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还是无道暴君？这是大家至今争论不休的历史课题。一方面，他焚书坑儒、过度役使人民修建阿房宫及万里长城等大型土木工程，应当被视为暴君，事实上，司马迁在著述《史记‧始皇本纪》时，批评他 “恩寡情薄，心若虎狼” ；但另一方面，他结束了战国的分裂时代，实现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统一文字、度量衡，以及推行郡县制，构建了中国历朝的基本政治体制，应是千古一帝。那么，为何史家对他的评价如此负面呢？
 

秦始皇的过失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汉朝夺取天下后，为了令汉朝统治合法化，必须宣扬秦朝的政治过失。贾谊在《过秦论》中论证秦朝的种种过失，司马迁在《史记》也持此说。是故，我们在阅读《史记》时，应当注意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的立场。其二，始皇推崇法家，镇压儒者，被视为儒家大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历朝的正统思想。他焚书坑儒之举，自然成为世人批判的对象。然而，若仅从上述两个立场出发，则无法客观地全面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过。  

始皇最受非议之处，主要是焚书坑儒。他用焚书的办法钳制思想，应受到谴责。然而，他这样做，并非一时冲动。商鞅认为应该毁灭诗、书、礼、乐等书，而且确曾付诸实践。焚书乃秦国传统，商鞅变法时，秦国已有焚诗、书之举。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9年，下距秦始皇焚书147年。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不是在统一天下后，马上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焚书是在统一天下后第九年；坑儒是在统一天下后第十年。在此之前，始皇对于文化思想持开放态度。他召集的文学方术之士甚众，博士们在咸阳宫与丞相、御史大夫等重臣一起讨论政制问题。他巡行郡国时也有博士随行，对方术之士更是言听计从。然而，这些文学方术之士皆生于战国时代，始皇认为不切实际的古典文献，他们却认为应予保存，并指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于是，他们引经据典，批评秦朝的新政。他们不仅口头批判，还著书立说。虽然如此，始皇尚未下令焚书。直至博士淳于越倡言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封建时，始皇才下令焚书。至于坑儒，则是因为方士卢生不但欺骗秦始皇有长生不死之药，还大肆攻击他，这令秦始皇无法容忍。  

当然，秦始皇镇压异己，钳制思想的手段是相当残酷。在秦始皇看来，皇帝说是黑的就是黑，说是白的就是白，天下臣民不需要问为什么，只要绝对服从就行了，所以他要彻底消灭往昔的历史和民间的学术。他规定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他要杀掉一切敢聚在一起谈论儒家经典《诗》、《书》的人，凡是敢用古学非议时政的人，不但要杀掉，还要将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全部杀光，这就太过分了。  
 

秦亡之因 

始皇导致秦朝速亡，有两个原因值得深思：一是他创建新制度后，没有改进统治方法，以致人民无法适应制度变革；二是统一天下之后，国事更加纷繁复杂，他却未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首先，始皇统一天下后，有11年时间从事巩固统一的工作。他重视硬实力建设，却忽视软实力建设。他收天下兵器，铸造12金人，一方面可以防止六国遗民叛变，另一方面又可以表示天下以后再无战事。然而，民众虽盼望天下一统，共享太平，但被征服者的心理是相当复杂的。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到底杀了多少人，现已无法统计，但肯定是杀人如麻的。秦国大将白起挥师伊阙，击败韩魏联军，斩获首级24万；率军进攻魏国时，俘虏对方3员大将，斩首13万；战胜赵国大将贾偃后，将2万俘虏投入黄河；进攻韩国陉城，又斩首5万；与赵军决战于长平，将俘虏的40万人一律活埋。此役前后杀害赵军多达45万余人。秦始皇大开杀戒，对六国遗民造成严重伤害，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张良是韩国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国报仇。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的民谚，说明楚人对秦痛恨之深。项羽入关后大开杀戒，正是出于这种复仇心态。对知识分子而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是难以抹除的。  

秦始皇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建筑阿房宫和秦始皇陵就用了70万 囚犯，他又好大喜功，征讨四方，进攻匈奴征兵几十万，进攻百越和南戍又征兵数十万，修筑长城又动员几十万人。当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约有四五百万青壮，还能剩多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呢？不仅如此，壮丁每年要为朝廷服徭役一个月，称为 “更卒” ；一生要服兵役两年：在本郡或京城服役一年，称为 “为正一岁” ，还要去边疆防守一年，为 “屯戍一岁” 。名目繁多的负担压得百姓喘不过气。  
 

独裁好战招祸 

商鞅变法，废除贵族制，推行军功爵制，以 “爵禄” 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这种鼓励大家不要安于现状的机制，只适合处于列国争霸之时，用来富国强兵，招募人才，却不宜于治理统一后的国家。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回事。打江山相对简单，谁有本事破坏旧秩序，谁就上台执政；坐江山则不然。治天下要求维护现有秩序，而不是挑战现有秩序；要求安守本分，而不是破坏现状。因此，始皇欲安定天下，就要重塑新的社会价值观。  

嬴政即位后，一切以战争为中心，奖励军功，激励大家去建功立业。然而，统一天下后，人们的出路何在？他宣称要令天下太平兴盛，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与 “兴太平” 南辕北辙。他求神仙，炼丹药，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就是没有关心百姓疾苦，设法改善民生。  
 

始皇大权独揽，不愿放权，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裁决。他每天要批阅刻在竹简上的奏报，重达120斤，不处理完不休息。至于如何治理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他并没有提高自己的领导才能。总而言之，秦始皇不明白天下可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未能完成从秦国一国之主，到秦王朝天下之君的角色转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的失误都仅限于当时，而其功绩却是永垂千古的。故始皇可谓功在万世，罪在一时

1. 秦始皇有哪些成就 ? 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想想。
2. 上述成就所带来的影响，对当时及后世分别有哪些 ?
3. 秦始皇暴政不少，是否也是时势需要呢 ?
4. 秦始皇暴政对秦速亡有何关系呢 ?

