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的好友杜甫在《酒中八仙歌》這樣描繪他的風采。在當時的才智之士看來，李白並不是一般的「神仙」，他是觸犯某個「天條」，被玉帝降謫到凡塵的「仙人」。天寶初年，李白被唐玄宗詔進長安，秘書監的長官、詩人賀知章一見到李白，就稱他為「謫仙人」，馬上摘下自己佩帶的金龜換酒共飲。

酒不僅造就了李白神仙般的人格，而且催生了美輪美奐的詩篇。酒是李白個性解放的催化劑，個性解放又是李白詩歌氣勢豪邁、意象恢宏的根本原因。李白的詩歌中還展示了他飲酒後的「神仙」姿態，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酒開啟了人的自然本性，泯滅人與人之間的界限。當他獨自飲酒時：「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自遣》）這種情景兩忘，自成天趣的境界不是普通人能達到的。

醉了的李白有時要與明月為伴，與自己的影子共舞；有時「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有時宣稱要「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台。」（《襄陽歌》）

蘇軾的詩詞歌賦為大家所熟悉。《水調歌頭》中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後赤壁賦》中的「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這些名句把蘇軾塑造成為一個酒徒。實際上蘇軾的酒量很小，他在《和陶〈飲酒〉二十首序》中說：「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這種飲酒是與唐代詩人們的豪飲、用大量的酒精以圖麻醉是不同的。

蘇軾嚮往的是品味酒中之趣，得到的是微醺的風味，正如他在《真一酒》中所形容的：「曉日着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面皮微紅、通身皆暖，漸入骨髓。但這還是淺層次的。蘇軾有詩云：「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他借助歷史上有關飲酒文化積澱激發的聯想，從而獲得飲酒趣味。有了這種聯想與追求，看他人喝酒也能得到飲酒之趣。他在《書東皋子傳後》中說：「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