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還是無道暴君？這是大家至今爭論不休的歷史課題。一方面，他焚書坑儒、過度役使人民修建阿房宮及萬里長城等大型土木工程，應當被視為暴君，事實上，司馬遷在著述《史記‧始皇本紀》時，批評他「恩寡情薄，心若虎狼」；但另一方面，他結束了戰國的分裂時代，實現統一天下的偉大事業，統一文字、度量衡，以及推行郡縣制，構建了中國歷朝的基本政治體制，應是千古一帝。那麼，為何史家對他的評價如此負面呢？
 

秦始皇的過失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漢朝奪取天下後，為了令漢朝統治合法化，必須宣揚秦朝的政治過失。賈誼在《過秦論》中論證秦朝的種種過失，司馬遷在《史記》也持此說。是故，我們在閱讀《史記》時，應當注意司馬遷身為漢朝史官的立場。其二，始皇推崇法家，鎮壓儒者，被視為儒家大敵。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成為歷朝的正統思想。他焚書坑儒之舉，自然成為世人批判的對象。然而，若僅從上述兩個立場出發，則無法客觀地全面評價秦始皇的歷史功過。 

始皇最受非議之處，主要是焚書坑儒。他用焚書的辦法鉗制思想，應受到譴責。然而，他這樣做，並非一時衝動。商鞅認為應該毀滅詩、書、禮、樂等書，而且確曾付諸實踐。焚書乃秦國傳統，商鞅變法時，秦國已有焚詩、書之舉。商鞅變法在公元前359年，下距秦始皇焚書147年。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不是在統一天下後，馬上採取焚書坑儒的政策。焚書是在統一天下後第九年；坑儒是在統一天下後第十年。在此之前，始皇對於文化思想持開放態度。他召集的文學方術之士甚眾，博士們在咸陽宮與丞相、御史大夫等重臣一起討論政制問題。他巡行郡國時也有博士隨行，對方術之士更是言聽計從。然而，這些文學方術之士皆生於戰國時代，始皇認為不切實際的古典文獻，他們卻認為應予保存，並指「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於是，他們引經據典，批評秦朝的新政。他們不僅口頭批判，還著書立說。雖然如此，始皇尚未下令焚書。直至博士淳于越倡言反對郡縣制，主張恢復封建時，始皇才下令焚書。至於坑儒，則是因為方士盧生不但欺騙秦始皇有長生不死之藥，還大肆攻擊他，這令秦始皇無法容忍。 

當然，秦始皇鎮壓異己，鉗制思想的手段是相當殘酷。在秦始皇看來，皇帝說是黑的就是黑，說是白的就是白，天下臣民不需要問為甚麼，只要絕對服從就行了，所以他要徹底消滅往昔的歷史和民間的學術。他規定「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他要殺掉一切敢聚在一起談論儒家經典《詩》、《書》的人，凡是敢用古學非議時政的人，不但要殺掉，還要將與他有血緣關係的人全部殺光，這就太過分了。 
 

秦亡之因 

始皇導致秦朝速亡，有兩個原因值得深思：一是他創建新制度後，沒有改進統治方法，以致人民無法適應制度變革；二是統一天下之後，國事更加紛繁複雜，他卻未能集思廣益，群策群力。 

首先，始皇統一天下後，有11年時間從事鞏固統一的工作。他重視硬實力建設，卻忽視軟實力建設。他收天下兵器，鑄造12金人，一方面可以防止六國遺民叛變，另一方面又可以表示天下以後再無戰事。然而，民眾雖盼望天下一統，共享太平，但被征服者的心理是相當複雜的。秦始皇在統一戰爭中，到底殺了多少人，現已無法統計，但肯定是殺人如麻的。秦國大將白起揮師伊闕，擊敗韓魏聯軍，斬獲首級24萬；率軍進攻魏國時，俘虜對方3員大將，斬首13萬；戰勝趙國大將賈偃後，將2萬俘虜投入黃河；進攻韓國陘城，又斬首5萬；與趙軍決戰於長平，將俘虜的40萬人一律活埋。此役前後殺害趙軍多達45萬餘人。秦始皇大開殺戒，對六國遺民造成嚴重傷害，在他們心中種下了仇恨的種子。張良是韓國貴族，他要刺殺秦始皇，為國報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諺，說明楚人對秦痛恨之深。項羽入關後大開殺戒，正是出於這種復仇心態。對知識分子而言，亡國之痛，故國之思，是難以抹除的。 

秦始皇窮奢極侈，大興土木，建築阿房宮和秦始皇陵就用了70萬 囚犯，他又好大喜功，征討四方，進攻匈奴徵兵幾十萬，進攻百越和南戍又徵兵數十萬，修築長城又動員幾十萬人。當時全國人口約二千萬，約有四五百萬青壯，還能剩多少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呢？不僅如此，壯丁每年要為朝廷服徭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一生要服兵役兩年：在本郡或京城服役一年，稱為「為正一歲」，還要去邊疆防守一年，為「屯戍一歲」。名目繁多的負擔壓得百姓喘不過氣。 
 

獨裁好戰招禍 

商鞅變法，廢除貴族制，推行軍功爵制，以「爵祿」的形式來酬答服兵役者。這種鼓勵大家不要安於現狀的機制，只適合處於列國爭霸之時，用來富國強兵，招募人才，卻不宜於治理統一後的國家。打江山和坐江山是兩回事。打江山相對簡單，誰有本事破壞舊秩序，誰就上台執政；坐江山則不然。治天下要求維護現有秩序，而不是挑戰現有秩序；要求安守本分，而不是破壞現狀。因此，始皇欲安定天下，就要重塑新的社會價值觀。 

嬴政即位後，一切以戰爭為中心，獎勵軍功，激勵大家去建功立業。然而，統一天下後，人們的出路何在？他宣稱要令天下太平興盛，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卻與「興太平」南轅北轍。他求神仙，煉丹藥，修長城，修驪山墓，修馳道，就是沒有關心百姓疾苦，設法改善民生。 
 

始皇大權獨攬，不願放權，事無大小都要親自裁決。他每天要批閱刻在竹簡上的奏報，重達120斤，不處理完不休息。至於如何治理這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他並沒有提高自己的領導才能。總而言之，秦始皇不明白天下可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未能完成從秦國一國之主，到秦王朝天下之君的角色轉換。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他的失誤都僅限於當時，而其功績卻是永垂千古的。故始皇可謂功在萬世，罪在一時。

1. 秦始皇有哪些成就 ? 可從政治、經濟、軍事等角度想想。
2. 上述成就所帶來的影響，對當時及後世分別有哪些 ?
3. 秦始皇暴政不少，是否也是時勢需要呢 ?
4. 秦始皇暴政對秦速亡有何關係呢 ?

有不少史家將秦始皇與漢武帝相提並論。宋代史學家司馬光認為，武帝窮奢極欲，刑罰嚴酷。他對內大興宮室，對外征討四夷（古代對中原周邊各族之泛稱），耗費巨大；他又迷惑於神怪之說，巡遊無度，故要橫徵暴斂，充實國庫，致使百姓困窮，淪為盜賊者甚眾，與秦始皇的本質相差無幾。但秦朝滅亡，漢朝興盛，因為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接受忠言直諫，厭惡別人蒙蔽他；他努力搜羅賢才，賞罰分明。武帝晚年能痛改前非，將皇太子託付給合適的大臣，這正是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的原因所在。司馬光的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嚴吏政策 

武帝雖獨尊儒術，親近儒者，但並不委以重任，授予實權。他採取了秦朝重吏輕儒的政策。其實，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的。武帝起用儒生，只是為了粉飾太平，他所倚重的是力主嚴厲刻薄的酷吏，以儒術包裝法家而已。他雖曾以儒家的公孫弘做丞相，但公孫弘其實也是文法吏（通曉法令、執法嚴峻的官吏）。武帝時代的丞相，不過聊備一格，實權操於御史大夫之手。至於御史大夫之人選，多為法家，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為表表者，他們大都精明幹練，辦嚴酷無情，他們治下的臣民往往因小過而獲重罪。他們有兩個最重要的任務：一是嚴防叛亂，二是搜刮財富。 
 