有不少史家将秦始皇与汉武帝相提并论。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武帝穷奢极欲，刑罚严酷。他对内大兴宫室，对外征讨四夷（古代对中原周边各族之泛称），耗费巨大；他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故要横征暴敛，充实国库，致使百姓困穷，沦为盗贼者甚众，与秦始皇的本质相差无几。但秦朝灭亡，汉朝兴盛，因为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接受忠言直谏，厌恶别人蒙蔽他；他努力搜罗贤才，赏罚分明。武帝晚年能痛改前非，将皇太子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的原因所在。司马光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严吏政策 

武帝虽独尊儒术，亲近儒者，但并不委以重任，授予实权。他采取了秦朝重吏轻儒的政策。其实，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的。武帝起用儒生，只是为了粉饰太平，他所倚重的是力主严厉刻薄的酷吏，以儒术包装法家而已。他虽曾以儒家的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其实也是文法吏（通晓法令、执法严峻的官吏）。武帝时代的丞相，不过聊备一格，实权操于御史大夫之手。至于御史大夫之人选，多为法家，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表表者，他们大都精明干练，办严酷无情，他们治下的臣民往往因小过而获重罪。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严防叛乱，二是搜刮财富。  
 

武帝为了彻底控制全国，着手改订法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如 “见知法” 规定，若别人犯法，知情不报者，与犯者同罪。终至酷吏辈出，著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创下一日杀数百人的纪录，甚至有一次更毁灭千余家，自然难免株连无辜。至于武帝一朝，有几位丞相是获罪而死，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诛者，更不计其数，这是武帝晚年的一大失政。  
 

横征暴敛 

至于搜刮财富方面，更是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时，山东发生严重水灾，七十几万灾民饥寒交迫。武帝为了充实国库，采纳了桑弘羊和张汤的建议，向全国人民征收财产税，是为 “算缗” 。武帝颁布 “算缗令” ，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须缴纳120钱（名为一算）作为财产税，至于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4000钱缴纳120钱。  

“算缗令” 颁布后，富豪大都不愿主动申报，千方百计隐匿财产。于是，武帝在两年后颁布 “告缗令” ，鼓励举报。朝廷赏给举报者为没收财产的一半，结果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被举报。右内史义纵不愿落实 “告缗令” ，认为举报者俱为乱民，应予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死；大农令颜异也对告缗令不以为然，最终被扣上 “腹诽” （口里不说，心里不满）的罪名处死。  
 

为什么武帝要横征暴敛，导致民生日困，民怨沸腾？这主要是为讨伐匈奴而起。连续十几年与匈奴血战，动员几十万大军长途远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马就死了十几万匹，阵亡的将士多达数十万之众。抗击外敌侵扰，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似乎无可厚非，但边境威胁解除后，武帝仍然穷兵黩武，令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屡遭败绩，他曾派李陵和李广利北伐匈奴，皆全军覆没。由于过分虚耗国力，加上发生多次大旱、大雨雪、蝗灾和瘟疫，百姓饥馑，盗贼蜂起。元封四年（公元前107），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农民起义频生。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多不胜数。汉武帝派 “绣衣使者” （这些人身穿绣衣，是一支秘密警察）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难以根除。
 

痛定改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绣衣使者江充借追查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发动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杀，卫皇后也被赐死。武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变更，与民休息。在征和四年，他下 “轮台罪己诏” 说：朕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起，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全部停止。他断然驱逐为他求仙药而劳民伤财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申明此后停止征伐，减轻徭赋，与民休息。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发展生产。这样，农民暴动终告平息。  

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犯过种种过失，几乎将汉朝推向崩溃边缘，但武帝不是秦始皇，他没有重蹈秦亡的覆辙。他晚年能反思己过，发布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调整统治政策，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另外，他又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为后来的 “昭宣中兴” 创造了条件。武帝能因时制宜，勇于改过，这是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之处。我们应注意，汉朝是从秦朝手中夺取政权，亡秦的教训令人们印象深刻，这也是武帝能以亡秦为鉴戒，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  
 

1. 汉武帝如何开创盛世 ? 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想想。
2. 汉武帝有何过失 ? 
3. 但又如何及时改正，避免了重蹈秦速亡的覆辙 ?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乘唐朝政治日腐，防备松懈之机，联合契丹及突厥等民族所组成的15万大军，号称20万之师，以 “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 为借口，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唐， “安史之乱” 爆发。这场动乱为时达七年多，唐玄宗仓皇奔蜀，杨国忠被禁军所杀，杨贵妃被缢死。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唐朝走向毁灭之路。追根溯源，实因玄宗前期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励精图治，可惜后期则亲近奸邪，穷奢极侈，玩物丧志，终至乐极生悲，亲手葬送了自己开创的开元盛世。  
 

宠信李林甫 

玄宗统治由治向乱的转捩点，可说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罢黜了  “遇事无细大皆力争” 的宰相张九龄，宠信以善于阿谀奉迎的李林甫。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揣摩人心。他结交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又攀附得宠的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谋得宰相高位，与张九龄同列为相。李林甫为独揽朝政，买通宦官窥探玄宗的动静，让他能忖测上意，故每次奏事，总能令玄宗满意。他还百般排挤张九龄。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想起用立有军功的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妥。他认为宰相和尚书应由士大夫担任，而不该用边疆小吏，更不该用武夫。他说： “若用牛仙客任尚书，朝廷会蒙羞。” 玄宗很不高兴，默不作声。李林甫对玄宗说： “仙客是宰相之才，何止配当尚书！九龄书生，不识大体。” 后来张九龄仍坚持己见，玄宗勃然变色说： “难道什么事都由你说了算吗？”  
 

“马料论” 的由来 

是年秋天，玄宗巡幸洛阳后想赶回长安。张九龄认为时下正值秋收之季，此时动身会骚扰州县，影响农事，他劝玄宗等到入冬。李林甫得悉玄宗想尽快返回长安，就对玄宗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何必挑日子？玄宗大悦，认为李林甫善解人意。于是，张九龄被罢中书令职，李林甫取而代之。  

此后，李林甫专权长达19年。他为了闭塞天子耳目，便训诫谏官说： “现在明主在上，大家顺着来就是了，用不着乱嚼舌头。诸君都见过仪仗队里的马吧，吃着三品料（精美的饲料，其值与三品官俸相等），可一旦嘶叫，就会被赶走，后悔也来不及了！” 自此，朝廷臣僚皆明哲保身，玄宗再也听不到忠言直谏。 “马料论” 还被许多人当作官场箴言。  
 

重用蕃将守边 

更有什者，李林甫为了巩固权位，堵塞边将入相之路，他怂恿玄宗任命蕃将为边将。他对玄宗说： “以陛下雄才，国家富强，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若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要用武官，但武官不如胡将。胡将天生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精于骑射，长大后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若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李林甫的理由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实此举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因胡将不识汉字，无法擢升为宰相。玄宗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以安思顺代李林甫遥领安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使等职务，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为大将。安禄山统领三道精兵，14年不调迁，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李林甫死后，玄宗任杨国忠为宰相。国忠是市井无赖，不学无术，爱好赌博，酗酒好斗，在乡间名声甚差，为宗族所鄙视。由于他是杨贵妃的堂兄，又擅长逢迎，精于权术，凭借裙带关系拜相。他知道玄宗讲究享受，需要大量钱财，就大肆搜括民财供玄宗挥霍。他任宰相后，一身兼任四十余职，封魏国公，册拜司空。此人办事，全凭一己好恶，又广收贿赂，积布帛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 “我本出身寒微，全凭群带关系才飞黄腾达，将来的归宿并未可知，但终无好名声，不如纵情享乐。” 国忠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不会名垂青史，索性及时行乐，敛财弄权。玄宗让这样才智平庸，品质败坏的人执掌国政，自己却躲进深宫，纵情声色，国家岂能不乱？  

