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浩如烟海。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加深香港市民与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增进全球华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本院除了在辖下网站提供文化信息之外,亦为其他媒体撰写文章。在这里,大家可以尽览我们为多份报章、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文化的深与广。

关键词: #《三国演义》 #三国时代 #刘备 #曹操 #孙权


“赤壁之战” 模拟场景,江苏省南京市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图片提供:上弦月/FOTOE)
 

作者:陈万雄博士
团结香港基金中国文史学术顾问团成员、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香港出版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曾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以及曾经出任印刷媒体专业人员协会委员会成员、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教育)等公职。策划过多套大型出版项目,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上世纪九十年代率先推动和开发电子书、数据库和网络经营。2021年编着一套四册的《三国传真》,除了深入解述三国历史,更结合虚拟现实(VR)及扩增实境(AR)技术,带领读者 “亲身” 进入三国的烽火境地。
 

“三国” 是千年文娱的热点

中国人,甚至是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和人物,应该是 “三国” 了。这可以用 “家喻户晓” 、 “老少咸宜” 来形容。不过,绝大部分人所认识的三国故事和人物,主要是来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书在中国,以至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已风行好几百年,这说法并无夸张。除了《三国演义》,中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小说如《楚汉相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岳家军》、《七侠五义》等也曾风行一时。不过,现今已日渐被人遗忘。我们这一代是读这些历史小说长大的,看来亦是这些历史小说最后的书迷世代了。在芸芸传统历史小说中,独是《三国演义》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历久不衰。比之过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图书出版层出不穷,花样百出。随着时代进步,三国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样的媒体呈现。《三国演义》为题的各类文娱产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炽热,成为这三个国家竞争激烈的文化创意资源。 “三国” 题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读者最多和最普及的 “千年文娱热点” 。影响广泛如此,当然有其理由。
 


罗贯中编着的《三国演义》
 

除了《三国演义》外,三国时期的历史,相信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最为人喜听乐闻、最为人熟悉的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会问,为甚么《三国演义》与三国时期的历史,会有如此超时代、超国界、超年纪的阅读魅力?
 

首先,我们要知道,《三国演义》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内容和情节,百分之七十却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三国演义》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基本是根据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所以,不管是喜欢《三国演义》也好,喜欢三国历史也好,让人兴味无穷的是因为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和人物。我们又会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时代。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国历史,让人特别感兴趣?当中有很多原因,就让我们解开这个疑问。
 

人们常说 “历史如舞台” ,形容历史很多事件都是惊心动魄,有如看舞台剧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国历史,有如一出剧力万钧、动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剧。剧情既有激荡悲壮、震撼人心的场面;也有柔情万种,仪态万千的情节。刚柔并济,所以特别引入入胜,特别动人。

 


古隆中的石牌坊。左右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是唐朝杜甫总结诸葛亮一生而传颂千古的两句诗。左右横额的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 ,是诸葛亮的名句,后世多奉为人生座右铭。(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三国历史虽然不足百年,当时的人口,魏、蜀、吴三国加起来,不到千万人,却属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波澜壮阔的 “大时代” 。既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乱世;又是一个文才武略,英才辈出的 “英雄时代” 。同时,这样一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乱世,却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医疗科技、农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筑等方面,多有创新,成就卓越,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历史写下了一篇 “乱世华章” 。乱世罕能出华章,在中国历史里,属于乱世而能出华章的时代,看来只有春秋战国、三国和近代了。
 


位于湖北省咸宁赤壁市的赤壁古战场,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遗址。(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现在读三国更有价值和趣味

三国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关读物,多不胜数。大家喜欢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故事性强,场面动人,人物性格鲜明,甚至带给我们很多人生和世态的启示。其实,真实的三国历史,比起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动人,更能体会到历史的真实,让我们从中吸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真实的三国历史,不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涉及到丰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国时期虽然是一个纷乱的战争年代,却是一个重视读书的时代,是一种学习型的社会。这种历史状况,都让我们认识到三国何以说是 “乱世的华章” 。
 


三国的楼船。楼船是指有多层甲板和舱房的船,属中国古代的大型战舰。它外观巍峨威武,船上配备许多矛戈和士兵,旗帜飘扬,攻守皆可,就像一座坚固的水上保垒。(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现在,我们真有幸。以前,人们只能从文字或者一些插图去认识 “三国” ,无法像我们现在可以更立体地去认识和贴近三国的历史。现今交通方便发达,可以轻易地到三国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游览,实地体会当地的山川形势,指点江山。亲临其地,吟诵历代文人墨客记史抒怀的名篇,快意情怀。我们亦可透过现代的技术,绘出不同类型的地图,增进我们对历史地理的认识。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地理形势的影响,所以要了解历史,必须认识历史地理。我们又可到当地的博物馆,亲睹各种出土的三国文物,感受三国时期的事事物物。
 


位于湖北省襄阳市的襄阳古城,是一座三国文化名城。《三国演义》中很多情节都发生在襄阳城。(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对读者的一些进言

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具有跨时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阅读兴味和价值。我从少沉迷《三国演义》,后来研究三国的历史。经几十年的体会,认为在今天,有两种人最应鼓励他们去阅读 “三国” ,认识 “三国” ,分别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们阅读后会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长,不仅要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只是知识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须要及早增进人生智慧、培养意志力,开阔视野,强化分析力,学懂人际相处的道理等等。英国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说 “历史会增进人的智慧” ,所以,因为历史的真实,通过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立身处世的言行,最能增长青少年的阅历,提升他们的人生智慧,增进他们对世态的理解。 “三国” 是一个乱世,乱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生,经历千锤百炼,令人生智慧丰富,能洞悉世变。 “乱世三国” 的历史与人物之所以如此动人,原因正在此。在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 “小确幸” 的心态,容易满足 “小确幸” 的生活;在乱世,人们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没有相当的智慧和阅历是难于应付,容易为社会、为时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感觉到,现在世界已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这种动荡是来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变化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瞬息万变,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知识不足以应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现在的青少年要培养自己成为能从容面对 “大时代” 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炼,多阅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容易,要经过多少的风腥血雨,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以我们要珍惜历史,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因为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智慧。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阅历,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亲身经历,能从历史经验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径。正如培根所说,历史让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说,阅读和学习历史,是增长阅历、增加智能的最好途径。
 

我举两个历史人物为例子,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通过阅读和学习历史,让自己成为 “少年英雄” ,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西方,刚届二十岁就率领军队推翻东罗马大帝国,建立起庞大、称霸欧亚几百年的鄂图帝国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人物传记、读哲学和文学,从这些阅读中,吸收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人生智慧,装备了超出他年纪和阅历的智慧,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国时代,只有十七岁已经肩负起主持东吴国政,要对抗曹操和刘备两大枭雄的孙权。他曾说: “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意思是因为从少阅读历史等典籍,对日后的管治,获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劝导他的手下吕蒙阅读历史和兵书,终使原来只是一介冲动武夫的吕蒙,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统帅。不仅孙权,三国时代是一个 “英雄出少年” 的时代,这些青年俊彦,大都喜欢阅读和学习,通过阅读和学习,培养出自己超年纪、超阅历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为少年英雄。
 

另一类要鼓励阅读 “三国” 的是女性。以前人们总认为, “三国” 是男性读物,女性不会喜欢。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会,受了 “男主外,女主内” 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影响。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还要多。经验告诉我们,愈是居于高位的官员和企管,愈需要具备策略思想、战略部署、领导能力、领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奋奋的行政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历来,中外都视之为 “管治的教科书” 的 “三国” ,对培养人才,培养领袖实在太管用了。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社会,如想成为高官高管,发挥自己的才干,就不要再认为 “三国” 只是男性的读物了。
 

中国最著名的 “四大小说” 中,不管那种年纪都应该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若视《三国演义》只是男性的读物,已不合时宜。有些男性视《红楼梦》只是女性的读物,也是一大误解。因此,亦鼓励男性阅读《红楼梦》,不是要他们去学贾宝玉的多情,终日混迹脂粉丛中,因《红楼梦》是中国一本可挤身世界伟大文学作品前列的书,它是一部刻划世态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说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世故皆文章。” 男性阅读《红楼梦》,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认清世故。换句话说,更能认识宇宙人生!
 


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的《红楼梦》

 

 

明报 “漫游灿烂古今” 专栏   


题目:

关键词: #九龙城寨 #香港历史 #鸦片战争

明报刊登日期:17/5/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近日有套关于城寨的电影使香港这个曾经的 “探险胜地” 再受关注,笔者小时候住在城寨旁的龙城区。同学中有不少是城寨居民,故每周起码有3到4次到城寨 “游玩” ,后来更为九龙城区议会编撰过城寨历史的书籍,可以说对城寨是有亲身经历和文献探索双重体会,趁首这波城寨热,也用这两周写写城寨的历史。

我们今天说的 “九龙城” 一词,是起源于清中叶时期的九龙寨城(Kowloon Walled City)的建立。近代中国的衰落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清军战败,不得不与英军议和。1842年清朝代表被迫与英国政府代表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宣告结束。《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逼迫下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使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并开启了一波又一波的列强侵扰,中国几近亡国。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中国,双方同意清拆九龙寨城。九龙寨城建于《南京条约》后,是清朝回应英军北上的防卫要塞,是近代中国挣扎求存的写照,九龙城寨又拆于《中英联合声明》后,它的历史见证了中国近百年来由衰转盛,湼盘重生的过程。

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1661至1664年),曾两次颁布《迁海令》,迫使东南沿海数省居民向内陆迁界,防止他们支持于台湾的明朝遗臣郑成功及其继任人。其中原本位于九龙城内的官富巡检司衙门亦被迁往南头赤尾村(今深圳市内),九龙城原地区则改成烽火台,负责见敌示警,由数十士兵驻守。康熙八年(1669年),迁海令逐步解除,但官富巡检司仍留在南头。

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政府在佛堂门(今清水湾东龙洲)设炮台,以御海贼。由于此炮台位于孤岛上,补给支持困难,嘉庆十五年(1810年),知县利瓦伊榆奏请移建此炮台于今天的九龙城海旁,称九龙寨炮台,该炮台城墙共长三十一丈,高一丈一尺,南面临海,配炮八支。

调将驻守九龙寨击退英舰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对华大量输出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严禁鸦片,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Elliot)极不满,双方剑拔弩张。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把驻守大鹏城(今深圳大鹏新区内)的参将赖恩爵和其兵舰调驻九龙寨,防英舰偷袭。道光十九年七月(1839年9月),义律率5艘英舰龚击九龙寨炮治,赖恩爵率部队迎战,击退英舰,再于官涌(今佐敦)击退英兵。朝廷升赖恩爵为副将,同时由于九龙寨战略位置重要,林则徐为留赖恩爵领军,把九龙寨升格为大鹏协。

一般以鸦片战争由1839年11月的穿鼻海战(今虎门以南海面)开始,有说清方第一炮实由九龙寨炮台发出。

 

关键词: #国礼 #朝贡制度 #大熊猫 #丝绸

明报刊登日期:3/5/2024  

中国政府曾多次把南京云锦送赠给到访的外宾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古今均有礼尚往来之举。送礼的最高层次非国礼莫属,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国礼成为双方友好关系的象征。古代中国与周边邻近国家及地区的关系,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以 “天朝上国” 自居,形成 “朝贡” 制度。别国来华朝贡,中国的天子会赐以珍宝 “回礼” ,为了显现中国的雄厚实力,中国赐予别国的珍宝,数量及价值往往会比别国所送赠的为大,这就是厚往薄来的准则。

根据历史,能成为中国国礼珍宝,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及阿胶,被称为古代中国 “四大国礼” ,其后发展至大熊猫也成为国礼之一。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10月22日,唐朝武则天女皇帝曾把一对当时称为 “白熊” 的大熊猫及70张皮,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近代中国实行 “大熊猫外交” 政策,大熊猫更是国礼的重要主角。

在古代 “四大国礼” 当中,丝绸一直居于首位,特别是唐代,锦、绫、缦等纺织品是唐代皇帝首选作为国礼送赠之物,引证了《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所载: “夏,大也‧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服章是古代官阶身分的服饰,锦、绫、缦等纺织品就是不同阶级服饰的衣料。 “锦” 是古代丝织物中代表最高技术的纺织品,古代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是蜀锦、云锦、宋锦、壮锦。蜀锦产自四川地区;宋锦起源于隋、唐时代而盛行于宋代,因而得名,产地以苏州著名;壮锦产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云锦产自南京,因它绚丽多姿,有如天上云霞而得名,因此也被认为是四大名锦之首,有 “寸锦寸金” 之称,在元、明、清时期为皇家御用品。

礼尚往来,外国送给中国的国礼又有哪些呢?古代中国所收的贡品主要是别国的特产,如唐代大康国的玛瑙杯、宋代朝鲜国的人参、清朝意大利传教士献上的望远镜等。中国近年收到的国礼种类很多,有俄罗斯送的自主研发的智能手机、斯里兰卡送的郑和碑拓片和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画册、蒙古国送的两匹蒙古马、阿根廷送的该国国家足球队10号球衣、法国送的戴高乐亲笔签名照、美国送的红杉木椅、韩国送的围棋棋子和银茶器等。

现代中国选择国礼也有规定,对外赠送礼物尽量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不求奢华、要朴实大方。中国外交部礼宾司亦有送国礼需注意的三件事,一是避免送礼过多,二是在日常外交活动中避免送太贵重的礼物,三是不要选择体积过大的礼物,因这会对外宾造成携带不便。

 

关键词: #中国民居 #中国建筑艺术 #四合院

明报刊登日期:19/4/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居住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需要之一。《礼记‧礼运》记载: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 从这文献中可知上古时期的皇帝,未有皇宫居住前是住在穴及巢里,因此称穴居及巢居。当时位处地势较高的人会居穴,地势较低的人居巢,住在地势中等的人可以冬天居洞穴,夏天住在树上的巢。

年代不断演变,社会不断进步,旧石器时代中国人民住洞穴,新石器时代住半穴。先民选择洞穴居住时对环境也有要求的,他们会拣选地势较高、附近有河流水源的洞穴而居,因为这样对他们捕鱼和狩猎较有好处。夏、商时期已出现土筑房子,但平民百姓仍是住在洞穴里,皇帝才有宫殿建筑可住。西周、春秋及战国时代出现早期的四合院,庭院式布局已很流行,又因周代制定礼制,民居建筑上也受其影响,建筑表现方正,设前堂后寝,有中轴线及左右对称的特色。

从汉代画像石及墓葬品中可了解到汉代盛行楼居,贵族居所是大庄园,四面设围墙及望楼。望楼是负责防守及瞭望庄园之用,以保卫庄园安全。望楼上设有鼓,当庄园遇险时,屋主可登望楼击鼓向邻里求助。魏晋南北朝时期民居已有厅堂、庭院及回廊设置,贵族的居所更设有园林。

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民居主要建于里坊之内,四面围有高墙,墙外是大街。唐代对官员及平民的住宅有限制规定,包括房间数目、屋顶形式和装饰等。例如据《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所载,当时王公以下的官员,舍屋不能建有重栱藻井(重栱是斗栱结构和做法的一种名称;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设于天花板上的一种艺术装饰。)庶人房屋 “仍不得辄施装饰” ,违者会罚杖一百,并要拆卸或卖掉违例建筑。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坐式家具,到宋代时坐式家具已很普遍,因而令民居楼底的高度增加不少。

元代民居建筑并没有因为蒙古族统治而有较大改变,在元大都的民居仍然具汉族文化传统。明代出现较多以砖建造的民居,主要因为明代烧砖技术大为进步,建筑开始变得程序化。清代虽然夯土、琉璃、木工及砖等技术发展迅速,但民居的建筑特色没有突破,仍然依照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为主。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变为现代,城市人口急促增加,再加上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出现具中西建筑风格的城市型民居,如上海弄堂就是例证。

 

关键词: #俄罗斯 #金庸 #《鹿鼎记》 #罗剎#老枪

明报刊登日期:5/4/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今年适逢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也趁这热潮,写一下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的罗剎国的故事。

罗剎国即今日的俄罗斯,在《鹿鼎记》中,韦小宝不仅和罗剎国公主有过情缘,还带兵打败了罗剎国。

俄罗斯是中国近400年的重要邻邦,国人对俄罗斯有一个认识过程,从清人对俄罗斯称呼可见一斑。在清初的官方文献中,清廷对俄罗斯的称呼极多,主要有两个开头: “老” 字头和 “罗” 字头。 “老” 字头的有: “老枪” 、 “老掐” 、 “老羌” : “罗” 字头的有: “罗剎” 、 “罗禅” 、 “罗车” 、 “罗沙” 、 “罗叉” 、 “逻察” ,而典型的是 “罗剎” 。如《清世祖实录》中就记载过:顺治九年, “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补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剎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 。另据《八旗通志》记载,顺治十一年, “明安达哩自京师统兵往征罗剎,败敌于黑龙江” 。

与清初黑龙江索伦人有关

那为甚么俄罗斯会有 “老” 、 “罗” 字头的叫法呢?

学者阿拉腾奥其尔认为,清初黑龙江索伦人称罗斯人为Loca,Loca来源于俄语中表示 “猎人” 或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 的词语,所以汉语中不论是带 “老” 字头的 “老枪、老掐、老羌” ,还是带 “罗” 字头的 “罗剎、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 ,都是 “索伦土语” 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 “老” 字头的和带 “罗” 字头两组的情况,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的带词尾-n两种变体形式,即有时以Loca的形式、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至于 “俄罗斯” 一名,应是来源于蒙古语。韩儒林在〈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中提到:元代有 “斡罗思” 的说法,与现在 “俄罗斯” 两名词(另一个是 “阿路索” ),皆间接由蒙古文名词Orons来, “非直接由Rossiya 或Russiya一字译出。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必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始能读出。故吾人简称俄国之『俄』,不能于Russiya一字中求出也” 。

意思就是Russiya怎样读也读不出 “斡罗思” (或 “阿路索” ),因为蒙古人发不出r音,只能发Or音,所以就读成 “斡罗思” ,再发展成后期的 “俄罗斯” 。

学者又指出,清初文献对俄罗斯记载主要有两种:一是鄂(俄)罗斯、一是 “罗剎” 。鄂(俄)罗斯主要用来称呼经北部蒙古地区而来的俄国人: “罗剎” 则主要用来称呼窜入黑龙江流域、到处烧杀抢掠的哥萨克匪徒。这与俄罗斯向外扩张、中俄两国在清初的接触主要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两个方向发生有关。

 

关键词: #殷墟 #中国考古 #中国历史 #商代

明报刊登日期:22/3/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在今年2月开馆,占地262.5亩,这是首次以 “沉浸” 方式展示商代文化的博物馆,令观众能全盘了解商代的方方面面。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亦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可考证的都城,自商王盘庚迁殷至纣王亡国,有255年历史。1928年10月,由金石学家董作宾开始考古发掘,开创了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标志,因此殷墟考古被称为半部中国考古史。

殷墟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等多处遗址,当中最瞩目的要算是发现甲骨文。早在1899年,清代望族及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坊间发现了甲骨文,学术界一致认为王懿荣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同年,天津两位学者王襄和孟定生亦对甲骨文作鉴定及收藏,只是名气不及王懿荣。他们都是从古董商购入甲骨文,因古董商人为了牟利,不肯透露甲骨的来源地,更诡称是在河南汤阴或卫辉等地发现,对于这些谎话,不少甲骨文收藏家都信以为真,但中国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不断研究甲骨文,他认为甲骨文出于汤阴及卫辉等地之说并不可靠,最终在他努力探究下,在1908年打听到甲骨文的真正来源地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

发现甲骨文后,由于学者对这文物需求殷切,出现很多私人发掘情况。据统计在1899至1928年期间,私人发掘的甲骨超过十万片。当时小屯的村民为了赚钱,只拣选刻有文字的甲骨出售,对于其他没有文字的甲骨并没有妥善保护,令殷墟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学术界开始关注殷墟的保护问题,认为应要有计划地发掘殷墟遗址,终在1928年,一群学者如董作宾、李济等开始殷墟的考古工作,其后还有梁思永参与。董作宾是金石学专家,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他主持,一年后李济加入,主持第二及第三次发掘,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留学后回国的学者。梁思永是在1931年加入殷墟考古队伍,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也是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及考古学。他与李济运用在外国所学的考古知识,增进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令殷墟的考古更具成效。其后著名的考古十兄弟,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和潘悫也为殷墟的考古工作作出贡献。

殷墟遗址的考古工作虽然已经历九十多年,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仍在不断努力,让数千年前的中华文明再度在现今重现,多位考古学家确实功不可没。

 

关键词: #秦岭淮河 #南北分界 #长江 #黄河

明报刊登日期:8/3/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平时遇到全国各地的朋友,聊起各人家乡的风物,总会感叹南北物事大不同。中国幅员辽阔,到底如何区分北方与南方,有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呢?有的。不是长江,也不是黄河,而是秦岭淮河一线。

在秦岭淮河一线的南北两侧,气候、环境、人文都有着巨大差异。秦岭西起甘肃临洮,东到河南西部,长1,600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海拔2,000至3,000米。这也意味着南北交通往来,需要翻越崇山峻岭。它就像一个大大的屏障,使得夏季南方湿润的气流难以深入西北,也让冬季冷空气不易南侵。淮河发源于河南西南部,向东流经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长约1,100公里。秦岭与淮河相连,就组成了这样一条地理界线。

这当中通过哪些指标来确定?主要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降水量,通过对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分析发现,秦岭淮河线与中国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以南属湿润区,以北属半湿润区。第二个是温度,秦岭淮河线也大致是中国1月份零度等温线,这决定了冬季河流是否结冰,以南区域1月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上,基本不结冰,以北区域1月平均气温低于零度,一般结冰。第三个是植被,秦岭淮河线以南主要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北则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同时这也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

此外,南北两侧也有着各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变化,如粮食作物种植类型,秦岭淮河线以南以水稻为主,以北以小麦为主﹔油料作物,秦岭淮河线以南以油菜为主,以北以花生、大豆为主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秦岭淮河线还是一条军事分界线。秦岭山势险峻,跨度广,本就足以延阻北方军队轻易南下。而古代黄河、长江地区都是政权的经济、政治中心,位于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也就成为了自然延伸出去的边界线。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利用绵延的长江布置防守相当不易,必定要将防线北扩,因此常言道 “守江必守淮” 。北方政权要南下,若占据整个淮河流域,则可以利用水网运送粮草。清人顾祖禹就总结 “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能自保矣。”

回顾中国古代群雄割据的历史,魏晋南北朝和宋金元时期,就是以秦岭淮河线作为政权的分界线。三国魏吴之战、诸葛亮北伐、东晋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淝水之战、北魏与梁的钟离之战、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等,战事不胜枚举。如今,战争的色彩已然淡化,不过亲身去往那山岭与河流的南北两侧走走看看,也颇能感受各地灿烂多彩的人情物事。

 

关键词: #门户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中国礼教

明报刊登日期:23/2/2024  


故宫苍震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中国传统建筑里,门除了作保安之用,亦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建筑里,它既有身份的象征,也包含礼教及道德规范。古时门的高度及阔度、门的构件及装饰,都要按身份阶级而行,不可僭越。

门及户通常连用,但其实是有分别的。《说文解字》解释 “门” 为: “闻也。从二户,象形。” 《玉篇》则解释为: “人所出入也。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 据《一切经音义》载: “字书一扇曰户,两扇曰门。又在于堂室东曰户,在于宅区域曰门。” 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的人会在正月至三月祭祀户,七月至九月祭祀门,原因是动物在冬季冬眠,春季苏醒,这时牠们会从户出动。在秋季时,牠们则从门进入,准备过冬,因此在春秋两季分别祭祀户及门。

现今的门要按建筑条例达安全标准而设置,而古代的门限制更多,有宫殿的门、城墙的门、寺庙的门、百姓居所的门等等,每种门的形制规定不同,例如宫殿的门是皇帝使用,规格最高,由三开间至九开间不等。城墙的门有保家卫国的功效,历代王朝都会设置东南西北四面城墙来保卫城池,每幅城墙会设一城门,原来当中南面的城墙最为重要,因为《周礼》记载: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 这里所指的正位,是指南面。古籍有载: “别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属,谓考工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 南面的城门便成为重中之重的地方。至于一般平民百姓的宅门,从四合院的规格便最能体现。四合院的大门会设在东南方,原因是按《周易》的规定之外,亦有实际地势需要,因为四合院的地势通常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大门设在东南方是有利排水方便。

门上的装饰主要是门联,门联又称春联、楹联,是由桃符演变而来。桃符早在周代已有,起初只写上 “神荼” 、 “郁垒” 两位门神的名字。在五代后蜀时期,因后蜀君主孟昶要臣子在桃符上写对偶句,令桃符演变成为门联,增添不少文学趣味。

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喜爱门联,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民间流传一故事指有年除夕,朱元璋下旨全国不论官民,都要在门上贴上春联。他其后更微服出巡看看谁人没有遵从,路上他发现一家门前并没有春联,大怒之下正想问罪,却发现原来这户人家是从事阉猪工作,未能找到人帮忙写春联,朱元璋见此便挥笔写下: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

 

关键词: #达摩禅师 #《易筋经》 #禅宗 #中国武术 #佛教

明报刊登日期:9/2/2024  


宋人达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达摩祖师在武侠小说中被多次提及,是个被神化的武林绝世高手。小说中他一苇渡江开创少林一派,撰写《易筋经》和《洗髓经》两大武功秘籍,又创立少林七十二绝技,颇受少林派和其他武林人士敬重。

达摩祖师又称菩提达摩,历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得道高僧,但他并不懂武功,他的主要事迹在于创立了对中国佛教乃至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东土禅宗。

菩提达摩生于南天竺(今印度),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子。他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并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他得到佛法真谛后,受师傅嘱咐前往中国传教,于是在南朝时期乘船从印度来到广州。

传说达摩来到广州后,一路北上,见到了梁武帝,并与其谈法。梁武帝信奉佛法,即位后曾建佛寺,抄经文,供养无数僧人,他问达摩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 “无功德” 。武帝又问: “何以无功德?” 达摩说,这些只是世间的福德,而非功德,功德是要靠内心修炼,明心见性,方成正果。双方话不投机,于是达摩离去,渡江北上,有趣的是这次北上被神化了,话说达摩来到江边,寻不到船只,于是折下一大束芦苇,立在苇上过江,这是 “一苇渡江” 故事,当然,这也是小说才有的剧情。

达摩过江后,一路行至嵩山少林寺,感叹此地环境清幽,是难得的佛门净土,于是在此落迹传教。他在寺中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长达九年,最终有所开悟。在少林寺修习禅定期间,有道育、慧可等弟子侍奉他左右,后来慧可继承了达摩衣钵。

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禅宗思想的人,因此被尊为达摩祖师。他的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彻底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等外在形式的束缚,直接体悟佛法。达摩将 “坐禅” 作为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坐禅须闭目端坐,心地平静,全神贯注, “自悟自修” 。自菩提达摩创立禅宗之后,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禅宗早已成为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而且深入到哲学、艺术、文化、建筑等许多方面。如宋明理学即借鉴了禅学思想的养分;禅诗、禅画、禅乐等艺术形式都是禅学与中国文化相交开出的明艳花朵。

近世学者认为,达摩北上后,到过洛阳、嵩山一带,未必到过少林寺,他与梁武帝的论法也存在疑问。但达摩的故事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在各处留有他的圣迹。比如少林寺已被视为禅宗祖庭,至今在寺内仍保存有立雪亭(相传慧可在此向达摩断臂求法)、初祖庵、达摩洞、面壁石、 “一苇渡江” 石像等多处与达摩有关的遗迹。

 

关键词: #海昏侯 #刘贺 #中国考古 #汉朝

明报刊登日期:12/1/2024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趁假期之便,我去了赵江西南昌, “探望” 念兹在兹多年但从未见过的老朋友——海昏侯。

海昏侯是谁?
他是汉武帝之孙刘贺,刘贺长期郁郁不得志:在富庶的昌邑(今山东省潍坊市)无忧无虑地当着王,莫名其妙被拉去当了27天皇帝旋即被废,成为历史上的汉废帝。被赶回封地被削成民;后由于当朝皇帝的忌惮,又被迁徙至当时属于荒僻之地的鄱阳湖畔(今江西省北部)为侯至33岁病逝。他本人没有大错,却不被允许回宗庙祭祀祖宗,就连精心制作上供的袅蹄金麟蹄金也没派上用场,最终只能随自己入土。2011年,考古人员在江西南昌市一座小山里发现他的墓葬,称为 “海昏侯墓” 。

海昏侯墓考古因何这么重要?因为它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布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穴,令考古学家清楚了解西汉列侯墓制的标准模式,这座占地约四万平方米的墓园,分布着9座墓葬及一座车马坑,内里有祠堂、寝殿、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基址。这次发现,成为中国近十年最重要考古发现。

海昏侯墓博物馆位于南昌东北,离市中心车程约一小时,我到访那天是平日,加上天气寒冷,游人不多。我们用了一个上午走过海昏侯曲折离奇的一生,也看到迄今最丰富完备的汉墓,墓里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包括金器、金币、青铜器、玉器、简牍和纺织品等,当中金器总重量达120公斤,是考古史上汉墓发现最多金器的一次,而且墓里出土的五铢钱(汉朝货币)亦多达400万枚,重达10吨,仿如一座小山,由专人点算也花了半年时间才完成。文物当中还有一块约半米高的漆木板也引起外界哄动,因为木板上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这是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孔子像。不过,最令考古人员雀跃的是墓里发现的五千多枚简牍,内容主要是儒家典籍、刘贺写给皇帝的奏章及皇帝降旨的诏书,以及失传一千八百多年的《齐论语》。这些文物都是汉代考古的珍贵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从博物馆到墓园大概还有2公里,主墓设大型的展馆,展示挖掘现场,颇见气势,但对象全为仿制,主墓旁为刘贺妻妾孩子的巨大坟堆,坟堆之间已经搭建栈道,我们甚至可以摸到旧时尘土。

海昏侯是不幸的,从小父母双亡,一生大起大落;他又幸运的,这富可敌国的大墓,居然因为鄱阳湖的变迁,得千年安眠。他更大的幸运,是本已在史书寥寥、不堪文字的废帝,却因为一次抢救性发掘,随他入土的海量器物、宝贵木牍竹简、礼乐器具,就连正衣冠的镜子都要描绘孔圣形象,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立体更有血有肉的贵族形象。

关键词: #万里长城 #云游长城 #八达岭 #居庸关 #山海关

明报刊登日期:29/1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屹立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若从最早的春秋战国时期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早已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意志的象征。

虽然抵御外敌的使命已经卸下,但长城仍要面对当前环境的不同 “敌人” 。包括人为的过度旅游开发、盗掘、不当的修缮、恶意刻画涂抹、私自拆挖等,以及自然界的地震、雨水风沙侵蚀、冰雪冻融、动物筑巢和踩踏、植被生长等。如果不加以重视,这处伟大遗迹就会日渐衰败,满目疮痍,不复存在。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重点开展了八达岭、居庸关、山海关等重点段落的维修工程。此后又进行过数次文物普查,掌握了长城全线的现状。2005年及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和《长城保护条例》 从整体上提出了长城保护的要求及保育方案。

当然,要保育长达万里的长城遗址,需要民众的共同参与。位于长城起点的河北省秦皇岛市,首创 “长城保护员” 制度,动员在长城附近居住的民众担任保护员,对各自负责看护的长城段每月进行10次以上的巡视,并向文物主管部门书面报告情况,政府则给予补贴。后来这项制度推广到沿线许多地方。这些数以千计的保育员,有年轻的小姑娘、壮汉,也有年长的村民,但他们都自愿承担起保育长城的重任。

随着科技的发展,长城保护员也有了得力的 “助手” 。长城沿途经过的悬崖峭壁,可以使用无人机进行勘探,既保护了人员安全,也能收集到数字侦测的实时数据,以便全面分析长城的状态。长城电子巡检系统,则是让长城保护员配备具有卫星及手提电话功能的仪器,既能随时随地拍摄照片,也能上传保护员自己的位置信息,如若在偏远地区发生意外,可以第一时间锁定位置并提供救助。

文化遗产的保育,不能单靠政府部门和长城保护员,更要鼓励全民关注和参与。当我看见学界和科技界合作的 “云游长城” 游戏时,惊为天人,游戏让普通人能沉浸式体验修复长城的工序。由于有大学专家的参与,游戏高度还原了长城砖石错落、树影婆娑的景象,玩家一步步通过清理、砌筑、勾缝、砖块剔补、支护,修缮长城,于是,我们今年把游戏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足不出门便能免费加入 “云修复” 长城的义工中,寓教于乐,也让长城为代表的文化古迹在年轻人心中扎根生长,永续芳华,英姿长存。

关键词: #古代分娩 #生育 #传宗接代 #《医心方》

明报刊登日期:15/1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香港的出生率持续低迷,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发现香港每名妇女平均只生育 0.8 名子女,令本港成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区,政府因此大力鼓励生育。那中国古时的生育情况又是如何?