武帝為了徹底控制全國，着手改訂法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他命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求深刻嚴厲。如「見知法」規定，若別人犯法，知情不報者，與犯者同罪。終至酷吏輩出，著名的有義縱、王溫舒等。他們曾創下一日殺數百人的紀錄，甚至有一次更毀滅千餘家，自然難免株連無辜。至於武帝一朝，有幾位丞相是獲罪而死，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誅者，更不計其數，這是武帝晚年的一大失政。 
 

橫徵暴歛 

至於搜刮財富方面，更是巧立名目，無所不用其極。公元前119年，漢軍與匈奴主力決戰時，山東發生嚴重水災，七十幾萬災民饑寒交迫。武帝為了充實國庫，採納了桑弘羊和張湯的建議，向全國人民徵收財產稅，是為「算緡」。武帝頒布「算緡令」，規定商人財產每2000錢須繳納120錢（名為一算）作為財產稅，至於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4000錢繳納120錢。 

「算緡令」頒布後，富豪大都不願主動申報，千方百計隱匿財產。於是，武帝在兩年後頒布「告緡令」，鼓勵舉報。朝廷賞給舉報者為沒收財產的一半，結果中產以上之家幾乎都被舉報。右內史義縱不願落實「告緡令」，認為舉報者俱為亂民，應予搜捕。武帝大怒，將他處死；大農令顏異也對告緡令不以為然，最終被扣上「腹誹」（口裏不説，心裏不滿）的罪名處死。 
 

為甚麼武帝要橫徵暴歛，導致民生日困，民怨沸騰？這主要是為討伐匈奴而起。連續十幾年與匈奴血戰，動員幾十萬大軍長途遠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馬就死了十幾萬匹，陣亡的將士多達數十萬之眾。抗擊外敵侵擾，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似乎無可厚非，但邊境威脅解除後，武帝仍然窮兵黷武，令百姓負擔沉重，苦不堪言。武帝晚年對匈奴的戰役屢遭敗績，他曾派李陵和李廣利北伐匈奴，皆全軍覆沒。由於過分虛耗國力，加上發生多次大旱、大雨雪、蝗災和瘟疫，百姓饑饉，盜賊蜂起。元封四年（公元前107），河南、山西、河北、山東等地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戶籍者四十萬口。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以後，農民起義頻生。起義農民建立名號，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至於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里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多不勝數。漢武帝派「繡衣使者」（這些人身穿繡衣，是一支秘密警察）分區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復聚，據險反抗，難以根除。
 

痛定改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繡衣使者江充借追查宮中巫蠱的名義逼迫衞太子，激起衞太子發動兵變。結果，江充被殺，衞太子也兵敗自殺，衞皇后也被賜死。武帝痛定思痛，決定改革變更，與民休息。在征和四年，他下「輪台罪己詔」說：朕即位以來，做了許多錯事，使天下百姓憂愁困苦，現在已經後悔不及。自今日起，所有損害百姓利益，浪費天下錢財的事，全部停止。他斷然驅逐為他求仙藥而勞民傷財的方士，拒絕在輪台（今新疆輪台）屯田遠戍，停止向西修築亭障，申明此後停止征伐，減輕徭賦，與民休息。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發展生產。這樣，農民暴動終告平息。 

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犯過種種過失，幾乎將漢朝推向崩潰邊緣，但武帝不是秦始皇，他沒有重蹈秦亡的覆轍。他晚年能反思己過，發布輪台罪己詔，檢討了自己的種種失誤調整統治政策，將政策的重點轉到減輕人民負擔、恢復民力。另外，他又安排好嗣君和輔政大臣，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創造了條件。武帝能因時制宜，勇於改過，這是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之處。我們應注意，漢朝是從秦朝手中奪取政權，亡秦的教訓令人們印象深刻，這也是武帝能以亡秦為鑑戒，避免重蹈覆轍的重要原因。 
 

1. 漢武帝如何開創盛世 ? 可從政治、經濟、軍事等角度想想。
2. 漢武帝有何過失 ? 
3. 但又如何及時改正，避免了重蹈秦速亡的覆轍 ?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祿山乘唐朝政治日腐，防備鬆懈之機，聯合契丹及突厥等民族所組成的15萬大軍，號稱20萬之師，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以清君側」為借口，在范陽（今北京）起兵叛唐，「安史之亂」爆發。這場動亂為時達七年多，唐玄宗倉皇奔蜀，楊國忠被禁軍所殺，楊貴妃被縊死。安史之亂平定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相爭，唐朝走向毀滅之路。追根溯源，實因玄宗前期選賢任能，虛心納諫，勵精圖治，可惜後期則親近奸邪，窮奢極侈，玩物喪志，終至樂極生悲，親手葬送了自己開創的開元盛世。 
 

寵信李林甫 

玄宗統治由治向亂的轉捩點，可說是在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罷黜了 「遇事無細大皆力爭」的宰相張九齡，寵信以善於阿諛奉迎的李林甫。李林甫為人陰險狡詐，善於揣摩人心。他結交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又攀附得寵的武惠妃，在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謀得宰相高位，與張九齡同列為相。李林甫為獨攬朝政，買通宦官窺探玄宗的動靜，讓他能忖測上意，故每次奏事，總能令玄宗滿意。他還百般排擠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玄宗想起用立有軍功的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認為不妥。他認為宰相和尚書應由士大夫擔任，而不該用邊疆小吏，更不該用武夫。他說：「若用牛仙客任尚書，朝廷會蒙羞。」玄宗很不高興，默不作聲。李林甫對玄宗說：「仙客是宰相之才，何止配當尚書！九齡書生，不識大體。」後來張九齡仍堅持己見，玄宗勃然變色說：「難道甚麼事都由你說了算嗎？」 
 

「馬料論」的由來 

是年秋天，玄宗巡幸洛陽後想趕回長安。張九齡認為時下正值秋收之季，此時動身會騷擾州縣，影響農事，他勸玄宗等到入冬。李林甫得悉玄宗想盡快返回長安，就對玄宗說：長安和洛陽，不過是陛下的西宮和東宮，想住就住，何必挑日子？玄宗大悅，認為李林甫善解人意。於是，張九齡被罷中書令職，李林甫取而代之。 

此後，李林甫專權長達19年。他為了閉塞天子耳目，便訓誡諫官說：「現在明主在上，大家順着來就是了，用不着亂嚼舌頭。諸君都見過儀仗隊裏的馬吧，吃着三品料（精美的飼料，其值與三品官俸相等），可一旦嘶叫，就會被趕走，後悔也來不及了！」自此，朝廷臣僚皆明哲保身，玄宗再也聽不到忠言直諫。「馬料論」還被許多人當作官場箴言。 
 

重用蕃將守邊 

更有甚者，李林甫為了鞏固權位，堵塞邊將入相之路，他慫恿玄宗任命蕃將為邊將。他對玄宗說：「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蕃人還沒有消滅，是因為用文臣為將帥，怯懦不勝任作戰。陛下若真要消滅四夷，揚威海內，就要用武官，但武官不如胡將。胡將天生氣力雄大，少年時養在馬上，精於騎射，長大後練習戰陣，這是他們的天性。陛下若籠絡他們，任命他們為將，使他們為朝廷盡力死戰，那麼夷狄就不難解決了。」李林甫的理由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實此舉純粹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因胡將不識漢字，無法擢升為宰相。玄宗採納了李林甫的建議，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遙領安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使等職務，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安祿山統領三道精兵，14年不調遷，為安史之亂埋下禍根。 

李林甫死後，玄宗任楊國忠為宰相。國忠是市井無賴，不學無術，愛好賭博，酗酒好鬥，在鄉間名聲甚差，為宗族所鄙視。由於他是楊貴妃的堂兄，又擅長逢迎，精於權術，憑藉裙帶關係拜相。他知道玄宗講究享受，需要大量錢財，就大肆搜括民財供玄宗揮霍。他任宰相後，一身兼任四十餘職，封魏國公，冊拜司空。此人辦事，全憑一己好惡，又廣收賄賂，積布帛多至三千萬匹。他曾對人說：「我本出身寒微，全憑群帶關係才飛黃騰達，將來的歸宿並未可知，但終無好名聲，不如縱情享樂。」國忠知道自己名聲不好，不會名垂青史，索性及時行樂，歛財弄權。玄宗讓這樣才智平庸，品質敗壞的人執掌國政，自己卻躲進深宮，縱情聲色，國家豈能不亂？ 