杨国忠谋得相位之初，曾勾结安禄山，共同诬陷李林甫生前谋反。后来，杨国忠不满受安禄山轻视，怀恨在心，又忌惮他手握重兵，会觊觎相位。于是，杨国忠屡次游说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安禄山认为，杨国忠是玄宗近臣，近水楼台，不断向皇帝进谗，自己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一怒之下便发兵造反。   
 

穷奢极侈宠贵妃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杨玉环正式被册封为贵妃。杨贵妃 “善歌舞，晓音律，成为玄宗知音。为了取悦贵妃，玄宗实在费尽心机。贵妃治装，宫内专为其织造锦绣的工匠就多达700人。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味道鲜美之极，但荔枝采摘以后，保鲜甚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色味俱失。玄宗为取悦贵妃，在每年夏天，特意派人赴四川运输荔枝，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成熟日期后，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至长安。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无数农产品，人马皆亡更是家常便饭。玄宗如此穷奢极侈，导致政风败坏，上行下效。李林甫、杨国忠带头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怨日深。 
 

谁要为唐代由盛转衰负上最大责任？玄宗责无旁贷！他晚年昏庸，信任包藏祸心的安禄山，让他统领三镇重兵。安禄山在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洞悉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又垂涎唐朝的繁荣富庶，于是萌生反叛之心。本来安禄山感激玄宗对自己恩宠亲厚，打算在玄宗死后才造反，但杨国忠一再相逼，安禄山遂马上举兵造反。可以说，玄宗晚年疏远忠良，信任奸邪，沉缅酒色，从明君变成昏君，最终安史之乱爆发，将开元盛世的光环打得粉碎，唐朝从此永无宁日。

1. 唐玄宗作为一国之君，做了哪些错事 ? 
2. 安史之乱是否可以避免发生 ? 
3. 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对安史之乱的出现有何关系 ? 

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权长达47年之久，对晚清政局影响起着关键作用。她曾发动两次政变，两次立皇储，可谓权倾天下。在她掌权期间，清廷为了回应列强的侵略，曾推行洋务运动及百日维新，但都以失败告终。对中国积弱不振，饱受列强侵略，慈禧身为最高统治者，应负最大责任。
 

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1年，咸丰病死，慈禧发动辛酉政变，铲除肃顺等8大臣，夺取最高权力。她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为了抵御列强侵略，她支持洋务运动，使清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 “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的核心是抵御侵略、奋发图强。为此，清廷就要 “师夷长技以制夷” ，练兵、制器，使中国也拥有坚船利炮。  

洋务运动使国家经济连续多年迅猛增长。制造局、机器局、招商局、织布局、通商银行等大批企业应运而生。政府也兴办新学堂，研习西方文明和编练装备洋枪洋炮的新军。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是不可能在三十多年内取得这些成就。然而，当时中国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代，慈禧缺乏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知识与视野。她在一些问题上的无知令人吃惊。  
 

慈禧的无知行为 

1872年，清廷决定向西方派遣公费留学生，在上海设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后赴美国。留学总人数为120人，分4批前往，每批30人，留学年限为15年，但保守派一直攻击这项政策。慈禧听说这些孩子都洋化了，有人还剪掉辫子；看见孔子牌位与官长，都不行叩头之礼。慈禧觉得无法接受，在1881年便下令召回所有留学生，不管他们学业是否完成。在这120名留美学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这批留美学生回国后，大都被分配到企业当工程师或外交方面的翻译官，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帮助不大。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终于有了自己修建的铁路。但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会破坏风水，会破坏位于遵化清东陵的风水；火车喷出来的黑烟会损害周围农田的庄稼。于是慈禧决定以驴马拖载车厢，时人称为 “马车铁路” ！广东著名买办、主持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设法补救，反覆奏明朝廷火车的好处。经过几个月后，火车才恢复行驶。  
 

挪用军费自享乐

慈禧生活奢侈，她将个人的享受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她不顾国防安危，贪图个人享乐而修建颐和园。据现存史料保守估计，修建颐和园的费用至少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而这些资金至少可以购买定远号级别的铁甲舰6艘。若然添加了6艘铁甲舰，北洋舰队无疑实力大增，可能会在甲午海战中战胜日本海军，故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与北洋海军的覆没，有密切关系。当然，慈禧为一己私利，牺牲国家利益，导致丧师失地，表明清朝的政治体制已经腐朽透顶。她的所作所为，是这种崩坏制度的产物，这正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诚如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对郭嵩焘所言： “（如果只是）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  

光绪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只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推行制度革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在慈禧默许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希望向列强学习，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旧制，以图振兴国势。然而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慈禧就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镇压维新派，戊戌维新就这样被扼杀了。当年9月4日，光绪罢斥了礼部六堂官后，慈禧及其亲信深感变法已严重危害自身的既得利益。当时有一位礼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书言事，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等不肯为其代奏。王照当面责难他们，说他们违背帝旨，于是闹得沸沸扬扬。光绪知道后，赫然震怒，欲借此事革退几个守旧大臣，树立自己的权威，将怀塔布等六堂官一齐革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不过，慈禧在变法之始宣示了光绪任免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征得她的同意，然而光绪擅自作主，这是对慈禧权力的挑战。更何况，打狗还得看主人，怀塔布的妻子常在颐和园侍候慈禧，甚得太后欢心。此事发生后，她向太后哭诉，说光绪将把满人都去除了。其实所革六堂官，包括满人和汉人，并无差别对待。  
 

9月13日，光绪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但慈禧断然拒绝。懋勤殿是干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原为专供皇帝读书之所。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以开设皇帝读书的懋勤殿为名义，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开懋勤殿，名为议政机构，实为决策机关。维新派会云集在光绪周围，成为枢臣，从而架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等于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核心，与慈禧分庭抗礼，这是慈禧绝对不能接受的。她怒斥光绪说： “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  
 

慈禧只重私利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发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图谋：要兵围颐和园，囚禁太后。慈禧感到变法不但损害自己的利益，甚至危及性命。她认为光绪勾结外人，谋害自己，实属大逆不道。她怒斥光绪说： “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如矣！” 震怒之下，乃发动戊戌政变。其实，光绪对康有为围园杀后的计划，并不知情。王照指出：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 ，可惜，慈禧是不会相信的。结果，她悍然扼杀维新运动，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变法措施几乎全部废止。中国就这样错失转弱为强的大好时机，清朝也难以振作，步向灭亡的深渊。  
 