传宗接代是古时的头号大事,传统婚姻是以传宗接代为目标,所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再加上古时人均寿命较现今为低,生育可为家庭增添劳动能力。古时女子的生育年龄大约可由15岁结婚至50岁,一生分娩十次也不为过。

考古学家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发现最早妇女生育的记载,不少有关妇女生育的卜辞,例如: “乙丑,贞帚(解作妇)爵,育子亡疾。” 意思是在乙丑日,巫师占卜商王武丁的妃子妇爵,怀孕时不要生病。至于古代的分娩过程又是怎样?古籍中最早提及产妇分娩过程,是隋代德贞常所写的《产经》,可惜这书已亡佚,现今只能从日本最古老的医书《医心方》,看到一些引用记录。从《医心方》记载中知道古时产妇通常在家中或户外搭一帐篷分娩,称为产庐、产帐。《医心方》载: “《产经》云:按月之方安产庐吉正月、六月、七月、十一月作庐一户,皆东南向,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作庐一户,皆西南向,吉。凡作产庐,无以枣棘子,铤㦸杖;又禁居生麦稼水树下,大凶。又勿近灶祭,亦大凶。” 显示隋代妇女分娩,设置产庐的方位要按分娩的月份而有不同,产庐的设置非常讲究。

《医心方》又载: “古时妇人产,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 古代孕妇在产庐分娩,原来并不是像现今产妇能躺在床上生育,而是蹲跪在地上分娩的。分娩要准备的物品也有很多,例如砂盆、小石子、马皮、滤药布等。砂盆是放在产妇胯下,用于承接新生婴儿,故分娩又称为 “临盆” ;小石子是用于临盆时洒些醋以刺激产妇嗅觉,使其不致晕倒;马皮是铺在地下让产妇坐卧,使产妇分娩时较舒适,亦可吸收产妇临盆时出现的血污之物。

古代重视生育,特别是生男来继后香灯,因此怀上男婴对古代妇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亦衍生出祈孕的习俗。送子观音、碧霞元君、金花娘娘、麒麟等都是古代妇女膜拜的求子神灵,当中麒麟送子的故事更与孔子扯上关系。东汉时期,王充着《论衡‧定贤》,描述孔子诞生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孔宅,上写 “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 ,意思是指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这就是 “麒麟送子” 故事的由来。其后民间认为麒麟能为人带来子嗣,拜麒麟便可得子。

关键词: #英华书院 #香港 #基督教#理雅各布

明报刊登日期:1/1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作为东亚近代史最早的新式学府,英华书院在19世纪曾经是文化界的先驱,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影响及于东南亚、香港、中国大陆和日本,到了1856年书院学生急增至近百人,远多于其他学校,但校长理雅各布却在同年决定结束,这又是为甚么呢?

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港后,改名为 “伦敦传道会中国神学院” (神学院),栽培年轻华人传道人才,另设预备学校一所,为入读神学院前的准备,不过时人多统称两所学校为 “英华书院” 。为吸引华人子弟报读,英华书院不收学费,还提供宿舍、膳食、医疗等。 神学生更获发津贴,扣除杂费,每人每月大概可得六元。  

然而,两所学校的收生表现却大相径庭,预备学校报读者众,神学院却长期收生不足。年轻人慕名来英华念书,看重的是学习英文。当时的香港商业发展蓬勃,政府又不断膨胀,双语人才是炙手可热,从英华预备学校毕业已能赚取丰盛的收入。同时,美国和澳洲掀起了淘金热,大量中国民工涌到新旧金山掘金,自然急需大量的翻译员,商人纷纷向英华学生招手, 这又成了预备学校学生的去处。

事实上,华人传教士月薪为20至25元,而在洋行任职可达25至100元,并前途无限。预备学校的学生肄业后,多到官私营机构工作,甚少选择入读神学院,更遑论服务教会,神学院开办多年,学生不过七人,而且没有一个日后当上华人传教士。这有违英华书院办学的初心: “培养华人传教士” ,纵使预备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增,但也不能说服一众传教士和捐赠者继续支持英华书院,更无法扭转英华书院关闭的结局。

此外,中英关系日渐紧张,也使英华办学难以为继。1856年的 “阿罗号事件” 导致冲突加深,次年英国更联合法国出兵,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理雅各布在1857年的一封信,解释了停办学校的三个考虑:

首先,清政府为切断香港对英军的食物补给,下令华人商户离境,又禁止邻近地区与香港进行贸易。这导致香港物价飙升,学校根本无法提供一众寄宿生所需。

其次,社会传言将有华人烧毁洋人居所。宿生既与传教士同住,其安全不免令人担忧。

第三,内地局势紧张,合信医生(Benjamin Hobson,1816 -1873)一家已从广州撤至香港。若战火持续,预期会有更多传教士来港避难,故传道会大楼须腾出空间供传教士暂住。

面对种种困境,停办成了唯一选择。英华书院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迁港,又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暂时停办,在短短的日子里、在亚洲缺乏高等院校的情况下,英华书院肩负起探索的曲折道路,培养出来的双语精英,在政治、公共事务、商业等领域成就显著。


 

关键词: #英华书院 #香港 #基督教

明报刊登日期:17/11/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2023年11月11日是基督教在东亚的第一所校,也是香港最古老的新教中学—英华书院(现在的英文名称是Ying Wa College,往昔为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奠基205周年纪念。该校在1818年创立于荷兰殖民地马六甲,其创办人马礼逊和首任校长米怜乃基督教最早来华的两位传教士,他们看中了马六甲是欧亚贸易之重要口岸,又是华人聚居之地,有利传教和办学。但为什么在马六甲成功运作了25年后,英华书院要在1843年再搬迁到香港呢?

提出书院迁到香港的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毕业生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年),他在1841年1月在给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下称伦敦会)的信中呼吁将书院搬港,理由是鸦片战争胜负已定,香港岛也为英军所掌握,将书院搬港也是办学的初心。

事实上,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其信仰,教育政策主要是培训当地的传道人和传播宗教。各新教团体都视香港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宝库,因为在香港训练华籍的神职人员并由他们来传教,是最能打开中国人对基督教心防的方法。同时,新教传教士之前大多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官方态度也只知大概,明白中国政府既不欢迎宣教事业,也不愿意外国人到来,为慎重起见,新教团体先在英国保护下的香港培训本地神职人员,再将他们分派到中国以传播教义。

然而,伦敦会最初不为所动,在该年12月的回应中,伦敦会不支持任何搬迁书院的计划,不过信中也留了一个余地,就是如果中国局势更明朗些,伦敦会将考虑搬迁问题。到了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清廷须割让港岛与英国,以及开放沿海五个港口进行通商等。这成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大好机会,于是,伦敦会在1842年12月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结束在印度尼西亚、槟城和马六甲的基地,并指示在亚洲的传教士们到港开会,共同商讨 “将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往该岛(香港)” 及在中国宣教之有关事宜。

英华书院当时的校长是理雅各布(James Legge,1815-1897年),他在1843年3月收到伦敦会来函,通知他最新的搬迁决定,并附上伦敦会的授权书。理雅各布于是把 “馆藏图书、中文木刻版及所有其他动产在出售之前已被包装妥当” ,准备运往香港。1843年7月10日,理雅各布一行抵达香港岛,他对香港的印象甚佳:

“我喜欢香港的地貌。这里山脉延绵,唯一的平地在山谷之间……华人不多,但澳门的商贸公司一搬过来,人口就会增加数千。这小岛最终会变成蜂巢,盼望将来很多基督教群体进驻接壤的大陆。”

此外,伦敦会也决定把印刷设施带到香港的英华书院,1846年亚历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1800—?)把印刷机、相关设备和铜活字带到香港,书院不久后亦开始了在港的印刷业务。


 

关键词: #黑城遗址 #西夏王朝 #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

明报刊登日期:3/11/2023  


黑城遗址(网络图片)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西夏作为辽金宋时期,由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存在了190年。但在二十四史中,却没有独立成书,不禁让人平添一分好奇。而在内蒙古的荒漠中,有这样一处神秘的古城遗址——黑城遗址,融合了西夏和元代文化遗迹,埋藏了千年的神秘故事。

黑城遗址又称黑水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已经干涸的额济纳河下游东岸的荒漠上。之所以叫黑水城,是因为曾有黑水河流经此处,最终汇入内陆湖居延海。党项人称黑水为 “额济纳” ,蒙语里称 “哈拉浩特” ,也是黑水的意思。

在七至八世纪,这片土地已经是唐朝重要的商业和战略据点,并建起了城堡。尽管规模不大,但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聚集了大量居民在此繁衍生息。十一世纪时,党项人建立了西夏国,黑水城成为西夏国的疆土。西夏也视黑水城为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和边防要塞,设置了十二监军司之一的 “黑水镇燕监军司” 治所,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侵入,又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黑水城由此成为西北地区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内设有官署、民居、商铺、驿站、佛寺等,畜牧业也颇为发达。

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征伐西夏,攻克黑水城后,由此南下,直取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次年,西夏灭亡。黑水城在元朝很快恢复了繁华并得以扩建,成为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元朝政府还在这里设置 “亦集乃路总管府” ( “亦集乃” 也是 “额济纳” 的音译),辖境约为今天的额济纳旗。

十四世纪,元末明初战事中,明朝大将冯胜攻破黑城。居民四散,城堡亦遭废弃,河渠不修,水道绝流。昔日的西北要塞,被沙漠吞噬,湮没在风沙和历史中。

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引来外国探险家来华考察。1908至1909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来到黑水城遗址,获得了大批西夏文、汉文、藏文、蒙古文等文字的文书和文献,以及雕塑、织品、绘画等艺术品和考古材料。这些珍贵文物文献在圣彼得堡展出,引起极大轰动。黑水城从此闻名世界,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共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文献发现,崭新的西夏学也随之诞生。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献仍占据已发掘西夏文献的绝大多数,各类西夏艺术品也是极重要的珍宝。

如今踏足黑城遗址,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城墙依旧伫立在茫茫黄沙中,砖瓦、陶瓷碎片、石块散落地面,巍峨高耸的覆钵式佛塔静静地坐落在古城西北角上,昭示着古城曾经的辉煌。城内外的断壁残垣,诉说着岁月沧桑,时代变迁。


 

关键词: #古代妇女妆容 #眉毛 #举案齐眉

明报刊登日期:20/10/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不论古今,爱美都是人的天性。现代女士的妆容会随着潮流而不断改变,至于古时,虽然不同朝代也有不同妆扮主流,但是古人对眉毛的情有独钟,却是不同朝代都如一不变,而且眉毛更是古人的审美标准,也是夫妇相处之道的指标。

早在周代已有赞颂眉毛的诗句,如《诗经‧卫风》载: “手如柔黄,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瓠犀,螓首蛾眉。” 螓是蝉的一种, “螓首蛾眉” 意思是指宽宽的额头,配上细而长的眉毛,来形容女子美丽的容貌。古代社会非常重视眉毛的妆扮,发展出很多种眉毛款式,如娥眉、小山眉、柳叶眉、八字眉等,不过历代最受女士追捧的眉妆是长眉,正所谓 “青黛点眉眉细长” 。唐代著名女诗人李商隐曾说: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李商隐在八岁时首要学的就是画长眉,长眉是古时美丽的指标之一。

古代女性会把原有的眉毛剃掉,再按喜好画上不同的眉型,颜色方面更不会只得黑色,还有黄、绿、浅啡色等。古诗词中可以看见黛眉、翠眉的字句,如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写有 “尊前不用翠眉颦” ,又或白居易《五凤楼晚望》所载的 “龙门翠黛眉相对” 等。 “黛” 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古时用作画眉,而 “翠” 是指绿色。

历代多位皇帝都是眉痴,例如《妆台记》载:汉武帝让宫人描八字眉;魏武帝让宫人描青黛眉、连头眉。连头眉可说是 “一字眉” 的先驱,直直的一笔连着眉心,又称之为仙蛾妆。当中最 “爱眉” 的应是唐玄宗,据唐代张泌《妆楼记》载,唐玄宗在兵荒马乱的 “安史之乱” 时期,居然还有心情下令画工绘画《十眉图》,把唐代妇女眉毛款式记录下来。唐玄宗对妇女眉毛的爱好可见一斑。

眉毛在古时除了是审美指标之一,亦有传情的功效,因眉毛的形态及如何郁动,反映着人的情绪,表露着喜、怒、哀、乐的情感。《后汉书》载: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 “愁眉” 是指眉毛画得细长而弯曲,好似皱着眉头一样。成语里不乏形容眉毛所表达的 “情感” 之字,如愁眉不展、喜上眉梢、眉飞色舞、横眉冷眼等。

古人重视眉毛,更可在夫妇相处之道中反映。《后汉昼‧梁鸿传》有载: “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梁鸿是东汉时期的文士,他虽然很有学问,但不愿入仕为官,与妻子过着简仆的田园生活。梁鸿夫妇相敬如宾,妻子每天会把饭餸盛到托盘上,捧着举高到与自己眉毛位置的高度,然后送到梁鸿面前请他享用。 “举案齐眉” 便成为后世赞美夫妇相处之道的字句。


 

关键词: #《百家姓》 #中国历史 #宋朝 #童蒙教育

明报刊登日期:6/10/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百家姓》作为古代儿童的启蒙书,流传极广,但有没有想过,为甚么是这样的顺序开头呢?对比现今我们最常见的姓氏,如王、李、陈、张、刘、杨等等却排在后面,《百家姓》的排序背后究竟有甚么讲究?

《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作者姓名已不可考,应是江浙一带的文人。编纂时,他收录了411个姓氏,经过后人增补,如今达到504个。而他排列各个姓氏的标准,并不是按照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各姓氏在北宋的政治地位。

排在首位的赵氏,是当时的皇帝姓氏。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一人称帝,姓氏沾光,所以《百家姓》以赵姓起首,理所当然。排在第二位的钱姓,则源自吴越国的君主。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由钱镠在907年所建,定都于杭州,立国72年,疆域最盛时占有今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上海市和福建东北部。钱镠在稳固了吴越疆土后,便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他的主要成绩在于修筑钱塘江沿岸石塘,疏通西湖、太湖、鉴湖等内湖,使得农田不受潮水侵蚀,并可得灌溉之利。钱镠之后的历代君主也都遵行他的治国方略,专心发展经济文化,还使得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更可贵的是,由于吴越国本身实力较弱,所以主动远离军阀混战,谨慎投靠中原王朝,按岁时进贡,以求庇护。这使得吴越国立国约七十年间,极少接触战事,社会安定。北宋扫平各地政权,十国中仅余吴越时,吴越末代国君钱弘俶为保一方百姓,决定纳土归宋,令吴越地区免遭兵甲之祸。苏轼在《表忠观碑》中曾评价: “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给予吴越钱氏极高的赞誉。而《百家姓》成书于吴越士子之手,除了奉宋朝赵姓为正统以外,也自然给予钱姓足够的尊敬。

《百家姓》第三位的孙姓,则是吴越君主钱弘俶正妃孙太真的姓氏。孙氏聪明过人,喜好读书,且非常仁德,深居宫中但生活节俭。钱弘俶相当赞赏她,封其为贤德顺穆夫人,宋太祖亦封其吴越国王妃,足见孙氏的地位。

第四位李姓,则是南唐君主姓氏。南唐是吴越邻国,也地处长江下游两岸。虽然国祚仅38年,但国家颇为富庶,开国皇帝李昪努力恢复经济生产,发展农桑。南唐诗歌绘画等艺术文化更是兴盛,后主李煜是首屈一指的 “千古词帝” ,词风别树一帜。这都使得《百家姓》对南唐李氏另看一眼。

短短开头四姓,就牵扯出北宋时期江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故事。


 

关键词: #《簪花仕女图》 #唐朝 #猧儿 #中外交流

明报刊登日期:1/9/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唐代周昉绘的《簪花仕女图》是国宝级画作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国家在1956年制成首批复制品,曾以国礼形式赠予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等外国政界人士。这画构图别致,画有五位贵族妇女及一侍女,另有两只狗及一只白鹤。后世多关注画中女士们的举手投足,不过画里动物也不能少看,因为牠们既是中外交流的使者,也是中国寓意吉祥的表征。

《簪花仕女图》里的两只小狗又叫 “猧儿”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 “猧儿” 是拂菻犬的别称。拂菻国在唐代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昌王曲文泰向唐高祖李渊献狗雄雌各一, “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明确写出高昌王将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拂菻犬送给唐高祖李渊。自从拂菻犬来到中国后,迅即成为宫廷及贵族的宠物,其后发展到平民百姓也爱养狗当宠物。唐朝宰相王涯《宫词》写道: “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毡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 这诗描写 “猧儿” 在唐宫的生活状况,牠们毛色雪白,四肢短少,行路时好像拖着地而行一样,在深宫里爱睡在红毡上。由于深宫夜静,寂寞的小狗也只能在夜色中向着金阶的萤火虫吠叫。王涯这诗在描写宫中狗只寂寞同时,也是暗指后宫妇女寂寞的生活。

杨贵妃是爱犬达人,她的拂菻犬是由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进贡所得。 “康猧乱局” 的典故就是因杨贵妃的爱犬而来。《酉阳杂俎》记载: “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 文中的 “上” 是指唐玄宗。杨贵妃见唐玄宗快将输棋,因而将怀中的小狗放到棋盘上,小狗把棋局扰乱,唐玄宗的败局也消失了,堂堂皇帝才不至在棋盘上败给臣子。

《簪花仕女图》中的另一动物——红头白鹤(现称丹顶鹤),自古以来在中国都具有吉祥寓意。古人认为鹤是神圣之物,例如在《穆天子传》中有描写白鹤为周天子跳舞的情景;汉代道教兴起,总有描述修道成仙时,白鹤伴随升仙的情节。唐代的《艺文类聚》更将白鹤独立成篇记载,名为〈白鹤篇〉,记录唐代以前有关白鹤的文献,如记有《汉书》: “宣帝即位,尊孝武庙为代宗,所巡狩至郡国皆立庙,告祠代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


 

关键词: #市集 #汉朝 #唐朝 #长安

明报刊登日期:18/8/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政府近期推 “开心市集” 活动,希望促进市民消费之余,也令市民有愉快的生活氛围。 “市集” 是指在固定地方定期举行贸易活动,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已有。《周易‧系辞》曰: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当时市集也叫 “集市” 、 “墟市” 。市集发展至汉唐时期已颇为繁盛,汉唐两代的首都多为长安,长安是当时的国际贸易大都会,汉唐两朝在长安城的东西方设有规模庞大的市集。

汉代时的长安城内设 “九市” ,其中东面设三市,称为 “东市” ;西面设六市,称为 “西市” 。班固的《西都赋》载: “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 形容汉代长安九市的繁盛景象。由于有八水绕长安,令到长安交通运输便利,南方出产的商品如黄金、翡翠等;中原的丝绸、鐡器等货物;西域的良马、香料等物品,全运到长安九集贸易。经济发达,令汉代的长安城内聚居了不少富豪。据《西京杂记》记载,当时长安城有一名叫韩嫣的富豪,爱玩弹丸,但他的弹丸是用金做的。长安城的儿童每当韩嫣玩弹丸时都争相跟着他,以便捡拾他遗下的金弹丸,因此当时有童谣曰: “苦饥寒,逐金九。”

及至唐代,东西市发展更为繁盛。东西市均以 “井” 字形街道构建,相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起贸易,称为 “行” ,这是现代所说 “行业” 的由来。当时东西两市各有220行。东市邻近三大内(即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顾客以宫廷人员为主;西市则是商贾云集之地,较东市规模更大及繁盛,商铺有四万多间,故有 “金市” 之称。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载: “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生动地描写西市的繁荣景况,商人的营业非常忙碌。有商业活动当然亦有管理规范,西市的管理由朝廷设立的 “市置” 和 “平准署” 负责。市置主要订立市场交易规则,维持公平交易原则,例如规定每年八月,西市的商人都要到太府寺校正斛、斗、秤、尺,以监管西市的度量衡,达至公平贸易。至于平准署是唐代负责管理市内 “常平仓” (唐代的粮仓),以平抑市场物价。

要说唐代西市的兴旺,不得不说杨贵妃家族在西市的事迹。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正月十五日,杨贵妃的兄长和姊妹前往西市游逛,途中遇上唐玄宗之女广平公主的马队,双方争先进入西市。杨家的待从挥鞭打马,但马鞭却落在广平公主衣裙上,公主倒地,驸马上前搀扶时亦被马鞭抽打了几下,场面一片混乱。


 

关键词: #狮子 #中国文化 #门神

明报刊登日期:4/8/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参观中国古代宫殿、陵墓、寺庙、园林、宅第等等大型建筑时,我们常常见到门前摆放着一对石狮子,威武雄壮,栩栩如生。这当中有何寓意和讲究?狮子缘何成为老百姓心中的 “门神” ?

说起狮子这种动物,其实牠并不产自中国。汉朝张骞通西域,使得中国与西域各国有了经贸和文化来往,西域各地的奇珍异宝,甚至珍禽异兽传入中原。《汉书‧西域传赞》记载: “自是之后……巨像、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这就是狮子在中国文献中最早的身影。在《后汉书》中也提到东汉章帝年间,安息国(今伊朗) “遣使献师子” 。这时期,狮子作为西域进献王室的珍宝,只供皇亲贵胄欣赏,老百姓自是无缘得见,于是便引人无限遐想。

东汉时期,佛教亦传入中国,而狮子在佛教中也有其独特的寓意。狮子象征佛陀的高贵、威严、智慧、勇敢,所以 “佛为人中狮子” 。佛陀说法也被比作 “狮子吼” ,因狮子吼声能使百兽慑伏,如同佛陀教义能让迷茫的众生警醒。连佛所坐处,也称为 “狮子座” 。因此,狮子在人们心中成为了庄严、尊贵的神兽。既然是神兽、瑞兽,人们便根据仅有的认知外加丰富的想象,创作出与现实不尽相同的狮子形象。如南朝萧绩墓前的一对石刻,俗称 “石狮” ,细看虽是狮子模样,但身有双翼,甚至翼上带鳞,有趣之极。

至唐代,人们逐渐广泛地将一对石狮子置于大门两侧,有守护门户,辟邪纳福,以及彰显权贵地位之意。狮子的造型也回归了牠真实的相貌。如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干陵,陵园中的石狮,就表现出了坚实健壮的身躯和筋骨,昂首挺胸,隆鼻阔口,维肖维妙。而往后不同朝代的石狮子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唐代石狮子强悍威武,元代石狮子身形瘦长但有力,明清时则比较温顺。从地域上来看,南北方石狮子也各有千秋,北方的石狮子大气质朴,南方则雕刻得活泼灵巧,雕饰繁多。

如果留心观察,其实门前的这一对石狮子也内有乾坤。这两只狮子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是左雄右雌,这是以人从大门中走出来的方向为参照。人走出大门,左手边为雄狮,右手边为雌狮,符合中国传统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左侧的雄狮前爪下踩一个绣球,寓意脚踏寰宇,至尊权力;右侧的雌狮则前爪抚摸幼狮,寓意子孙延绵。而这对狮子还颈戴璎珞绣带,前悬铃铛,头顶旋螺纹鬈毛,英姿勃勃,一副尊贵气象。这都是石狮雕刻流传千年以来,中国人赋予其的文化意蕴和独特造型。


 

关键词: #科举 #武状元 #策问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21/7/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上文提到 “武科生也要舞文弄墨” ,即是除了考核武艺如步射、弩踏、弓马等外,还要考核如 “策问” 等文试。以南宋为例, “策问” 是武科举的重要部分,从首关起便已有 “策问” 等文试。以南宋为例, “策问” 是武科举的重要部分,从首关起已有 “策问” 题目,先由地方官直接考核,只要弓马武艺合格就可取录,然后,再比试策问,文理稍通之人可参加解试。解试对 “策问” 的要求更为具体: “每举用八月十四日揭比试榜,十五日试弓马,十六日试程文《七书》义” 。到了省试,内容仍考弓马武艺与策问。最后一关是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主要试策问,参考弓马成绩,即所谓 “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可见 “策问” 是武举生必考之科,必经之路。

一探武举策问题目

那 “策问” 内容究竟是怎样的?现存最早的武举策问题目见于宋代,共有二十一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题型:第一纯考兵书理论;第二种结合兵书中的军事原则,联系历史上的著名战例或著名军事家事迹,问成败得失,于成败得失之际探寻灵活运用军事理论之道;第三种是以古喻今,通过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古代近似事例的对比,要求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南宋人陈造(1133-1203年)的《江湖长翁集》保留了〈武举策问十首〉,虽没注明这些策问是属于何时,但其中一问谈到: “或者曰:国家行都于吴,吴湖江舟舰之地,车战尤不必议” ,则应是南宋朝策问。策问所考的兵法内容变化多端,但问法单一:先是列出用兵原则,再是列出历史和这些原则相违但又取得胜利的战例,再问考生因由。

其中一条是这样的: “问兵诡之道” ,先指出诡道 “用之而不穷者,可以横行天下。” 再引 “韩信之下赵” 为例,问如果陈余用李左车之策, “则夫背水阵立赤帜之计其可施乎” ,又引孔明不听魏延精骑袭长安之计,归结问: “信之兵轻用之而卒胜;孔明重用之而终败,岂二人之才长短不同?” 以历史两例要考生讨论用兵的诡道及为何轻率者胜,慎重者败?

