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學貫中西，擅於借鑑西方的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學問，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辦過多種雜誌，對中國社會、政治、時局發表意見。由於他在知識界的領袖地位，他的言論往往產生重要影響。他參與多次重大學術思想與文化論爭，以其理性澄清人們思想上的許多困惑。隨着時間推移，他的思想的合理性愈來愈為更多人所理解。

在文學方面，除了提倡並實現了白話文學代替古文文學這一最大貢獻之外，胡適還有三個方面的貢獻：第一是他通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論短篇小說》等文章，較系統地提出了建設新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第二是他率先做白話詩的創作，為中國詩歌發展開闢了新途徑。第三是他用嚴格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文學史，他幾篇著名古典小說的考證文章，被認為是無人可及的典範之作。他的《白話文學史》，則是中國第一部完全用新觀念、新方法寫出的最平民化的新文學史。

胡適一生於學問上用力最多的，是在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方面。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人們往往批評胡適未能集中精力完成他的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著作，這誠然有些遺憾。但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及死後出版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之外，他還有多篇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論文，以及《戴東原的哲學》這樣一本專著。可以說，胡適關於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最具革命性的觀點，大部分已通過這些論文和專題著作表達出來了。

胡適自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歷史學實在是他學問的本行。哲學史與思想史是他最感興趣、也是成績最顯著的領域，但除此之外，胡適確實還有歷史學其他方面的建樹。他在大學教書時期，不但講授過中國和外國的哲學史、思想史，也曾講過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沒有留下相應的著作。就其用力之多、用心之專而言，傳記與學術史是最應受到注意的兩個方面。特別是前者，他一生提倡傳記文學，而且提出一系列新的觀念和方法，並作出了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