楊國忠謀得相位之初，曾勾結安祿山，共同誣陷李林甫生前謀反。後來，楊國忠不滿受安祿山輕視，懷恨在心，又忌憚他手握重兵，會覬覦相位。於是，楊國忠屢次游說玄宗，說安祿山有謀反之心。安祿山認為，楊國忠是玄宗近臣，近水樓台，不斷向皇帝進讒，自己可能會有殺身之禍，一怒之下便發兵造反。  
 

窮奢極侈寵貴妃 

天寶四載（公元745年），楊玉環正式被冊封為貴妃。楊貴妃「善歌舞，曉音律，成為玄宗知音。為了取悅貴妃，玄宗實在費盡心機。貴妃治裝，宮內專為其織造錦繡的工匠就多達700人。貴妃生於蜀地，愛吃荔枝。荔枝多產於巴蜀和嶺南，味道鮮美之極，但荔枝採摘以後，保鮮甚難，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色味俱失。玄宗為取悅貴妃，在每年夏天，特意派人赴四川運輸荔枝，先把即將成熟的荔枝連根一起裝船運輸，待計算成熟日期後，再派專人由特設的貢道飛馬進貢至長安。如此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只是為了將荔枝保鮮運到長安。一路上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踐踏農田，傷害無數農產品，人馬皆亡更是家常便飯。玄宗如此窮奢極侈，導致政風敗壞，上行下效。李林甫、楊國忠帶頭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怨日深。 
 

誰要為唐代由盛轉衰負上最大責任？玄宗責無旁貸！他晚年昏庸，信任包藏禍心的安祿山，讓他統領三鎮重兵。安祿山在長安生活了一段時間，洞悉唐朝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又垂涎唐朝的繁榮富庶，於是萌生反叛之心。本來安祿山感激玄宗對自己恩寵親厚，打算在玄宗死後才造反，但楊國忠一再相逼，安祿山遂馬上舉兵造反。可以說，玄宗晚年疏遠忠良，信任奸邪，沉緬酒色，從明君變成昏君，最終安史之亂爆發，將開元盛世的光環打得粉碎，唐朝從此永無寧日。

1. 唐玄宗作為一國之君，做了哪些錯事 ? 
2. 安史之亂是否可以避免發生 ? 
3.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對安史之亂的出現有何關係 ? 

在清朝同治、光緒年間，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掌權長達47年之久，對晚清政局影響起着關鍵作用。她曾發動兩次政變，兩次立皇儲，可謂權傾天下。在她掌權期間，清廷為了回應列強的侵略，曾推行洋務運動及百日維新，但都以失敗告終。對中國積弱不振，飽受列強侵略，慈禧身為最高統治者，應負最大責任。
 

師夷長技以制夷 

1861年，咸豐病死，慈禧發動辛酉政變，鏟除肅順等8大臣，奪取最高權力。她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國內局勢相對穩定。為了抵禦列強侵略，她支持洋務運動，使清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同治中興」。洋務運動的核心是抵禦侵略、奮發圖強。為此，清廷就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練兵、製器，使中國也擁有堅船利炮。 

洋務運動使國家經濟連續多年迅猛增長。製造局、機器局、招商局、織布局、通商銀行等大批企業應運而生。政府也興辦新學堂，研習西方文明和編練裝備洋槍洋炮的新軍。如果沒有慈禧的支持，洋務運動是不可能在三十多年內取得這些成就。然而，當時中國處於大變革的轉型時代，慈禧缺乏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知識與視野。她在一些問題上的無知令人吃驚。 
 

慈禧的無知行為 

1872年，清廷決定向西方派遣公費留學生，在上海設預備學校，學習一年後赴美國。留學總人數為120人，分4批前往，每批30人，留學年限為15年，但保守派一直攻擊這項政策。慈禧聽說這些孩子都洋化了，有人還剪掉辮子；看見孔子牌位與官長，都不行叩頭之禮。慈禧覺得無法接受，在1881年便下令召回所有留學生，不管他們學業是否完成。在這120名留美學童中，真正完成大學學業的只有兩人。這批留美學生回國後，大都被分配到企業當工程師或外交方面的翻譯官，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幫助不大。 

1881年，全長97公里的唐胥鐵路通車，中國終於有了自己修建的鐵路。但慈禧卻迷信火車頭運行會破壞風水，會破壞位於遵化清東陵的風水；火車噴出來的黑煙會損害周圍農田的莊稼。於是慈禧決定以驢馬拖載車廂，時人稱為「馬車鐵路」！廣東著名買辦、主持開平礦務局的唐廷樞設法補救，反覆奏明朝廷火車的好處。經過幾個月後，火車才恢復行駛。 
 

挪用軍費自享樂

慈禧生活奢侈，她將個人的享受放在國家利益之上。她不顧國防安危，貪圖個人享樂而修建頤和園。據現存史料保守估計，修建頤和園的費用至少在一千萬兩白銀以上，而這些資金至少可以購買定遠號級別的鐵甲艦6艘。若然添加了6艘鐵甲艦，北洋艦隊無疑實力大增，可能會在甲午海戰中戰勝日本海軍，故慈禧修建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與北洋海軍的覆沒，有密切關係。當然，慈禧為一己私利，犧牲國家利益，導致喪師失地，表明清朝的政治體制已經腐朽透頂。她的所作所為，是這種崩壞制度的產物，這正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誠如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對郭嵩燾所言：「（如果只是）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支小槍，修造幾處炮台，請問有何益處？」 

光緒戊戌變法 

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失敗。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要救亡圖存，只學習外國的船堅炮利是不行的，必須進一步推行制度革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在慈禧默許下，光緒皇帝下詔變法，希望向列強學習，改革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舊制，以圖振興國勢。然而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慈禧就發動戊戌政變，幽禁光緒，鎮壓維新派，戊戌維新就這樣被扼殺了。當年9月4日，光緒罷斥了禮部六堂官後，慈禧及其親信深感變法已嚴重危害自身的既得利益。當時有一位禮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書言事，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不肯為其代奏。王照當面責難他們，說他們違背帝旨，於是鬧得沸沸揚揚。光緒知道後，赫然震怒，欲藉此事革退幾個守舊大臣，樹立自己的權威，將懷塔布等六堂官一齊革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不過，慈禧在變法之始宣示了光緒任免二品以上大員，必須徵得她的同意，然而光緒擅自作主，這是對慈禧權力的挑戰。更何況，打狗還得看主人，懷塔布的妻子常在頤和園侍候慈禧，甚得太后歡心。此事發生後，她向太后哭訴，說光緒將把滿人都去除了。其實所革六堂官，包括滿人和漢人，並無差別對待。 
 

9月13日，光緒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但慈禧斷然拒絕。懋勤殿是乾清宮西側的一座配殿，原為專供皇帝讀書之所。康有為等維新派建議：以開設皇帝讀書的懋勤殿為名義，「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的政治專家，共議政治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開懋勤殿，名為議政機構，實為決策機關。維新派會雲集在光緒周圍，成為樞臣，從而架空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就等於形成一個新的權力核心，與慈禧分庭抗禮，這是慈禧絕對不能接受的。她怒斥光緒說：「小子以天下為玩弄，老婦無死所矣。」  
 

慈禧只重私利 

更為嚴重的是，慈禧發現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圖謀：要兵圍頤和園，囚禁太后。慈禧感到變法不但損害自己的利益，甚至危及性命。她認為光緒勾結外人，謀害自己，實屬大逆不道。她怒斥光緒說：「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如矣！」震怒之下，乃發動戊戌政變。其實，光緒對康有為圍園殺后的計劃，並不知情。王照指出：「皇上本無與太后不兩立之心」，可惜，慈禧是不會相信的。結果，她悍然扼殺維新運動，囚禁光緒帝，殺害六君子。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外，其餘變法措施幾乎全部廢止。中國就這樣錯失轉弱為強的大好時機，清朝也難以振作，步向滅亡的深淵。 
 

總括而言，慈禧缺乏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知識和胸懷。她將自己的權勢和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若然變法損害她的權力，她寧願犧牲國家的利益。八國聯軍之役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清廷無力維護國家主權，使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慈禧明白，若仍抱殘守缺，不大力推行改革，除了清朝統治會崩潰，她也性命難保。在張之洞、袁世凱等漢族大臣的力促下，慈禧決定推行新政。事實上，1901年由慈禧主導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戊戌變法。如清末改官制，慈禧不但將以前各舊部院裁撤歸併，還派人到外國考察各國行政，預備立憲。不僅如此，她還在1905年廢除了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走得比維新派遠得多。換言之，法不是不能變，問題在於變法的主導權掌握在誰手裏。對慈禧來說，社會遲進步幾年有何關係？只要權柄在握，其他問題都無關緊要。

1. 慈禧是否一位反對派代表人物呢 ? 凡改革必反 ?  
2. 洋務運動及百日維新本身有何內在問題 ?  
3. 洋務派及維新派的不足，是否才是導致改革失敗的主因 ?  