我们发现这些 “策问” 都是从历史上战例中找寻有违于古兵法的战例,并要求考生加以比较得失。由此,刺激了南宋涌现大量兵鉴类兵书,兵鉴类兵书以用兵原则为纬,史例为经的着法,和策问以原则何故和史例相违的问法,殊途同归,都是考查考生对有关兵法及史例的认知,及能否活学活用。于是,《十一家注孙子》、《施氏七书讲义》和《百战奇法》等包含了无数兵法和史例,帮助考生应试的兵书大行其道。


 

关键词: #古琴 #李白 #非物质文化遗产 #孔子 #嵇康

明报刊登日期:7/7/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这诗(《听蜀僧浚壑松》)是李白写听古琴之音的感受,琴声澎湃,锵铿有力,为他带来无限诗意。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具有三千多年历史,在上古时期,古琴是礼器的一种,在重大仪式时演奏,与一般用于娱乐的乐器不同,因有七根弦,称 “七弦琴” ,在近代为区别西方乐器才加了个 “古” 字,称为 “古琴” 。

古琴究竟从何而来?传说很多,伏羲氏、神农氏、舜等都被传是古琴的创造者。若具文字记载,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当时士人爱抚琴而歌唱《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的诗歌,用来弹奏这些音乐的琴,称为 “雅琴” 。这时期著名的琴家是孔子、伯牙及驺忌等名士。孔子和伯牙相信大家都认识,至于驺忌,他是战国时期一位政治家,曾用琴向齐威王进谏。《史记》记载驺忌听罢齐烕王奏琴后说: “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撄之深,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意思是指大弦缓慢而温和,象征国君;小弦高亢而清亮,象征宰辅;手指勾弦有力,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奏出和谐的琴声,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循环往复而不乱,是由于政治昌明,上下通达及时。驺忌以此琴论来劝谏齐威王治国之道。

古代的士大夫都爱将自己的情感志向寄托在琴声里,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嵇康,他在刑场临行刑时提出的最后要求,就是希望以琴弹奏一曲《广陵散》。他在曲终时说: “当初袁孝尼要跟我学这首曲子,我没有教他,现在《广陵散》于今绝矣!” 爱琴的嵇康也曾写下古琴专论《琴赋》,他认为古琴音乐是 “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

李白所听的 “绿绮” 琴,是古代 “四大名琴” 之一,其余分别为春秋时期齐桓公的 “号钟” 、战国时代楚庄王的 “绕梁” 以及东汉蔡邕的 “焦尾” ,而 “绿绮” 是西汉司马相如的。这四张琴都各有一个故事,如 “焦尾” 琴,相传是蔡邕经过吴县时,看见有人架起铁锅烧柴做饭。蔡邕注意到柴火上有一块上好的梧桐木正在燃烧,他于是不顾危险在烈火中救出这块梧桐木,并将其制成一张七弦琴,因琴尾有烧焦痕迹,故取名为 “焦尾” 。

古琴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崇高的人格和高洁的精神境界象征,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古琴为 “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受到国家保护及传承。

 

关键词: #王安石 #熙宁变法 #宋朝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23/6/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北宋建国以后积弊日多,在各方面都呈现衰落迹象,大有积重难返之势,神宗亲政之初,通过王安石变法,以革弊图强,历来论者皆把重点放在国富之策,而忽略王安石在军事人员上的变革也有颇多尝试。

首先是精简军队。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军队人员冗滥,而战斗力低下及军费开支庞大的诸问题,王安石采取了合并与裁汰相结合的手法,将大量兵额不足的禁厢军番号撤销,并将老弱无力的士卒清除出军营。按照新的规定,用于作战的禁军中马军一营(或称指挥),编制为300名军兵,步军一营有400名定员。改革之后,全国禁军编制由872营减为625营。另外,对原来规定61岁退役的旧制加以改变,规定凡50岁以上的士兵一律裁为民,藉此增加军队的作战能力。

其次是指挥系统和兵役制度的革新。为了消除昔日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带来的恶果,王安石学习范仲淹在延州地区带兵时的经验而行 “将兵法” ,推行之后,北方地区的将官通常可以统管6000至10000名士卒,并配有副将以下部属将校;南方地区将官辖的兵员则少的多,大约不过四五千人。

自中唐以来,募兵制逐渐取代了以往兵农合一的兵制,但社会长久歧视军兵,加上刺字等耻辱制度的存在,军营里充斥失业流民,甚或罪犯,即 “无赖奸猾之人” ,对军心和战斗力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募兵对朝廷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曾任三司使的蔡襄曾曰: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有鉴于此,王安石提出了以民兵替代募兵,推行保甲法,以培养出新型军队。按照这一新法规定,每五户编为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民户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为保丁,自备弓矢,平时由大保长监督训练、巡警,防止民间暴动。在河北、河东及西北边缘的保丁,战时也投入战场。

第三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熙宁五年(1072),神宗重新设置武学,设100名生徒名额,招收无职事的武职使臣、官员子弟以及民间人士,当然,入学还要有一定的考试限制。在这所学校里,教官们主要讲授古代各家兵法、历朝用兵例证及许多忠臣事迹,创建之初,尚未定出古兵书的范围。另外,也分给学校一些士兵,以用于操练阵法。3年学习期满后,原有使臣出身者可以马上获得巡检、监押一类军职;原无官衔出身的士子,则必须在军队中见习3年,才能取得巡检等职务。

有别于富国之策在后世争论殊多,王安石变法在军事上非常成功,兵员质素日高,渐成精锐之师,并取得了与西夏作战的优势,并在日后徽宗朝打下北宋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

 

关键词: #宋朝 #武举 #《武经七书》 #《孙子兵法》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9/6/2023  


《武经七书》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武举创立于唐代,是为选拔军事人才而设的武科考试,初时主考项目有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但自宋代后考核内容大改,武科生也要舞文弄墨,其经过是怎样的?

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亲试武举: “先问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考试内容有三: “骑射” 是入门、 “策” 是取录关键、 “弓马” 区分名次,后相沿成宋定制,也深深影响到明清的武举。 “策” 就是用文字写对策,对策全是兵书而来,因此,武举也带动兵书的发展。

 

武举分墨义与策问

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及《唐李问对》等七部古兵书,至元丰六年(1083年)成书,名《武经七书》,以供武举试士及武学教育使用。至此,北宋武举武学的考试教授内容遂告统一,先秦至唐的七部古兵书成为了兵学的典范。

在北宋,武举试分为两种: “墨义” 和 “策问” 。 “墨义” 又称 “七书义” ,是一种名词解释,其出题方法是从《武经七书》中选取片段,就某一观点,提出问题,回答时要依照原文。 “墨义” 试考生对兵书的记忆程度。这使考生除了要熟读原文外,背诵注文也非常重要,在兵书 “墨义” 试中,考生即使毫无个人之见,只要能 “引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 ,就可及仕。但诚如朱服所言: “他书所有批注,浅陋无足采者” ,而 “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 ,既然注《孙子兵法》者多,而其他兵书注浅陋,这无疑有利于日后各种批注《孙子兵法》兵书的发展,而对前人注说的重视,也为北宋末年兴起的《孙子兵法》集注体——《十家孙子会注》出现提供了土壤。

“策问” 分为 “问目” 和 “对策” 两部分。 “问目” 是就《武经七书》中的战略战术原则提问,或就儒经及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古代战例发问; “对策” 要求能抒发个人见解,或能引用前人注释,语言明晰,文字流畅,或能联击问目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切实可行。这种试题,是导致北宋中期以后,兵书盛行 “以史论兵” 的原因,《何博士备论》是这方面的代表。

《武经七书》成书,一方面达到提倡兵学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排斥了其他内容的兵书,兵书不再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反而能为统治者选拔人才,所以此一政策为日后朝代所仿照。《武经七书》使兵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共同成为官方认可的经典,恢复了兵学在先秦时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兵书的定型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化的完成。

 

关键词: #宋朝 #重文轻武 #崇文抑武 #陈桥兵变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26/5/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香港中史教科书在论及宋初建制时,总会提及北宋执行着 “重文轻武” (或 “崇文抑武” 、 “偃武修文” )政策,不过,北宋究竟有没有此一政策呢? “重文轻武” 的实情为何?

所请 “重文轻武” 政策大都包含了两重点:一是削弱、抑制武将的权势;二是提高文人的作用和地位。

北宋在军事上面对强敌威胁,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重武,否则便没有后来因冗兵而财政陷入危机,而决心改革的问题。 “轻武” 实乃有抑武人之意,这里,武人也非专指一般的士兵,而是拥有兵权的武将,意即采取各种措施来牵制和打压武将,防止因权力过大而有篡权之机。

 

士兵薪俸可观 戍边获赏钱

另一方面,对普通士兵,北宋给予颇高的薪俸,如禁兵薪俸,年五十千,厢兵薪俸,年三十千。按当时三千钱可以买一亩良田计算,这样的薪俸确实可观。这只是 “正俸” ,之外还有商钱,如果去边防戍更,朝廷还给以赏钱、犒以饮食、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每季又加以银鞋,边防地方伙食标准高再加薪水钱。干德二年(964年),朝廷所选的一万精兵,甚至 “给缗钱俾娶妻” 。同理,北宋给武将的待遇也不俗,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 ,便是在薪俸待遇方面厚赏武人,但在礼遇、任用及权力上,北宋对武人是甚薄的。故 “轻武” 之意在于抑制武将的权力。

此外, “重文轻武” 也是有一发展的过程的,它可上溯至五代的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而经过北宋诸帝——尤其是宋太宗彻底执行后, “重文轻武” 渐从君主的意志成为社会的风气,影响着两宋百姓对文武两道的观感。

以 “陈桥兵变” 夺位的赵匡胤对武将拥权的危险是深有体会的。建隆二年,太祖召见赵普(922-992年)问及连年动乱的原因,赵普答曰: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赵匡胤遂把财、政、兵权从方镇手中夺过来,并派文臣去担任各官职。宋太祖在 “收兵权” 的过程中,对军队将领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别是对禁军三衙的统帅防范极严。另一方面,太祖重用文臣,还在于文臣便于控制和利用。开宝五年(972年)十二月,宋太祖曾曰: “联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太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由此制定了一系列 “重文” 的政策,如大力推行科举取士,扩大取士名额,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

所以,北宋并没有明文他们是在执行一项称为 “重文轻武” 政策, “重文轻武” 只是总结了宋朝对文武两道的心态,并从心态形成诸多政策后的结论,所以, “重文轻武” 是对赵宋心态、政策的归纳。

 

关键词: #封狼居胥 #霍去病 #汉武帝 #匈奴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12/5/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宋代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有一句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此句引用古事,意指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意图北伐建功,却失利而还。 “封狼居胥” 意思是建立显赫功绩,早已成为古代武将的最高追求。这个故事又是怎么一回事?

“封狼居胥” 中的 “封” 意为筑坛祭天, “狼居胥” 则指狼居胥山,即今日蒙古国的肯特山。故事的主角就是汉代名将霍去病。霍去病年少有为,在极短的生命里,建立了大部分后世武将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功勋。他十八岁获任命为剽姚校尉( “剽姚” 意为勇猛劲疾),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因此受汉武帝封冠军侯。二十岁时他升任骠骑将军,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万人,攻抵祁连山,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

二十二岁时,霍去病又参加漠北之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 这也就是 “封狼居胥” 的出处。

此次,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领兵五万,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翻越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主力交战,俘虏了匈奴的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共计八十三人。霍去病此战大破匈奴军,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还登上高山以望瀚海。

这一仗,除了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要知道,封禅之礼,也就是在太平盛世时祭祀天地,显示功绩,历来是帝王的特权。而霍去病作为臣子,却得以 “封狼居胥” 、 “禅姑衍” ,若不是得到武帝首肯,是万不敢行此大典。而且在霍去病班师回朝后,武帝再增封其食邑五千八百户,又设置大司马位,让卫青、霍去病同任,共掌军权。两年后,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悲痛不已,准他陪葬茂陵,并将他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表彰他力克匈奴的不朽功勋。足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器重。

作为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 “封狼居胥” 不只代表军事上的极高成就,还暗含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个人理想,即壮志得酬,位极朝堂,获得君上赏识,甚至代行君权。长久以来,这个故事被人津津乐道,就不难理解。

 

关键词: #女性权利 #三从四德 #七出之条 #男尊女卑 #母系社会

明报刊登日期:29/4/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由于有 “三从四德” 、 “七出之条” 等观念,不少人会以为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直处于低位。事实上,和世上各大文明的发展经历相似,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从母系社会起步,再走到父系社会的,女性也不活在暗无天日里。

远古的母系社会,最大大的特点是女尊男卑,女性是社会的权力所在,上古神话故事不乏女性神祗,如女娲、王母娘娘、嫦娥等。在母权时代,男性神祗地位较女性神祗次之。随着社会由母系转为父系,男性地位抬头,女性地位便江河日下,变成男性的附庸,男性神祗比女性神祗亦愈来愈多,甚至有指女性神祗因而变成男性神祗的说法,黄帝就是其中一例。闻一多所写的〈五帝为女性说〉,可说是率先提出五帝为女性的说法,其后有不少学者以《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 、《史记‧天官书》中载: “黄帝,主德,女主象也。” 引证黄帝是女性的言论。

西周以后,父系社会日益巩固,但当时女性仍可自由恋爱,可违抗父母的命令,婚姻当中女方甚至可提出离婚。《周礼》设有和离之制,即夫妻之间因相处不来可协议离婚,直至唐代,和离制度正式确立,成为唐代的律例。在先秦时期,出现不少女性提出离婚的事件,如晏子的车夫也是由太太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嫌弃丈夫行为举止浅薄。在秦汉以后,同样也有不少由女方提出离婚的事例,如获汉武帝赏识的朱买臣,因在做官前非常贫穷而被妻子离弃,成语 “覆水难收” 就是由这离婚事件而来。

在汉代,法律上对女性也有一定保障,如孕妇入狱,在监狱中可豁免戴刑具。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下诏: “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意思是囚犯年龄在八岁以下,八十岁以上,或有身孕、盲人、侏儒人士,在监狱囚禁时都可豁免戴刑具。

宋代向被视为规范女性的重要转折点,但法律上同样对女性有所保障,《宋刑统‧户婚律》中有 “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娉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娉财之半。” 在室者是指未结婚的姑姊妹,虽然继承财产方面未能与男性平等分配,但法例上已写明她们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反映女性在家庭中也有一定地位。在明代,犯轻罪的女犯人更可获免监禁之刑,《大明律》载: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

 

关键词: #流觞曲水 #文人雅集 #王羲之 #《兰亭集序》 #《西园雅集图》

明报刊登日期:14/4/2023  


王羲之《兰亭雅序》神龙本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流觞曲水、竹林论道……古人常常 “以文会友” ,雅集相聚,共同嬉游唱和,诗酒风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同时也引来我们无尽的遐想。

在先秦两汉时期,文人聚会往往局限在贵族群体,且以论政、洽公为主,谈不上风雅。能称得上稍有规模的文人雅集,大概以东汉末年邺下文人的出现为开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既是掌权者,也是文坛领袖,所以在他们身边聚集了大量名流学士,其中以 “建安七子” 为代表。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道: “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他们到处游玩赋诗,饮酒奏乐,诗中除了描绘个人生活,也反映社会现实,为集会注入文学气韵,开雅集先河。

魏晋时期,文士们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率意洒脱。说到最著名的文人雅集,莫过于兰亭雅集。时逢三月初三上巳节,以王羲之为代表的42位文士相聚兰亭,举行祓禊之礼,即来到水边洗濯,去除宿垢,有带走身上晦气、祈福的寓意。此外,大家分坐渠边,让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处,谁就一饮而尽,并赋诗一首,此称为 “流觞曲水” ,是东晋文人一大创举。今天的我们光在脑海中想一想这情景,已深感风流雅致之极。更重要的是,在雅集之后,王羲之留下了《兰亭集序》的文学名篇和以此篇写就的、被称为 “天下第一行书” 的书法作品,成为千古佳话。历代文人常常以兰亭之会为雅集的典范, “流觞曲水” 的游戏更是传到日韩,经久不衰。

至宋代,文人集会出现更加多元的活动和形式。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勾画出自己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肇、秦观等名流雅士共聚的情景。图中人或挥毫用墨,或吟诗作赋,或抚琴唱和,或打坐参禅,人人神态动作各异,自得其乐,可见文风盛炽。米芾为此图作记,感叹 “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 。

宋代雅集另一个特点,是在饮酒之外又发展出饮茶之风。宋代流行点茶法,将茶叶末放入茶碗,注入沸水,调成糊状,再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快速搅动,使茶沫上浮,呈现出乳白色的茶汤。这种点茶法还催生出 “斗茶” ,即比较茶的汤花、色泽以及水痕出现早晚。这如同 “流觞曲水” 一般,成为当时文人聚会的游戏方式。

历代文人雅集,离不开文化的凝聚,也离不开风雅的风度,也离不开文学艺术的传世载体。如今回首再看,古人寄情山水,寄意斗酒诗篇,是何等畅快!

 

关键词: #海昏侯 #刘贺 #中国考古 #汉朝

明报刊登日期:31/3/2023  


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印章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2011年,江西南昌发现一座古墓,经过数年发掘、研究,证实墓主是曾登基为西汉皇帝、被废后封为海昏侯的刘贺,故该墓被称为 “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的主墓室保存良好,出土了各类珍贵文物六千多件(套),包括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等,当中的简牍、木牍更收录了许多历史典籍和文献,为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全新的第一手数据。海昏侯刘贺究竟是何许人?既有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又是获得封侯的贵族,为何其封号会有 “昏” 这个令人联想到昏庸和昏君的贬义字?要认识海昏侯墓,必须先从认识刘贺入手。

刘贺曾短暂当上西汉皇帝,但班固在《汉书》中没有为他立 “纪” ,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汉书》的〈宣帝纪〉等章。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五岁即继承昌邑王之位。后汉昭帝驾崩,因没有子嗣,需要在武帝的子孙中选立新君。总揽朝政的大将军霍光立刘贺为帝,刘贺时年约十八九岁,即起程赶往长安,此行本属奔丧,但刘贺沿途寻欢作乐,甚至指使奴仆强抢民女,用衣帐遮住藏匿车上,东窗事发后即佯作不知,将责任推予奴仆。刘贺未入宫,种种 “出位” 行为已令人侧目。

刘贺即位后仍不改劣行, “既至,即位,行淫乱” ,被指自登基起27天内干了1127件坏事,霍光乃请太后(昭帝之后、霍光外孙女)废之。刘贺被废后,原本的封国昌邑也降为山阳郡,连昌邑王也当不得,后来宣帝封他为海昏侯,食邑四千。值得留意的是,海昏是西汉时豫章郡辖下十八县之一,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南昌市新建区北部,故海昏只是地名,与刘贺是否昏君或昏庸无关。刘贺在33岁即撒手人寰。

刘贺是否单纯因为品行有亏而被废?是否真的如史书所说般不堪?一些史家提出质疑,认为由登位到被废仅27天,便做出1127件坏事,即平均不足两小时做一件坏事,实太夸张,《汉书》属汉朝官方立场,所载主要是想强调废黜刘贺及宣帝代之继位是合理正确。一些观点指出,刘贺被废主因是急于与霍光争权,他带同在封国的大批属僚到长安,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以抗衡霍光,结果不单丢了帝位,还牵连二百多名属僚遭处死。宣帝登基初年对霍光言听计从,形同傀儡,待霍光一死,即诛灭霍氏一族,夺回实权,明显是汲取了刘贺速败的前车之鉴。至于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牍,更反映刘贺可能是一个爱书好学之人,而非纯粹的无道无德。

真实的刘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起跌有没有其他隠匿的真相?西汉昭宣时期有没有其他未知史事?这些疑问,有赖各方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海昏侯墓文物,从中寻找答案。

 

关键词: #礼 #孔子 #儒家 #《左传》 #《论语》

明报刊登日期:17/3/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蹂躏,传统文化支离破碎,是一次彻底的礼崩乐坏,其冲击和影响远超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幸经百年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牺牲努力,古老的农耕民族通过革命再生走向现代化,让中国走出复兴之路。然而,今天的中国人也遇到二千多年前孔子遇到的问题——如何以创性的转化,把古礼的精神提炼出来,以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和治理当世?

二千多年前先贤们的思考重点,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强调 “礼之本” 和 “礼之文” 的分别,即本质和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核心,是不变的,后者则随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左传》记载了一次对话: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左传》说明揖让周旋的仪式、礼节,只是仪,不是礼。礼是体现天地之道的法则,所以礼之本是理义,而不是仪节。孔子继承了这个思想,《论语》云: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说明礼乐不只是祭祀与乐舞的外在形式,还应当体现以仁为代表的道德原理。

因此,我们今天要发扬的是礼之本,而不是礼之文,礼之本可适合现代社会的特质颇多,举其要者:1. 礼重视敬让——《左传》: “让,礼之主也。” 2. 重视平等交往——《礼记》: “礼尚往来。” 3. 礼重视更高的文明秩序——《论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 礼重视和谐——《论语》: “礼之用,和为贵。” 5. 礼重视他人——《礼记》: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

如我们更进一步,更能发现 “礼” 的特质和现代生活是并行不悖的:1. 礼是非宗教性的,是人文也入世的——在讲求民族融和宗教自由的现代社会,是更进步的主张,更能减少宗教和文化冲突;2. 礼是社群的,不是个人的——礼自我制约的秩序,是通过习俗、礼节、仪式等养成,可让社群更和谐;3. 礼是王道的,不是霸道的——今天国与国之间仍是丛林法则,大国欺负小国,王道是和谐的国际秩序;4. 礼重是重教化的,不是过度放任的——礼能防止自由主义走向极端。

中国传统的礼,不是过时旧物,更不应因近代积弱而加以否定。反之,礼不但能够因应时代而形式上自行灵活转变,其本质对于当代纷乱多扰的世界,更有匡正重建之作用。

 

关键词: #礼 #孔子 #儒家 #周礼

明报刊登日期:3/3/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中华文明自古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在漫长的文明史里,独特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以礼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多元社会的文化纽带和言行准则,并构成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然而,自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远胜中国,在船坚炮利轰击下,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短期内丧失优势,动摇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时铺天盖地,席卷神州,礼作为传统文化核心,自是首当其冲。五四批判传统文化的重要旗手陈独秀曾言: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是猛烈抨击儒家的 “礼教” ,而其焦点则集中在两点:

1. “礼教” 使社会不平等——如反对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等概念,认为有违人性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
2. “礼教” 使性别不平等——如反对礼教干涉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自由。
 

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将儒家和礼教视为一体,但如果我们诉诸历史,儒家不但不是古礼的拱卫者,反而是史上第一个革新者。

礼在古代有多重含义,礼治、礼法、礼教、礼律等称谓从不同角度标示礼的功能和内容。早在商朝,中华民族就已初步建立了礼仪制度,人们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以示对祖先、天、神的敬意。周代,礼的含义有了新的发展,从宗教祭祀领域扩大到文化教育和政治、道德等领域,一部《周礼》就包括了周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

但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时,孔子反思了周礼,肯定周礼的文化精神和原则,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孔子不是照搬已近乎固化的周礼,而是提出 “仁” 作为补充,以仁释礼: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孟子也认为: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礼成了外在约束,调节个人的安乐与外部有序社会的和谐: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是精神生活的境界;礼是有形的、能见到的,仁是无形的、能感受到的,所有礼都以仁为核心, “克己复礼为仁” ,在先秦儒家的努力下,古礼通过仁得到新生。

今天被视为旧文化代表的儒家,在二千多年前其实是第一个革新周礼,赋予其新生命,并取得成功的学派。及后,礼在中国发展了二千多年,走出不同形态,如礼义、礼仪、礼俗、礼俗、礼制或礼教等。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香文化 #熏香

明报刊登日期:17/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迹中,除了有陶瓷、茶叶等人人熟知的货物外,还有一种东西长时间占据货品榜单,但如今的我们或许不太熟悉,就是香,或称香料。

中国古代用香的历史非常悠久,其背后的香文化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先民在燃烧木材的过程中,发现飘起袅袅青烟,且有着异常的香气,由此将这类香草香木作为祭祀神明、驱虫避疫的物品。香文化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南方盛产香草香木之地纳入版图中,加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得各种香料传入中原。博山炉、香枕等流传于世的汉代宫廷器具,显示出熏香风气的盛行。《汉官仪》还记载: “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 即尚书郎向皇帝奏事时,需口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

香文化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家空前富强,对外交往频繁,香料的种类更加多样且细致,厅堂、卧室、文房各处专香专用,佛家、道家亦提倡用香,香球、香盒等器具层出不穷。唐代香文化更是随鉴真东渡至日本,逐渐形成特色的日本 “香道” 。至宋代,香在坊间相当普及,除了熏香以外,人们还会亲手制作香囊、香熏球、香饼等等。南宋《梦梁录》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称为 “四般闲事” 。文人雅士也会呼朋唤友,一同品香咏香。苏轼《翻香令》: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逢山。更将渖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写尽了时人熏香品香之态。正所谓 “红袖添香” ,亦是读书人的雅韵乐事。

明清时期用香风气仍盛,《红楼梦》中就有许多焚香用香场景,麝香、梅花香、百合香、檀香等品种屡见不鲜。但近代,香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及动荡的时局中逐渐没落。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使得人工合成香料、化学香精等能够轻易制造出各种香气,且价格低廉,传统天然香料无奈走向式微。

但传统的香文化却不仅仅是闻闻香味,追求感官之乐而已。静坐室内、宴客会友,香可营造温馨、和谐的气氛。一呼一吸之间,放松情感,心灵和意念获得修持。这些文化意蕴与茶文化非常相似,都有清雅含蓄、淡然幽静的特质。而将品茶、熏香、插花、弈棋等古人热衷的 “闲事” 结合在一起,则创造出一种雅趣精致的审美及生活方式。这也是香及香文化长期盛行,在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中具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关键词: #农历新年 #立春 #癸卯兔年 #二十四节气

明报刊登日期:3/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立春,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排首位。今年的癸卯立春,为正月十四,即新历2月4日星期六。

立春这一天,为太阳到达黄经315度之时,一般在新历每年2月3日至5日之间。元代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 “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有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立春既是春天伊始,也就是每年农事之始,故立春在古代深受官民重视。

迎春是古代立春的重要典礼,早见于周代,主要祈求在新的一年丰收。《礼记‧月令》载: “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立春于汉代益见重要,称为 “立春节” 或 “春节” 。《后汉书‧礼仪上》记载了东汉官方对立春劝农之重视: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 富察敦崇着、初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燕京岁时记》云: “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罗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可见直到近世仍见立春之俗。1941年,国民政府为表重农,农林部在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农林行政会议上,定每年立春日为农民节。

或者与传统农耕关系太密切,到了今天,立春似乎日受忽视。然而,和传统华人社会一样,香港社会非常重视 “择吉” ,即选择在吉利的年份、日子或时辰进行重要活动。例如结婚, “择吉” 是必然,而 “双春兼闰月” 就是最佳的结婚年份。以最近的鸡年为例,是年立春分别为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七即新历2017年2月3日,以及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新历2018年2月4日,加上 “闰六月” ,令该年成为大旺结婚之年。至于没有立春日之年,南方称 “盲年” 、北方称 “寡妇年” ,例如主要时段在2019的己亥猪年、主要时段在2021的辛丑牛年,则不宜结婚。立春左右了婚姻大事的规划,乃至婚礼统筹、婚宴饮食、婚纱拍摄等多个行业的生意,影响力很大。

现时,很多香港人习惯上认为,农历大年初一凌晨零时起,即踏入新的生肖年,故今年兔年是由1月22日凌晨零时开始,电台、电视等主流传媒亦有报道 “大年初一凌晨零时兔年BB出世” 的新闻。不过,多数命理学家都指出,新的生肖年非始于大年初一,应由立春开始。随着网上的命理信息与日俱增,社会或会日渐倾向立春为新生肖年起始之说。

 

关键词: #农历新年 #天干地支 #癸卯兔年 #十二生肖

明报刊登日期:20/1/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还有两日就是大年初一,在此先祝贺读者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癸卯兔年将至,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是虎去兔来?十二生肖的排序有没有讲究?在说十二生肖前,我们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纪年法,即天干和地支的关系。中国先民根据天象变化,将时间划分为年、月、日、时,并以天支和地支相配合制定历法。天干和地支合称为 “干支” ,天干有十个,从甲到癸:地支有十二个,由子至亥。天干放前,地支放后,排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余此类推地形成六十干支的循环,以作纪年之用。2023年就是癸卯年。

十二生肖从何而来?为何是这十二种动物?这些问题目前为止言人人殊,坊间亦流传不同演绎。在传世文献中,较早提到十二生肖说法的要算东汉哲学家王充。他所撰的《论衡‧物势》: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离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 “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马也。” “酉、鸡也,卯、兔也。” “申、猴也。” “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 “豕” 即猪, “虵” 即蛇。从王充这段文字,可反映东汉时期已有十二生肖之说。

至于十二生肖如何与十二地支相对,是一个不解之谜。先民将十二生肖配上十二地支,得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2023年就是癸卯兔年。至于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怎样配呢?清代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作过解释,如: “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 不过,李长卿的说法没根据,更多是穿凿附会。

先民非常聪明,他们利用十二生肖来便利生活,例如用来记下出生之年,以动物形象加强记忆,远比只记年份的数字来得容易。在南北朝时期,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母亲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说: “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北史‧卷五十七》)这表明当时民间已普遍流行十二生肖纪年法。时至今日,这方法仍大有人用。先民还会用十二生肖来取乳名,例如东晋名将毛宝的儿子,字虎生;同样生于虎年的明朝著名文人唐寅,字伯虎。

