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所說的建安時期通常從漢末黃巾起義算起，到三國鼎立時期魏明帝景初（公元237—240年）末年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時間。在漢末大動亂的時代，戰場上群雄並峙，逐鹿中原；文壇上俊才雲蒸，作家輩出。詩人們秉受時代的豪氣，繼承《詩經》、《楚辭》、漢樂府的優良傳統，反映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抒發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渾厚、剛健、質樸的風格和慷慨悲涼的情調，這就是後代所稱頌的「建安風骨」。

由於三國之中曹魏集團的文學成就最高，因此建安文學主要指曹魏文學。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憑藉其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圍。他們都有遠大的抱負，想依附曹氏集團為平定天下做一番事業。這就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文學史上所說的「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本人又是傑出的文學家。他不但開創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新局面，而且詩歌以沉雄剛健的氣勢成為建安文士的表率，散文以清峻通脫的風格開出崇尚通達的魏晉文風。曹丕詩歌風格清婉，感情真摯，更多地繼承了漢代文人詩的傳統。曹植一生因前後期的生活遭遇不同，作品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史稱他「骨氣奇高，辭采華茂」，體現了建安風骨的典型特徵。他是建安時期文學成就最高的詩賦作家，對五言文人詩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王粲、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六人都屬於曹魏集團。此外還有蔡琰、左延年等作家。他們都經歷了漢末戰亂，從事文學活動的時間主要在建安年間，作品具有共同的時代風貌，也有各自的特色。曹魏集團的政治需要改變了取士的標準，促進了建安學術思想的解放。並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這種觀念反映到文學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詩歌對人生永恒價值的共同追求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三曹和建安文人重視文章的價值，提倡壯思與文采並舉的文學創作觀。在辭賦方面，他們由漢代的大賦轉向抒情小賦，在文章方面，散文風格普遍轉向清新通脫，駢文也在此時形成。在詩歌方面，他們繼承漢樂府和東漢文人詩，進一步開拓了從軍詩、邊塞詩、遊覽詩和公宴詩等題材，尤其是反映時事類題材，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關懷現實的優良傳統。他們能運用四言詩、騷體詩等舊有的詩歌體裁而加以創新，並嘗試了各種新的體裁。中國最早的兩首完整的七言詩也在這時出現。五言詩則在建安時期更加成熟，形成了「五言騰踴」的局面。建安作家不但提高了詩賦的比興、音律、對偶、修辭等藝術技巧，將中國古典文學推上了一個新高峰。其「風骨」、「風力」更是成為後代詩歌革新的旗幟，在文學史上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