在中國近代史上，袁世凱長期被視為反面人物，不但兩岸三地編寫的近代史對他口誅筆伐，就連風靡西方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如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當中的袁世凱也是一個狡詐自私，獨裁誤國的壞人。世人已將袁視為「竊國大盜」。那麼，袁世凱真的如此不堪嗎？  
 

袁世凱向慈禧自首  

袁世凱長期遭受非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說他出賣了維新運動，導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這種說法來源已無法查證，然則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1898年9月18日深夜，譚嗣同帶着偽造的密詔夜訪袁世凱，要他派兵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袁在9月20日回天津後，並沒有向清廷告密。9月21日，慈禧就發動了戊戌政變。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回報，太后要重新訓政。當袁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消息後，以為事情已洩露。為了自保，袁就向榮祿報告維新派圍園劫后的圖謀。在袁世凱親信張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的《夢蕉亭雜記》兩書中，都有記載此事。其實，說袁告密是不準確的。在他向榮祿洩密前，慈禧早已發動政變。袁不是告密，而是自首。他是主張變法的，他的辦法更切合實際，只是戊戌年沒有給他實踐的機會。  

在擔任直隸總督期間，袁大力推動自治實驗，在基層推動全民普選。他認為民智未開，通過地方自治，能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喚醒他們的權利意識。在他的治理下，直隸成了當時的「模範省」。
 

袁世凱的貢獻 

辛亥革命發生後，沒有一股政治勢力能推翻清政府。大部分人都贊成讓袁逼迫清帝退位，然後讓他做大總統。當時袁的聲望是很高，可謂眾望所歸。美國傳教士赫德蘭（I.T.Headland）說，袁是「為國家掌握航向」的人；《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G. E. Morrison）則說，袁是「中國的未來」。在清末新政中，他的確是「掌握航向」的人。 

在政治方面，他一直認為「君主立憲」是中國當時唯一的選擇，「民主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他想實行的是君主立憲，而不是君主專制。袁世凱要當的皇帝是「立憲皇帝」。這個「立憲皇帝」的權力，是受到限制，與中國歷代皇帝的無上皇權，是不可相提並論。他運用逼宮手段，結束了清朝在中國268年的統治，促成中華民國的誕生。 
 

在國防方面，他是中國現代陸軍的奠基者，是中國現代軍事學校的最早開辦者；他用警察取代衙役維持社會治安，是很有功勞。八國聯軍之役後，列強不允許清廷在天津駐兵，袁就訓練三千名警察進駐天津，維護了國家主權。在社會方面，他開創的北洋實業，對中國早期工業現代化，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和張之洞一起促成清廷廢除科舉制度，並興辦大量新式學堂。 
 

「二十一條」的來龍去脈 

罵袁是「賣國賊」，主要是說他為一己私利，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二十一條」中，最苛刻的是第五號條款。第五號共七條，主要的內容是要求中國中央政府各部門，都要請日本人顧問；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局由雙方合辦；中國的武器，最少一半以上要用日本軍械，或者中國開工廠製造軍械，必須用日本材料，請日本技術人員。袁對此批示，第五號的七條根本不用討論，堅決不同意。其他凡涉及中國主權，也一律抵制。袁一面與日本虛與逶迤，一面暗中尋求外力支持。時任袁秘書的顧維鈞，回憶外交總長每次與日使會晤後，都要化妝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和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秘密通報談判內容。1915年2月15日，袁政府將拍照複製的「二十一條」全文英文譯本，交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發表，公開日本的要求。「二十一條」曝光後，各國輿論譁然。列強政府紛紛向日本施壓。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日本不得不撤除「二十一條」中最苛刻的第五號要求。5月7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中國在48小時內答覆，並威脅說日本軍隊已經蓄勢待發，「如到期不受到滿意之答覆，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一直拖到5月9號，離最後期限前一個小時，北洋政府才簽了字。所謂二十一條，實際上真正接受的只有十幾條，而且經過談判，作了不少修改。當時日強中弱，袁惟有忍痛簽字。袁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苦苦與日本周旋，終於刪除了其中最苛刻的條件，盡可能維護國家主權。 
 

南北議和後，孫中山讓位，袁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仍未改變中國四分五裂的狀態。除了袁直接控制的北洋軍閥外，中央政府徒有其名。袁擔任總統後，制定《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致力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讓各自為政的地方政權聽命於中央。袁要求各省都督不得兼任省長，將軍政和民政分開，軍隊直屬中央，但遭各省軍閥抵制而流產。袁認為無論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都無法使中國恢復中央集權制。袁畢竟是一個舊官僚，他的思想難免打上時代的烙印。1908年，攝政王載灃以袁「有足疾」為名，發布一道上諭，強迫位高權重的袁世凱退休。在皇權體制下，袁也不能反抗，最後還得上奏謝恩，連夜出京，狼狽如喪家之犬。因此，袁認為自己若能黃袍加身，就能以皇帝的名義號令天下。袁認為要中國統一，除了君主制外，別無他途。袁稱帝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純粹因為個人野心膨脹。其實，他這樣做也有重振中央集權的意圖。但是，袁誤判了國內外的形勢，終因稱帝而身敗名裂。
 

袁世凱失敗之因 

袁之所以失敗，有說是共和戰勝了帝制，民主戰勝了專制。但在袁稱帝期間，沒有出現民眾大規模反袁的情況，所謂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本身就值得懷疑。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帝制，一夜之間沒有了皇帝，民眾反而不習慣。帝制已被推翻，共和又辦不好，政潮迭起，亂象叢生。共和既無法解決問題，退回帝制又是死路一條，這正是當時中國面對的困境。其實，這是清朝滅亡後，中央政府欲以君主制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的失敗。秦朝創建中央集權制度，全憑戰爭與暴力；要鞏固中央集權，也離不開中央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官僚體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後，各地軍政府變成獨立自治的地方諸侯，不再聽命於中央。因此，在辛亥革命後，要重建中央集權制度，沒有強大的武力是辦不到的。袁於1916年稱帝時，既沒有兵力削平各省諸侯，又無法真正控制北洋諸將，所以袁根本無力重建中央集權體制。為甚麼蔡鍔只憑三千士兵，就擊敗手握十萬大軍的袁世凱？若非北洋諸將如段祺瑞、馮國璋等抵制袁稱帝，是根本辦不到的。至於陸榮廷、唐繼堯等非北洋系的地方軍閥，本來就與袁離心離德，只因師出無名，才遲遲沒有興兵反袁。待袁氏稱帝，他們起兵討袁，就名正言順了。 

袁世凱由一個聲望甚高的改革家，淪為千夫所指的「竊國者」，這是他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假設袁不稱帝，能在大總統任上統一全國，或提早死去，歷史對他的評價就會正面得多。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1. 袁世凱做了哪些事，而被指竊國或背棄共和呢 ?  
2. 辛亥革命是否一場不徹底的革命 ? 而令到袁世凱有機會獨掌大權 ?  
3. 袁世凱治國能力如何 ?  