送虎迎兔,不少成语和民间习俗都与寅虎与卯兔有关。例如成语 “寅吃卯粮” 意思是指寅年已吃掉了后一年(卯年)粮食,比喻入不敷支的情况。因为寅吃卯粮并非吉祥之意,所以民间又出现 “骑虎兔儿爷” 的习俗,制作兔子骑虎的雕塑,代表卯兔驭寅虎,有卯吃寅粮的 “好彩头” ,临近兔年,香港人借 “吐” 和 “兔” 的读音来玩 “食字” 文字游戏︱到处可见 “兔气扬眉” 挥春和贺岁装饰,既大增过年的欢乐气氛,也为香港的贺年文化增添有趣色彩。

 

关键词: #祭灶 #农历新年 #谢灶 #癸卯兔年

明报刊登日期:6/1/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癸卯兔年将至,按照老传统,过年前着手置办年货、扫尘贴字外,祭灶也曾是香港民间颇受重视的习俗,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祭灶活动在港却是日渐式微。

祭灶又被称为小年、谢灶、送灶、灶王节等。根据民间传说,灶王掌管各家灶火饮食,因肩负着保护和监察一家的职责而受到祭拜。东汉郑玄注《礼记‧记法》: “(灶王)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 可见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有的家庭会在灶台或墙上贴灶王神像,有的则供有香炉。到腊月廿三或廿四日,灶王就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人的善恶,以定这家人来年的赏罚祸福。因此,灶王升天对全家可谓意义非凡,于是便衍生出送灶的习俗。

送灶一般在这日黄昏以后,一家人摆桌供奉,向灶王敬香祭拜,贡品多为甜食果品。用甜食是为了让灶王 “口甜” ,上了天庭不要说一家人的坏话,有的地方还会将糖直接抹在灶王像嘴边。之后再把神像揭下来,与纸马、纸钱一同焚化,意味着送灶王升天,亦称 “辞灶” 。直至新年过后,再将新的神像贴上,迎回灶王。送灶一过,各家则进入 “忙年” 的时候,打扫房屋、添新衣、贴挥春,热热闹闹。

祭灶虽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南北各地却有不一样的风俗,最明显的就是日期不同。北方祭灶多在腊月廿三,南方则多在腊月廿四。回顾古人的记载,原本应在腊月廿四,如晋代《风土记》记载: “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谓灶神翌日上天,白一岁事,故先一日祀之。” 南宋词人范成大〈祭灶词〉首句亦言: “古傅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廿三、廿四何时分化,一般认为始于清代。清朝皇室习惯腊月廿三于坤宁宫祀神,故将祭灶合二为一。北方民间亦有 “官三民四船五” 之说,即官方在腊月廿三日祭灶,民间在腊月廿四日,沿海地区的水上人家则在腊月廿五。久而久之,北方民众跟随官方习俗,而南方因远离政治中心,民众至今仍保留腊月廿四日的传统。

祭灶的甜食在各地亦有特色,在北方多用糖瓜(麦芽糖制成的小食)、米糕、八宝饭,在南方则有汤圆、年糕、糖不甩、糖冬瓜等等。有的地方在焚烧灶王像时,还要口念祝词,内容多为祈福之语。有的地方还认为,除了灶王以外,其余众神亦会同时升天,故在神案上会一并祭祀其他神祇,祭品也更为丰富。

无论各地习俗如何,祭灶反映的都是民间祈求平安顺遂、迎祥纳福的美好心愿,以及人们向善去恶的朴素追求。

 

关键词: #冬至 #冬节 #二十四节气 #一阳节

明报刊登日期:22/12/2022  


学校举行的冬至活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俗语云: “冬大过年。” 冬至原本只是中国传统历法中二十四节气之一,但所受的重视却冠于其他二十三节气,围绕冬至的习俗、美食、历史故事等,也特别丰富。

节,指段落;气,即气象物候。节气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迹上的位置划分,并描述了地球因太阳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因地球绕太阳一年转360度,将360度分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即约15天,这就构成了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为适应天时、地利,为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长期农耕生活中,综合了天文与物候、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的方法,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冬至属于第二十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12月22日前后。昼最短、夜最长,是冬至的特点。北宋《太平御览》收录《尚书》的冬至描述及西汉孔安国的注疏: “《尚书》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注曰:日短,冬至日也。” 过了昼最短而夜最长的这一天,就是日渐长而夜渐短。因此,古人视冬至为阴阳交替的时刻,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转盛。唐孔颖达《正义》疏《易经》 “后不省方” 句曰: “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 杜甫诗《小至》亦有 “冬至阳生春又来” 之句。冬至既有 “一阳生” 之象,故也称为 “一阳节” ,象征了冬尽春来。从周代到秦代,人们一直把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直至西汉武帝时制定了新历法太初历,冬至才变成了十一月的节气,不再是新年的起始,但仍然是重要大节。

冬至既代表了阴转衰而阳转盛、隆冬尽而初春来,自然令人感到充满希望、心境欢愉,正如才高八斗的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云: “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 自古以来,不论官民,都会在冬至举行各种祭祀、宴饮等,欢渡佳节。

 

历朝礼典祭天庆祝

据《周礼‧春官宗伯》云: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记载周代会在冬至举行对天、神、人、鬼的各项祭典。《后汉书‧礼仪志》云: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记述东汉官方会在冬至让百官放假休息,收 “安身静体” 之效。另据南朝沈约《宋书》载: “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朝贺,因小会,其仪礼亚于岁朝。” 可见魏晋之世冬至庆典之盛,仅次于新岁。后世历朝对冬至愈益重视,各种庆祝活动有增无减。

古代冬至的官方祭祀仪式中,以 “祭天” 最为重要。《史记‧封禅书》提及: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 古人以天为至大,在冬至敬祭昊天,足见此日之地位超然。周代礼祭完备,天子,即 “上天的儿子” ,称权力授命于天,故冬至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由天子主持的祭天,成为极重要的祭祀仪式。

说到皇帝祭天,自然令人想起北京的天坛。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另建地坛,原天地坛则专事祭天、祈谷和祈雨,并易名天坛。清承明制,继续于天坛祭天。明清两朝,冬至的祭天活动成为朝廷三大节之一。至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祭天的人,则是袁世凯。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是年12月23日,袁世凯穿上原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穿的礼服──十二章纹衮服,亲自到北京天坛主持隆重的冬至祭天仪式。一名美国记者拍摄了整个过程,而这个祭天仪式也被视为袁世凯意图称帝的象征。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在全国声讨之下病死,似乎意味着上天不肯承认其为 “真命天子” 。

袁世凯(左二)在1913年12月23日在北京天坛主持冬至祭天仪式

 

民间团圆佳节

至于民间,对冬至之重视毫不弱于官方。每逢冬至,祭神为民间必有,以酬谢神灵一年来的保佑和祈求来年丰顺。除了祭神,民众在冬至亦会祓禳辟邪,例如有煮赤豆粥以禳疫、将盐藏在荷包和囊袋里以备在冬天储藏物品时防蛊等。同时,冬至是一个 “家” 的节日,每家每户都会在这一天以佳饮美食庆贺团圆。冬至的传统美食,各地有所不同,但大致上离不开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至今不变。除了尽情吃喝,人们亦会拜访亲友、互送礼物。因冬至有冬去春来、送旧迎新之意,故民众每多在当日穿上新衣以应佳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首都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冬至节日气氛: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祝先祖。官放关扑(官方开放当时一种赌博活动),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吴自牧《梦粱录》也记载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冬至盛况: “十一月仲冬,正当小雪、大雪气候。大扯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馈送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礼,加于常节。” “最重此节” 、 “一如年节” 、 “士庶所重” 等句,道尽两宋之世冬至之欢,已跟过年不相上下。宋以后,民间过冬之俗毫无褪色,甚至为如何过冬而烦恼,例如成书于清代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记载了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风俗,当中一首诗提到冬至送礼: “冬至家家讲物仪,近来送去费心机。胸前尽收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 诗中 “近来送去费心机” 一句,和今天香港人重视农历新年却有 “年关难过” 之叹,甚至实行 “避年” ,实有相似之处。

重孝、尊老、敬祖,是中华传统美德,这原来也是冬至的重要内容。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冬至之日,会以 “进酒淆” 的方式, “谒贺君师耆老” 。南北朝时期的冬至,更有拜父、拜母之礼。至于祭祖,更是民间过冬的重头戏。冬至祭祖之日,家人会聚在一起,备办佳肴,祭祀先祖,然后全家聚餐,欢度节日。冬至除了各家祭拜自己直系祖先之外,凡有祖宗祠堂或祖庙的,都要合族举行祭祀典礼,称为 “祭冬” 。有些地方的祭冬会在冬至前十天举行,仪式隆重,祭后设宴招待亲友,为敦亲睦邻之举。

随着时代变迁,皇帝冬至祭天已不复存在,一些民间的冬至习俗如祓禳辟邪的仪式和活动亦已基本失传,但华人社会对冬至的重视程度却从未减退。以香港这个高度发展、西化的城市为例,冬至即使不是法定公众假期,但节日的地位却不输农历新年,而且节日中的家庭观念更获进一步提升。香港人特别强调冬至所象征的家庭团圆、家人幸福,冬至的晚饭,更被视为一年中必和家人同吃的最重要三顿节庆饭之一(另两顿是农历大除夕年夜饭、中秋晚饭),故一般公司都会 “识做” ,在冬至下午提早下班,让员工早一点与家人共叙天伦。

冬至,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累积,也有令人垂涎的美食,但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传统那份千载不变的家庭温馨。

 

关键词: #香港 #三栋屋 #荃湾 #乡事委员会

明报刊登日期:9/12/2022  


荃湾三栋屋博物馆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898年是香港历史重要一年。这一年英国租借新界,遇大埔、元朗等地原居民群起反抗,相对而言,以客家人为主的荃湾多条村落则显得平静得多,背后原因之一和各地经济特性息息相关。

1898年,荃湾的陆上居民大约有三千人,他们大部分为客家农民,以种植稻米为主。当时荃湾约有大小村庄26条,各村人口由数十至三四百不等。对于英人接管,荃湾的村民反应相对温和,没有发生大型抗争,当中的主要原因是荃湾多年来一直与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岛接触频密,商业贸易深受其益,对英国人的统治作风也略有认识。同时,荃湾居民多为小业主及小农民,英国的接管对他们的利害影响相对不大。

提到荃湾的村落,自然不能不提闻名遐迩的三栋屋村。三栋屋陈氏自1781年建村开始,至十九世纪末的百多年间,随着荃湾的环境变迁,村民由初期主要以务农为生,慢慢发展出多元化的生计,从事不同的行业。族谱中便记载了务农、经商、教育、贸易、出洋谋生、行医、制腐竹、制酒等各行各业,这使荃湾比新界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很早已脱离纯农业社会,有利于三栋屋村在这个重大的政治转变中安然过渡。

1898年8月,时任香港政府辅政司兼总登记官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获授命调查英国刚取得的新界地区,并于其后发表著名的《骆克报告书》(The Lockhart Report)。根据《骆克报告书》,三栋屋(报告误写作 “Sam Tung Muk 三东木)的居民人口为400,可见当时三栋屋已是荃湾区很具规模的村落。另外,当时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 “约” 的架构,并委任荃湾各条乡村的代表(村长)组成 “全湾约” (当时荃湾称为 “全湾” ),而首位获委任的三栋屋村代表为陈秉绪。

英治下的荃湾,首要解决的是治安问题。当时荃湾民风淳朴,一般情况下治安良好,但由于荃湾位处新界西南边陲,面临海滨,偶有海盗出没,为保护乡民安全,包括三栋屋村在内的荃湾乡村乡绅联合成立 “全安局” ,号召乡中壮硕青年组成更练团,执行治安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排难解纷,并作为政府与乡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全安局就是今日荃湾乡事委员会的前身。

新界重划后,荃湾与外地的连系增多,三栋屋亦有更多村民到外地谋求发展。但与十九世纪后叶晚清时期的华工不同,他们不是以 “卖猪仔” 的形式到海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而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亦有担任管工等,奋斗多年后便回乡生活;当然亦有部分落地生根,在海外成家立室。

荃湾与三栋屋村,在历史转折中得以 “平稳过渡” ,并在往后有长足发展,相信与当地长期产业多元发展、居民热爱自身乡土的传统民风有关。今天我们到三栋屋博物馆参观,或许也能体会到应对时代巨变的智慧。

 

关键词: #中国食文化 #皇帝 #清朝 #膳底檔

明报刊登日期:25/11/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语亦云: “民以食为天” ,儒家经典《礼记》也说一切礼的起点 “始诸饮食” 。普罗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是九五之尊呢!那皇帝究竟是吃甚么的?用膳有甚么规矩?幸好清朝保留了历代宫廷最丰富、最详尽的饮食数据,可供我们一窥全豹。

首先是哪一个机构负责皇帝饮食?皇家的日常饮食由内务府其下的 “御茶膳房” 负责;光禄寺负责朝廷祭祀及宴会的食物。 “御茶膳房” 下又设御膳房、御茶房、酒醋房、肉库、等。御膳房专责皇帝的膳食,会将皇帝每日的饮食清单、每道菜负责的厨师名字、所用的餐具、用餐地点及时间、用餐过程等记录下来,称为《膳底档》,由雍正时期开始制定直至清亡,现存共有5347份。

其次是皇帝的厨师是哪一类人?御膳房内的厨师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满族人,二是山东人,三是苏浙人。这是因为满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一贯的满族食饮习惯,所以满族厨师不可或缼;而明朝宫廷主要食鲁菜为主,清承明制,在清宫中当然有山东厨师;至于宫中出现苏浙的厨师,主要因为乾隆皇帝爱江南菜,宫中引入苏浙厨师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

其三是皇帝用膳有何规格?按惯例,皇帝、皇后及各妃嫔及皇子公主都有各自的厨师,除非皇帝有旨要求某人陪食,否则通常都是皇帝孤独一人用膳。此外,皇帝是按古人的 “一日两餐” 饮食习惯,只有早膳及晚膳。早膳是辰正(上午8时),晚膳是末正(下午2时)。节庆之日才会有 “一日三餐” ,虽然皇帝平日只得两正餐,但在正餐之外,仍可享用点心及消夜(称 “晚晌” )。

其四是清帝每餐吃些甚么?清帝在吃方面是不可为所欲为,不是想吃甚么就能吃的,清室有一套祖先留下来的膳食制度,一切都有规定。如规定皇帝每日食物份额有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各种蔬菜、牛乳100斤、乳油1斤、玉泉水12罐、茶叶75包等。皇帝每天两餐的菜肴不会重复,甚至相连几天也不会重复。菜肴方面每餐最少有十五六样,多的可达二十四五样,其中热食有八九款、小菜有四五款、其余为米饭、面食和汤菜。据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膳底档》所载,早膳及晚膳各有二十多道菜。

按清宫规定,皇帝可按喜好将吃剩的餸菜赐给后宫及臣子享用,满语称为 “额食” ,后来俗称 “赏额食” 。所以皇帝的菜单上会特别多备 “额食” 的分量,这样既显得皇帝御膳的排场,又能赏赐给后宫及臣子,而能够享用皇帝御赐的佳肴,更是无上的光荣。

 

关键词: #风筝 #纸鸢 #曹雪芹 #墨子

明报刊登日期:11/11/2022  


曹氏传统风筝,沙燕系列——肥燕(四世同堂),表现吉祥喻意的内容。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假日的香港郊外,风筝此起彼落,不说不知,这种貌似简单的民间玩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风筝初名为纸鸢、纸鹞、风鸢, “鹞” 和 “鸢” 都是能长时间在空中展翅飞行的鸟。先秦典籍《韩非子‧外储说》记载: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 墨子以三年时间制作木鸢,但飞了一日就坏了。这种木鸢或许就是最早的风筝。而名副其实的 “纸鸢” 的出现,就要等到纸张普及。南北朝萧梁时期,侯景叛乱,梁武帝被叛军围困于都城建康(今南京),内外断绝。此时有人献计制作纸鸱,将皇帝诏令置于其上,乘风放飞向外求援,但最终不幸被叛军发现射落。这是古代对于纸鸢较为明确的记载,也可见风筝早期曾被用在军事通讯上。

至唐宋年间,放风筝已逐渐成为普遍的娱乐活动。唐代诗人元稹《有鸟》: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描绘了儿童放飞纸鸢的情景。唐代文学家唐荣的《纸鸢赋》描写得更加细致: “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握之中。” 这相当于总结了当时人放风筝的手法和技巧。北宋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就画有儿童放风筝的形象。

说到风筝与古代文人的关系,清代文学家曹雪芹除了有古典小说《红楼梦》传世外,还曾写过一本风筝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全面介绍了关于风筝制作的工艺技巧。书序中说,这本书源于他的一位老朋友于景廉来访,谈话间慨叹家中贫寒,无以为继,而听闻京中 “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 ,已可抵得上他家数月开支。曹雪芹立刻扎了好几个风筝让其带走,过几日友人喜极而告,那三五风筝果然得了不少钱。由此,曹雪芹动笔写就了《南鹞北鸢考工志》,希望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能学到一点手艺,养活自己。至今,北京民间风筝工艺还有曹氏风筝这一流派,就是根据曹雪芹的记载而制作,成品异常精美。

风筝在中国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已不止是民众的玩乐游戏,还寄托了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今天能见到的 “龙凤呈祥” 、 “百鸟朝凤” 、 “连年有鱼” ,甚至是蝙蝠、双喜等图案,远远超出了普通鸟类的形象,均含有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此外还有一种 “放晦气” 的习俗,即把风筝放上天后,剪断丝线,任其飞远,这是认为风筝可以将身上的烦恼病痛全部带走,是为驱邪消灾的一种手段。现代人的生活早已被各种新兴科技游戏所环绕,但选择阳光明媚的一天,与家人朋友一同放飞风筝,迎风拉线,仍不失为一项活络筋骨,亲近自然的趣味玩乐。
 


 

关键词: #科举制度 #北京 #贡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明报刊登日期:28/10/2022  


北京贡院明远楼旧照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社科院昔日为明清贡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当今中国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它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该址在元朝时是礼部所在地,到明朝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改建成贡院,是礼部举行会试的考场。在古代天子门生应试之地上建立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重镇,抚今追昔,文脉不断,传承不迭。
 

宋代王应麟《玉海‧贡举》载: “自崇宁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贡院,贡院之备昉比。” 《玉海‧宫室》亦云: “唐尚书省前一坊,别有礼部南院,即贡院。” 《明史‧选举志》称: “试士之所,谓贡院。” 清代沿用贡院之名,又称棘闱( “棘围” ),俗称考棚。北京贡院是明清两朝全国会试的中心,也是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的考场。明清科举制考生是由童生经县、府、院三试合格后的秀才,秀才经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合格后成为举人,然后再到北京参加会试,获录取的考生最后参加皇帝在紫禁城主持的殿试,考取后便成为进士,开始踏上仕途。
 

北京这所贡院,虽然处于京师之地,但最初内里的设计非常简陋,只以简单的木板及苇席等物料搭建而成,主要原因是当时京城的城垣及紫禁城的修建工程仍未完工、国库财力有限所致。由于这些建造物料很易燃,因此贡院经常发生火灾,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当时正举行会试,因考生都被锁在考棚内,结果造成九十多名考生遭活活烧死。《明史‧志第五》记载: “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 《万历野获编‧第十五卷》载: “按天顺七年癸未,会试首场,亦遇火,焚死举人九十余人,则试卷尚未成文。” 记载了这场火灾是在会试 “首场” ,即第一场考试当日发生。由于火灾严重,所以很多试卷也被烧毁,因此只能将考试改为当年的八月再考。清代《茶余客话》指烧死的考生,实际人数不止九十多人,而是 “百有十六人” 。
 

直至万历二年(1574年),北京的贡院才以砖瓦建造,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将贡院扩充修建。当时的贡院有大门五间,称为 “龙门” ,具 “鲤跃龙门” 之意。中间三门有横匾,中门题为 “天开文运” 、东门题为 “明经取士” 、西门题为 “为国求贤” 。贡院内设有九千多个考棚(又称号棚),供考生应考之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国军队破坏贡院,第二年的会试只好改在河南举行。其后随着西学日兴,清朝政府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贡院从此停用。
 

明清贡院虽已走下历史舞台,但其原址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贡献国家,明清贡院的人文精神,历经时代变迁,风华续茂。


 

关键词: #开学礼 #入泮礼 #学生 #《礼记》

明报刊登日期:14/10/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代开学 “入泮礼”

学生入学,今有 “开学礼” ,古代则有 “入泮礼” 。入泮(粤音 “判” )礼是古代诸侯国学生入读大学时的礼仪。其后在科举制度下,古代生员(在不同时代,生员有不同身分,如唐代指在太学学习的监生,明清时代指秀才)的入学礼仪,形式当然较现在的 “开学礼” 隆重及复杂得多。
 

周代诸侯的学校前均设有半圆形的水池,名 “泮水” 。《礼记‧王制》载: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即辟雍),诸侯曰頖宫。” 頖,即半,亦作泮,指规模是辟雍的一半。所以,诸侯的学校又称为 “泮宫” 。后世学宫沿袭这制度,称入学为 “入泮” 或 “游泮” 。
 

古代的 “入泮礼” 有甚么仪式?《诗经‧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思乐泮水、薄采其茆。” 意思是指愉快地到泮水,采摘水芹、水藻及水茆,作泮礼当中的祭品。祭品起初以菜蔬为主,所以要在泮池内采集,奉献这种祭品称为 “释菜礼” ,又称 “祭菜” 、 “舍菜” ,是古代学校常行的礼仪。后来认为只以菜蔬来祭奠先哲,并不够隆重,因此出现 “释奠礼” ,即以牲畜酒食来祭祀。在汉唐之后,因独尊儒术,释奠礼便成为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专有名词。
 

《礼记‧学记》亦载: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是周朝最高官阶的专用祭祀礼服。古代的入泮礼首先要学生穿着整齐,仪容端正,王或国公亦要穿皮弁礼服,备祭品,带领学生举行祭祀有道德学问的先哲,以示尊师重道。学生其后要在师长带领下,唱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这三首都是歌颂君臣关系和谐的诗,这表示学生开始要有做官的心理准备,要与君主待之以礼,和谐相处。其后学生要按鼓声取出学习的文具及书籍,使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以及要展示 “夏楚” (即用槄木和荆木制成的体罚用具,亦可称为 “戒尺” ),以维持课堂严肃的秩序。
 

我们从《礼记》里可以看到古代学生入学的礼仪,亦可了解古人对教育的想法。例如: “容体正” ,就是重视仪容;祭祀贤德先哲,就是尊敬师长、追求学问、重视道德;展示戒尺,就是严以律己。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开学礼,是要让学生明白,从整理外表的仪容到追求内在的品德学问,都必须绝对认真,一丝不苟,才能符合求学之道。


 

关键词: #重阳节 #登高 #重九 #疫症

明报刊登日期:30/09/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代中国,医疗远不如现代发达和普及,瘟疫成为一大威胁,人民遂运用智慧和总结生活经验,以不同方式应对,登高避疫是其中之一。谈到登高避疫,当然不能不提即将到来 “九九” 重阳。
 

东汉桓景登高避疫故事几近家喻户晓,桓景随方士费长房游学多年,有一次费长房警告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将出现灾劫,避疫的方法是事先准备好茱萸绛囊,九月九日一早让家中大大小小系在手臂上,然后出门登高并饮菊花酒。桓景遵照费长房的方法,领着家人于九月九日登高避疫,到太阳下山才返家。回到家中一看,家禽、家畜都暴毙。有关记载见于南朝萧梁时代吴均所著的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这则故事多怪异成分,难有实证,但后世广泛流传,令一般人相信 “九九” 重阳登高避疫始于桓景。
 

事实上, “重阳” 一词历史悠久,出现时间远早于桓景所处的东汉。根据西周《易经》, “九” 为阳数,两九、两阳相重,是为 “重九” 、 “重阳”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远游》中有 “集重阳入帝宫兮” 之句。西汉初年的宫廷已有过重阳的风尚。其后重阳作为节日,在民间承传、演变,除了流传登高避疫的故事外,还加入了祭祖、扫墓等内容。在演变过程中,重阳登高更逐渐成为一种风雅活动,历代文人雅士以重阳为题材的作品甚多,包括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桓景登高虽然只是传说,然而故事中的避疫方式,非无学理根据。地势低的地方,风势较小,容易积聚秽气和传播病毒;高处风较大,空气较清新,病毒较难传播;加上登高是有益身心的运动,自能帮助人体却病。至于茱萸和菊花,古代医书如《本草纲目》等,记载了它们的药用功能。古人登高时,将茱萸带在身上,可防蚊虫叮咬。至于饮菊花茶或菊花酒,则可收清热解毒等效。到了今天,和菊花有关的饮品,尤其菊花茶,仍然被视为有益健康,广受欢迎。
 

无论怎样演变,重阳所带来的登高避疫观念,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式微,反而在华人社会中不断加强,即使在高度发展的香港也不例外。重阳节是香港的法定假期,是日登高和扫墓的市民络绎不绝。近年香港人大举参与登山活动,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全港多处山径人山人海。这一来是因为市民受疫症影响而不得不将离境旅行改为境内郊游,二来是人们认为登高远足有助抗疫和强身健体。上千年的重九登高传统,在现代香港大大发酵,足见传统智慧强韧的生命力。

 

关键词: #杯渡禅师 #佛教 #屯门 #青山寺

明报刊登日期:16/09/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新界屯门的青山和屯门区内的杯渡路、杯渡站,都是因一高人到来而得名。青山古称圣山,圣山之名得于更早期的杯渡山,杯渡就是来自远方异域的高僧──杯渡禅师,关于杯渡有很多奇幻传说,却又真的有迹可寻。
 

与杯渡禅师相关的史料不多,有关其生平最早的记载,见于南朝萧梁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宋京师杯度》: “杯度(同 “渡” )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 元《佛祖历代通载》: “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号焉。” 明《池州府志》和清《九华山志》称他为 “天竺僧” 。东晋、南北朝多有印度僧人来华,故相信杯渡禅师较大可能来自印度。
 

根据各种有限史载,杯渡禅师可能在公元五世纪初,从印度经今日的中亚地区来到中国,最初在冀州(今河北省一带)活动,后来南下,活跃于东晋末至南朝刘宋初。由于他经常乘坐大木杯渡水,因而人称 “杯渡” 。他曾在建康(今南京)居住,之后继续南下,《高僧传》记载杯渡禅师曾向人说: “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 交广,应是当时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
 

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杯渡禅师说要到交广后, “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后人因名曰杯渡山” 。屯门山即现在的青山,杯渡禅师来到香港的屯门青山驻锡,成为青山寺的起源。今日青山寺大雄宝殿背后的杯渡岩,相传就是杯渡禅师最初在青山驻锡的地方,岩内有一尊古朴的杯渡禅师雕像。一般相信,杯渡禅师到青山弘法,是佛教传港之始,故杯渡禅师是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杯渡禅师在香港的足迹,不限于屯门青山。传说他曾由青山走到元朗灵渡山驻锡弘法,遂有灵渡寺。《新安县志》载: “灵渡山在县南三十里,与杯渡山对峙,旧有杯渡井,亦 (杯渡)禅师卓锡处。” 青山寺、灵渡寺、凌云寺(初建于明代宣德年间,距今约六百年),并称 “香港三大古剎” ,是香港三座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和杯渡禅师传说有直接关系的三占其二,皆可追溯至约一千六百年前,是香港的历史和文化瑰宝。
 

杯渡禅师在屯门至元朗的足迹,也可能形成香港其中一条著名远足路线。这条路线,贯串青山寺(又名青山禅院、杯渡寺)、杯渡山(青山)、灵渡山(圆头山)、灵渡寺,故称为 “杯灵双渡” 。杯灵双渡全长十多公里,上落坡幅很大,多处路段崎岖不平,很容易滑倒,身临其境,可以深刻体会当年杯渡禅师艰辛弘法的精神。要走毕杯灵双渡,必须有足够的技术、经验、体力和意志,故这条山径成为香港远足界公认的 “四大考牌路线” 之一(另外三条路线是: “三狗牙连走” 、 “一尖三嘴过四湾” 、 “环湖出嘴探鬼手” )。近年愈来愈多香港人投入登山活动, “杯灵双渡” 已成为许多登山者挑战自我的必游之路。

 

关键词: #中国书法艺术 #王羲之 #《中秋帖》

明报刊登日期:02/09/2022


《中秋帖》局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时近中秋佳节,除了举头赏月,与家人共庆团圆之外,念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外,我也不禁还想到一件有中秋名字文物的曲折故事,这件文物就是《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晋代王献之所书,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书法作品之一。喜欢诗词书画的乾隆皇帝就对这幅作品爱不释手,他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以及《中秋帖》三件作品称为 “三希” ,即三件稀世珍宝。乾隆还将自己位于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书房命名为 “三希堂” ,足见他对此作的珍爱。
 

