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因此紡織與文字之間有着密切關係。在已發現的甲骨文中，以「糸」為偏旁的字有一百多個。漢代《說文解字》以「系」為偏旁的字有二百六十七個，以「巾」為偏旁的字有七十五個，以「衣」為偏旁的字有一百二十多個。南北朝《玉篇》中收錄與「糸」相關的系、絲、素、索等七部共計四百餘字。而宋本《玉篇》中則收「糸」部計四百五十九字，「巾」部一百七十二字，「衣」部二百九十四字。至清代《康熙字典》中僅「糸」部就收有約八百三十字，又較宋代增加了數倍。

紡織生產是古代最重要的生產活動，與古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就有很多以紡織為題材的作品。例如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就有許多關於紡織的描述。唐宋詩詞，與紡織相關的句子更是不勝枚舉，唐代白居易、王建、元稹等，宋代蘇軾、辛棄疾等，都留下了一些紡織有關的詩篇或詞句。其中以白居易的《繚綾》詩最為精彩，詩人將繚綾之精美和織作之複雜，描述得淋漓盡致。明清時期，有些小說對紡織生產情況和紡織品的描述也非常細膩，如《醒世恒言》、《金瓶梅》和《紅樓夢》等書中有關當時紡織生產、貿易情況和織物品名的描述皆通篇可見。

古代紡織與禮儀的關係主要表現在服飾和色彩上。古代服飾是社會等級的象徵，其中以表現貴賤等級的十二章紋最重要。這組紋樣由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種圖案組成，幾乎彙集了中華民族全部的文化價值觀，如龍的神聖觀、粉米的生存觀，黼黻的政治觀等，它自西周開始出現，一直到清代，涵義始終一貫，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禮儀標誌。至於色彩，則以正色和間色的觀念來體現古代禮儀。古人以青、赤、黃、白、黑為五方正色，以綠、紅、碧、紫、騮黃為五方間色。正色為尊，間色為卑。不同等級和階層的人，在各種不同場合，衣服的顏色是有規定，否則會被視作僭越。

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亦是建立在男耕女織的基礎上，所以古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的觀念，這種觀念後來成為刻板的性別分工模式。在發掘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時，曾發現一有趣現象，即隨葬品中有紡輪的墓，一般還會有石刀、石磨盤和陶器，沒有石鏃；隨葬品中有石鏃的墓，還會有石斧、石和陶器，沒有紡輪。這一差異，顯然是由於墓主人性別不同所致，這反映了當時男子主要從事狩獵和農耕，女子主要從事家務和紡織的明確勞動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