总括而言，慈禧缺乏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知识和胸怀。她将自己的权势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若然变法损害她的权力，她宁愿牺牲国家的利益。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清廷无力维护国家主权，使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慈禧明白，若仍抱残守缺，不大力推行改革，除了清朝统治会崩溃，她也性命难保。在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大臣的力促下，慈禧决定推行新政。事实上，1901年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戊戌变法。如清末改官制，慈禧不但将以前各旧部院裁撤归并，还派人到外国考察各国行政，预备立宪。不仅如此，她还在1905年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走得比维新派远得多。换言之，法不是不能变，问题在于变法的主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慈禧来说，社会迟进步几年有何关系？只要权柄在握，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

1. 慈禧是否一位反对派代表人物呢 ? 凡改革必反 ?  
2. 洋务运动及百日维新本身有何内在问题 ?  
3. 洋务派及维新派的不足，是否才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因 ?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面人物，不但两岸三地编写的近代史对他口诛笔伐，就连风靡西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如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当中的袁世凯也是一个狡诈自私，独裁误国的坏人。世人已将袁视为 “窃国大盗” 。那么，袁世凯真的如此不堪吗？  
 

袁世凯向慈禧自首  

袁世凯长期遭受非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说他出卖了维新运动，导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这种说法来源已无法查证，然则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898年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带着伪造的密诏夜访袁世凯，要他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在9月20日回天津后，并没有向清廷告密。 9月21日，慈禧就发动了戊戌政变。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回报，太后要重新训政。当袁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消息后，以为事情已泄露。为了自保，袁就向荣禄报告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图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两书中，都有记载此事。其实，说袁告密是不准确的。在他向荣禄泄密前，慈禧早已发动政变。袁不是告密，而是自首。他是主张变法的，他的办法更切合实际，只是戊戌年没有给他实践的机会。  

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大力推动自治实验，在基层推动全民普选。他认为民智未开，通过地方自治，能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唤醒他们的权利意识。在他的治理下，直隶成了当时的 “模范省” 。
 

袁世凯的贡献 

辛亥革命发生后，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能推翻清政府。大部分人都赞成让袁逼迫清帝退位，然后让他做大总统。当时袁的声望是很高，可谓众望所归。美国传教士赫德兰（I.T.Headland）说，袁是 “为国家掌握航向” 的人；《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G. E. Morrison）则说，袁是 “中国的未来” 。在清末新政中，他的确是 “掌握航向” 的人。  

在政治方面，他一直认为 “君主立宪” 是中国当时唯一的选择， “民主共和” 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想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君主专制。袁世凯要当的皇帝是 “立宪皇帝” 。这个 “立宪皇帝” 的权力，是受到限制，与中国历代皇帝的无上皇权，是不可相提并论。他运用逼宫手段，结束了清朝在中国268年的统治，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国防方面，他是中国现代陆军的奠基者，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他用警察取代衙役维持社会治安，是很有功劳。八国联军之役后，列强不允许清廷在天津驻兵，袁就训练三千名警察进驻天津，维护了国家主权。在社会方面，他开创的北洋实业，对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和张之洞一起促成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并兴办大量新式学堂。  
 

“二十一条” 的来龙去脉 

骂袁是 “卖国贼” ，主要是说他为一己私利，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二十一条” 中，最苛刻的是第五号条款。第五号共七条，主要的内容是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要请日本人顾问；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局由双方合办；中国的武器，最少一半以上要用日本军械，或者中国开工厂制造军械，必须用日本材料，请日本技术人员。袁对此批示，第五号的七条根本不用讨论，坚决不同意。其他凡涉及中国主权，也一律抵制。袁一面与日本虚与逶迤，一面暗中寻求外力支持。时任袁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和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秘密通报谈判内容。 1915年2月15日，袁政府将拍照复制的 “二十一条” 全文英文译本，交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发表，公开日本的要求。 “二十一条” 曝光后，各国舆论哗然。列强政府纷纷向日本施压。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撤除 “二十一条” 中最苛刻的第五号要求。 5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在48小时内答覆，并威胁说日本军队已经蓄势待发， “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覆，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直拖到5月9号，离最后期限前一个小时，北洋政府才签了字。所谓二十一条，实际上真正接受的只有十几条，而且经过谈判，作了不少修改。当时日强中弱，袁惟有忍痛签字。袁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苦苦与日本周旋，终于删除了其中最苛刻的条件，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让位，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仍未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除了袁直接控制的北洋军阀外，中央政府徒有其名。袁担任总统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致力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让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听命于中央。袁要求各省都督不得兼任省长，将军政和民政分开，军队直属中央，但遭各省军阀抵制而流产。袁认为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无法使中国恢复中央集权制。袁毕竟是一个旧官僚，他的思想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 1908年，摄政王载沣以袁 “有足疾” 为名，发布一道上谕，强迫位高权重的袁世凯退休。在皇权体制下，袁也不能反抗，最后还得上奏谢恩，连夜出京，狼狈如丧家之犬。因此，袁认为自己若能黄袍加身，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袁认为要中国统一，除了君主制外，别无他途。袁称帝并非如人们想的那样，纯粹因为个人野心膨胀。其实，他这样做也有重振中央集权的意图。但是，袁误判了国内外的形势，终因称帝而身败名裂。
 

袁世凯失败之因 

袁之所以失败，有说是共和战胜了帝制，民主战胜了专制。但在袁称帝期间，没有出现民众大规模反袁的情况，所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本身就值得怀疑。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帝制，一夜之间没有了皇帝，民众反而不习惯。帝制已被推翻，共和又办不好，政潮迭起，乱象丛生。共和既无法解决问题，退回帝制又是死路一条，这正是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其实，这是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欲以君主制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失败。秦朝创建中央集权制度，全凭战争与暴力；要巩固中央集权，也离不开中央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官僚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后，各地军政府变成独立自治的地方诸侯，不再听命于中央。因此，在辛亥革命后，要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强大的武力是办不到的。袁于1916年称帝时，既没有兵力削平各省诸侯，又无法真正控制北洋诸将，所以袁根本无力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为什么蔡锷只凭三千士兵，就击败手握十万大军的袁世凯？若非北洋诸将如段祺瑞、冯国璋等抵制袁称帝，是根本办不到的。至于陆荣廷、唐继尧等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本来就与袁离心离德，只因师出无名，才迟迟没有兴兵反袁。待袁氏称帝，他们起兵讨袁，就名正言顺了。  

袁世凯由一个声望甚高的改革家，沦为千夫所指的 “窃国者” ，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假设袁不称帝，能在大总统任上统一全国，或提早死去，历史对他的评价就会正面得多。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1. 袁世凯做了哪些事，而被指窃国或背弃共和呢 ?  
2. 辛亥革命是否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 而令到袁世凯有机会独掌大权 ?  
3. 袁世凯治国能力如何 ?  