《中秋帖》共三行二十二个字,全文为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以首二字 “中秋” 得名。因原帖被割裂,所以看起来语焉不详,难以完全释读,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去欣赏书法本身。整幅作品笔意连贯,线条丰润,气势磅礴,晋人洒脱率真的个性一览无余。不过,后世鉴赏家则对作者产生了疑问。从帖本的纸张来看,是用竹料纸书写,但这种纸东晋时尚未出现,约到北宋时才有。从行笔来分析,用来书写的毛笔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非晋代吸水性较差的有心硬笔,字中灵活自如、飘逸圆熟的效果在当时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 “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今人大多推测,这是宋代米芾所临。即使如此,这幅作品亦相当宝贵。
 

说起《中秋帖》的流传过程,与香港还有一段缘分。清朝灭亡后,这幅作品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随着溥仪出宫,《中秋帖》散落于民间,辗转由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死后,转予其子郭昭俊。郭昭俊于1949年去台湾时,将他手上的《中秋帖》与《伯远帖》一同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期限为1951年年底。限期将至,他无力赎回,各方得此消息,都意欲趁此购获。
 

此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留意到这两件国宝将要被出售的消息。他迅速通过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时写信给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很快,周恩来总理亦得知此事,他指示 “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 。为此,徐伯郊力劝郭昭俊,并想方设法从银行取出这两件珍宝。中央亦派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马衡、徐森玉等前往鉴宝,地点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均为真迹无疑,于是以35万元重金购回。这两幅作品终于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物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国家衰败时,大批文物流失海外;国家复兴时,则有愈来愈多的文物如《中秋帖》一般,回归祖国。人有团圆日,希望散落文物亦应有重聚时。

 

关键词: #山西 #面食 #中国食文化 #刀削面

明报刊登日期:19/08/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近日香港美食博览人山人海,各式面食一如以往地获市民争相购买,反映香港人对面食的喜爱。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要角之一,中华大地有不同种类的面食,仅山西一省,已是琳琅满目。
 

据考古印证,山西境内的粮食加工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面食文化于此时开始萌芽。先秦时期,三晋大地就已出现面食。自汉代起,山西面食不论种类还是烹煮方式,都日见丰富。
 

一提到山西面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刀削面,刀削面也确是山西面独一无二的代表,相传刀削面源于元代,蒙古人侵占中原后,曾规定每十户人家共享一把厨刀,人们为了方便,就用薄铁皮代替厨刀,削面条下水烹煮,捞起再浇上卤汁,后来发觉味道甚佳。这种制面手法很快就传遍了三晋大地,经过不断改良,演变成现在的刀削面。 
 

当然,山西既有面食天堂之称,又岂止有刀削面呢?据《山西面食大全》一书,已搜集并整理了890种山西面食。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地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难有多余条件制作副食,于是在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加以创新,用五谷杂粮,以拉、抿、擀、压等多种手法,配合制面工具如刀片、抿床、剪刀、筷子、梳子等,制作出让人目不暇接的各式面食:拉面、拨鱼、灌肠、抿尖、猫耳朵、推窝窝等,可谓一面百样。 “百面” 配合浇头、菜码(伴面的时令小菜)和小料(伴面的各式调味),就在面食上衍生出 “百般滋味” 。 
 

山西独特的面食文化,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自然环境方面,山西除汾河两岸外,大多是山区,较为适合种植耐旱的五谷,《山西通志》记载,当地谷属有麦、黍、稷、粱等,豆属有绿、黄、黑、扁、小豆等;加上古代交通不发达,属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饮食文化遂重境内谷物加工、制面食。同时,面食文化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向杂粮种植的方向发展。再者,山西中北部为高寒之地,自然令人偏好温热、方便的饮食方式,面食正切合所需。 
 

人文因素方面,自古山西人好面食,《河东备录》曰: “并(指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带)代(指代州,今山西东北部忻州市代县)人苦于嗜面。” 可见,面食是古时山西一带的家常便饭。现今山西大部分家庭仍以面为主食,也乐于自家做面,特别是农家妇女精于 “一面百做” ,令不同种类的面食在餐桌上跃然起舞。面食不但是山西人的主食,在过年、结婚等喜庆,他们更会捏制面塑以示庆祝,因而很多地方都有 “有馍(面制食品)就有事,有事就有馍” 的说法。百面三晋,着实多姿多采!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地图 #《孙子兵法》 #曹操 #刘备 #孙权

明报刊登日期:05/08/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幼时读《三国演义》,沉迷于 “樯橹灰飞烟灭” 的战争场面,更陶醉于帝王家事、将相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剧。今天读《三国》,更多是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角度,其文化丰、人物活、领域广、层次深,已成国人历史回忆最深刻的基因。
 

这些年,有关三国话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几乎遍及方方面面的领域,已想不到还有哪些题材可供开发。然而,科技的进步却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包括了文物、遗址、古迹、图像、地图、复原图的呈现。所以,我们读《三国》,各种图像尤其地图是不能错过的。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看三国的人多是冲着战争而来,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三国的热爱者却不知道要了解整场战争的缘起和脉络,最重要的不是看文字的陈述而是细读地图。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指出: “历史军事地理又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 早在春秋末年,《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即说到: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研读《孙子兵法》多年后,我对军事地图极感兴趣,从战场的地图可看到军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地理因素对战争活动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战略方针的贯彻、军事装备的应用、战略战术的选择、将帅策略的发挥、后勤补给及军需物资等,是古代军事、地理、天文等科学的交叉应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在地图上下了莫大的工夫,真真正正做到了还原立体视像。今天要领略战争过程和奥秘,实应借助更多3D地图的视角。
 

一系列地图让我们看到吴蜀的攻防策略,魏蜀交锋时魏国布防变化及军事部署,吴魏战争中吴国在长江一线的军政部署和战术策略等。此外,地图上也分析了战争的地域分类、战略枢纽形成原因及地位价值的演变,并从地理形势及军事成败入手论政权得失。例如书中点出一个战略重地是汉中。当年刘邦出汉中袭三秦,开创大汉基业;公孙述据巴蜀,镇汉中,割据一方;张鲁以五斗米教为旨,盘踞汉中地区数十年,成为东汉末年一支不可忽视的割据势力。此后曹操、刘备、鲁肃、周瑜、诸葛亮等都看到了汉中地区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赤壁之战后,汉中地区不仅成为了曹、孙、刘三人焦点,更是魏蜀两国争夺的中心。不阅地图,就无法宏观地了解汉中一地之战略意义及三国之军政形势。
 

当今文本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发现、3D地图的普及、航拍技术的应用、民俗文化的发掘、人文关怀的飞跃,翔实的地名考证、丰富的地理论述,其仔细程度,恍如使人回到三国战场,听到战鼓齐鸣、兵士咆哮,看到战旗飘扬、万马奔腾的情景。

 

关键词: #金庸 #查良镛 #五岳 #泰山 #恒山 #嵩山 #衡山 #华山

明报刊登日期:22/7/2022


泰山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欲吞并华山、泰山、衡山和恒山四派,书中借冲虚之口道: “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隠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 小说中这段记载既是把左冷禅痴人说梦的野心直白地书写出来,同时也把原本相隔千里的五岳概念合而为一,是《笑傲江湖》最关键、最异想天开的情节。
 

为何说左冷禅痴人说梦?五岳是中国芸芸大山中的五个。以五岳在古代中国版图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左冷禅的国中之国北到山西(恒山)、东及山东(泰山)、南达湖南(衡山)、西至陕西(华山),面积较全盛时期的太平天国还要大!很明显,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欲单凭嵩山一派之力混一五岳,无异是金庸开的天方夜谭。
 

五岳在地理上,似互无关联,然而五岳概念却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包含了山神崇敬、五行观念、帝王封禅(尤其泰山封禅);五岳也是道教和佛教名山,如道教在华山有华山派、佛教在嵩山有少林寺等。不过,五岳概念,最早非指上述五山,先秦时期只有 “四岳” 之称。四岳观念,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四岳的意思,有指是神,史学家顾颉刚指: “最早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宗族神,是由于他们居地的山岳之神衍成部族祖先神的。” 有指是职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解释: “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 大抵四岳和 “四方” 、 “四海” 等意思接近,非专指某个职位或某座山。当然,先秦一些典籍如《尧典》的记载中,已经把岱宗(泰山)称为 “东岳” 。
 

至于 “五岳” 名称,早见于《周礼》、《礼记》,但没明指是甚么山。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王朝更替,称秦为水德,周为火德、水胜火,故取而代之,自此 “五” 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数字。《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时申公的说话: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今河南嵩山东部的太室山)、泰山、东莱(今山东大基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此时的五岳皆在黄河流域,和《笑傲江湖》的五岳差距甚远,而且五座山都是黄帝常到之处,神仙之所,足证此时的五岳已是山神崇敬和五行观念并行。由此可见,自秦汉起,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到了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始有 “五岳,东曰岱宗(泰山)、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高山” 之说。从古至今,五岳在中国的思想、政治、宗教,以至多个人文领域,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转变和传承。

 

关键词: #元宵节 #情人节 #上巳节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

明报刊登日期:8/7/2022

货真价实却已逝去的中国情人节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今天流行的观点会把元宵节(也称上元节,即农历正月十五)定为中国情人节,据说是女子到了元宵节才可以出门游乐,成男女相见、恋爱之机。不过,元宵节原是表达人们祈望丰年,男女之情是要到元明戏曲小说才大行其道,这交接了一个真正以表达男女狂欢为主题的古代节日,这个节日正是三月三日上巳节。
 

“上巳” 可追溯至先秦,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 “上巳” 之意有说是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意;有说 “上” 是 “尚” 、 “巳” 即 “子” ,故意在求子,其真意今不可考。三月的巳日在农历中是不固定的,自魏晋以后,人们为了方便,把日子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此节大盛于魏晋而衰落宋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上巳节的 “游春” 和 “怀春” 关系匪浅。
 

《韩诗外传》记郑国招魂续魄的习俗,并且认为手持兰草能祛除不祥。《周礼》记: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 即是由女巫举行除灾去邪仪式,大众在河边用香熏草药沐浴。《诗经‧郑风‧溱洧》反映了郑国青年男女在水边踏青幽会的盛况。像这样记三月男女欢聚水边恋爱的诗歌,在《诗经》还有《郑风‧褰裳》、《墉风‧桑中》、《卫风‧淇奥》等,可见这种习俗在先秦是多么流行。《周礼》有另一段记载更为火爆: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就是说阳春三月,万物萌生,须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这在后代就演变为上巳节的祓除与男女会合之事。
 

入汉以后,巫风日去,官方把上巳视为祈求吉祥的节日,《后汉书》记: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官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灾为大洁。” 魏晋南北朝时上巳节盛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王羲之《兰亭集序》到梁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诗》等专门记上巳游乐的作品看,士大夫们不再停留在 “行浴” 上,更有 “浮卵” 、 “曲水流觞” 等雅兴。唐代的上巳盛况如昔,杜甫《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然而入宋以后,上巳节几乎消失殆尽。记载北宋习俗的《东京梦华录》里没有 “三月三” 条目;记叙南宋都城临安民俗行事的《梦梁录》里,虽在 “三月” 条目中记了 “三月上巳之辰” ,但写的已经不是南宋当代之事,更多是在抒发对古事的追忆之意。
 

上巳节式微,主因是宋儒规范压制的结果。原本的上巳节带有浓重巫术意味和放纵色彩,这两个来自民间社会的习俗,到了宋代已不容于官方,于是上巳节 “游春” 部分去了清明节, “怀春” 则归入了元宵节。上巳节的盛和衰,既反映了入宋以后的男女之防备加重视,也更见民间风俗走向规范后的暗藏春色。

 

关键词: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 #王旭东博士

明报刊登日期:24/6/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本周初,有缘出席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博士题为《共同守望人类的故宫》的讲座,听王院长娓娓道来,意旨宏大,内容丰富,尤其对即将开放又万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是颇有启发的。
 

众所周知,在 “四大文明古国” 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成为最古老并且从未中断的文明,仍是风华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宫博物院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宫廷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被誉为 “世界五大宫殿” 之首。 “闻名遐迩紫禁城,华彩琉璃万重门。” 朱墙黄瓦,雄伟壮观;雕栏玉砌,富丽堂皇。无论是古风古韵的人文景观,抑或是 “愿看故宫一场雪,不负岁月不负卿” 的唯美自然,都凝聚无数先人的巧夺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筑之美,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超过186万件珍贵文物,以明清宫廷文物类、古建类及图书类藏品为主,体系完备,质量精良,囊括陶瓷、绘画、法书、铭刻、青铜器、珐琅等诸多类别,精华荟萃,蔚为大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文物,比比皆是,享誉中外,堪称人类艺术的宝库。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王旭东院长提出 “四个故宫” ,即以 “平安故宫” 为基础,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以 “学术故宫” 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价值;以 “数字故宫” 为覆盖,实现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以 “活力故宫” 为创新,让文物 “活起来” ,讲好中国故事。
 

“四个故宫” 中,我认为 “活力故宫” 的概念对香港故宫启示最大。 “活力故宫” 在于展现故宫及其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让公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以多种载体抵达大众,触动心灵。深厚的历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宫的目标,不应只限于成为旅游打卡点,而更应聚焦于增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人。这需要学校、各大文教机构、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宫博物院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让国宝 “活起来” ,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灵感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亮相央视春晚,大放异彩,特别深受年轻观众青睐。舞蹈通过创新科技,将艺术创作与文物价值融合,尽显新时代下中华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制作和故宫有关的教材,包括工作纸、游戏、展板、影片、教学简报等,打通诸如中文、中史、常识、视艺、音乐、生活与社会、公民等多个科目,在教材上让国宝 “活起来” ,在每一个年青人心中建成 “我们的故宫” ,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风华永茂。

 

关键词: #端午节 #恶月恶日 #糭子

明报刊登日期:10/6/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端午节刚刚过去,但作为今天活动繁多,动静皆宜、老少咸宜、韩国觊觎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 “华丽转身” 颇值一谈。
 

端午节起源于远古时期先民五月时令的巫术祭祀和吴越地区的图腾崇拜,历史上曾有多个称谓,如 “夏至节” 、 “五月五日” 、 “仲夏端五” 、 “重午节” 等。在古代中国,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 “恶月” 、 “毒月” 、 “凶月” 等,而五月五日,更是 “恶月恶日” ,《风俗通》有说: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故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去毒的习俗。而吃糭子也是一个重要习俗,因糭子以植物叶子包裹,先民选用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错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捞、运输,考古学者在钱塘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 7000至8000 年前的独木舟。而在夏天将临的日子,追逐玩耍、竞渡娱乐,自是必然,《旧唐书‧杜亚传》有记: “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 龙舟竞渡以外,吴越百姓从 “断发文身” 习俗进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丝系臂,以增加祭祀仪式感,故近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是 “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
 

那为甚么会选五月的第五天呢?这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中 1、3、5、7、9 为阳,我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迭组成,例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停诸节敬献诏》云: “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 “端午” 原来称 “端五” ,是初五之意,晋代周处《风土记》载: “仲夏端五,烹鹜角黍。” 直到唐代才出现 “端午” 一词,唐李匡乂《资暇集》: “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 “端午” 。
 

今天的 “端午” 多说是纪念屈原,但这是后来历史的 “创造” 。 “端午” 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 “夏至节” ,其时屈原远未出生,最早记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但这一说法在隋代已有异议。杜台卿在《玉烛宝典》认为竞渡是 “夏至节” 的娱乐活动,非为打捞投江的屈原。
 

今天 “端午” 的诸多活动是历史的集大成,既有为去恶月的糭子,又有庆祝夏至节的龙舟竞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国的悲壮,历史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从畏惧到喜庆的曲折过程。

 

关键词: #香港 #日本 #英华书院 #教科书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

明报刊登日期:27/5/2022  


(照片由英华书院校友会文物档案组提供)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香港开埠以后,迁到香港办学的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从英国买来一些英文教科书,再根据香港学生的能力、语境、志趣、深浅等作适度的编改,最后通过书院自设的印刷所刊行,这个本来有点无奈之举,却打开了东亚教育现代化的一片天,并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为代表,永垂史册。
 

由英文至中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国教育家贝克(Charles Baker)编写的课本,顾名思义是由200节课组成的渐进知识圈,属入门式的通识书,题材包罗启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学、地理、社会、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布把它编译成一部香港中学教科书,每页上部为英文原文,下部为理雅各布的中文译文,俨然一部 “小百科全书” 。这使该书兼具了知识启蒙、教义增润和学习英语的作用,面世后大受欢迎,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英皇书院等官校也有采用,1859年香港官学更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在日本也流传甚广。1860年,此书传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纯中文翻刻版,这一版删去了每页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译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该书多达十余种版本,主要是作学童启蒙书和英语教科书用。学童启蒙书删除英文部分,从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后的日文版,成了认识西洋新知识的入门书,又是基础的小百科辞典,让日本学生打开眼界,对引进西学具有启导的作用;英语教科书则是理雅各布的中英对译版,由于该书是基础读物,英语浅白易懂,题材活泼有趣,加上中英对照,是日童学习英语的理想选择。该书获日本许多小学采用为为教科书,对日本现代化做出了颇大的贡献,该书也是日本知识阶层主要的知识来源,福泽谕吉和很多启蒙思想家都曾通过该书以学习英语。日本近代学者增田涉曾指出: “此书作为西洋知识入门的启蒙书,或作为英语教科书,对明治初年为我国开发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须给予高度评价。”
 

由日本回中国

此外,理雅各布在翻译《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时创作了不少新语词,如 “陪审” (jury)、 “老人院” (almshouse)、 “公侯院” (house of lords)、 “百姓院” (house of commons)、 “水蒸” (steam)等。日后这些名词流入日本,或为日本新译词替代,后又出口转内销流回中国。这些融入现代汉语词汇的源流演变,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况。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香港在编译、出版、流传等方面担当关键的枢纽角色。

 

关键词: #香港 #中学 #马六甲 #马礼逊 #英华书院

明报刊登日期:13/5/2022  


英华书院在马六甲的校舍图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是创立超过二百年的英华书院(现在的英文名称是Ying Wa College,往昔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鲜为人知的是该书院不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东亚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学。该校在1818年创立于荷兰殖民地马六甲,其创办人马礼逊和首任校长米怜乃基督新教最早来华的两位传教士。他们既是来中国传福音,却为何首选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办学呢? 
 

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葡萄牙治下的澳门,不久搬往广州 “十三行区” 。他游居于广州和澳门之间,努力学习汉语,搜集中文书籍,聘请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师兼助手,并开始翻译中文圣经。在翻译和印刷书籍的工作之外,马礼逊一直寻求可持之以恒的传教工作,自抵达澳门那天起,他便参观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圣保禄书院遗址。圣保禄书院是亚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学,由耶稣会士范礼安在1594年创办,随后几个世纪,尤其明清时期,培养了很多欧裔和亚裔天主教传教士。于是,马礼逊兴起了办学念头,教授 “华裔青年英语及基督教道理,及【欧裔】传教士和其他人中国语言及文学” ,以培养出华人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英国在华的势力,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葡人政府和澳门天主教。马礼逊于离英赴华时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经北美才能到中国,原因是东印度公司谢绝一切商业以外的活动,所以拒绝他直接乘坐英国船只到亚洲。当马礼逊的中文圣经面世后,东印度公司的高层 “担心其对英在华贸易可能造成之严重损害” ,命令广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个困难就是清廷对外国人传教的态度。清廷实施教禁多年,官府严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两广总督曾颁布越加严厉的 “防范外夷规条” (即所谓 “防夷五事” ),使得在华境内公开传教或兴办教会学校越发困难。
 

广澳两地既办学困难,马礼逊开始留意荷兰殖民地马六甲。马六甲自1511年以来已由欧洲人管治,该市来往南洋和中国的交通更是便利,为欧亚贸易之重要口岸;而当地华人众多并几乎全都聚居在城里,十分有利传教或办学。马礼逊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写到: “【设立】一家在马六甲的机构,以便培训来自欧洲及本地的传教士,为恒河外方的所有国家服务。” 同时,马六甲的官员对米怜十分友善, “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进餐” ,甚至建议他 “负责当地的基督教会众” 。这样的接待不仅有异于广澳,也让生活困难的米怜看到希望,最终马礼逊决定在马六甲创办学校,英华书院其后迁来香港,并屹立至今。

 

关键词: #《遐迩贯珍》 #香港 #报章杂志 #英华书院

明报刊登日期:29/4/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遐迩贯珍》由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华书院代印,于1853年刊行,英文名为Chinese Serial, “遐迩” 一词,即有 “远近” 之意,其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和科普文章。该刊发行时期不长,只到1856年止,但却创立了多个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闻插图、第一次为文章配上标题、第一次为广告开辟专栏、第一次使用了铅活字印刷。简言之,《遐迩贯珍》极大程度地推进了中文报刊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刊辞说明了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进中西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建议中西方之间应该相互学习: “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见授;尔有所闻,无从剖析(原文用 “剖皙” )相传。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与外国交道相通,则两获其益。”
 

此外,1853年创刊号的〈题词〉中也留下这首自勉的诗句:

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
幽深开鸟道,声价重鸡林。
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
吾儒稽域外,莱尔作南针……

 

此诗道出了《遐迩贯珍》可以将远近都联结为一体,庞大浩瀚的辞藻可以贯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将它作为指南针。《遐迩贯珍》内容的重心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文明。创刊号的序言就介绍到它的版面是由报道、喻言、近日杂报等几个部分组成。对西洋文明的介绍,最初以政治、历史以及欧美国家的各项先进制度为中心,后来则主要偏向于介绍西医学、地质地理学、动物学、化学。
 

至于读者方面,我们可从两方面的数据猜度《遐迩贯珍》的最大读者群。首先,在最后一号的〈遐迩贯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资,盖华民购阅是书,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终属无多。惟赖英花二国同人,启囊乐助。”
 

可见因为习惯不同,中国人订阅《遐迩贯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撑《遐迩贯珍》办下去的,就是在港在华的英美人士,他们是报纸最大的订阅者。其次,《遐迩贯珍》每一号都附有非常详细的 “英文目录” ,用英文写出了《遐迩贯珍》的英文名、价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这一 “目录” 并不是将所有的题目予以翻译,只是选择了一部分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再翻译标题,可见是专为西方人而设。于是,《遐迩贯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报纸。这一做法后来也被许多传教士报刊模仿。
 

《遐迩贯珍》在各个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历史、地理等知识,客观上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对民智的启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迩贯珍》也影响到当时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开明人士购阅《遐迩贯珍》。

 

关键词: #《孙子兵法》 #先秦诸子 #兵家思想

明报刊登日期:15/4/2022  


《孙子兵法》书影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孙子兵法》家喻户晓,很多从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对其名句琅琅上口,如 “水无常形” 、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 “不战而屈人之兵” 等。随着《孙子》成为普遍读物,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孙子是先秦诸子之一、书中只有阴谋诡计,和市井之学《三十六计》混为一谈。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不入诸子流

首先,《孙子》虽然和先秦诸子同代,但却从来不属九流十家一员,可说是 “不入流” 。先秦诸子多志在宣扬其主张,希望能救春秋战国的 “倒悬” 之局,故儒家举仁义、墨家尚兼爱、道家倡无为等,但《孙子》却没有一个核心主张,也不以普及救世为目的,它更接近一种方法论。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规则》,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用今天听得懂的说法就是 “实事求是” 。故两汉收录的书籍,自《七略》到《汉书‧艺文志》都把《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分为一略,以别于诸子略。

 

写给顶级棈英

其次是《孙子》为谁而写?我们先看看此书的特点。
 

北宋文豪欧阳修指《孙子》 “其言甚有次序” ,指其言简意赅,道理深刻,章与章的排列,井井有条。观乎《孙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却又专业等特点,更像是一本武学秘籍。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点:《道德经》字数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孙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万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论语》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经》不同,《孙子》箭不虚发,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 “重战、慎战和备战思想” 、 “重计、全胜和速胜的战略思想” 、 “主动、惑敌、因情用兵思想” 、 “重法重道的治军思想” 以及 “辨证哲学思想” ,而支撑这些思想的论述更有十六项之多,以相当简约的文字盛载如此丰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极高的精英读者,实难一点即透。
 

此外,《孙子》理论颇为空泛,书中充斥着如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一语,当中的 “示、远、近” 都没有清楚说明。更甚者,《孙子》专业用语处处,例如 “圮地无舍,衢地交和,绝地勿留” 、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两句语, “圮地” 、 “衢地” 、 “绝地” 是甚么地? “九天” 、 “九地” 又是甚么?这样既空泛又专业,正正是因为读者属军政界精英,无需多言。
 

由此可见,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国生死的帝皇将相。于是,我们见到文武兼备的曹操曾说: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创立千秋功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 “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关键词: #《孙子兵法》 #俄乌战争 #慎战 #曹操

明报刊登日期:1/4/2022  


木活字本《孙子兵法》(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持续一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有旷日持久之势,这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兵学奇书《孙子兵法》,这本诞生于约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兵学集大成者,于今读来,深感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并透视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兴盛至今。   
 

《孙子兵法》提出大量独有的战争见解,举其最重要的,是如何 “慎战” 。一本兵书竟然强调 “慎战” 的重要,就像宗教书导人走向不信神一样奇特,但《孙子兵法》的 “慎战” 是深藏大智的,因为对农业社会而言,千方百计保持稳定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是一场国运的赌博,稍一不慎随时国破族灭,故如能让自己立于 “不败” 之地,令别国不敢进攻,比在战场上获得的更多,更能行稳致远。《孙子兵法》不把重点放在如何进攻取胜,而是强调善战故能不战,熟读《孙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话总结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善战者是没有显赫功劳的。 
 

我们在《鹖冠子‧世贤》看到一个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的故事。魏文王问扁鹊说: “你们三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明?” 扁鹊说: “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长兄在病没有症状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里人知道他医术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气也就在几十家的小村里为人所知。而我必须要等到病入膏肓,再开刀破腹,用药用毒,外敷内服,所以天下闻名。”     
 

能防患于未然,有大功而无大名的才叫善战。  
 

围绕着 “慎战” 观,《孙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战术配套,如 “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够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的摆布)、 “先胜而后求战” (要先创造出取胜的条件,才与敌人交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起仗来百战就不会有危险)、 “以正合,以奇胜” (以主力部队与敌人交战的时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战斗中打乱敌人的部署,是致胜的关键)、 “识众寡之用者胜” (懂得或善于把握兵力的多少而采用不同战法的,就能够取胜)、 “先礼后兵” (先按通常的礼节与对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强硬手段解决)等。  
 

有趣的是,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 “慎战” 观的文明,而同时,中华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断的广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个舞台,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群雄竞逐,此起彼落,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中国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雄” ,曾经的对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独中国是盛衰不息,从未离开过舞台。 

 

关键词: #农耕文明 #五谷 #中国食文化 #黄粱一梦

明报刊登日期:18/3/2022  


五谷与汉代的食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与之有关的节庆、用语、风俗、诗歌等,比比皆是,远有《诗经‧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近到北京冬奥委会的二十四节倒数,在云云概念中, “五谷” 是最常见,但又最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早在《论语‧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读书人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那五谷应怎样分?   
 

“五谷” 一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指稻、黍、稷、麦、菽,五种常吃的主食。  
 

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诗经‧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就是描写路边黍和稷生长的样子。稷,俗称小米,又叫黄粱。古人视小米为百谷之长,所以称谷神为 “稷” 。国家也有 “社稷” 之称,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谷神。小米易种植,产量足,煮食简单,长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粮,直到唐代才被小麦超越。唐传奇《枕中记》有 “黄粱一梦” ,讲的是有个举子卢生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但一觉醒来,店家的小米饭还未熟。  
 

黍,俗称黄米。黄米煮熟后有粘性,无论煮饭、煲粥、作糕、酿酒都别具风味。它易耕种、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颇受先民青睐,但产量有限,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故日后黍退居二线,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有一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他的友人便是用这黄米招待他。  
 

麦指的是小麦,是后起之秀,起源于西亚,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传入中国,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北方的主食。初期由于小麦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难,种植门坎颇高,故并不普及,《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董仲舒上书: “今关中俗不好种麦。” 但小麦的好处是产量大、成品多,故两汉政府大力推广,改良灌溉种植方式,加上磨面粉的旋转磨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小麦已成了百姓的主粮之一。如今我们常见的馒头、烧饼、面条、饺子皮等各式各样的食品,就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制成的。  
 

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的主食则是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种植颇考农民功夫,但十分适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环境。2004年,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五粒古稻谷,估计是属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距今一万多年)的栽培稻,证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种水稻的地方。  
 

菽,则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除可用来进食,更可榨油。西汉《汜胜之书》中有 “豆有膏” 之说,是中国最早记载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农书。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也能用来做出各种豆制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 “五谷” 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农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术、食品的发展史,更是古人物质生活、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香港沦陷 #茅盾 #梁漱溟 #周恩来

明报刊登日期:25/2/2022  


英军投降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右一骑马者为司令酒井隆。(图片提供:FOTOE)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通缉文化精英,同时中共动员在港所有力量,成功组织了一场大营救,把百多名文化界精英从香港撤离,当中包括茅盾、梁漱溟、夏衍等。茅盾称大营救为 “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许鞍华也以大营救为叙事线,拍摄了《明月几时有》,并获得金像奖多个奖项。

 
  八十年过去,大营救的诸多细节仍未广为人所知,如为甚么有这么多文化界精英齐集在1941年的香港?是谁作出大营救的决策?  