每個政權都要解決以下的基本問題：如何組織政權令統治者能有效地貫徹自己的意志？如何使施政暢順，讓天下安定？如何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集權還是自治？用甚麼人來治理國家？縱觀數千年中國歷史，分封制對中央皇權構成極大威脅，這制度的最大壞處是與國家大一統的需求背道而馳。當地方諸侯掌握行政、軍事和財政大權，便會形成獨立王國，跋扈難制，對中央產生離心力，輕則陽奉陰違，重則興兵作亂，導致國家陷於分裂和動亂之中。這樣的例子斑斑可考，例如西周、西漢、西晉和明朝的歷史，就是最佳佐證。 
 

西周分封諸侯令中央轉弱

西周滅商後實行分封制。所謂分封，就是周天子給皇室成員、貴族和功臣等劃分領地，領地的領主稱為諸侯。連同領地一起劃分的，還有土地上的氏族部落成員、前朝遺民等。據說周初所封有75國，其中與周王同為姬姓的佔40國。周朝的中央朝廷很弱，能夠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資源很少。天子只直接管理首都附近的土地，將其餘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與天子的關係很鬆散，只有禮節性的拜訪，並繳納一些賦稅，聊表心意。至於各國內部事務，天子一般是不過問的。理論上，天子是「天下共主」，開始還有些威望，後來就只是如供奉在廟堂上的菩薩而已。  

自從周公平定管蔡之亂後，周朝就沒有打過甚麼勝仗。後來周天子不但未能制服諸侯，連自己的都城和性命都保不住。昭王三次南征荊楚，身死師喪；穆王西征犬戎，只獲得4匹白狼和4隻白鹿；申侯、繒子聯合犬戎攻進鎬京，殺死周幽王，導致王室東遷。可以說，西周實行分封制，猶如慢性自殺，導致中央愈來愈弱，諸侯愈來愈強。
 

西漢分封讓封國坐大

劉邦與項羽爭天下時，分封了不少異姓諸侯王，以拉攏各地諸侯聯合擊楚。公元前202年，劉邦打敗項羽，建立漢家天下。他實行以郡縣制與封國制並行的混合模式。一些異姓王國封地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結果異姓王的國土加起來甚至比漢朝直接管轄的郡縣還大，成為半獨立王國。異姓王手握重兵，專制一方，雖名為漢臣，而漢之政令實不能通行於諸王國。在徹底打敗項羽之後，劉邦決定剪除異姓王，先後消滅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人。劉邦又與藩王、功臣等訂立白馬之盟，規定只有劉姓宗室，才能分封諸侯王。在劉邦看來，如此天下就能永享太平。然而，這只是劉邦一廂情願而已。劉邦一死，呂后就殺劉姓王，封呂姓子弟為王，幸好有周勃等人，以非劉姓為王，「天下共伐誅之」為由，發動宮廷政變，誅滅呂氏家族，迎立代王劉恆即位，是為漢文帝。但問題很快出現了，受封各地的劉姓諸王並不安分，小者違法亂紀，荒淫無度；大者圖謀不軌，犯上作亂。惠帝、文帝、景帝時期，諸侯王叛亂層出不窮。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親自率軍攻打匈奴，濟北王劉興居乘機興兵作亂，欲襲滎陽，事敗自殺，於是，文帝乘勢廢除濟北國；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被廢徙蜀，死於道中。文帝死後，景帝繼位，終於爆發了「七國之亂」。
 

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聯合其他同姓王，發動了一次大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吳王劉濞的太子劉賢，曾在長安參加朝會，與漢太子劉啟（後來的漢景帝）下棋時發生爭執。由於劉賢態度相當惡劣，而且無禮耍賴，被劉啟以棋盤擊殺，自此雙方結下血海深仇。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要削吳王的會稽和豫章兩郡。劉濞就乘機串通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聯合發動這場叛亂。

劉濞發兵20萬，號稱50萬，又派人與匈奴、東越、閩越貴族聯絡，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西向，進攻到河南東部。景帝惶恐，腰斬晁錯，希望息事寧人，令劉濞退兵。但劉濞不但不退兵，還聲言要奪取皇位，景帝才下定決心以武力平叛。他命太尉周亞夫與大將軍竇嬰率軍，以奇兵斷絕了叛軍的糧道，只用了3個月，就擊敗叛軍。劉濞逃到東越，為東越人所殺。其餘六王皆自殺，七國盡被廢除。

景帝死後，武帝繼位，要進一步削藩，主要有兩招：一是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施行「推恩令」，以推恩之名，為稀釋政策披上仁孝的外衣，而行削藩之實。諸侯王嫡長子繼嗣王位之外，其他兄弟也要推恩，均沾先王之福蔭，即嗣王須讓出一半的疆土和人民，分給其餘兄弟。如此幾代之後，王國不斷變小，就會變成國將不國，消滅於無形；另一招是任用酷吏嚴懲違法的諸侯王，治其罪而廢其國。例如淮南王、齊王、燕王，皆因過失而被取消封國。到漢武帝時，通過頒布推恩令，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權力。此後，漢朝才最終完全承襲秦朝的郡縣制。

西晉分封諸王變軍閥

西晉是個短命而分裂的王朝。當初曹丕鑑於東漢亡於外戚專權、州牧割據，故他篡漢稱帝後，嚴防太后臨朝，取締王子分封，不料這又使到曹魏皇室孤立無援，最終被司馬家族篡位。晉武帝篡魏為帝後，大封宗室27王國，大國2萬戶，擁兵5000人；次國1萬戶，兵3000；小國5000戶，兵1500百人。諸王要成為皇室的藩屏，因而可以在領地內維持強大的軍備，在軍事上獨斷專行。更有甚者，武帝為了提高諸王的權力，將州郡長官指揮下的軍隊都裁撤了。如此一來，州刺史、郡太守都只是純粹的文官而已，令諸王形同割據一方的軍閥，最終導致八王之亂。晉武帝短視自私，分封宗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可謂自取滅亡。實踐證明，分封制不但不能保衞皇室，反而導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殘。這是人性的弱點造成的：在困難時能精誠團結，但到收穫成果時卻反目為仇。當持續了16年的「八王之亂」結束時，西晉已經瀕臨覆滅。

明朝藩王叛亂屢見不鮮

朱元璋總共封了26個王，封王的數量確實可觀，只比晉武帝少封1個。藩王領有的城池相當多，也擁有不少軍隊，少則3000人，多則19000人。洪武九年（1376年），平遙縣訓導葉伯巨上疏朝廷，認為分封諸王土地太多，恐怕將來尾大不掉。葉氏此言，合情合理，完全是站在維護明朝長治久安的立場說話，可謂用心良苦。不料，朱元璋覽奏大怒，認為這是離間朱家骨肉之情，將他逮捕下獄，被活活餓死。朱元璋為了確保自己死後，子孫穩坐江山，於是有計劃地將功臣宿將，誅鋤殆盡。由於諸王手握重兵，一旦國家遭遇內憂外患，就沒有良將保衞社稷。朱元璋死後，朱棣便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手上奪取天下。靖難之役打了4年，百萬軍人犧牲，明朝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後來，還陸續發生藩王叛亂之事，如朱高煦反叛明宣宗、朱宸濠反叛明武宗就是典型例子。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數千年歷史反覆證明，分封制必然導致國家動亂，生靈塗炭。

1. 分封制有何好處及壞處 ?  
2. 西周、西漢、西晉及明為何要行分封制呢 ? 可從建立背景思考。  
3. 分封制下的禍亂，是否必然會發生 ? 有沒有其他因素促成 ?  