每个政权都要解决以下的基本问题：如何组织政权令统治者能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如何使施政畅顺，让天下安定？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分封制对中央皇权构成极大威胁，这制度的最大坏处是与国家大一统的需求背道而驰。当地方诸侯掌握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便会形成独立王国，跋扈难制，对中央产生离心力，轻则阳奉阴违，重则兴兵作乱，导致国家陷于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样的例子斑斑可考，例如西周、西汉、西晋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最佳佐证。  
 

西周分封诸侯令中央转弱

西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给皇室成员、贵族和功臣等划分领地，领地的领主称为诸侯。连同领地一起划分的，还有土地上的氏族部落成员、前朝遗民等。据说周初所封有75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40国。周朝的中央朝廷很弱，能够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资源很少。天子只直接管理首都附近的土地，将其余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松散，只有礼节性的拜访，并缴纳一些赋税，聊表心意。至于各国内部事务，天子一般是不过问的。理论上，天子是 “天下共主” ，开始还有些威望，后来就只是如供奉在庙堂上的菩萨而已。  

自从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周朝就没有打过什么胜仗。后来周天子不但未能制服诸侯，连自己的都城和性命都保不住。昭王三次南征荆楚，身死师丧；穆王西征犬戎，只获得4匹白狼和4只白鹿；申侯、缯子联合犬戎攻进镐京，杀死周幽王，导致王室东迁。可以说，西周实行分封制，犹如慢性自杀，导致中央愈来愈弱，诸侯愈来愈强。
 

西汉分封让封国坐大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分封了不少异姓诸侯王，以拉拢各地诸侯联合击楚。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家天下。他实行以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的混合模式。一些异姓王国封地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结果异姓王的国土加起来甚至比汉朝直接管辖的郡县还大，成为半独立王国。异姓王手握重兵，专制一方，虽名为汉臣，而汉之政令实不能通行于诸王国。在彻底打败项羽之后，刘邦决定剪除异姓王，先后消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人。刘邦又与藩王、功臣等订立白马之盟，规定只有刘姓宗室，才能分封诸侯王。在刘邦看来，如此天下就能永享太平。然而，这只是刘邦一厢情愿而已。刘邦一死，吕后就杀刘姓王，封吕姓子弟为王，幸好有周勃等人，以非刘姓为王， “天下共伐诛之” 为由，发动宫廷政变，诛灭吕氏家族，迎立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受封各地的刘姓诸王并不安分，小者违法乱纪，荒淫无度；大者图谋不轨，犯上作乱。惠帝、文帝、景帝时期，诸侯王叛乱层出不穷。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亲自率军攻打匈奴，济北王刘兴居乘机兴兵作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于是，文帝乘势废除济北国；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文帝死后，景帝继位，终于爆发了 “七国之乱” 。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同姓王，发动了一次大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曾在长安参加朝会，与汉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下棋时发生争执。由于刘贤态度相当恶劣，而且无礼耍赖，被刘启以棋盘击杀，自此双方结下血海深仇。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要削吴王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联合发动这场叛乱。

刘濞发兵20万，号称50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联络，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为名，举兵西向，进攻到河南东部。景帝惶恐，腰斩晁错，希望息事宁人，令刘濞退兵。但刘濞不但不退兵，还声言要夺取皇位，景帝才下定决心以武力平叛。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3个月，就击败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尽被废除。

景帝死后，武帝继位，要进一步削藩，主要有两招：一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 “推恩令” ，以推恩之名，为稀释政策披上仁孝的外衣，而行削藩之实。诸侯王嫡长子继嗣王位之外，其他兄弟也要推恩，均沾先王之福荫，即嗣王须让出一半的疆土和人民，分给其余兄弟。如此几代之后，王国不断变小，就会变成国将不国，消灭于无形；另一招是任用酷吏严惩违法的诸侯王，治其罪而废其国。例如淮南王、齐王、燕王，皆因过失而被取消封国。到汉武帝时，通过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此后，汉朝才最终完全承袭秦朝的郡县制。

西晋分封诸王变军阀

西晋是个短命而分裂的王朝。当初曹丕鉴于东汉亡于外戚专权、州牧割据，故他篡汉称帝后，严防太后临朝，取缔王子分封，不料这又使到曹魏皇室孤立无援，最终被司马家族篡位。晋武帝篡魏为帝后，大封宗室27王国，大国2万户，拥兵5000人；次国1万户，兵3000；小国5000户，兵1500百人。诸王要成为皇室的藩屏，因而可以在领地内维持强大的军备，在军事上独断专行。更有什者，武帝为了提高诸王的权力，将州郡长官指挥下的军队都裁撤了。如此一来，州刺史、郡太守都只是纯粹的文官而已，令诸王形同割据一方的军阀，最终导致八王之乱。晋武帝短视自私，分封宗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可谓自取灭亡。实践证明，分封制不但不能保卫皇室，反而导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这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在困难时能精诚团结，但到收获成果时却反目为仇。当持续了16年的 “八王之乱” 结束时，西晋已经濒临覆灭。

明朝藩王叛乱屡见不鲜

朱元璋总共封了26个王，封王的数量确实可观，只比晋武帝少封1个。藩王领有的城池相当多，也拥有不少军队，少则3000人，多则19000人。洪武九年（1376年），平遥县训导叶伯巨上疏朝廷，认为分封诸王土地太多，恐怕将来尾大不掉。叶氏此言，合情合理，完全是站在维护明朝长治久安的立场说话，可谓用心良苦。不料，朱元璋览奏大怒，认为这是离间朱家骨肉之情，将他逮捕下狱，被活活饿死。朱元璋为了确保自己死后，子孙稳坐江山，于是有计划地将功臣宿将，诛锄殆尽。由于诸王手握重兵，一旦国家遭遇内忧外患，就没有良将保卫社稷。朱元璋死后，朱棣便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上夺取天下。靖难之役打了4年，百万军人牺牲，明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还陆续发生藩王叛乱之事，如朱高煦反叛明宣宗、朱宸濠反叛明武宗就是典型例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数千年历史反覆证明，分封制必然导致国家动乱，生灵涂炭。

1. 分封制有何好处及坏处 ?  
2. 西周、西汉、西晋及明为何要行分封制呢 ? 可从建立背景思考。  
3. 分封制下的祸乱，是否必然会发生 ? 有没有其他因素促成 ?  