 
这批文化精英大都是左翼,思想进步,和中共理念接近。在此之前,他们因逃避战火,大都身处重庆或大西南一带。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深感这批文化精英在国民党控制区不大安全,于是在1941年初安排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其中 “隐蔽精干” 就是把100多位文化精英护送到暂免战火的香港,所以,中共第一次营救是把他们带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第二次逃亡则是香港大营救。这也解释了中共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找出来。著名导演、画家许幸之的回忆也很好证明了这点。在12月9日中午过后,许幸之按照导演蔡楚生电话告知的路线,过海 “来到楚生告诉我的集合地点——香港皇后饭店廖承志的办公室,室内坐满了熟悉的留港文化人,楚生也在座” 。”

 
至于大营救的决策过程也是顺着时局变化而转变。12月8日香港战争爆发,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等发电: “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此事请酌办。” 之后,周恩来多次问及香港工作人员的撤出方案,到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营救指示。

 
12月底,廖承志在偶然间得知日军疏散香港居民到内地的情报后,决定借此机会立即撤出香港岛,他们化装成商人到达九龙红磡,仔细研究了游击队在九龙接应以及护送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到游击区的问题。廖承志等一行人混在难民中,从旺角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日军检查岗哨,到达西贡,其后转到游击队惠阳大队部所在地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在那里,廖承志等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行工作,并将营救文化人的情况和计划,拟好电报稿向中央报告。简言之,大营救是中共中央决策,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执行。

 
大营救是在日军严密布防、九死一生的绝境下进行。当时中共在港仍处地下状态,人力物力有限,兵荒马乱下更是捉襟见肘,既要顾及自身人员安全,又要救走大量文化人,而营救涉及多条陆海路线,人多口杂,但最终全数救出,既没有一人暴露,也没有一人牺牲,近乎奇迹。 

 

关键词: #元宵节 #上元节 #张灯结彩 #元夕

明报刊登日期:11/2/2022  


汤圆是元宵节的传统食品(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新春、元宵,日子相近但内容各异,今天趁这两个节日相近的时刻,谈谈元宵这个在古代可和新春各领风骚的节日。 

 
元宵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乐书》说其起源于汉代祀太一之俗,宋以前,元宵节多称 “元夜” 、 “元夕” 、 “上元” ,宋以后的文献则多见 “元宵” 一说。元宵不仅在中国盛行,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隆重的民俗活动,如韩国称为 “元夕节” 。尽管各地的元宵内容差异颇大,但其活动通常是花灯与祭祠(灶神、谷神)并列,故主题都是表达人们对于丰年的祈望。 

 
汉代已有逢正月十五通宵达旦以盛大的灯火祭祀的记载,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也由此形成。隋唐之后,盛大的元宵佳节已是民间寻常,放灯也从一夜增至三夜。到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到明代更进一步,太祖下令元宵放灯十日,从初八开始到十七日才收灯,有 “十夜灯” 之盛况。成祖更明令 “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 十日假期比新春假还长。宣宗承袭惯例,于宣德二年(1427年)颁布诏令: “上元佳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凡有机务重事,封进来闻,在京军民,如故事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 元宵成了官民同乐的盛会。  

 
元宵节灯市活动于宋代定型,大盛于明。宋元宵的游艺活动有猜灯谜、舞蹈、舞狮、 舞龙灯、放烟花等。打灯谜亦称 “射虎” 、 “打灯虎” 等,由宋代文人雅士在元宵节期间创立,方法是张灯并帖谜于灯,供人们游赏时猜度,猜中的扯下写谜语的纸条,领取谜赠。而民间主要娱乐活动除了赏灯,便是 “舞龙” 或称 “耍龙灯” ,由多人持龙灯而舞。宋人曾记载: “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   

 
明代的元宵灯市,更是一个娱乐兼市集的场所,其时的灯市位于在东安门外,做灯的人出尽浑身解数, “灯之名不一,价有值千金者。” 这时四方商人云集,灯市上也有大量奇珍异宝出售,更有杂技表演,热闹非常。此外,灯市也有些游玩设施,如所谓 “黄河九曲灯” ,此灯有三四里长,门径曲折,恍如迷宫,入游者一时三刻无法出来。更有人以108个小杯子盛油作夜灯,遍布各处,点细光,像萤火虫,又如天空上的星光,颇有趣味。夜间有放烟花炮竹,有响炮、起火、三级浪、地老鼠等多达数百种。有些烟花则架高一丈,盒分五层,各处燃放,通宵不尽。此外还有走桥、摸钉以祛百病等习俗。北京正阳、宣武、崇文各门都不关闭,任由百姓出入,通宵达旦,盛况空前。  

 

关键词:#抗疫 #疫症 #瘟疫 #防疫 #医疗

明报刊登日期:28/1/2022  


铜鼓驱疫。古人认为大规模传染的瘟疫是由疫鬼引起,只有把疫鬼赶走才能消除瘟疫。传说疫鬼最害怕铜鼓的声音,每年腊月或者瘟疫爆发时,地方官员就会组织民众在当地敲打铜鼓,驱赶疫鬼。(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疫病肆虐,各国都千方百计抗疫,措施不离加强检测、隔离患者、注射疫苗等。所谓鉴古知今,古代中国又是如何抗疫呢?或者,我们可问得更仔细,祖先最早在甚么时候发现疫病?他们最早怎样看疫病?他们怎样防范疫病?他们的抗疫经验对今天的我们有甚么启示?  
 

最早的记载

近代学者梁漱溟曾说: “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 既是早熟,对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开始,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 “疟疾” 、 “疾年” 等记载。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时期,即离现今3,000多年前已有 “疾年” 的出现和记载。和疫病相近的 “疠” 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 “疫” 的解释是: “民皆疾也。” 已很形象地点出了疫病的可怕在于传染性。  

而从文字的准确度,更可见古人对疫病的重视程度。瘟疫一词,自古沿用至今,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 “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 “瘟” 常与 “疫” 连用,但 “瘟” 的使用范围更广泛,除了表示人的传染病外,也表示牲畜、家禽的传染病,如 “猪瘟” 、 “鸡瘟” 等,例如明代吴又可《瘟疫论.杂气论》: “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巳哉。”  
 

疫病是疠鬼   

在医术远未发展、民智未开的年代,古人多认为疫病是疠鬼在作祟, “疫” 的引申是疫鬼。《释名.释天》: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更直接说 “疫,疠鬼也。” 《周礼.夏官.方相氏》也有详尽驱疫的记载,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 所谓方相氏是古代傩祭 (一种驱鬼巫术仪式)的主持人,原始先民对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着迷惑和畏惧,以为是某种厉鬼作祟。每遇此事,便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吓走疫疠之鬼。据《周礼》所记,方相氏披上熊皮,戴着四只金黄色的眼睛,全身黑衣红裳,一手执戈,一手挥盾,帅领百官,惊吓疫疠之鬼。

防疫在政府  

古代瘟疫流行期间,政府负责防疫工作,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 “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说明早在秦朝就有专门安置麻疯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 “疠所” 。到了汉代,朝廷每每派遣医师为民众治疗及着官员向百姓分发药物,也有地方官员在治下地区救助病患。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发生疫灾,督邮(代表太守传达政令的官员)钟离意独自一人深入疫区,亲自抚恤灾民,筹集分发医药,救助许多百姓,钟离意因而获太守(一个郡的首长)赏识、提拔;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命中谒者(负责传达、通报的官员)巡行致医药;北宋初年大疫,宋太宗将《太平圣惠方》(一本收录多种医方的书)发布各地,并由太医署安排医师在首都救治病人。若疫灾特大而政府又无力救治,往往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动摇政权,例如东汉未年大疫,张角创立太平道的历史,《三国演义》是这样演绎的: “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 很明显如非疫气流行,张角也无从创立太平道,黄巾起事更是不会发生。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 ,这场大疫,政府无力应对,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其中一个因素。 
 

高手在民间  

疫病流行期间,民间往往有医生主动悬壶济世,历代也出现不少抗疫名医,他们不但行医救人,还将所累积的经验、资料著作成书,造福后世, “医圣” 张仲景为其中之一。身处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东汉末年,张仲景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撰述《伤寒杂病论》,此书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医学基础的经典著作。明朝末年的吴又可,曾深入疫区救治病人,并完成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瘟疫论》。吴又可特别留意瘟疫的感染途径和传播方式,在书中提出疫病的成因是天地间存在的一种人眼看不到但可以通过口鼻而入的 “戾气” ,这和现代传染病学的理论相近。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北京大疫,医师吴瑭奋力抢救,名声大振。他着有《温病条例》一书,深入剖析温病和记录很多药方,贡献巨大。 
 

宗教治身心  

宗教尤其佛教,在古代抗疫中担当重要角色。佛教僧人本着慈悲精神,在疫症肆虐期间,会让病患者到寺院,接受医僧治疗。根据一些出土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在秦代已知道要将病人隔离以免传染他人,而历代都有隔离者被弃而无人照顾的情况。唐宋时期,一些佛寺为了收留、照顾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设置了专门的地方,称为 “疠人坊” 。唐初,高僧智岩曾入住疠人坊照顾病人,并为病人讲解佛法,最后更在疠人坊内圆寂。 
 
为妥善处理遗体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北宋出现一种政府与寺院合作、名为 “漏泽园” 的公墓制度,由政府补贴资金,寺院出地并安排人员管理,将无亲属认领或亲属无力安葬的遗体葬在漏泽园内。这种公墓制度获后来各朝沿用。 
 
面对瘟疫,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从未屈服,当中的抗疫经验、著作,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至于全心全意投入抗疫救人的医师、僧人、官员等,所表现的大爱、勇敢和牺牲精神,更值后人敬仰、铭记。 

 

 

文汇报教育版  


题目:

关键词: #日本侵占香港 #英国 #日本侵华

文汇报刊登日期:2/11/2023  


图为位于炮台山的碉堡( 数据图片)

 

作者: 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日本侵占香港的计划,源于1936年6月3日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用兵纲领》,首次把英国当成假想敌。修订之时,裕仁天皇问道: “何以加入对英作战一项?” 当时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答: “近期英国在东亚的势力增强,加上国际局势不稳,以防万一,应考虑英国对日本的威胁。” 虽把英国列为敌人,但对英作战计划不全,对香港形势不明,《帝国军用兵纲领》上也只列出对英作战目的,是摧毁英国在东亚活动的根据地。

 
日军把侵占香港说成是防守的一环 。 《香港·长沙作战》的序章开宗明义声称是英国先把日本当成敌人,更列出1921年的《华盛顿条约》来说明英国企图阻止日本在东亚地区发展空军和海军基地。面对英国的 “敌意” ,日本扬言只好考虑夺取香港,消除英国在东亚地区对日本的威胁。当然,这只是日本借端生事。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向外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考虑进一步吞并中国大陆,而后方的港英政府将会成为国军的后援,以香港为基地输送军事物资,侵占香港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军事策略。再者,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开了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先例,跻身世界列强,日人的野心,随之水涨船高。

 
1940年,日本进攻香港的作战计划——《香港作战要领》逐渐明确,亦有了具体的策略:
  1. 战争伊始,即以空军摧毁香港附近的空军部队和舰艇。
  2. 第21军从陆地正面攻占香港。
  3. 先攻九龙半岛,再攻香港岛。
  4. 根据情况,由香港岛南岸登陆或只是封锁港岛。
  5. 使用两个师的基干兵力。

 
可是1941年起,侵华战争陷入泥潭之境,进退失据。日本国内物资消耗极大,为掠夺资源,也为振奋国人士气,决定积极 “南进” ,扩大太平洋战线,期望消灭英美等敌方在华及东南亚的势力,结合政治策略,迫使蒋介石为首的国军屈服。

 
日军看准英军在香港防御的不足,判断若夺取此地,既能占领重要的军事据点,又能大大巩固自身在列强中的地位。对此,有日军将领曾大力反对,他认为单单一个中国,已经令日本筋疲力竭;再贸然挑衅英国,简直是自取灭亡。因此,他上书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力陈 “南进” 之弊,但东条一意孤行,只回答了一句: “身居第一线的司令官向前则可,不可后退。”

 
1941年11月,南进计划得到了天皇首肯,派出第23军,以1个师团的兵力侵略香港,预算用二十至三十天的时间完成任务,继而侵占马来西亚、婆罗洲、菲律宾、爪哇等地。

 

关键词: #天后宫 #客家文化 #舞麒麟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汇报刊登日期:5/10/2023  


荃湾天后宫的香火十分鼎盛,深得乡民的支持及信赖。(网络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某些传统节日到来时,客家村民会到宗祠过节,当中包括农历新年贺年团拜、迎春活动,甚至在端午、中秋也是村民畅聚的节日,大家都会到宗祠庆祝。在团拜活动前,村民会各自先到宗祠拜祭祖先,而舞麒麟是客家的传统文化,也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客家村都有村民在大时大节舞麒麟,但近年来随着会舞麒麟的村民离去,懂得舞麒麟的村民愈来愈少。通常每到年初一,不少客家村反而会邀请村外人士来舞麒麟庆祝一番。

 

“神宫” 讲人情 乡民皆信赖

远在全安局(荃湾乡事委员会前身)年代,荃湾村民会在春、秋两季到天后宫酬神,春天祈福、秋天还神。祭祀之后会举行酬神宴,由村民们作出捐献,数目多少随意,但60岁以上的村民获豁免。之后还会进行 “分猪肉” 仪式,猪肉的大小根据捐献的数目而定。 直至今天荃湾天后宫仍然保留四个传统活动,分别是农历二月初一的许太平福、农历三月廿三的天后宝诞、农历八月秋分前后的秋祭及农历十二月初一的还太平福。
 

天后宫于天后宝诞会聘请戏班演出粤剧,酬谢神恩之余亦免费娱乐坊众,而在许太平福当日及秋祭会到义勇祠拜祭。

 
虽然荃湾天后宫并不属于三栋屋陈氏,但两者非常邻近。不少人甚至传媒都把天后宫称作 “三栋屋天后宫” ,加上三栋屋村民热心公益,多年来都十分积极参与天后宫的节庆及活动。

 
除了传统活动外,遇上小区出现特别情况,荃湾天后宫亦会举行活动为乡民祈福。1890年荃湾一带发生瘟疫,村民恭请天后出宫巡游驱除瘟疫。因此荃湾天后宫的香火十分鼎盛,深得乡民的支持及信赖。

 
荃湾天后宫经历二百多年,曾经进行过多次重建及重修。1978年地下铁路伸展至荃湾,须在天后宫前挖掘一道深坑建筑护土墙,严重影响庙宇地基。当时各村落乡绅组成 “重修天后宫委员会” ,与理民府及地下铁路公司商谈,谋取适当步骤及监督修建工程之进行。至1984年全部工程完竣,并同年12月12日举行重修开光大典,一连五日在庙旁之蕙荃路球场搭建临时戏棚上演粤剧酬神助兴,盛况空前。

 
除了天后外,荃湾客家村民对 “伯公” ( “土地” ) 亦十分尊敬。如搬迁重建宗祠的同时,村民亦同时把村落屋群外的 “伯公” 带到新宗祠外重建。在八十年代新筑的三栋屋堂 “伯公” 两旁有一对联:作一围保障 佑四必平安。

 
可见 “伯公” 在客家村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新市镇 #荃湾 #香港 #青山公路

文汇报刊登日期:7/9/2023


青山公路荃湾段于1917年通车,大大缩短荃湾来往九龙之间的交通时间。图为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大河道一带。(文汇报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昔日荃湾的对外交通陆续得到改善,有利村落子弟的学业发展,令他们在完成基础(小学)教育后,可以更容易到市区或外地升学。当然,交通的改善亦方便他们在学成后,到荃湾区外谋生。
 

回看英国接管新界初期,新界与香港岛及九龙之间的交通极不方便。虽然九龙半岛与新界相连,不过,两者之间并没有道路联系,车辆运输并不可行,甚至新界各墟市之间也只得山径小路连接,来往各墟市之间只有依靠步行。因此,在运送农产品等物资时极之不便,更遑论贸易、就业与上课等活动。
 

另一方面,荃湾由于位处新界大陆南部海滨,相对新界其他地方(不计新九龙及离岛),距离香港岛最近,故此,来往港岛的水路交通远较陆路发达。
 

政府意识到新界与港岛九龙之间的运输问题,故此于1898年接管新界之后,即着手筹建一条环回公路贯通新界,连接九龙。由于当时的政府计划把大埔打造成为新界的行政中心,通往大埔的环回公路东段(今大埔道及大埔公路)率先动工,如期完成,并于1902年全线通车, 成为新界区第一条公路。
 

至于环回公路西段,即现时青山道及青山公路,由于被认为没有东段那么重要,故备受耽搁。直至1917年,连接荃湾(由深水埗至木棉下村)的一段行车道路 (今青山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及青山公路—荃湾段)才完成通车,而通往青山(今屯门)的另外两段则依然 “进展良好” 。
 

青山公路促进荃湾经济发展
 

青山公路为新界第二条行车道路,亦为荃湾第一条对外道路。通车后,为区内引入了车辆运输,亦缩短了荃湾与九龙之间的交通时间,促进了荃湾的经济发展。
 

青山公路沿着海滨而建,对区内、区外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吸引点。 由于荃湾的地价比市区便宜得多,吸引了一批厂家到来设厂,特别是需要面积广阔的厂房。 于是,除了英国接管新界时已存在的 “农村家庭手工业” ,包括用水力辗磨的香粉厂、豆腐制品厂、酱油厂、凉果厂、烧砖厂、造船厂、石灰厂等外,矿场、酿酒厂、染厂、橄榄腌制厂、仓库等亦陆续在荃湾出现。这些新兴的工业,除矿场外,均分布在青山公路两旁,或多或少为荃湾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
 

修建德士古道 方便村民返工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荃湾设立大型厂房及油库, 德士古道于1930年代修建,连接青山公路,成为荃湾第一条区内道路,当年不少荃湾村民是在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的。
 

在1926年左右,荃湾西部进行私人填海,辟地作工业发展,令荃湾的经济迈进一大步。
 

关键词: #教育 #南园书舍 #三栋屋村 #荃湾

文汇报刊登日期:17/7/2023


1927年,陈永安征得三栋屋村民同意,将其主理的南园小学与老围的翠屏学校合并,组成荃湾公立学校。图为当年位于荃锦公路的荃湾公立学校两层高校舍。 网上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十九世纪的荃湾村落,村民大多以务农维生,有条件的村落会送小孩到自设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其中不得不提三栋屋村的南园书舍,这个书舍对三栋屋甚至整个荃湾后来的教育发展有着极重要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在世纪之交的荃湾村民,教育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初为村内子孙提供 “卜卜斋”
 

三栋屋的陈庆昭(1815-1875)于晚年在村南面筑了一间书室,并命名为 “南园” ,南园书舍初期为三栋屋陈氏的私塾,由三栋屋的 “太公” 负责出钱聘请塾师,专门为三栋屋的子孙提供教育,陈庆昭曾于南园书舍任教,及后学生遍及各村民子弟。往后数十年间,南园书舍一直以私塾 ( “卜卜斋” ) 形式运作。
 

南园书舍提供传统的童蒙教育,如识字、习礼等,其中有一个毕业生对南园书舍的现代转型居功厥伟,他就是陈永安(1901-1956)。陈永安少时曾于南园书舍学习,后跟随宿儒李伟流学习,涉猎百家,博通经史,擅书法诗文。学成后,于1918年,在汲水门(现今马湾)任教,其后于1919年把南园书舍由私塾形式改为现代化教育模式,创办南园小学,南园小学成为荃湾首间村民成立的现代小学,时任教育司署督学罗仁伯到访该校视学,并作出嘉许。
 

后来,南园小学于1922年获政府资助,领取一等津贴。当年该校有41名学生,平均出席率为36人,总津贴额为180元,是新界区13间获一等津贴的学校之一,也是荃湾区获最多津贴的学校。
 

“南园” 、 “翠屏” 合并成荃湾公立学校
 

1927年,陈永安征得三栋屋村民同意,将其主理的南园小学与老围的翠屏学校合并,组成荃湾公立学校,校舍仍然设在原南园小学。随着学生人数日渐增多,荃湾公立学校小一至小三的学生在叶锦全先生借出的屋宇(近今绿杨新邨)地下上课,而小四至小六的学生则仍在南园小学校舍上课。1939年,荃湾公立学校于天后宫侧加建两课室,校董会成立,陈永安兼任校监和校长。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南园小学停课一年。一年后复课,因为有感子弟教育不可废。到1945年,南园小学由何传耀任校监,于芙蓉山麓筹建小学新校舍,至1956年,两层高小学新校舍于荃锦公路口落成。
 

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整个荃湾区并没有中学,故荃湾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如要升学,必须转往市区或其他地方就读,不少想读中学的村落子弟会经水路到港岛就读,甚至前往广州就读。
 

除此之外,那时荃湾区小学也只有中文教育提供。根据纪录,三栋屋村的陈惠章(1886-1956以后)少时曾入读 “阿跛书院” (今拔萃男书院),可能是荃湾村落中第一位就读英文书院的子弟。毕业后,他任职香港政府一级书记。陈惠章中英文根底俱佳,为翻译能手,故常替乡人填写英文信件,代办申请手续,有 “众人秘书” 之美誉。每当有外籍人士到访,必定请他担任翻译及代为交谈。
 

关键词: #香港 #荃湾 #卫生环境 #三栋屋

文汇报刊登日期:19/6/2023


1950年代的荃湾市集。 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寻财路,旧金山;找死路,去荃湾” 这句说话是对二十世纪初荃湾的描述。前句是对到海外谋生颇有的憧憬,后半句则是本土卫生状况的嗟叹。
 

在此先说一下荃湾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在1898年前后,不少荃湾男性都出洋谋生或不在家中,故不少村落的妇女,除了生儿育女、照顾长辈、打理家务外,亦须下田工作、搜集木柴干草、喂饲牲畜等,甚至要到市集售卖各种产品,并且负责家中各项维修工作。 因此,当时的客家妇女在村中的生活过得一点也不易,能够与村中上下各人建立良好关系尤为重要。我在客家族谱中,发现罕有地详尽记载了一个妇女的事迹,赞美她性格和蔼,妯娌间从无闲言。村中妇女临盆时,必会邀请她为其接生。而每当遇上困难事情,未能解决时,亦会向她请教。
 

英国接管新界后不久,便发现新界的疟疾问题非常严重。 荃湾一直是重灾区,在兴建城门水塘的时候,政府更要特别派遣医疗队伍驻守工地,更由疟疾局 (Malaria Bureau) 监察该地情况。圣约翰救伤队1936年的年报指出在荃湾中心不同年纪的个案之中,有80% 是患上疟疾的。
 

自英国接管新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荃湾的医疗设施非常不足。当时政府只委派一名接生员驻守,而诊所则设于深井。
 

另一方面,当时的荃湾乡民,生病时亦很少会看西医。较迷信的村民会喝符水、吃香炉灰、 “喊惊” ,甚至打小人。 有些则会自行试用一些偏方,或使用艾灸、刮痧等方法治理。若未能痊愈,则会到中药店及看传统中医。而乡民多会服用 “清明茶” 这种中药治病,因此,中药店成为了荃湾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荃湾市集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至十九世纪后期已具相当规模。1883年,有两条小路于荃湾市集形成: “东路” 可至咸田尾(今青山公路 / 德士古道交界附近), “北路” 则伸延至三栋屋后山上的天后宫。
 

当时荃湾市集最少有四间中医药店,而三栋屋村民开设的 “天和堂” ,是荃湾区内最大的。三栋屋的建村先祖陈健常精通中医药,而他部分子孙亦继承了这专业,并在荃湾最繁盛的市集地区开设了中医药店。除天和堂外,族人亦曾于湾仔自设药店。其后,三栋屋族人又在天和堂附近(今众安街) 开设平安药局。
 

另一方面,不少荃湾老居民均指出荃湾的医疗卫生问题其实是源于当地的溪水,溪水受到生长在溪涧旁的有毒植物马钱污染所致。马钱的毒素袭击神经系统的各个部分,其症状极似疟疾。在七十年代中期,塞拉利昂隧道建造期间,就有一宗怀疑由此毒引起的个案。
 

当然有些村庄会在建村前建有一口水井,水井的地下水源充足,能够长年为村民提供足够的食水,令村民不用饮用溪水,减低了因水源受到马钱污染而致病的风险。
 

关键词: #香港 #荃湾 #三栋屋 #客家文化

文汇报刊登日期:2/6/2023


由于堂屋群建成时三进相连,故命名为三栋屋。图为三栋屋模型。 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三栋屋村十四世祖陈任盛 (1725-1781) 跟随伯父来港初期,于輋下老屋场山边务农为生。陈任盛去世后,其长子十五世祖陈健常(1761-1840)承继家业,家声大振,并买得风水宝地,建立三栋屋村。(即今天的三栋屋博物馆)
 

该地在堪舆学上称为 “海棠春睡” (Sleeping Beauty),美人的头部就在今天的老围,建村处在美人的大腿上,而三栋屋座向256° 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门、背靠名为狮地的小山、左为青衣群山、右为上、下花山。门前水道,每当春、秋日落之际,千道金光反照屋内。这解释了为何在荃湾众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栋屋及杨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因, 因为根据《易经》,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 “坐北向南” 是传统的好风水方向。
 

购入村地后,陈健常带领全族村民于农耕之余,全力投入,经年才将该处削平成高地建屋。陈氏族人以石灰、黏土、稻草等材料建成墙壁厚16吋的房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陈氏宗族择吉搬入。
 

三栋屋为客家堂横屋与斗廊屋混合建筑,其建筑空间体现了一种尊卑、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当中以陈氏宗祠为主轴,设前、中、后三个厅堂, 族谱分别称之为 “前殿” 、 “中殿” 、 “后殿 (神殿)” ,三殿之间共设有两个天井。各殿两侧均设有斗廊屋,供陈健常四兄弟及其后人居住。宗祠与斗廊屋建筑相连,形成三进两天井的格局。
 

由于堂屋群最初建成时,是三进相连的,故名 “三栋屋” 。而由于村落建筑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建成,故宗祠名曰 “四必堂” 。
 

其后,随着陈氏子孙繁衍,于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右两排横屋及在宗祠后加建第四进房屋。新加建的三十多间房屋,仍维持原有对称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轴,围绕宗祠,与原有的建筑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舍于十九世纪末期完成,自此,这42间房舍形成一个162呎多 X 125 呎多, 面积约二千平方米,三堂两横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内设五小巷(三横二直), 这与荃湾一般村落的前后横排式布局不同。由于堂屋群内已缺乏空间,即使子孙继续繁衍,陈氏族人亦没有再在堂屋群内加建,而改建在堂屋群外的村落范围。
 

陈氏宗祠门上有一石楣,刻着 “陈氏家祠” 四字, 屋顶为传统的金字瓦顶,整个结构主要以木梁架和山墙支撑。而宗祠及后来加建的房舍,墙身均铺有花岗岩(麻石),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显示陈氏在当时已摆脱了到港初期的贫困境况。
 

另外,三栋屋的各房舍均紧紧相连,大多共享墙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稳的时势 (海盗为患) 提供互相保护、善用珍贵的土地资源及配合风水上的考虑。而三栋屋的房舍亦与当时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样,外墙并没有窗。此外,三栋屋宗祠入口对联上方设有两个瞭望洞,用以防范山贼或海盗。
 

今天我们参观三栋屋博物馆,是否仍能体会到建村者的用心良苦呢?
 