外戚專權是兩漢政治的一個痼疾，無論是西漢還是東漢，都無法根除的弊病，成為王朝滅亡的毒瘤。那麼，外戚專權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呢？原來這個禍根，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所種下。  
 

漢武帝削相權

漢武帝為強化皇權，有意削弱相權，要事都不和丞相商量，而由宮廷中的近臣參與決策，形成所謂的外朝和內朝。外朝官是指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體制，是法定的行政機構；內朝官是皇帝的近臣組成。武帝重用職位較低的侍中、大夫、尚書等掌管機要事宜，凡軍國大事，先讓內朝官參議，提出意見，而公卿大臣往往未能參與。由於武帝用親信或外戚主管尚書事務，又賦予他們以披閱奏章，建議批答之權，尚書地位就日顯重要。這時國家實行雙軌制，三公九卿是行政人員，皇帝也有自己的機要系統，尚書就是皇帝的心腹。至東漢時，三公九卿的權力基本上被尚書取代了。「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後漢書‧陳忠傳》）  

武帝為削奪丞相之權，便重用加官。皇帝對親信的九卿或其他官員、儒生，在他們本職之外，再授予侍中、常侍之類的名號，當時人稱這類官名為加官。所謂加官，是一種頭銜，並無具體職掌，但獲得此號者，可出入宮禁，並參與機密的商議。有時他們還會依皇帝的旨意去批駁外朝大臣。西漢的近臣，實際上是皇帝的賓客和幕僚。這些加官均在宮內，在皇帝身邊辦事。不僅如此，武帝還設置大司馬大將軍一職。由大司馬大將軍統領各種加官，分薄丞相之權。從此，原來直接聽命於皇帝、但互不統轄的各種加官，形成了一個以大司馬大將軍為首的班子。縱使原來地位不高的人，掛上將軍銜之後，也相當於九卿。
 

外戚專權 

兩漢期間，皇帝的親衞武將往往是其親戚，這是漢武帝開的頭。第一位大將軍是衞青，他的三姐衞子夫深受漢武帝寵愛。武帝愛屋及烏，就重用衞青，命他出擊匈奴。皇帝用親戚掌握軍隊，固然能掌控兵權，但也為外戚專權埋下了隱患。西漢末年和東漢年間掌權的外戚，都有大將軍的頭銜。以外戚掌握親衞武裝，給外戚專權提供了制度基礎。大將軍根本不受丞相節制，他在尚書之上，成了內朝的實際領導者，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本來，皇帝領導內朝後，外朝已經被壓在內朝之下。自從有了大將軍後，大將軍又凌駕於丞相之上，外朝的地位就愈來愈低了。 

名義上，掌握中央政府的還是三公九卿；實際上，權力中心轉移到大司馬大將軍所領導的內朝。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之職，把握朝政20年，改變了漢武帝以前以丞相為中心的三公執政的形式，開始了西漢後期，外戚專權的時代。宣帝即位後，乘坐馬車去拜謁祖廟，霍光就坐在馬車一側陪侍。宣帝見霍光身材高大，臉容嚴峻，不由自主地覺得非常畏懼，惶恐不安，就像有芒刺在背上那樣難受。宣帝為甚麼那麼害怕他呢？因為霍光權勢滔天，自己的生死存廢都由他說了算。
 

王莽篡漢

當皇帝比較英明，外戚專權的情況還不會太嚴重。內朝侵奪三公和九卿權力之舉，其實是皇權的延伸。然而，不少皇帝並不英明，或昏庸無能，或荒淫無度，無法駕馭政局。外朝的權力既被內朝侵蝕，內朝又為外戚所把持，外戚專政的情況自然無法避免。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太子隱繼位，是為成帝。帝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的名義輔政，當時成帝已19歲，本有親政的能力，但因耽於酒色，而委政於王鳳。王鳳執政後，廣收人才，奠定 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鳳去世。此後終成帝一生，輔政將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繼任王鳳的是他的幾個弟弟王音、王商和王 根。他們先後以「大司馬車騎將軍」、「大司馬衞將軍」和「大司馬驃騎將軍」等 官銜輔政。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死，由他的姪兒王莽任大司馬。漢哀帝病死後，王莽為便於專權，不願立年長的宗親做皇帝，就選定了中山王劉興年僅9歲的兒子劉瑞做皇帝，是為漢平帝。

平帝即位時，太皇太后王政君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再理朝政，就把輔佐皇帝的重任交給王莽。不料王莽竟大開殺戒，先是逼迫成帝和哀帝的皇后自殺，然後報復曾反對他當大司馬的何武和公孫祿，以互相稱舉（稱譽舉薦）的罪名，將兩人先罷官，再處死。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給平帝喝下一杯毒酒，平帝幾天後就死了。王莽在宗室中找了廣戚侯兩歲的兒子劉嬰當皇帝，是為孺子嬰。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發動宮廷政變，逼太皇太后交出傳國玉璽。次年正月，王莽稱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 
 

東漢架空三公之權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鑑於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台」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台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台閣」就是尚書台。由於皇帝倚重它，使它成為連接皇帝與臣下的唯一媒介。到了東漢後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的銜頭入主尚書台，專擅朝政。東漢自和帝以後，一百多年間，外戚與宦官爭鬥不休，交替專政。如順帝的梁皇后得寵，國丈梁商任大將軍，國舅梁冀任河南尹，梁家可謂權傾朝野。梁商為人還算厚道，梁冀就不同了。此人集貪婪、殘暴與專橫於一身。順帝死後，梁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臨朝，梁冀做大將軍，沖帝和質帝都是傀儡。由於質帝雖然年幼，但他十分聰明，對梁冀專權跋扈頗為不滿。質帝在朝見大臣時，當面對梁冀說：「此跋扈將軍也！」梁冀聽了既驚且怒，就命人在質帝的餅裏下毒，質帝9歲就被梁冀毒死了。質帝死後，梁冀另立桓帝。他為了操縱桓帝，將另一位親妹嫁給桓帝，但這個妹子並不得寵，鬱鬱而終。她一死，梁冀就遭了滅門之禍，價值三十幾億的財產也被充公，這相當於國家全部歲收的一半。 
 

內朝制度形成外戚之患 

總括而言，漢朝的權力結構是複式的，外朝是正式的權力系統，內朝是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這個制度是武帝設計的，他要加強皇權，乾綱獨斷，所以用內朝侵奪丞相的權力。不過，武帝雖然擢用外戚近臣，但因其雄才大略，故能操控局面。武帝死後，西漢終於出現外戚專權之禍，最終被身為外戚的大司馬王莽篡奪西漢政權。光武帝建立東漢後，鑑於西漢大司馬篡權的教訓，設「尚書台」架空三公之權，其動機與手法和漢武帝如出一轍，都是通過副權力系統，侵奪外朝的權力，以強化皇權。但這個皇帝精心設計的權力系統，最終卻為外戚專權大開方便之門，可謂事與願違。 

當初天子封建宗室，以屏衞四方，捍衞中央，但諸侯互相攻伐，甚至興兵造反，所以後來就不行封建了。漢武帝雖然雄才大略，但他私心自用，為了強化皇權，任用外戚執掌內朝，侵奪三公九卿之權。外戚專政，為禍不淺，但西漢為外戚所篡，東漢仍然重用外戚，實令人匪夷所思。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在《三國史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一種不適宜的制度，人類是非經過長久的經驗，不會覺悟的。」「當一種制度的命運未到滅亡的時節，雖有弊病，人總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這制度不好。」換言之，漢武帝私心自用，以內朝侵奪外朝的權力，破壞了官僚體制的正常運作，為外戚專政大開方便之門。與其將兩漢敗亡的責任，歸罪於個別外戚的品質惡劣，不如歸罪於武帝設立的內朝制度。  
 

1. 漢武帝做了甚麼令外戚權力大增 ?  
2. 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  
3. 兩漢外戚專政的責任是否全歸咎於漢武帝一人身上呢 ?  