外戚专权是两汉政治的一个痼疾，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都无法根除的弊病，成为王朝灭亡的毒瘤。那么，外戚专权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这个祸根，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种下。  
 

汉武帝削相权

汉武帝为强化皇权，有意削弱相权，要事都不和丞相商量，而由宫廷中的近臣参与决策，形成所谓的外朝和内朝。外朝官是指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是法定的行政机构；内朝官是皇帝的近臣组成。武帝重用职位较低的侍中、大夫、尚书等掌管机要事宜，凡军国大事，先让内朝官参议，提出意见，而公卿大臣往往未能参与。由于武帝用亲信或外戚主管尚书事务，又赋予他们以披阅奏章，建议批答之权，尚书地位就日显重要。这时国家实行双轨制，三公九卿是行政人员，皇帝也有自己的机要系统，尚书就是皇帝的心腹。至东汉时，三公九卿的权力基本上被尚书取代了。 “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后汉书‧陈忠传》）  

武帝为削夺丞相之权，便重用加官。皇帝对亲信的九卿或其他官员、儒生，在他们本职之外，再授予侍中、常侍之类的名号，当时人称这类官名为加官。所谓加官，是一种头衔，并无具体职掌，但获得此号者，可出入宫禁，并参与机密的商议。有时他们还会依皇帝的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西汉的近臣，实际上是皇帝的宾客和幕僚。这些加官均在宫内，在皇帝身边办事。不仅如此，武帝还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一职。由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各种加官，分薄丞相之权。从此，原来直接听命于皇帝、但互不统辖的各种加官，形成了一个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班子。纵使原来地位不高的人，挂上将军衔之后，也相当于九卿。
 

外戚专权 

两汉期间，皇帝的亲卫武将往往是其亲戚，这是汉武帝开的头。第一位大将军是卫青，他的三姐卫子夫深受汉武帝宠爱。武帝爱屋及乌，就重用卫青，命他出击匈奴。皇帝用亲戚掌握军队，固然能掌控兵权，但也为外戚专权埋下了隐患。西汉末年和东汉年间掌权的外戚，都有大将军的头衔。以外戚掌握亲卫武装，给外戚专权提供了制度基础。大将军根本不受丞相节制，他在尚书之上，成了内朝的实际领导者，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本来，皇帝领导内朝后，外朝已经被压在内朝之下。自从有了大将军后，大将军又凌驾于丞相之上，外朝的地位就愈来愈低了。  

名义上，掌握中央政府的还是三公九卿；实际上，权力中心转移到大司马大将军所领导的内朝。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把握朝政20年，改变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的形式，开始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时代。宣帝即位后，乘坐马车去拜谒祖庙，霍光就坐在马车一侧陪侍。宣帝见霍光身材高大，脸容严峻，不由自主地觉得非常畏惧，惶恐不安，就像有芒刺在背上那样难受。宣帝为什么那么害怕他呢？因为霍光权势滔天，自己的生死存废都由他说了算。
 

王莽篡汉

当皇帝比较英明，外戚专权的情况还不会太严重。内朝侵夺三公和九卿权力之举，其实是皇权的延伸。然而，不少皇帝并不英明，或昏庸无能，或荒淫无度，无法驾驭政局。外朝的权力既被内朝侵蚀，内朝又为外戚所把持，外戚专政的情况自然无法避免。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太子隐继位，是为成帝。帝舅王凤以 “大司马大将军领尙书事” 的名义辅政，当时成帝已19岁，本有亲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王凤。王凤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 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去世。此后终成帝一生，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任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和王 根。他们先后以 “大司马车骑将军” 、 “大司马卫将军” 和 “大司马骠骑将军” 等 官衔辅政。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死，由他的姪儿王莽任大司马。汉哀帝病死后，王莽为便于专权，不愿立年长的宗亲做皇帝，就选定了中山王刘兴年仅9岁的儿子刘瑞做皇帝，是为汉平帝。

平帝即位时，太皇太后王政君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理朝政，就把辅佐皇帝的重任交给王莽。不料王莽竟大开杀戒，先是逼迫成帝和哀帝的皇后自杀，然后报复曾反对他当大司马的何武和公孙禄，以互相称举（称誉举荐）的罪名，将两人先罢官，再处死。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给平帝喝下一杯毒酒，平帝几天后就死了。王莽在宗室中找了广戚侯两岁的儿子刘婴当皇帝，是为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发动宫廷政变，逼太皇太后交出传国玉玺。次年正月，王莽称帝，改国号为 “新” ，西汉灭亡。  
 

东汉架空三公之权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 “尚书台” 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 “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 “台阁” 就是尚书台。由于皇帝倚重它，使它成为连接皇帝与臣下的唯一媒介。到了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 “录尚书事” 的衔头入主尚书台，专擅朝政。东汉自和帝以后，一百多年间，外戚与宦官争斗不休，交替专政。如顺帝的梁皇后得宠，国丈梁商任大将军，国舅梁冀任河南尹，梁家可谓权倾朝野。梁商为人还算厚道，梁冀就不同了。此人集贪婪、残暴与专横于一身。顺帝死后，梁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梁冀做大将军，冲帝和质帝都是傀儡。由于质帝虽然年幼，但他十分聪明，对梁冀专权跋扈颇为不满。质帝在朝见大臣时，当面对梁冀说： “此跋扈将军也！” 梁冀听了既惊且怒，就命人在质帝的饼里下毒，质帝9岁就被梁冀毒死了。质帝死后，梁冀另立桓帝。他为了操纵桓帝，将另一位亲妹嫁给桓帝，但这个妹子并不得宠，郁郁而终。她一死，梁冀就遭了灭门之祸，价值三十几亿的财产也被充公，这相当于国家全部岁收的一半。  
 

内朝制度形成外戚之患 

总括而言，汉朝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外朝是正式的权力系统，内朝是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这个制度是武帝设计的，他要加强皇权，干纲独断，所以用内朝侵夺丞相的权力。不过，武帝虽然擢用外戚近臣，但因其雄才大略，故能操控局面。武帝死后，西汉终于出现外戚专权之祸，最终被身为外戚的大司马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西汉大司马篡权的教训，设 “尚书台” 架空三公之权，其动机与手法和汉武帝如出一辙，都是通过副权力系统，侵夺外朝的权力，以强化皇权。但这个皇帝精心设计的权力系统，最终却为外戚专权大开方便之门，可谓事与愿违。  

当初天子封建宗室，以屏卫四方，捍卫中央，但诸侯互相攻伐，甚至兴兵造反，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他私心自用，为了强化皇权，任用外戚执掌内朝，侵夺三公九卿之权。外戚专政，为祸不浅，但西汉为外戚所篡，东汉仍然重用外戚，实令人匪夷所思。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 “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到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 换言之，汉武帝私心自用，以内朝侵夺外朝的权力，破坏了官僚体制的正常运作，为外戚专政大开方便之门。与其将两汉败亡的责任，归罪于个别外戚的品质恶劣，不如归罪于武帝设立的内朝制度。  
 

1. 汉武帝做了什么令外戚权力大增 ?  
2. 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  
3. 两汉外戚专政的责任是否全归咎于汉武帝一人身上呢 ?  

