程大位、清代戴震、汪莱、江永等在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就;吴鲁衡一家在罗盘(指南针)制造方面的成就;郑复光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中国第一部幻灯机与望远镜的制造,特别是其中有些人已开始吸收了西方的科技成果,作了中西融合的尝试。这无不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徽商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郑天锁、阮弼等还开始将徽州的科技成就应用于开矿开工厂,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作出贡献。戴震为便于山区农民吸水灌田,还曾变通古法,制作蠃旋车和自转车,这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是由于清代后期整个衰颓的政治大形势,使得徽商逐渐衰落,徽州的科技失去可靠的经济基础,加上徽州科技偏重实用,未能形成足以指导后人进一步研究与实践的理论体系,因而也随着徽商的衰落而末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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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万安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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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肇兴于宋,鼎盛于明清。新安医学界一直善于吸收自古以来各医家之长,到了明代,更融合金元时期几派医学的主张,提出自己一套的医疗学说,形成以汪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安医派”。他们特别强调固本培元,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用药平正中和;他们重视理论探讨与经验积累,著作极多;他们精研医术而且极重医德,常对贫穷病人赠医施药。从宋代至清末,徽州著名医生达522人,有214人撰写与翻刻了425部医学著作。南宋张杲的《医说》、明代汪机的《石山医案》等都曾传至朝鲜、日本等国,甚受医学界重视。中国第一个医学团体是徽州人创立的,这就是明代祁门人徐春甫于明隆庆三年(1568年)在北京发起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会员46人,其中皖南的名医有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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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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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刻书与藏书

繁荣的徽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达的徽州刻书业与丰富的图书收藏。徽州的刻书业开始于唐代中期。宋代,全国共有七大私人刻书家,徽州黟县的汪纲就是其中之一。宋末婺源的鲍宜翁已广刻图书。元代,书院刻书成风。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刻书业更趋鼎盛,明正统至万历年间,歙县仇村黄氏一家就曾刻书达六十多种。万历至崇祯年间,徽州刻书业之多冠于全国。清代,尽管有文字狱的影响,徽州刻书业仍在发展,但已侧重于志书与宗族谱牒的刻印,且大都出于家刻。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机器印刷业传入,但处于山区的徽州仍盛行雕板刻书,直至近代。徽州的刻书由于刊刻精良,校勘仔细,配以大量插图,创制了“饾版”和“拱花”,进行多色套印,又创造了一种横线细而竖线粗的所谓仿宋字,这些对推进中国书籍印刷事业以至版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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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饾版”和“拱花”

饾版,取饾丁之意。饾丁是指几种拼在器皿里供陈设的食品。饾版方法是根据画稿的颜色和同一颜色深浅浓淡的不同,依次设计出相应的版块,然后用透明纸蒙上画稿描摹下来,再反贴在木版上,类似于今天刻印章一样,依所描摹,持刀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拱花是把印纸放在凹凸两块版之间,通过嵌合的办法使纸拱起花纹,或将雕版直接压印在纸上,使纸凸出花纹。这种方法刻印出来的图案颇有立体感。拱花常与饾版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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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一年黄应光刻古本《西厢记》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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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一直爱好藏书,南唐休宁人查文徽曾手写经史数百卷收藏在家。宋代歙县吴豫、休宁宋松年、绩溪胡仔、黟县汪纲等都曾建有藏书楼阁收藏大量图书。元至清,徽州藏书家日益增多。其中明代歙县人程敏政被称为明代藏书最丰富的藏书家,清代祁门人马曰琯、曰璐兄弟藏书为大江南北之冠,其后人曾向四库全书馆献出藏书776种,为全国献书最多者。绩溪胡培翚,更曾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创建了一个名叫“世泽楼”的胡氏宗族的公共图书馆。藏书与刻书常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程敏政之所以能辑刻《新安文献志》,就因他的藏书中有大量新安文献。藏书又与治学关系极其密切,如清初歙县汪梧凤家藏书极多,就常成为朴学家江永、戴震、程瑶田等切磋学问的场所。徽州在明、清时代,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也一定因为徽州刻书多藏书多,买书借书都较方便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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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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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献与档案

徽州文献包括徽州方志、徽人著述、徽州谱牒等典籍,还包括有关徽州的公私函件、各类契约、各类书面凭据等的所谓徽州文书。徽州文献种类多,数量大,涉及面广,历时长,地域特色浓厚,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所收3,441种书中,徽州人的著作有152种,加上“存目”所收的189种,共达341种。这还不包括乾隆中叶以后的徽州杰出学者,如从戴震至许承尧等人的著作。徽州历史档案产生于民间、收藏于民间,以真实反映平民百姓具体生活为基本内容。由于徽州是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的典型地域,徽州已发现的30万件历史档案,论时间跨度长达千年,论涉及范围包括经济、政治、文教、社会各个方面,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无疑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也因为这批历史档案的陆续出现,徽州学这一门学科才得以形成。这些历史档案同时也为徽州当前的种种建设提供了资料与借鉴,如改造屯溪老街、开发新安江等,就曾参考与利用这些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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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借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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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学术

徽州文化中的学术层面主要包括新安理学与徽派朴学。新安理学与徽派朴学正是徽州文化的灵魂。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刻有新安理学与徽派朴学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新安理学与徽派朴学,徽州文化才形成如此这般的面貌与神采。人们过分着眼于理学与朴学的对立因素,其实更应该关注理学与朴学的一脉相通、互济互补、互相辉映之处。例如理学大师朱熹主张以理克欲,但他并不否定人们正常的欲望。朴学大师戴震反对以理杀人,主张“遂民之欲”,但他也认为遂欲不能违反仁义礼智。徽州学人实际上最终都是持平和之论的,都是符合儒家“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一种主流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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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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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
202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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