关键词: #香港 #荃湾 #三栋屋 #客家文化 #点灯仪式

文汇报刊登日期:21/4/2023


三栋屋的宗祠设有两条横梁,正梁写着 “长命富贵” ,低一点的写着 “百子千孙” 。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承先启后,客家人除了对祖先的尊重外,亦非常重视下一代(特别是男丁) 的诞生,每年元宵,客家人都会在宗祠举行点灯仪式(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表项目3.5)。 族人会为过去一年内诞生的每一位男丁,各挂上一盏花灯,并于当日点灯 (喻意添丁)。
 

宗祠通常写有两条横梁,正梁写着 “长命富贵” ,低一点的写着 “百子千孙” 。有些客家村,会根据其辈分来决定同年出生的男丁悬挂其丁灯的位置:辈分高的,丁灯会挂在上面 ( “长命富贵” ) 那条横梁,辈分低的,丁灯就挂在下面 ( “百子千孙” ) 那条。有些则全挂在 “百子千孙” 那条横梁上,取其意头,而悬挂位置和辈分无关。
 

不过,更有些客家村如三栋屋村般,已没有延续这个习俗,可能是由于在1980 – 1986 年期间,三栋屋村民虽已迁入重置村,但宗祠却在政府的堂屋群中,不方便举行点灯活动,而令传统中断;待新宗祠落成后,三栋屋村曾复办过三次点灯活动,但之后便没有再办了,因为随着老一辈的离世,懂得整个仪式如何操作的村民不多,而且随着八九十年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新一代村民的观念大大不同,大多不太重视点灯。此外,香港的生育水平亦在八十年代开始不断下降。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阶段。在客家传统中,一个人如果生了重病,经服用药物或向神佛祈祷,都一概无效,危笃已到了无药救活时,家人会把他从寝室抬出,放到厅下,这叫做 “出厅下” 。客家话的 “厅下” 就是指宗祠,是堂屋的中心,也是最神圣的地方,具有一种神秘和权威感,在这里断气也就是最光荣、最幸福的。
 

据记载,通常只有六十岁以上的村民在弥留时才会被抬到宗祠去。不过,此风俗随着香港的医疗服务于六七十年代有所发展,在殡仪馆举殡已在香港普及化,在家中善终及发丧的习俗逐渐式微, “出厅下” 的传统亦在客家村落中消失。
 

除了生死之外,结婚亦是人生大事。在传统的婚礼中,新娘会坐花轿嫁到男家去,而送嫁的队伍会挑着礼担、携着礼盒及其他物品伴随,沿途会有乐队奏乐,十分喧闹。这种传统只保留在战前的客家村落中,战后所办的都是新式(西式) 婚礼,不再坐花轿嫁进村,全部都是坐房车到来。年青一代的客家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多认为西式婚礼是较 “时髦” 的形式,较少繁文缛节。加上香港在战后迅速工业化, 社会讲求便捷、效率,运输发展一日千里,房车比起花轿实在便捷省时得多。
 

另外,以前村民结婚时,会到宗祠 “告祖” ,并一定会带备猪头,代表献 “团圆” 。现在仍有部分村民在结婚时,会到宗祠向祖先禀告,但不会再带猪头,而改用三牲、献金银财帛等等。
 

关键词: #香港 #荃湾 #三栋屋 #客家文化

文汇报刊登日期:24/3/2023


三栋屋的宗祠与其他客家宗祠不同,只放一块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香港的客家习俗源远流长,但随着时代变迁、环境转变,传统习俗与仪式亦有所改变。有些传统已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湮没,有些则继续保留,但形式有变。
 

客家族尊敬祖先、重视宗族关系、长幼有序。每年的春秋二祭 (这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表》项目3.9),都是各客家村重要的日子。
 

每年清明节及重阳节,村民都会到各先祖坟前拜祭,当中以拜祭迁港或建村祖先的活动最为盛大。如以荃湾三栋屋陈氏为例,他们会拜祭十四世祖陈任盛,他于清乾隆廿二年 (1757年)迁至新安宝安輋下老屋场(今大窝口)居住,是陈氏迁港的重要人物。陈任盛葬于荃湾大水沥 (今大帽山山腰,和宜合对上),二百多年来曾作出两次大型重修,以往每年秋祭均人山人海,但因山径极陡峭难行,今天的后人也不像以往般惯于体力劳动,而上了年纪的村民又恐会跌倒,故参与的人数是年年下降。
 

另一拜祭主角是十五世祖陈健常。传说陈健常精通风水,在遍寻各处风水宝地,最后选定位于牛牯墩(今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荃湾评核中心)小山丘旁的风水地 (今三栋屋博物馆),是三栋屋建村最重要的人物。陈健常原葬于村后狮地,在每年春秋二祭后,村民会在祠堂门前搭起炉灶,使用大镬 “到会” 烹煮 “九大簋” 进食。后因政府收狮地建滤水池,陈健常墓于1972年迁葬田夫仔,到每年春秋二祭,三栋屋必租赁旅游车,接载村民往返,场面浩大。在六七十年代,村民会带备乳猪、三牲 (猪、牛、羊)、水果等祭祖,待拜祭完后在当地即场烹煮肉类进食,即是客家传统习俗的 “食山头” (也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表》项目3.58)。以往村民会烹煮数百斤猪肉,但建于山上的炉灶在八十年代被毁, “食山头” 的习俗也取消了,村民于祭祀后改到酒楼进食。现在,村民在拜祭先祖时,只会带备水果。
 

在春秋二祭时,当负责人大叫一声 “拜山” ,子孙们便会自动地到祖坟前排好。辈分高的,会站在前排;辈分低的,自动会站在后面,不用别人指引。而在各人之中辈分最高的会担任司礼,他会用客家话向先祖禀告,祈求先祖保佑。这是香港客家村落极少数仍然会使用客家话的场合。
 

要特别指出的是,三栋屋的宗祠与本地围头人的宗祠或内地的客家宗祠不同,在后殿 (神殿)只会放一块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而不会像本地围村般,在祠堂里为每位先人放置一块神主牌,所以春秋二祭时,三栋屋陈氏只会到各先祖的坟前拜祭,而不会在宗祠祭祖。
 

关键词: #香港 #荃湾 #三栋屋 #治安

文汇报刊登日期:24/2/2023


荃湾第一座警署建于三栋屋附近。图为三栋屋博物馆。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898年8月,时任香港政府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兼总登记官 (Registrar-General)的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获授命对英国刚取得的新界地区进行调查,并于其后发表著名的《骆克报告书》(Lockhart’s Report)。根据《骆克报告书》,荃湾的陆上居民大约有3,000人,他们大部分为客家农民,以种植稻米为主。当时荃湾约有大小村庄26条,各村人口由数十至三四百不等。
 

然而,荃湾并非当时新界的人口中心,所以在成为租借地的头十年,荃湾都没有设立警署,直至1911年,荃湾第一座警署才建成,设在三栋屋附近的牛牯墩。警署初期由一名欧籍警长及数名印籍警员掌管,后期才有中国警员。
 

当时的荃湾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一般情况下,治安良好,故这简单的编制尚可应付。不过,由于荃湾位处新界西南边陲,面临海滨,偶有海盗出没,打家劫舍,为保护乡民安全,荃湾乡村的乡绅联合成立全安局(当时荃湾称为 “全湾” ),号召乡中壮硕青年组成更练团,执行治安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排难解纷,并作为政府与乡民之间沟通桥梁。
 

全安局就是今日荃湾乡事委员会的前身,它在二十世纪初的荃湾扮演着重要角色,除维持地区治安秩序外,也负责管理荃湾市集和荃湾天后宫,而全安局的值理亦会在天后宫处理乡中事务,协助村民解决问题。其中较特别的是,全安局设有一个市集公秤,以解决市集中的买卖纠纷。
 

另外,当时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 “约” 的架构,并委任荃湾各条乡村的代表 (村长)组成 “全湾约” 。
 

此外,荃湾也有不少村民到外地谋求发展,和十九世纪的 “卖猪仔” 不同,到海外发展的村民,不少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亦有担任管工等工作,如 “全湾约” 的三栋屋村代表陈秉绪,年轻时亦曾到檀香山担任蔗园管工,后来颇有积蓄,满载而归。回来后,更购置田地,发展实业。估计由于他曾于美国夏威夷工作,略懂英文,有接触外籍人士的经验,故被推举为村代表,与刚接管新界的英殖民地政府接触。
 

其时不少在海外谋生的村民都会汇钱回乡,以协助在家乡的亲人购入更多土地或兴建新房舍。如三栋屋陈氏来港后,即在老屋场(今大窝口)及咸田(今德士古道以西)围海造地,百多年间开拓了不少土地,再加上村的海外汇款,令陈氏拥有的田地陆续增多。至二十世纪初期,在荃湾天后宫、沙咀(今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附近),及今绿杨新邨和石围角邨附近都有不少三栋屋村民的农地。这些耕地有好坏之分。在天后宫一带的是良田,而咸田一带的田地因为近海的缘故,含盐量较高,故此收成不及天后宫一带的稻田多。

关键词: #香港 #九龙城寨 #乐善堂 #慈善机构

文汇报刊登日期:3/2/2023


1898年,九龙寨城无清官驻守,乐善堂也失去支持,只能停办。图为九龙寨城残存的花岗岩石额。 数据图片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89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虽然,《专条》明言中国官员仍可在九龙寨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却自行遣兵入城并封闭九龙关。自此,九龙寨城无清官驻守,这对乐善堂的打击甚大,不仅堂址被列入新界地区,受香港政府管辖。还因民心浮动,人事复杂,筹钱维持堂务困难,所有善举都被迫暂时中断。
 

乐善堂停办原因,和乐善堂创立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失去了寨城官员的支持和九龙关的撤走。乐善堂筹办初年,有赖城寨官员如彭玉等人大力支持,城寨凋零,顿时失却地区官绅合作的基础。
 

更可惜的是,乐善堂主要收入来自龙津码头,据《续筑龙津木桥记》所记, “乐善堂施济所需……盖藉斯地之财,即以济斯地之用,实一举而两善具焉” ,由此可见九龙乐善堂和龙津码头的共生关系。当然,我们已无法得知码头如何收租,或乐善堂如何分配租款作慈善用途,但整体而言,由于码头的开设,原来从事商品交易的九龙街更见繁华。龙津码头为乐善堂提供长期收益,但自英兵于1898年登陆,九龙关撤走,乐善堂遂失去主要的经济支柱。
 

踏入二十世纪,城市的建设,加速了九龙区内商业活动的发展。1904年,乐善堂重开,但原来四约二十三村等沙田、荃湾、蚝涌团体代表已不见于名单之中,只余下九龙城的附属村落,如像福佬村、西头村、下沙埔村的村代表。乐善堂的经费收入大部分来自九龙城商户同仁的捐助,乐善堂的值理中,亦多属此类经营商铺的街坊。例如 “福昌押区朝鹏、三全杂货店莫腾、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药店刘来福” 等等,均为有名望的街坊代表。
 

这一时期的乐善堂,服务内容也更多元,从赠医扶贫,走到教育事业。1929年,乐善堂鉴于九龙城失学儿童甚多,遂决定先在乐善堂堂背侧房舍兴办一所女义学。1930年,再增办一所男义学,于是九龙城贫困的男女学童终有受教的机会。乐善堂自设立教学工作,在筹措经费方面颇感困难,政府只津贴每年港币二百元,乐善堂捉襟见肘可以想见,幸好主事者不放弃教育事业,方能坚持到今。1935至1939年,乐善堂扩充招收学生名额,在堂内余地增建课室两间,校务转趋蓬勃。
 

1935年,该堂为使社会人士对其加深认识,遂进行革新,并编印特刊,将其沿革及堂务概况公诸社会,以作宣传。1939年,特刊首次出版,颇收宣传之效。

关键词: #乐善堂 #香港慈善机构 #赠医施药

文汇报刊登日期:11/11/2022


乐善堂位于九龙城打铁街(今乐善道)原址。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早期的九龙乐善堂位于九龙寨城东南面,位处九龙大街的一个分支点,是商人经由龙津桥上岸集散的热点之一,该堂是由寨城官员倡助,各区绅民应和而成的慈善机构。自1880年建成祠堂形制以来,即长期以 “善堂” 名义服务社群。
 

从乐善堂的机构名称与工作性质观之,它与晚清以来兴起于中国沿岸城市的慈善机关,诸如广州的广仁善堂,佛山万善堂,汕头同济善堂,江门明善堂,均有相当近似的成立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的善堂事业包含着行善积福的民俗思想,各种善行的功德格条,支持着地方善业的积极开展。乐善堂代表了原来九龙(包括现在九龙半岛及新界)村落的公益组织。它的网络是以九龙城为核心,再与东、西、北等周边地区互相联系,构成九龙附城(即九龙城一带)、蚝涌、荃湾、沙田等四约二十三村的连合组织和活动范围。
 

可以说,当英国统治从香港岛扩及九龙新界,在殖民政府统治尚未稳固前,乐善堂等民间自治互助组织的成立,有助加强中国属土以内乡村互助的角色。事实上,乐善堂的民间自治互助组织角色即使到了1930年仍清晰可见,在该年的冬天召开了 “街坊乡村联合大会” ,出席的来宾曾子襄先生在大会发言,就政府 “禁止樵采柴薪” 一事,希望乐善堂为其出头,设法维持。
 

当然,乐善堂虽仍保留祠堂为族众排解纠纷的乡村司法特点,但是主力已集中在赠医施药,设冢助殓等义举上。我们可从〈九龙乐善堂六十年纪念记〉收录的一首颂中,看到乐善堂的兴办原因:

九龙有城其市古,悬而居者人多苦,
开港以后集工贾,四方来归比乐土,
中有善堂巍栋字,功在济旱泽霖雨。

就是为贫苦者济旱泽霖雨,为有需要的救急扶危,九龙街的商人出钱出力,为贫病者和乡民服务,既有施医赠药、施棺、助殓、恤贫等工作。 从1881年的启事碑记看,我们已可见该堂清楚定位服务内容,并杜绝其他商业活动:
“乐善堂房屋,专为收贫苦有病无依之人,以及赠医施药各善事而设,并非地方公所,无论官商街坊人等,不得因事借用,并宴会寄顿什物,凡与善堂无涉之事,概置不理,在事同人,毋得徇情紊乱堂规,以昭慎重,光绪七年(1881)春月吉日,本堂同人公启。 “
 

早期乐善堂最突出的善行,要数1894年的港九鼠疫。其时疫情严重,死伤极多。乐善堂除了于九龙城打铁街堂址设厂施医外,又于钻石山南麓辟地建立临时坟场及义庄寄厝,远至西贡井栏树亦设立义冢。
 

关键词: #香港 #慈善机构 #乐善堂 #九龙城

文汇报刊登日期:14/10/2022


昔日九龙寨城内龙津义学的大门石对联,今存于九龙寨城公园内。 数据图片

 

作者: 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清光绪年间,今九龙城一带的墟市交易十分繁盛,各国商船亦到九龙湾畔贸易,成为货物集散地,更为附近拓展市集,一跃为新安县境内有数之富庶地区。不过,当日九龙城居民多以营商谋利为主,重金钱与物质,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有见及此,一些当地有识之士联同志同道合的官民,他们结合民间信仰,通过修庙、兴学和建堂三个方法来提倡传统道德。
 

修庙方面,九龙寨城副将张玉堂的表现最为突出,他在1859年(咸丰九年)于寨城北角建 “惜字亭” ,教人敬惜字纸,特雇人检纸焚之于亭。又,九龙寨城的天后古庙内,除记有张氏 “墨缘” 二字碑刻外,还有一幅字碑写着: “欲种福四流世泽,须凭心地积阴功。” 提倡 “种福” 、 “积阴功” 等传统思想。城寨官员又积极参与侯王古庙的重修,在《重修侯王古庙碑》记载的善信中,前列者皆为大鹏协、九龙巡政厅等官员名单。除侯王古庙外,他们先后参与修建惜纸亭、天后古庙等活动。
 

其次是兴学,在寨城建成之日,也是兴办龙津义学之时,官员们希望寨城能成兴学之地。 1847年建成的龙津义学门前的对联,写着:

其犹龙乎,卜他年鲤化蛟腾,尽洗蛮烟蛋雨
是知津也,愿从此源寻流溯,平分苏海韩潮

对联寄语学子登科中举,洗去蛮风,追寻学问,追思苏轼、韩愈在南方办学的风采。对联中可见 “龙” 、 “津” 二字相对。当日义学的经费,除了寨城在税收中拨付津贴外,已有九龙街的商户及富室捐输。义学创办之宗旨,纯为鼓励城寨及附近地区的青少年入学求识,发扬中国文化,藉以抑制青少年的戾气。
 

义学之外,就是成立地方互助组织,九龙乐善堂就是在这气氛下应运而生。九龙乐善堂把正式成立的年份定在1880年(光绪六年),其时清廷官员彭玉、赖镇边、赵联绶、汤启光及庄广龙等鉴于原堂日久失修,故联名重整,他们认为九龙城之民间组织,虽守望相助,却未能照顾贫苦,所以得到各乡绅代表同意,广事筹划,并于九龙城打铁街三十二号原址重建古式祠堂, 由此可见,1880年乐善堂的重整主要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这也解释了乐善堂为何能从九龙关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关键词: #香港 #慈善机构 #乐善堂 #九龙城寨

文汇报刊登日期:16/9/2022


九龙乐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 九龙乐善堂官网图片。

 

作者: 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九龙乐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总部设于九龙城龙岗道,以 “救灾纾困、赠医施药、兴学育才、安老培幼” 为宗旨,提供医疗、教育、安老和社福等服务,贡献社会。
 

它和九龙的历史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百多年来,乐善堂历经九龙街墟市、九龙寨城、龙津石桥和九龙城税关的盛衰、英国强占新界、启德滨建设、二次世界大战和启德机场扩建等历史大事,考验不断,冲击不竭,甚至到九死一生的处境,幸得历届主事者投入护堂,砥砺前进,既把乐善堂发扬光大,也见证了九龙城百多年来的巨变。
 

乐善堂的成立于哪一年起有三种说法。据《九龙乐善堂百年史实》一书所记,乐善建堂可追溯至更早年份,时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这一年是《南京条约》后一年:

九龙乐善堂之前身,乃汤叔明善长及九龙附城四约、蚝涌六约、沙田九约及荃湾四约等二十三村之乡绅父老,本守望相助之义,于清道光年间(岁次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在九龙城区始创之民间组织,考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之悠久历史。其宗旨纯为施医赠药,且便于集议乡事,及为乡民排难解纷,用意至善,备受坊众所拥戴。

另据《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所述,在一封写于1980年12月18日,宝安县人黄建五给时任乐善堂主席李会桃的信中,提到宝安县皇岗村人庄瑶林(字桂珊),为清同治三年(1864)甲子孝廉,曾撰《九龙乐善堂碑文》一篇,黄氏恐珍贵历史湮没,特抄录全文,记曰:

九龙有乐善堂者,则顺天汤君叔明所创始也。当其来司税厂……永媲美于东华医院,至为比肩同事……共切经营。

东华医院建于同治九年(1870),如以乐善堂媲美东华,加上汤叔明来司税厂,似意指九龙城税关(又称税厂)是于1871年设立,则乐善堂也可能建于1870年。
 

第三种说法,是乐善堂旧址内多个光绪六年(1880)的题词,特别是一幅题词记: “大清光绪岁次庚辰(即1880)中秋谷旦,念切痌瘝,倡建:彭玉、赖镇边、诸文标、汪曰润、吴桩祺、马骐、吴文辉、彭炳辉、赵联绶、汤启光、庄广龙,同立。” 倡建者多为九龙寨城官员。现多以1880建堂年份为乐善堂的成立年份。综观乐善堂始起于乡绅商贾扶贫赠药,集议乡事。经寨城官员积极协助,至1880年正式建堂址,此推论不无道理。
 

对乐善堂历史了如指掌的名誉干事长陈仲海先生时指点了笔者迷津:

1930出版的《九龙乐善堂专刊》一书,在〈九龙乐善堂畧历〉一章中,第一句就说清了本堂的创立年份:本堂创自清光绪六年(即1880)庚辰。


2011年重印的《九龙乐善堂专刊》。

关键词: #迁海令 #大鹏协 #九龙台 #九龙寨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九龙寨城

文汇报刊登日期:6/5/2022


九龙寨城公园内的古炮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清初年间,明朝剩余势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队兵力顽强,为对付郑成功等,清廷采取严苛的迁界策略。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颁布 “迁海令” ,强令沿海四省居民内迁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区,居民被强迫内迁,原本位于九龙城的官富巡检司亦被内迁至南头赤尾村(今深圳市内)。
 

迁界期间,清廷在沿海军事要地驻兵设守,其时,新安县(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军事政治中心就是 “大鹏协” (位于今深圳大鹏湾),九龙城区因濒临海域,地位重要,故设立 “九龙台” ,作为见贼示警的烽火台。 “九龙台” 是 “大鹏协” 属下一个军事要站,用以瞭望镇守九龙湾一带水路区域,设 “把总” 1名,统领兵丁73名。
 

嘉庆十五年(1810 年),为加强防御海盗,新安县知县利瓦伊榆将佛堂门炮台移建于 “九龙台” ,可见 “九龙台” 的军事地位渐凌驾于邻近香港各炮台,并在鸦片战争初期,发挥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前,中英两军的冲突点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龙湾附近停泊不少英国船只, “九龙台” 的军事地理更显重要。5 月,林则徐把驻守 “大鹏协” 的水师船调动至 “九龙台” 驻守,并将该地升格为 “九龙寨” ,以防英舰侵扰。9月,英舰攻击 “九龙寨” , “大鹏协” 参将赖恩爵率领三艘水师船,在 “九龙寨” 的炮火支持下,回击英船,战火持续约十小时,其间英船先被击退,最后退至尖沙咀。在这场海战中, “九龙寨” 立下奇功,协助水师击退英舰,是为中英近代战争史中为数不多的胜仗。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道:
 

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二名,其受重伤者二名,轻者四名……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这次九龙海战清军死伤不多,而英军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龙战争中,九龙寨的战略军事地位愈显重要。
 

是次冲突导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清军大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签下首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在鸦片战争期间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毁。此时,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地理更形重要,为加强九龙地区的防卫,两广总督耆英1846年奏请在九龙建立城池驻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龙寨城竣工,因城墙是以石块筑成,故亦写作 “九龙砦城” 。

关键词: #港九大队 #香港保卫战 #香港沦陷 #东江纵队

文汇报刊登日期:21/1/2022


港九大队散发的传单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2013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香港保卫战的史书,用了一个 “开放式” 的书名:《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显而易见,在 “保卫” 前面是没有主语的,因为我们翻阅了大量资料,得出英国对香港采 “不援不降” 的防卫策略,香港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故此,即使英军在香港保卫战中死伤惨重,但他们更多是在 “死地” 的自卫,从过程看,根本谈不上真的 “保卫” 了香港。

 
不过,在我们书写过程中,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却深深吸引了我们,这支部队兵分多路,一方面跟在日本人后面南下,一方面又在日本人来到前搜集英国人的武器,并在英国人撤走后安定了离岛上的生活秩序,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日占时期,这支零散的部队悄悄集结,再分成不同队伍,营救了一大批文化人和外籍人士,并在新界的土地和海域里与日军、土匪周旋,控制了比日军占领更大面积的土地。这支部队通过税站而自给自足,并能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北撤到山东,留下了一篇壮怀激烈的告别香港和新界人民书,并在结尾说: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这支队伍的名字对于今天大部分的港人仍然陌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下称 “港九大队” )  

 
2022是这支队伍成立80周年。  

 
其实早在1941年12月,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已派几支部队挺进新界建立根据地,其中一支在西贡企岭下登陆,第一站是山寮村。游击队进入港九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营救被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以及盟军。其中东线是海路从西贡企岭下上船渡大鹏湾到沙鱼涌。1942年元旦后,游击队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经西贡回恵阳游击区,他们到山寮后下山到达大环,蔡国梁大队长就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再转去企岭下上船。
   
 
到1942年2月3 日,港九大队于西贡黄毛应村成立,政委陈达明、大队长蔡国梁、政训室主任黄高阳在该村的教堂召开会议,宣告大队成立。自此,在香港沦陷的暗无天日岁月里,为保卫祖国这片神圣的领土,游击队员浴血奋战,民众为掩护他们视死如归,英烈的鲜血染遍了香江。军民共赴国难,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如1944年秋天一个夜晚,日军围剿前述的黄毛应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禾坪,将男人关进教堂,一些人被绑在教堂的屋架上,下面点着柴枝燃起熊熊烈火,逼他们讲出谁是游击队员。邓福、邓三秀、邓德安、邓戊奎、邓石水等人,被灌水、吊飞机、火烧……惨叫声震撼教堂内外,邓德安被活活烧死,其他人都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日军一无所获。黄毛应人为掩护游击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彪炳史册,千古流芳。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香港沦陷 #香港保卫战

文汇报刊登日期:17/12/2021  


日军占领香港后,接管了银行等重要企业和资产,左图:1941年12月英资麦加利银行被日军占领,日军贴出 “大日本帝国海军占领” 告示;右图:日占后的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与德忌利士街交界,汇丰银行外籍工作人员被押送离开。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自开埠百多年以来,香港一直过着相对承平的日子,虽或偶而发生一些战乱,但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1898年英军进占新界时,曾遭遇到新界以邓氏为首的乡民自发性武装抵抗,双方各有伤亡,但只持续了六天,而且是局限于大埔、林村和上村一带,属于地区性的武装冲突。百多年来,香港发生的真正战争是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军侵港的18天香港保卫战。

 
影响小乏人研究  
 
今年正是香港保卫战八十周年。不过,香港保卫战一直不为二战史研究者重视,它既不是史诗,也没戏剧性,更毫不悲壮。香港保卫战对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均衡影响极少,对推动大国权力板块移动而言微不足道。  
 

香港保卫战虽是日本同时向英美发动攻击的战役,但世人研究二战多关注偷袭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战役,而鲜有提及香港保卫战。因为这战在军事上毫无价值,它不是特殊战例,它只是强胜弱败的必然:  
 

· 是日本 “知可以战” 与英国不知 “不可以战” ;  

· 是日本临场 “识众寡之用” 与英军布阵练兵一错再错;  

· 是日军 “上下同欲” 与英军华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将能与英将刚愎;  

 

《孙子》五个知胜之道,日本尽得,英军尽失。

 
简言之,在日本决定 “南进” ,英国立下 “不弃不援” 之时起,香港保卫战便没法躲避,而结局也早早写在围墙上。
  
 
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关心这场战争呢?  

 
因为,这是在香港土地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战役。同时,香港保卫战也是英国史上首次背起保家卫港的责任,是香港作为其东亚据点军事价值的考验,更是它军事防卫能力的检阅。  

 
最终,英军在18天后战败,香港自始走入三年零八个月的炼狱,但祸兮福所倚,香港保卫战暴露了香港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弱点,英国往后也放弃了重兵驻防香港,只保留象征性军队,不设防的香港成功避开了冷战期间的诸场热战的烽火,使香港能厚积薄发,创造了东方之珠的发展奇迹。这或许,就是香港保卫战对香港的最大贡献,也是最值得书写和分析的地方。  

 

关键词: #屯门 #考古发掘 #香港历史

文汇报刊登日期:26/11/2021  


屯门龙鼓滩(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大屿山白芒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春秋时期的环玦饰物作坊遗址,这是广东沿海从未出现过的大型作坊。遗址内发掘出土大量制作环玦玉器的加工工具,如石锤、锯刀、各种不同粗细的砺石,环玦制品原料、粗坯、毛坯、半制成品、破损器物及少量完整玉器环玦饰物。由此推论春秋时期的香港生产了大量的环玦玉器饰物,这些玉器曾远销到珠江三角洲及更宽广的范围。

 
在东湾及龙鼓滩遗址出土的轮轴机械的轴承及石英环环芯,它具轴承的功能,也能见到香港制玉工艺之先进。但同时期的香港没有出产铜、锡、铅等原料矿物,因此青铜原料由内陆输入香港,而香港则制作大量玉器作货物交换。由此可推论出一条以物易物的贸易线,香港输入原材料,再加工出口玉器,由于有这独一无二的发现,我们也可推论其时的香港是华南重要的玉器制造中心。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香港历史有了详细文献记录,最早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到汉代,因为香港盛产海盐,盐是重要的物资,汉武帝在番禺设盐官,驻南头,并派兵驻守香港地区。汉兵驻在今天的屯门一带,屯是驻兵,门是门户,珠江口的门户。屯门在珠江边上,交通方便,前有大屿山为其屏障,可避风;又有足够的平地和食水,可住上千人,故屯门是汉代香港的中心。在屯门龙鼓滩和扫管笏均出土汉代戳印纹图罐,在扫管笏还出土的半両和五铢钱共一百枚,可见汉代已有士兵和官员驻扎,更可能是官府所在地。  

 
那时的屯门不仅驻兵,也是香港地区的中心地带,重要人物来港都是先来屯门的,地位就像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港岛,孙中山等名人来香港也是只去港岛。南北朝时,来了一个名人杯渡禅师,这可算是香港史上第一位名人。传说杯渡禅师在公元428年南游,住在屯门青山一带。  

 
到了唐代,屯门的大名更在二十四史的正史出现,《新唐书‧地理志》有描述: “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 ,这是香港地名第一次在正史中出现。  

 
这时候的 “团门” 、 “段门” 或 “屯门山” 都是指屯门一带。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相传他从曾于屯门山逗留,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有描述屯门的诗:  
 
峡山达飓风,雷电助推捽。  
乘潮竞扶骨,近岸指一发。  
两岩虽云牢,木石互飞发。  
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  

 
可以说,从汉到唐的一千年间,屯门是香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下次介绍香港早期历史时,我们可用三句话概括:香港有六千多年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是华南重要的制造中心,屯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心区。  

关键词: #香港 #教育 #明治维新 #英华书院 #王韬

文汇报刊出日期:24/9/2021  

 

作者:邱逸博士,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文化顾问,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香港是最早发展新式教育的东亚城市,西方书籍和外国知识不断传入,本地出版的报章、杂志以及各种图书亦逐渐蓬勃,促进了广州、上海等城市的文化活动,对邻近国家如琉球、日本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68年,日本结束了数百年的幕府统治,明治天皇开展了全方位改革,香港担当了现代知识传播的角色。

 
1860年代的港岛还是一个小城市,但已荟萃了中英语言皆通的传教士。以黑船来航为例,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从香港出发前,鉴于此前翻译人员不称职,特邀精通英、汉和日语的传教士威廉士(S.W. Williams)任翻译,威廉士带同广东人罗森一起到日本,他们直接参与了日本和美国修订条约的工作,可以说来自香港的翻译参与了日本幕府统治结束,维新开始的故事。  

 
所谓黑船来航,是指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舰队驶入江户湾的事件,由于美军船只被涂上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被日本人称为 “黑船” 。培理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神奈川条约》(《日美和亲条约》)。  

 
在《美利坚人应接之图》中,一个戴着瓜皮帽、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一群外国人中特别显眼,画像旁边写着 “清国人罗森” 。  

 
自国门打开后,最初来港的日人指定要到英华书院,当时的英华书院出版的书刊达到了七十余种,其中对了解西学贡献最多的,要数《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一书。《遐迩贯珍》以中文写成,内容的重心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文明。创刊号的序言就介绍到它的版面是由报道、喻言、近日杂报等几个部分组成。对西洋文明的介绍,最初以政治、历史以及欧美国家的各项先进制度为中心,后来则主要偏向于介绍西医学、地质地理学、动物学、化学。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开明人士购阅《遐迩贯珍》,开拓了日本精英的视野,对民智的启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华书院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马礼逊牧师初办于马六甲,后迁到港。当时的英华书院除了教学外,还设置了印刷所,出版的书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以及英文季刊《印中搜闻》、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和《东西史记和合》、米怜撰写的《全地万国纪略》、新版的《圣经》中文版本、《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理雅各布等传教士们翻译的《中国经籍》等。这些书刊对中西方的相互了解,贡献殊多。  

 
此外,流亡香港的王韬所写的《普法战记》,是第一本以中文撰写的西洋史著作,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日发表论说,后来亦受邀请到日本访问长达四个月。中英双语对照教科书《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也在日本多次重印、改编,还有插图本和日本翻译本等等。  

 
罗布存德(W. Lobscheid)在港编的双语辞书《英华字典》在日本得到极大推崇,对日本词典中译词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英华字典》出版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创立日本银行之际一时想不到英文的Bank译法,于是拿了《英华字典》阅读,看到可以翻译为钱庄、银铺、银行,他采用了银行一词,日本帝国银行就这样成立起来。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列出 “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 一览表,总共有869个词汇。不过,当中的166个词汇是从《英华字典》传入日本的,如再加上《遐迩贯珍》和《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合计有约二百多个词汇在成日语前已在香港的杂志书刊出现了,可从一例看到香港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文汇报 “中国文化研究院” 专栏  


题目:

关键词: #《大学》 #孔子 #曾子 #《礼记》

文汇报刊登日期:12/7/2021  


《大学》篇章内的三纲领八条目

 

踏入七月,就是传统升中、升大学发榜的日子!今年因为疫情,文凭试发榜迟了,但相信一众努力的考生,一定可以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提起大学,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时想到《大学》这篇文章!