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或译丹佛）的大街上，有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份报章，跳来跳去，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路人皆侧目而视。这个人手持的报章头条写着：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这个发狂的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的境况相当恶劣，大力资助他革命的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最后孙中山沦落到在餐馆里做杂工。

武昌起义成功，大大出乎孙中山的预料。事实上，武昌起义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农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10天。然而，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在仓猝之间，革命党人决定在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起事。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弃城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随之出逃，于是文武官吏都弃城逃走了。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据了武昌。革命党人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佳的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因瑞澄、张彪庸懦无能，临阵脱逃，起义竟然侥幸成功，可以说是计划之外的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身在美国，与策划和参与武昌起义的文学社与共进会，没有直接关联。这事实连孙中山本人都认为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孙不仅对自己的英国教师康得黎（James Cantline）表示，对边缘化的国内政局 “不介意” ，而且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访谈时，还宣告自己已经完成历史的使命。他说： “在中国人当中，有许多素养高尚之士，相信他们必能担负组织新政府的任务，他们早有精密的计划，使旧中国的王朝转变为共和国。” “不管我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联合，对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整整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孙中山一直不在中国。不过，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已变得相当复杂。除了同盟会外，还有立宪派和旧官僚混迹其中。究竟应该选黄兴或黎元洪做大元帅，几股力量僵持不下，哪一方都提不出令各方满意的人选。此时孙中山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当选临时大总统，黎被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总长，授大元帅军衔，革命阵营的矛盾顿时烟消云散，可见孙中山声望之隆。

虽然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人在国外，没有亲身指挥武昌起义，但革命取得成功，孙的贡献仍然最大。为什么？因为历史是由各件事件相激相荡，不断积累发展的结果。若只摘取历史的片段，就无法客观全面地认识孙的不朽功勋。孙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第一个在中国燃起共和革命之火的先行者。无论革命遭遇多么严重的挫折，他都乐观奋斗，鼓励革命党人继续奋斗，决不放弃。鲁迅说他 “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出现了很多革命组织，比较有规模的有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正气会、自立会、文学社、共进社、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各自为战。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这些团体中，孙中山发起成立的兴中会影响最大。黎东方在《细说民国创立》一书中说：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孙中山在一位叫何宽的华侨家中成立了 “兴中会” 。兴中者，振兴中华也。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逼接踵而至，国运艰危。有志之士深感亡国灭种之患，逼在眉睫，于是苦思救亡图存之道。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与奇变。列强不但船坚炮利，其他科学成就也远在中国之上，故西方文明严重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孙中山为了救国，呼吁国人发奋为雄。他提出了《兴中会章程》。其中的第一条，规定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他提出 “振兴中华” 四字后， “振兴中华” 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百折不回地追求的梦想。以孙中山为例，他长期在海外为革命筹款，曾遭多国驱逐；他在伦敦蒙难，被清朝公使馆绑架，险遭不测，但他的革命决心却始终坚如磐石，没有丝毫动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对未来的期盼，是当时中国较先进的理论。三民主义的内涵相当丰富，简而言之，就是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求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权主义，求民生幸福的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 理论，推进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相容并包的文化体系。儒学自孔子首倡，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到宋明理学，已达到顶峰，既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无法适应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华文化面临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近代有识之士，虽然努力为中华文化注入活力，但都无法使中华文化更新，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 ，是第一个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对孙而言，民族主义，乃是富国强兵的思想资源。基于这种认识，孙说： “民族主义就是人类生存的宝贝……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 可以说，三民主义催生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自《三民主义》在1905年面世以来，曾经鼓舞了大批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为6年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其意义不能低估。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与廖仲恺到港迎接。胡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建议孙留粤练兵，待机而动。孙说： “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 他知道袁世凯并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 “胜于用兵十万。” 事实上，孙的想法是深谋远虑的，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比革命党人挥师北伐容易得多。用这种和平的手段收共和革命之功，可以减少很多人命损失；一旦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谁想复辟帝制，就难以得逞了。胡为孙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命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之职，自己随孙北上。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选举以每省1票为原则。虽然武昌起义时，孙不在国内，于选举前4天才回国，但孙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在这次参加投票的45人中，立宪派占多数。孙中山高票当选，表明孙当时威望甚高，连与革命派长期论战的立宪派，都承认他对共和革命的卓越贡献。虽然孙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有45天，但他却是国共两党一致推崇，世界华人共同景仰的唯一革命家。有趣的是，孙当选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总统的位置， “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总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但是章太炎的说法是相当偏颇的。共和革命成功，黄兴、宋教仁等人固然功不可没，但孙中山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诚如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所言：章太炎忘记了 “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 就是凭这三条，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 孙中山在共和革命开展、革命成功，到底做了些什么 ?  
2. 共和革命为何会成功 ? 可从政治、社会等角度想想。
3. 革命党人除了孙中山外，还有哪些是付出良多 ? 

国共内战之初，国民革命军在人数、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远超解放军。蒋介石确信，只需3到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战胜。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仅仅3年时间，国军就兵败如山倒。内战之初，居于优势的国军，为何最终惨败？而处于劣势的解放军，为何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蒋介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抚平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重振中国经济。当时蒋在全国各阶层中的声望甚高。然而，国民政府派往接管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很快就令民众大失所望。在接收过程中，接收大员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之事层出不穷。他们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民有房屋，任意指为敌有，加以没收，占为己有。在接收过程中，同一个单位经常被不同的系统重复接收，你争我夺，乃至互相残杀。北平市长熊斌看中了一所德国人的房子，马上派4名警察前往看守，还在门上贴了 “熊市长寓” 的字样，偏巧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也看中了这套房子，也派3名军人前往看管。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成为北平城内的一大丑闻。而上海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终至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老百姓愤恨地说： “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民众讥讽接收人员 “五子登科” ，即抢占房子、车子、金子、面子、女子。民众称接收为 “劫收” ，揭露了接收大员的种种丑行。  

国民党上层的有识之士，也对接收的腐败行为忧心忡忡。 1945年12 月1日，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写道： “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如果让这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 他曾主张 “中央应订定全盘计划去接收，不得任人私自接洽。” 但国民政府派系林立，法纪不彰，接收官员可以为所欲为。负责经济接收的要员邵毓麟当面向蒋进言： “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为了平息民愤，国民政府派出清查团调查接收大员贪污的问题。各清查团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检举揭发举报。其中上海有四百多宗，北平、天津两地一千三百多宗。各区清查团都写了工作报告，反映了接收官员的腐败行为，并要求加以惩治。然而，不少接收大员都有靠山，而国民政府又官官相护，谁治得了谁呢？结果，清查团办案也只能敷衍塞责，不了了之。  