1911年10月底，美國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或譯丹佛）的大街上，有一個年近半百的中國人，揮舞着一份報章，跳來跳去，聲嘶力竭地高聲呼喊，直至淚流滿面、面紅耳赤，路人皆側目而視。這個人手持的報章頭條寫着：「武昌為革命黨佔領」！這個發狂的人就是孫中山。當時孫的境況相當惡劣，大力資助他革命的哥哥孫眉已經破產；美國華僑也不買他的賬。最後孫中山淪落到在餐館裏做雜工。

武昌起義成功，大大出乎孫中山的預料。事實上，武昌起義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起義的日期原定是農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10天。然而，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黨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在倉猝之間，革命黨人決定在八月十九日（陽曆10月10日）起事。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澄當即棄城出逃，新軍統制張彪也隨之出逃，於是文武官吏都棄城逃走了。經過一夜激戰，革命軍佔據了武昌。革命黨人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佳的黎元洪為鄂軍都督。因瑞澄、張彪庸懦無能，臨陣脫逃，起義竟然僥倖成功，可以說是計劃之外的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身在美國，與策劃和參與武昌起義的文學社與共進會，沒有直接關聯。這事實連孫中山本人都認為「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孫不僅對自己的英國教師康得黎（James Cantline）表示，對邊緣化的國內政局「不介意」，而且他在接受美國記者訪談時，還宣告自己已經完成歷史的使命。他說：「在中國人當中，有許多素養高尚之士，相信他們必能擔負組織新政府的任務，他們早有精密的計劃，使舊中國的王朝轉變為共和國。」「不管我將成為中國名義上的領袖，還是將與袁世凱或其他人聯合，對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武昌起義爆發後，整整兩個半月的時間內，孫中山一直不在中國。不過，武昌起義後，革命陣營已變得相當複雜。除了同盟會外，還有立憲派和舊官僚混跡其中。究竟應該選黃興或黎元洪做大元帥，幾股力量僵持不下，哪一方都提不出令各方滿意的人選。此時孫中山回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當選臨時大總統，黎被選為臨時副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兼任參謀總長，授大元帥軍銜，革命陣營的矛盾頓時煙消雲散，可見孫中山聲望之隆。

雖然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人在國外，沒有親身指揮武昌起義，但革命取得成功，孫的貢獻仍然最大。為甚麼？因為歷史是由各件事件相激相蕩，不斷積累發展的結果。若只摘取歷史的片段，就無法客觀全面地認識孫的不朽功勳。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國第一個職業革命家，第一個在中國燃起共和革命之火的先行者。無論革命遭遇多麼嚴重的挫折，他都樂觀奮鬥，鼓勵革命黨人繼續奮鬥，決不放棄。魯迅說他「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出現了很多革命組織，比較有規模的有興中會、同盟會、華興會、正氣會、自立會、文學社、共進社、光復會、日知會等革命組織，這些組織大多各自為戰。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這些團體中，孫中山發起成立的興中會影響最大。黎東方在《細說民國創立》一書中說：「興中會成立以前，中國僅僅有過換朝代的革命組織。興中會成立以後，中國才開始有了不以換朝代為目的，而以『創建民國』為目的的革命組織。」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國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孫中山在一位叫何寬的華僑家中成立了「興中會」。興中者，振興中華也。自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侵逼接踵而至，國運艱危。有志之士深感亡國滅種之患，逼在眉睫，於是苦思救亡圖存之道。數千年燦爛輝煌的中國文明，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與奇變。列強不但船堅炮利，其他科學成就也遠在中國之上，故西方文明嚴重地衝擊了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孫中山為了救國，呼籲國人發奮為雄。他提出了《興中會章程》。其中的第一條，規定「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他提出「振興中華」四字後，「振興中華」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夢想。以孫中山為例，他長期在海外為革命籌款，曾遭多國驅逐；他在倫敦蒙難，被清朝公使館綁架，險遭不測，但他的革命決心卻始終堅如磐石，沒有絲毫動搖。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概括了當時中國人對未來的期盼，是當時中國較先進的理論。三民主義的內涵相當豐富，簡而言之，就是求中華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求人民直接掌握政權的民權主義，求民生幸福的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理論，推進了中華文化的近代轉型。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是以儒學為核心，儒、釋、道相容並包的文化體系。儒學自孔子首倡，經歷兩千餘年的發展變化，到宋明理學，已達到頂峰，既失去了繼續發展的動力，也無法適應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社會轉型的需要。中華文化面臨歷史性的轉折關頭，近代有識之士，雖然努力為中華文化注入活力，但都無法使中華文化更新，未能形成理論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第一個有完備的理論體系，推動中華文化的近代轉型。對孫而言，民族主義，乃是富國強兵的思想資源。基於這種認識，孫說：「民族主義就是人類生存的寶貝……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可以說，三民主義催生出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自《三民主義》在1905年面世以來，曾經鼓舞了大批志士仁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為6年後辛亥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資源，其意義不能低估。

1911年12月2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胡漢民與廖仲愷到港迎接。胡認為袁世凱居心叵測，首鼠兩端，建議孫留粵練兵，待機而動。孫說：「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他知道袁世凱並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勝於用兵十萬。」事實上，孫的想法是深謀遠慮的，讓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比革命黨人揮師北伐容易得多。用這種和平的手段收共和革命之功，可以減少很多人命損失；一旦中國結束帝制，走向共和，誰想復辟帝制，就難以得逞了。胡為孫的遠見卓識所折服，命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之職，自己隨孫北上。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有孫中山、黃興、黎元洪3人，選舉以每省1票為原則。雖然武昌起義時，孫不在國內，於選舉前4天才回國，但孫以16票的絕對優勢，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在這次參加投票的45人中，立憲派佔多數。孫中山高票當選，表明孫當時威望甚高，連與革命派長期論戰的立憲派，都承認他對共和革命的卓越貢獻。雖然孫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有45天，但他卻是國共兩黨一致推崇，世界華人共同景仰的唯一革命家。有趣的是，孫當選臨時大總統時，章太炎頗不以為然，他認為總統的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衞。」總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但是章太炎的說法是相當偏頗的。共和革命成功，黃興、宋教仁等人固然功不可沒，但孫中山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誠如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所言：章太炎忘記了「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就是憑這三條，孫中山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 孫中山在共和革命開展、革命成功，到底做了些甚麼 ?  
2. 共和革命為何會成功 ? 可從政治、社會等角度想想。
3. 革命黨人除了孫中山外，還有哪些是付出良多 ? 

國共內戰之初，國民革命軍在人數、軍事裝備、後備資源及外來援助等方面，都遠超解放軍。蔣介石確信，只需3到6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戰勝。不過，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僅僅3年時間，國軍就兵敗如山倒。內戰之初，居於優勢的國軍，為何最終慘敗？而處於劣勢的解放軍，為何能取得最後勝利？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為蔣介石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撫平戰爭創傷、重建家園、重振中國經濟。當時蔣在全國各階層中的聲望甚高。然而，國民政府派往接管淪陷區的接收大員，很快就令民眾大失所望。在接收過程中，接收大員貪污盜竊、敲詐勒索之事層出不窮。他們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民有房屋，任意指為敵有，加以沒收，佔為己有。在接收過程中，同一個單位經常被不同的系統重複接收，你爭我奪，乃至互相殘殺。北平市長熊斌看中了一所德國人的房子，馬上派4名警察前往看守，還在門上貼了「熊市長寓」的字樣，偏巧第十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也看中了這套房子，也派3名軍人前往看管。雙方劍拔弩張，相持不下，成為北平城內的一大醜聞。而上海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司令部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為爭奪一所日本俱樂部，終至互相開槍射擊，死傷多人。老百姓憤恨地說：「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民眾譏諷接收人員「五子登科」，即搶佔房子、車子、金子、面子、女子。民眾稱接收為「劫收」，揭露了接收大員的種種醜行。 

國民黨上層的有識之士，也對接收的腐敗行為憂心忡忡。1945年12 月1日，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唐縱在日記寫道：「現在許多漢奸又在搖身一變而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窮小子在街上流浪沒有人理會。如果讓這趨勢發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將不屬於我們了！」他曾主張「中央應訂定全盤計劃去接收，不得任人私自接洽。」但國民政府派系林立，法紀不彰，接收官員可以為所欲為。負責經濟接收的要員邵毓麟當面向蔣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為了平息民憤，國民政府派出清查團調查接收大員貪污的問題。各清查團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檢舉揭發舉報。其中上海有四百多宗，北平、天津兩地一千三百多宗。各區清查團都寫了工作報告，反映了接收官員的腐敗行為，並要求加以懲治。然而，不少接收大員都有靠山，而國民政府又官官相護，誰治得了誰呢？結果，清查團辦案也只能敷衍塞責，不了了之。 