国民党贪污腐败，结果丧失民心。相反，毛泽东强调 “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地主的土地彻底平均分配给农民，从而获得农民的热烈拥护。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纷纷踊跃参加解放军。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淮海战役中，广大农民肩挑背负，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战役中民工共有543万人，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陈毅曾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同参加淮海大战的国军屡屡弹尽粮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国共双方的统帅才能来看，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比蒋介石高明得多。毛比蒋更有战略眼光，他不拘小节，只关心大的战略问题，从不过问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干预前线指挥官的行动，他愿意倾听前线指挥官的建议，并给予其临机处置之权。如在1947年5月12日，毛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 “你们（陈毅、粟裕）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 这是中共在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最终，孟良崮战役取得全胜。此外，毛善于用兵，尤其善用《孙子兵法》所说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之计。在3大战役中，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的策略，先从国军 “不意” 的要地突然发起猛攻，打得对方手足无措，令其部署和士气遭受沉重打击，然后逐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胜。就辽沈战役而论，锦州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在北满，解放军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令国军误以为解放军会主攻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远途奔袭锦州，直到解放军包围义县，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蒋才如梦初醒，慌忙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  

相反，蒋介石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来指挥前方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若凡事遥控节制，势必遗患无穷。蒋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有时蒋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却优柔寡断，当遇到将领反对时，蒋就往往放弃自己正确的主张。 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放任自流了；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不愿意离开自己察哈尔省及绥远省的地盘，就说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国军将领虽知蒋的决策有不少毛病，但他们一向以服从蒋的命令为原则；若不遵令，胜利了没有功，如果失败了，责任担不起。  

1947年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战命令，国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在山东省地区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主动放弃根据地重镇临沂。北线第二绥靖区国军司令王耀武，怀疑解放军有北移打击北路兵团的意图，下令过于前突的李仙洲部队全线后撤。但蒋介石认为中共已 “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 ，严令李仙洲大举推进，结果在莱芜决战中，李仙洲所部四万多人悉数被歼，李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蒋喜欢亲自指挥，事无巨细都要干预，甚至连军队行军时应如何走路、如何露营、如何防空、如何布哨都要过问。蒋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要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令所有的部署与指挥层级紊乱。  

在战术方面，国军也有不少缺陷，故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就不断失利。蒋介石的指挥十分僵化死板。他规定： “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20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25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部署。” 国军作战保守，始终以保城守地为原则。由于要防守的城市过多，难免兵力分散；而游击战正是解放军的专长。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他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和夜袭的战术，打得国军疲于奔命，手足无措。这正是国军在运动战中经常吃亏的原因所在。  

中共还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善用情报战。中共派遣一批情报人员混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与解放军里应外合，瓦解国军。据蒋介石的医官熊丸回忆： “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3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3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甚至连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沉安娜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由于中共对国军的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自然能算无遗策，决胜千里了。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坚持独裁统治，迫害民主同盟，令知识分子大失所望；又滥发货币，导致经济崩溃，民心尽失。另一方面，中共顺应时代潮流，高举民主旗帜，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社会各界支持；中共又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军厉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两项政策都赢得民心；加上中共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将领在作战时虽有很大自主权，但不能各自为政，另立山头，必须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与国民党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能在内战中打败强敌，夺取天下。  
 

1. 因何事而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 有哪些共同目标 ?  
2. 国共两党为何和谈不成，要内战告终呢 ?  
3. 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角度想想共军胜国军败原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举世瞩目，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它是怎么发生的？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相当复杂艰难的环境中，迈出改革的步伐。经过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动乱，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十分混乱，不知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闯出一条新路。从中共高层到民间知识分子，都为拨乱反正费尽心血。从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 ，到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是在徘徊中前进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从1976年10月开始，中央大力肃清 “四人帮” 的党羽，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77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会议，强调企业要以生产为主，一切为生产服务；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引进新技术，培养一支庞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同年10月，教育部决定改变文革以来，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招生方法；大学招生改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按优取录的原则，使学生可凭个人努力考进大学，为培养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动大手术才能拨乱反正，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国要走出文革的阴影，就要打碎人们的思想枷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1977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审阅同意，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 “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明显体现了华国锋的意图。华的这个宣示，显示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方针政策或理论论述，只想继续依赖毛的光环，维系其权威。华国锋等人提出 “两个凡是” ，是要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 “两个凡是” 面世后，就遭到各种质疑。这种弥漫文革气息的死硬派观点，已经违背了党心民心。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迫切希望拨乱反正。文革结束时，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均所得仅76元人民币。人们都期望能振兴经济，都盼望邓小平能出来主持大局。文革的种种失误，已令人们感到十分厌倦。从林彪到 “四人帮” 相继垮台，已将文革的弊病暴露无遗。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陈云在会议上说： “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众多元老的压力下，华国锋只好稍作让步，但他仍坚持 “两个凡是” 的底线。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 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华国锋感到难以挡住邓小平复出了。华派人找邓谈话，要求他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拒绝了来人的要求。他说：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挑战 “两个凡是” 。他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 “两个凡是” 不行，按照 “两个凡是” 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党的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项职务。这些职务，都是邓在1976年4月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失去的。邓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首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华的政治报告交织着正确与错误：他既宣布 “文革” 结束，却又对 “文革” 大唱赞歌；他既号召批判 “四人帮” ，却仍不批 “四人帮” 的极左；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明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故华的政治报告，并未纠正 “文革” 的错误理论，不能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华要求全党 “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与改革开放，是南辕北辙的治国方略。邓小平没有妥协。当时邓刚复职，会议由华国锋主导，但邓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说：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场争论的要害在于要改革开放，还是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波及面相当广泛。  
 

1978年后，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主导下，争论愈发热烈。 5月10日，经由胡的亲自检阅，于校内发行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中，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于《光明日报》。文章提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等掷地有声的主张。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也受到颇大的政治压力。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他说：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7 月21日，邓小平告诫中宣部长张平化： “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因此，打破思想束缚，才能勇于探索，敢于改革。端正思想成为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决定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全会公报明示要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公布宣示要全面改革，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强调要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使国家消除了动乱不息的大患，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共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问题。陈云出任党的副主席，胡耀邦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员，这些都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人事基础。华国锋对 “两个凡是” 作自我批评，权威日渐下降，几年后辞去党主席之职；坚决维护 “两个凡是” 的汪东兴，请辞中央办公厅主任，吴德请辞北京市委书记，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共抛弃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理论和方针，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治国方略，全国上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1. 改革开放为何会出现 ?  
2. 邓小平为何被称为 “改革开放总工程师” ?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何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