國民黨貪污腐敗，結果喪失民心。相反，毛澤東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中共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將地主的土地徹底平均分配給農民，從而獲得農民的熱烈擁護。農民為了保衞勝利果實，紛紛踴躍參加解放軍。民心向背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淮海戰役中，廣大農民肩挑背負，推着小車支援解放軍。戰役中民工共有543萬人，運送彈藥1460多萬斤、糧食9.6億斤。陳毅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同參加淮海大戰的國軍屢屢彈盡糧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從國共雙方的統帥才能來看，毛澤東的指揮藝術比蔣介石高明得多。毛比蔣更有戰略眼光，他不拘小節，只關心大的戰略問題，從不過問具體怎麼做，更不會干預前線指揮官的行動，他願意傾聽前線指揮官的建議，並給予其臨機處置之權。如在1947年5月12日，毛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毅、粟裕的電報指示：「你們（陳毅、粟裕）當機決策，立付執行，我們不遙制。」這是中共在孟良崮戰役的勝利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最終，孟良崮戰役取得全勝。此外，毛善於用兵，尤其善用《孫子兵法》所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計。在3大戰役中，解放軍經常採取奇襲的策略，先從國軍「不意」的要地突然發起猛攻，打得對方手足無措，令其部署和士氣遭受沉重打擊，然後逐步擴大戰果，直到取得全勝。就遼瀋戰役而論，錦州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但當時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在北滿，解放軍採取了聲東擊西之計，令國軍誤以為解放軍會主攻長春，而解放軍主力卻遠途奔襲錦州，直到解放軍包圍義縣，切斷錦州同關內的陸路交通，蔣才如夢初醒，慌忙調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亂。 

相反，蔣介石喜歡坐在統帥部裏，直接以電話來指揮前方作戰。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若凡事遙控節制，勢必遺患無窮。蔣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有時蔣的戰略是正確的，但卻優柔寡斷，當遇到將領反對時，蔣就往往放棄自己正確的主張。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衞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衞不聽，蔣也就放任自流了；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不願意離開自己察哈爾省及綏遠省的地盤，就說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就同意了。國軍將領雖知蔣的決策有不少毛病，但他們一向以服從蔣的命令為原則；若不遵令，勝利了沒有功，如果失敗了，責任擔不起。 

1947年1月28日，徐州綏署發出作戰命令，國軍從南北兩個方向夾擊在山東省地區的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採取誘敵深入戰術，主動放棄根據地重鎮臨沂。北線第二綏靖區國軍司令王耀武，懷疑解放軍有北移打擊北路兵團的意圖，下令過於前突的李仙洲部隊全線後撤。但蔣介石認為中共已「無力與我軍主力作戰」，嚴令李仙洲大舉推進，結果在萊蕪決戰中，李仙洲所部四萬多人悉數被殲，李本人也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蔣喜歡親自指揮，事無巨細都要干預，甚至連軍隊行軍時應如何走路、如何露營、如何防空、如何布哨都要過問。蔣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要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令所有的部署與指揮層級紊亂。 

在戰術方面，國軍也有不少缺陷，故在全面內戰開始後，就不斷失利。蔣介石的指揮十分僵化死板。他規定：「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20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25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部署。」國軍作戰保守，始終以保城守地為原則。由於要防守的城市過多，難免兵力分散；而游擊戰正是解放軍的專長。毛澤東的一項重要戰略，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他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滅敵人為目的。解放軍經常採取奇襲和夜襲的戰術，打得國軍疲於奔命，手足無措。這正是國軍在運動戰中經常吃虧的原因所在。 

中共還有一個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善用情報戰。中共派遣一批情報人員混入國民黨黨政軍系統，與解放軍裏應外合，瓦解國軍。據蔣介石的醫官熊丸回憶：「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3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3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甚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甚至連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沈安娜也是中共情報人員。由於中共對國軍的戰略部署瞭如指掌，自然能算無遺策，決勝千里了。 
 

國民黨失敗的原因還有很多，例如堅持獨裁統治，迫害民主同盟，令知識分子大失所望；又濫發貨幣，導致經濟崩潰，民心盡失。另一方面，中共順應時代潮流，高舉民主旗幟，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獲得社會各界支持；中共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軍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項政策都贏得民心；加上中共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將領在作戰時雖有很大自主權，但不能各自為政，另立山頭，必須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與國民黨組織渙散，派系林立形成鮮明對比，自然能在內戰中打敗強敵，奪取天下。  
 

1. 因何事而促成國共兩黨合作 ? 有哪些共同目標 ?  
2. 國共兩黨為何和談不成，要內戰告終呢 ?  
3. 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角度想想共軍勝國軍敗原因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舉世矚目，大家都在議論紛紛。它是怎麼發生的？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俗語說萬事開頭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相當複雜艱難的環境中，邁出改革的步伐。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遺留的問題堆積如山，人們的思想十分混亂，不知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闖出一條新路。從中共高層到民間知識分子，都為撥亂反正費盡心血。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是在徘徊中前進的。 

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糾正文革期間的錯誤。從1976年10月開始，中央大力肅清「四人幫」的黨羽，一些被打倒的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1977年3月，國家計委召開會議，強調企業要以生產為主，一切為生產服務；執行嚴格的規章制度；實行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引進新技術，培養一支龐大的技術幹部隊伍。同年10月，教育部決定改變文革以來，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招生方法；大學招生改為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按優取錄的原則，使學生可憑個人努力考進大學，為培養文革後的知識分子創造了條件。但是，當時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動大手術才能撥亂反正，解決文革遺留的問題。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中國要走出文革的陰影，就要打碎人們的思想枷鎖，以實事求是的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可以說，改革開放是從思想解放開始的。1977年2月7日，經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審閱同意，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社論向全國發出這樣的號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明顯體現了華國鋒的意圖。華的這個宣示，顯示他並沒有建立自己的方針政策或理論論述，只想繼續依賴毛的光環，維繫其權威。華國鋒等人提出「兩個凡是」，是要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不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但「兩個凡是」面世後，就遭到各種質疑。這種瀰漫文革氣息的死硬派觀點，已經違背了黨心民心。無論是幹部還是群眾，都迫切希望撥亂反正。文革結束時，全國8億農民每人年均所得僅76元人民幣。人們都期望能振興經濟，都盼望鄧小平能出來主持大局。文革的種種失誤，已令人們感到十分厭倦。從林彪到「四人幫」相繼垮台，已將文革的弊病暴露無遺。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在會議召開前，葉劍英對華國鋒的講話稿，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該把提法換一下，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陳雲在會議上說：「我認為絕大多數同志到天安門去是為了悼念周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無關。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在中共眾多元老的壓力下，華國鋒只好稍作讓步，但他仍堅持「兩個凡是」的底線。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決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華國鋒感到難以擋住鄧小平復出了。華派人找鄧談話，要求他出來之前寫個東西，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拒絕了來人的要求。他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直接挑戰「兩個凡是」。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黨的副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及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多項職務。這些職務，都是鄧在1976年4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失去的。鄧結束了一年多的沉默，首次在中共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大，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華的政治報告交織着正確與錯誤：他既宣布「文革」結束，卻又對「文革」大唱讚歌；他既號召批判「四人幫」，卻仍不批「四人幫」的極左；他既強調要安定團結，卻又明示以階級鬥爭為綱。故華的政治報告，並未糾正「文革」的錯誤理論，不能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華要求全黨「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改革開放，是南轅北轍的治國方略。鄧小平沒有妥協。當時鄧剛復職，會議由華國鋒主導，但鄧在十一大的閉幕詞中說：一定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場爭論的要害在於要改革開放，還是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雙方的較量從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展開，波及面相當廣泛。 
 

1978年後，在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的主導下，爭論愈發熱烈。5月10日，經由胡的親自檢閱，於校內發行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中，刊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次日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轉載於《光明日報》。文章提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擲地有聲的主張。思想解放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但也受到頗大的政治壓力。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這篇文章。他說：「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7 月21日，鄧小平告誡中宣部長張平化：「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講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因此，打破思想束縛，才能勇於探索，敢於改革。端正思想成為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的起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全會公報明示要「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公布宣示要全面改革，「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全會強調要健全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解決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 

1976年粉碎「四人幫」，使國家消除了動亂不息的大患，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共黨內的重大政治是非問題。陳雲出任黨的副主席，胡耀邦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員，這些都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人事基礎。華國鋒對「兩個凡是」作自我批評，權威日漸下降，幾年後辭去黨主席之職；堅決維護「兩個凡是」的汪東興，請辭中央辦公廳主任，吳德請辭北京市委書記，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中共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和方針，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方略，全國上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1. 改革開放為何會出現 ?  
2. 鄧小平為何被稱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  
3.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何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