 
《大学》是一篇写于先秦时代的儒家文章,内容是讲述儒家的治国道理,其中包括有著名的 “三纲领” 、 “八条目” ,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有关《大学》的作者,有说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写。《大学》在汉代被收入《礼记》一书,宋代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成为宋代以后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大学》首篇开宗明义就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是说,大学的道理,就是要培育高尚的品德,然后去教化民众,使自己和整个社会都达到崇高至善的境界。这是先秦儒家对古代大学制度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个解释就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想。

 
之后《大学》的内容就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即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意思是说,一个人通过 “正心诚意” 的修养,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人有道德便能够令家庭和睦;能令家庭和睦就可以团结人民,治理好国家;若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他就有能耐使整个天下都达到至善的境界。 “正心诚意” 的修养过程,后来被称为 “内圣” 之学,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就被称为 “外王” 之学。 “外王” 之学的关键,就是以个人的道德人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

 
从 “明明德” 、 “亲民” 到 “止于至善” ,是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延伸至治理社会的过程。《大学》把这个过程分为八个步骤,前四个步骤是关于个人修养的,即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意思是说,人要在生活实践中,学会处理各种问题,获得正确的知识;有了正确的知识后,向善之心便会真诚,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兴趣就会正确而不偏邪。这里的关键就是正心诚意,人的向善之心,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必须通过生活的锤炼和知识的累积,逐步成为生命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 #环保 #《吕氏春秋》 #《孟子》 #《岳阳楼记》

文汇报刊登日期:28/6/2021  


《吕氏春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环保属现代观念,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能与当下环保挂钩的记载、论述,兹举例如下。 

 
竭泽而渔──《吕氏春秋‧义赏》: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意思是说,把水排尽来捕鱼,怎可能捕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烧毁树林来打猎,怎可能猎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观乎今天,过度捕猎鸟兽和捞捕海产,已使多种动物濒临绝种,不但危害自然生态,也影响了人类自身利益。现时大多数国家都定立了禁猎、限捕等法规,例如中国每年实施南海休渔期,以免竭南海而渔而导致南海无鱼。《吕氏春秋》虽非提倡环保,但其 “竭泽而渔” 的警告,却正好与今日的环保意念相合。

 
牛山濯濯──《孟子‧告子上》: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牛山本来林木秀美,但在不断砍伐、放牧下,终于沦为光秃秃。孟子借牛山由美变秃,比喻人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失其本心。孟子谈牛山,本非叫人保护环境,但却点出过度砍伐、放牧,会令山林无复旧观。今天,保护森林已成国际共识, “牛山濯濯” 一词,在环保上实具警世意义。

 
洞庭吞江──《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收录于《范文正公文集》,是范仲淹的代表作。文中的 “吞长江” ,点出了洞庭湖吸纳江水的地理状况。大湖吞纳来自上游的河水,起了蓄水、调节水势、防止下游泛滥等重要作用。可惜后世围湖造田等破坏生态的举措,令洞庭湖大幅缩小,往日蓄水、防洪等功能也大降。《岳阳楼记》中 “吞长江” 三字的含意,今人当细心体会、汲取教训。

 
和现代环保不谋而合的内容,在其他中华典籍、诗文(如山水诗、游记等)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以求更多启发。

关键词: #端午节 #屈原 #粽子 #赛龙舟

文汇报刊登日期:7/6/2021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活动(图片提供:FOTOE)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中国的端午节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由于覆盖地域广阔,演变历史漫长,参与民族及人口众多,故对于节日由来,各地区、各民族、各历史阶段的传说也不尽相同。自秦汉以来,在众多端午传说之中,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有关的,最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习俗,亦与屈原挂钩。屈原高风亮节,身处黑暗现实之中仍坚拒同流合污,又写下《离骚》、《九章》、《天问》、《九歌》这些千古绝唱,学问品格垂范后世。即使端午节最早不是源于屈原,但若说屈原令端午节及其相关文化发扬光大,相信没有人会有足够理由反对。至于说到近代发扬端午文化,就不得不提香港。

 
香港一向号称 “美食天堂” ,各种传统节庆美食应有尽有,作为端午节的象征性食品──粽子,自然必不可少。每年端午节前约一个月,食品生产商、店铺,即纷纷推出粽子来应市。到了端午节正日,自然是 “食粽” 的高潮。而粽子的制作、用料等,也因应时代转变而在传统之中不断创新,例如:传统的,以糯米配鲜肉、咸肉、豆沙、咸蛋黄等;引入外国元素的,加入韩、日等国风味;健康的,因应市民大众日益注重健康饮食,在制作粽子时去肉去糖,改用不易致肥的馅料。香港生产的 “五月粽” ,款多味美,除了受本地食客欢迎,也营销世界各地。香港将粽子结合传统和创新,令端午文化随着这种美食而传扬。

 
要数香港本地的端午盛事,当推龙舟竞渡。每年端午节,香港多处都会举行龙舟竞渡。以2019年为例,端午节当日,大澳、长洲、西贡、赤柱、香港仔、沙田、大埔、屯门,都分别举行龙舟竞渡。近年,随着港人运动意识加强,有更多的企业、团体组成龙舟队参赛。广获好评的2018年港产电影《逆流大叔》,即以几个中年大叔参加公司赞助的龙舟比赛作为励志故事,足见龙舟文化之深入人心。此外,早于1960年代已有居港的外籍人士参与龙舟竞渡。1976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首次举行,此后成为定制,大多在6月端午节后之星期六、日举行,广邀外国龙舟队参加。香港成功地将龙舟竞渡发展成为国际性赛事。

 
香港的端午节,将传统、创新、本地、国际共冶一炉,充分反映香港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上的贡献。

关键词: #客栈 #《周礼》 #旅馆 #驿站

文汇报刊登日期:24/5/2021  


山旅驿站(图片提供:FOTOE)

 

在交通和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旅行期间住宿,会入住酒店、民宿。那么在古代,旅客又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

 
古代中国,民众出行,多数在旅馆投宿。旅馆有很多名称,如客舍、客馆、逆旅、宾馆、客栈、旅店、旅舍等。受小说、影视作品影响,今人多称古代中国旅馆为 “客栈” 。中国的旅舍有其发展过程。《周礼》记载距今约三千年前西周时期的 “国野之间” ,每隔十里设 “芦” 、三十里设 “宿” 、五十里设 “市” ,都是供行旅之人歇宿休息之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旅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频繁,诸侯国纷建宾馆以接待外来人员,使旅馆业迅速发展。

 
至汉代,稍具规模的旅馆多设有车场、马厩和寄存货物的栈舍,客人进馆可以停车留宿,并由旅馆人员负责喂饲马匹。在唐代,文化经济发达,中外交往频繁,旅客人数大增,旅馆业更为兴旺,开始出现 “馆” 和 “店” 的分野,前者通常指较大规模的官办旅馆,后者则是民间自办的私人旅店。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宋代旅馆业也呈现繁荣。元代中外交通大盛,在交通要道上广设驿站,供旅客住宿。明朝时,大规模的私营旅店趋向综合性发展,除了食宿外,还增加了艺术表演和其他服务,以吸引旅客。明清时期,商人到其他地方经商,同乡商人每多在异地共同建立会馆,作为同乡联谊、文娱、住宿之用。会馆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一环。

 
旅馆是各方往来停歇之处,自然成为了收发信息、人马聚集交流的场所,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当中侠客故事尤其吸引。比较著名的有:唐代杜光庭所著侠客传奇《虬髯客传》,主角李靖在 “逆旅” 之中认识红拂女、在 “旅舍” 和虬髯客结交;《水浒传》中孙二娘在十字坡开设包子客栈,专卖人肉包子,几乎杀了武松。

 
直接以 “客栈” 命名的影视作品,不能不提1967年的经典武侠电影《龙门客栈》。这部电影深受欢迎,此后数十年,不时有相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出现。影响所及,华人社会的古装影视作品中,供旅客住宿的地方大多称为 “客栈” 。 “客栈” 一词,在文化上已超出旅行投宿的范畴了。

关键词: #科举制度 #考试 #进士 #开科取士

文汇报刊登日期:10/5/2021  


清代殿试考场景复原图(图片提供:左冬辰/FOTOE)

 

学而优则仕,古代的读书人假如想进入政府担任公务员,可以有甚么方法呢?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可以通过寒窗苦读,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高中,就能在朝廷出任官职。通过科举制度,朝廷扩大了选拔官员的范围,改变了整体官员的结构,提高了官员的素质,选拔了大批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统治人才。

 
隋朝的进士科被认为是科举制的开端。那么在这之前,皇帝又如何找出效力国家的人才?在科举制实行前,一是依赖血缘关系,世代承袭官职,或是由地方政府官员推荐人才,选出品行或才能良好的人,经中央考核授予官职。可是,社会下层的平民,就难以入仕了。到了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才打破了这种局面。

 
隋开皇年间废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进士科,被视为科举制创建之始,但其考试方法不详。唐朝建立之初,没有在选官制度上创立新制,而朝廷却又急欲求才,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乃沿袭隋代开科取士之制,敕令贡举,此后贡举成为定制,每年举行一次。

 
科举制度由朝廷开设科目,读书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不问家世,不须举荐,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

 
考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明清时期为例,读书人先要在各地参加童试,通过者称秀才,然后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以及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过五关、斩六将后,最终要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经过层层选拔,选出最优秀的人才。科举考试的内容一般以儒家经典为主,也会考察对时政的看法。为了防止考生作弊,通常会要求考生在分隔开的单间中作答,阅卷时会将答卷重新抄录一份,并遮盖考生姓名。

 
科举制度一直推行到清末,因为追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最后在1905年被废除。然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为国家录取了大量人才,并且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也产生很大影响。

关键词: #许慎 #《说文解字》 #文字学 #六书

文汇报刊登日期:26/4/2021  


《说文解字》内文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说文解字》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学经典著作。这书的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约生于公元 54 年。他十七岁参加考试,开始官场生涯。由于他博学经典,被人称为 “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认为 “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及今文经。 “古文经” 是指在孔壁中发现用战国文字书写的经典,而 “今文经” 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经典。由于用字及内容有异,导致当时出现 “古今之争” ,而今文经学因不明前人造字的原理,往往误解了古文经的真义。要解决 “古今之争” ,许慎认为首先必须明白文字的形、音、义,因此他搜集大量小篆、古文、籀文的资料,开始编写《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地论述汉字自萌生到东汉前的历史演变。据《说文解字‧后叙》,该书成于 “永元困顿之年” ,即公元100年。此后屡加修订,直到公元121年,许慎大病不起,才派儿子许冲将这书敬献给安帝。公元125年,许慎卒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

 
《说文解字》原书已亡佚,但因广泛流行,宋太宗命徐铉等人校《说文解字》,奉敕雕版流布,后世多依据徐铉校本。徐铉校本的《说文解字》共十五卷,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这书以小篆为主体,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分析字形结构,共收字9353个,重文 1163 个,创立部首分类,共分部首540个。部首的次序是始 “一” 终 “亥” 。解释文字先讲字义,再讲形体构造和读音。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前人研究汉字结构的成果,提出了 “六书” 的理论,影响深远。所谓 “六书” ,即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后二书(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 “六书” 可说是对汉字构形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认识一种文字,是接触一种文化的最佳途径。你对汉字认识有几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多深?有没有如许慎一样,对文字学产生浓厚兴趣呢?

关键词: #四书 #五经 #孔子 #儒家思想 #孟子

文汇报刊登日期:12/4/2021  


四书经文《论语》卷六

 

谈到古代学子学习的内容,相信很多人脑袋里第一时间会跳出一个词── “四书五经” 。的确,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南宋以后成为读书人必读的典籍,影响巨大。

 
四书五经是 “四书” 和 “五经” 的合称,但这两个名称并不是同一时间确立。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最早指《仪礼》)、《易经》、《春秋经》,原本再加上《乐经》,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先秦典籍,后来《乐经》亡佚了, “五经” 之名便固定下来。到了南宋,大儒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它们作注,从此 “四书” 之名亦广为流传。

 
四书五经的内容包罗万有,可以从中一窥古代哲学、礼制、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至今仍可作为金玉良言。《尚书》主要记载上古先王的诰谕和事迹,其中也不乏 “玩物丧志” 、 “满招损,谦受益” 等耳熟能详的警句。《易经》则在卜筮的卦象和卦辞中引出朴素的人生哲理,如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强调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以多问来明辨是非,以宽容待人,以仁心行事。另外如 “自强不息” 、 “厚德载物” 等语句已是人们常用的座右铭。

 
四书对于人生追求与理想的阐释更加俯仰皆是。《论语》、《孟子》谈及先秦儒家以 “仁” 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强调 “爱人” 以及 “人性本善” ,所以人人都需竭力求善。《大学》从教育出发,提出 “明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 三项纲领,也就是彰显高尚的品德、教化人民,并使之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要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想相统一。《中庸》认为,将喜怒哀乐之情藏在心里叫做 “中” ,感情发出来且能够和谐合度,就叫做 “和” 。中庸实际上就是 “中和” ,很接近我们平常所说的通情达理,不偏激不过分。这不是主张遇事柔弱,而是说以平和中正的态度,做好分内事,默默坚持正道。

 
四书五经迄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若读者有兴趣,不妨翻开书本,定能有所获益。

关键词: #家教 #《三字经》 #家训 #家规 

文汇报刊登日期:22/3/2021  


福州幼儿园萌娃穿汉服诵《三字经》迎新年

 

中国著名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写有: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古代的家教道德思想不但包括家庭伦理,更涵盖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各方面。家庭教育由家教、家训、家规三方面组成。

 
家教,是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例如教授感恩、尊重别人、基本的规矩等。家教的重点在于道德、礼节方面。家训是家教的宗旨大纲,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养性,建功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家规,又称家范、家仪、宗规、世范,是家族直接定出家规条款,要求家庭成员共同遵守,违者受罚。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常說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在家庭中建立一些规则是很重要的。

 
在传世的多本家训当中,除了著名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清朝曾国藩的《家书》之外,唐太宗的《诫皇属》亦非常著名。唐太宗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在《诫皇属》里写有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身为帝王的唐太宗,也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不讥笑别人的短处,亦不因自己的强大而妄自尊大。

 
中国古代家教着重传承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礼仪,经过漫长的演进,逐渐形成以 “六艺” 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六艺” 是指礼、乐、书、数、射、御。礼、乐、书、数为文育;射、御为武育。礼、乐侧重德育,兼含美育;书、数侧重智育;射、御关乎体育。在 “六艺” 教育中, “礼乐” 处于中心地位。
 

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的内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内容。伦理道德基本概念是 “四维” :礼、义、廉、耻; “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古代家教内容的重中之重,为子孙建立传统的价值观。 

关键词: #妇女节 #三从四德 #女权运动 #女儿节

文汇报刊登日期:8/3/2021  


捣练图,张萱。此图是盛唐一幅重要的风俗画。画面表现宫中宫女加工绢丝的场面。(图片提供:文化传播/FOTOE)

 

今天是 “三八妇女节” ,这节日源自美国并已有百多年历史,主要是纪念女权运动,以赞扬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贡献及成就。在中国,古代已有为妇女而设的节日,如明代刘侗及于奕正合着的《帝京景物略》记载: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 ; “九月九日, ……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 现今我们只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但在古时,这些节日亦是女儿节。待字闰中的闰女在这些日子会装扮得漂漂亮亮,已出嫁的女儿亦可回娘家探望,娘家会准备糕点,一家人共享天伦。

 
中国古代的女性一直受儒家思想礼教所规范,言行举止都有一定限制,要求 “三从四德” 。 “三从” 是指 “未嫁从父” 、 “既嫁从夫” 、 “父死从子” ,当中的 “从” 包含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四德” 是指 “妇德” 、 “妇言” 、 “妇容” 、 “妇功” 。 “四德” 初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教导后宫妇女 “阴礼” (妇女遵守的礼仪)和 “妇职” (妇女担负的职责)。其后在东汉班昭所撰的著名女训著作《女诫》中,写有: “妇言、妇德、妇容、妇功,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妇德” 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东汉儒学家郑玄所说的 “贞顺” 是 “妇德” 的核心。坚守节操,对丈夫忠诚,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妇言” 是礼教对妇女言辞方面的规定,言语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郑玄认为 “妇言” 则指 “辞令” ,即指善于应对,说话得体。 “妇容” 是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的特殊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即主张重视妻妇的品德多于美色。 “妇功” 指妇女从事的工作,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 “妇功” 主要以维持生活衣食所需的采桑养蚕、织作、负责烹饪等事。

 
时至今日,社会追求性别平等, “三从四德” 的标准已有所改变,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在古代出现的女训,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元宵节 #中国传统节庆 #花灯 #上元节 

文汇报刊登日期:22/2/2021  


非常热闹元宵灯会(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这是明朝著名才子唐寅(字伯虎)所写的《元宵》诗。诗中描述了元宵节的情景,月色、彩灯、春游的村女、开怀的笑面等,好不热闹。从古人这些文学作品或画作之中,可为我们细味元宵节的文化,提供参考。

 
元宵节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 “元” 指月亮正圆,一年之中有所谓 “三元” ──正月十五称为 “上元” ,七月十五称为 “中元” ,十月十五称为 “下元” ,故元宵节亦称为 “上元节” ; “宵” 即夜也,所以元宵亦有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的意思,因此亦称为 “元夕节” 。

 
元宵节的来源,有说是汉武帝因久病不愈,求助于主宰人间的风雨、饥馑和瘟疫的太乙神,其后竟奇迹治愈,乃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开始建太乙祠坛祭祀,每逢正月十五通宵达旦以盛大的灯火祭祀,从此便形成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另一说是东汉明帝笃信佛教,于上元夜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命全国上下一律挂灯,遂相沿成俗。

 
隋唐之后,上元夜放灯的习俗已流传甚广,并演变成民间盛大的元宵佳节。张灯时间也从一夜增至三夜。唐朝韦述所著的《西都杂记》: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 金吾是古代官名,执掌京城卫戍。意思是指原本实施的夜禁,在元宵及前后各一日,获得官府取消,市民可终夜观灯。刘肃《大唐新语》亦载: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 到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明朝官府发布节假日十天的规定,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灯节。

 
夜游已成为元宵的习俗之一,除了是为观灯,亦是为了驱病除灾。民间有句俗语: “元宵走一走,病灾远远溜。” 古时妇女三步不出闰门,据说在元宵节时,妇女穿着盛装,成羣结队走出家门,直到夜半才归家,可治病强身,抖去晦气,祈免灾咎等,所以又叫 “走百病” 。

 
今年的元宵节,因疫情关系,很多彩灯会都取消了,元宵赏灯夜游的习俗未能实行,大家不可联袂闹元宵呀!

 

关键词: #立春 #中国传统节庆 #二十四节气 #以农立国 

文汇报刊登日期:1/2/2021  


“立春” ,四川省华蓥市明月镇竹河村的农民在田间 “犁春牛” ,盼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话,这是和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农业的缘故,纵使古时候的农民记不准日期和时间,但对二十四节气却了如指掌,这是由于节气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为适应 “天时” 、 “地利” ,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综合了天文与物候、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的。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通常在阳历2月3日、4日或5日到来。《史记.天官书》里提到 “立春日,四时之始也” ,表示立春正是一年之始,也是春天的开始。从古人对节气最早的命名,如《尚书》记载的 “日中” 、 “宵中” 等,可知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太阳有密切关系。 “节” 的意思是段落, “气” 是指气象物候。节气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迹上的位置划分的,并描述了地球因太阳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因地球绕日一年转360度,将360度分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即约15天,这就构成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的专名,均含有气候变化、物候特点和农作物生长情况等意义。

 
2021年是农历辛丑年,农历中地支逢 “丑” 的年份是为牛年。按照十二生肖排序中的动物习性说,农家人一般会在丑时起身喂牛,所以牛与丑配属。牛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牛更被赋予了吉祥、力量、勤劳、踏实、奉献、财富等丰富的象征意义。今年中国邮政发行的2021年辛丑年特种邮票,就分别命名为 “奋发图强” 和 “牛年大吉” 。其中 “奋发图强” 邮票,描绘了一只雄壮有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形象。公牛四蹄扬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达出不畏艰险、砥砺前行、努力奋斗的寓意;而 “牛年大吉” 邮票,通过大牛与小牛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传递了家庭兴旺和谐、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

 
际此疫情仍未平息,经济前景仍未明朗的时刻,今年的立春更有特别的意义-衷心祝愿今年香港和国家都可以像雄牛一样奋发图强、诸事大吉!疫情早日结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关键词: #厚德载物 #《周易》 #环保 #自然 #杏林春暖

文汇报刊登日期:18/1/2021  


中国人重视爱护万物,和谐共容。(图片提供:视觉中觉)

 

“厚德载物” 出自《周易》,原文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即大地以其广厚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有才能的人亦应效法,以深厚仁慈的态度来爱护万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重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容;历朝历代不论是王朝政府还是民间乡里都会颁布有关生态环保的法令,制定保护自然的各种乡约和戒律。

 
例如《秦律》就规定:春二月不准入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鸟卵和幼鸟。唐代《杂律》亦规定: “非时烧四野者笞五十,至山林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刑罚远较现今香港的法律还要严厉!道教的戒律中亦有规定: “不得惊吓鸟兽” 、 “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 “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 等。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这种精神实际上来自古人将内在的美德,转化到对待天地万物之中。我们既要做好自己的本份,修身养性,亦要以同样的精神对待身外之物。除了律例的规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重视爱护环境、善待动物。例如三国时候,有一位精于医术的人名叫董奉,他隐居庐山后,为人治病不取报酬。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经他治好的重病患者,要栽五株杏树,病轻的,则栽一株。许多年后,他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病人,种下的杏树达到了十万多株,郁然成林。他还在杏林中设立仓库,有人想买杏时,可将縠物放在仓中,然后去取相同价值的杏子。他每年把卖杏换来的粮食,全部用来赈救贫困的人和旅费不够的游客。后世每以 “杏林春暖” 称誉他的崇高人品。

 
最近天气寒冷,不时可以在社交媒体中见到有人提醒,遇到有流浪猫到停车场中停泊的车下取暖,不要驱赶牠们,开车前也要留意牠们是否在车下。还有更多人关心在寒冬下,长者和流落街头上的人的生活情况。这种种温柔的关心和提醒,对有需要的人和动物的关心,正正是 “厚德载物” 的表现。

 

关键词: #诚信 #《论语》 #韩非子 #一诺千金 

文汇报刊登日期:4/1/2021  


诚信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美德之一(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听过一则叫 “狼来了” 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不长,但当中却传递出一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相处准则──诚信的可贵!

 
中西方先贤均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孔子在《论语》中提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韩非子亦说过: “小信诚则大信立。” 而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认为: “从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为、信实不欺的名誉的。”

 
怎样做才可算作践行诚信之道?首先,诚信最主要的内涵就是不欺骗。著名徽商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药店中,有一块胡雪岩亲自题写的匾额 “戒欺” ,意在告诫众人经营须以诚信为本。北京同仁堂亦留下一句古训: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其实不论哪个行业,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欺人、不违心都是我们必须秉持的信条。

 
其次,诚信还要求我们信守承诺,一旦答应了别人,便须尽心竭力办到。秦末的季布以重诺守信著称,当时流传一句谚语: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这也是成语 “一诺千金” 的由来。因季布曾效力于项羽,遭刘邦悬赏捉拿,但许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保护他,并劝说刘邦赦免了季布。可见,一个人信守承诺,自然能得道多助,获得大家的尊重与支持。

 
另外,诚信之道还体现在言行一致上。所谓 “听其言而观其行” ,做人真诚可靠,言行相符,不自食其言,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个故事: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途中王朗同意让别人共同搭船,但当强盗追来,王朗却想丢下那人不管,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遭到了华歆痛斥。华歆、王朗二人相较,优劣高下立见,我们的身边更需要哪一种人,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了答案。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不论是立身、交友,还是为政、经商,恪守诚信的美德才是长远之道。

 

关键词: #音乐 #礼乐文化 #孔子 #《诗经》 #曾侯乙编钟 

文汇报刊登日期:14/12/2020  


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你喜欢音乐吗?听音乐时,你会感到怎样?是思绪缓和,还是心情激荡?人的情绪能够受音乐带动,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早已知悉。

 
孔子明白音乐的重要,所以在六艺中,音乐学习占一席位。然而,孔子提倡学习音乐,目的跟今天并不全然一样是为了艺术学习或培育音乐人才,重点是善用音乐于教化上。

 
孔子说: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讲求个人修心明德,只有礼和乐的制度都完备了、规范了,教化才能大盛。

 
“礼” 是行为仪式或者规范,而 “乐” 不纯粹指音乐,它涵盖了诗、乐、舞。孔子推崇《诗经》,后人所写的序曾说过诗、乐、舞都源于人的情感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乐是人类情感的宣泄,可以使人感到快乐,同时,乐也影响人的思绪、性情,更进一步可以统一人的思想感情,帮助人建立理想人格。

 
乐是和 “礼” 互相配合的,儒家所言的 “礼乐” ,是有正统道德意义的行为仪式和音乐。儒家追求正规、端庄、健康的音乐,配合不同礼仪的音乐,这就是 “雅乐” 。

 
在孔子身处的年代,人们是用甚么演奏雅乐的呢?我们不妨回到战国时代,寻觅当时的青铜乐器。

 
青铜乐器主要有:铙、钟、镈、鼓等。铙是敲击乐器,外形类似今天的铃,但体积大,柄(称作 “甬” )植于地,弧形口朝上,乐师敲击器身发声。钟由铙发展而来,使用时按照钟的大小,顺次序把甬部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敲击发声,称为编钟,流行于两周时期。

 
1978年,中国有一重大考古发现,湖北的战国曾侯乙墓地下乐宫出土了一套大型编钟。整座编钟十分壮观,分三组共有六十四枚。它虽然浸泡在墓内积水中超过二千年,但出土后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钟面还刻有曾、周、楚、齐等国的乐律铭文,彷佛是一部带有音响的先秦乐书,坐着时光隧道来到廿一世纪,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智慧。这套编钟既是乐器,也是礼器,在典礼上配合礼仪演奏雅乐。

 
曾侯乙编钟是古代礼乐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但它不是死文物,而是活的。自其出土,仿制编钟纷纷出现,湖北省博物馆更成立编钟乐团,招募年轻团员学习演奏编钟,作巡回表演,让今人也能够亲身感受到近三千年前的礼乐文化和楚国音乐风韵。

 

关键词: #法家思想 #韩非 #严刑峻法 #法治 

文汇报刊登日期:30/11/2020  


韩非像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香港的法治排名长期位列亚太甚至世界前列。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一个以 “法” 为核心的学派,这就是法家。

 
虽然同样主张 “法” ,但此 “法” 非彼 “法” 。在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环境下,法家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推行法治,通过严刑峻法、威权霸道整治社会,提升国力。因此法家依赖于君主集权,并且在此之下,将 “势” 、 “术” 、 “法” 三者结合。 “势” 是指君主的位势,为君主专有,至高无上; “术” 是统治者制驭、控制官吏的权谋、权术; “法” 泛指一切法令。这样一套体系的建立,成为秦国迅速富强并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不难看出,法家的观念较偏向于君主一边。

 
即便如此,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法家思想仍有其合理的部分。按照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说法,法是 “着于官府” ,也就是由官方来制定,所以最大特点是公开、客观。法令是讲赏罚的,要做到 “必于民心” , “必” 就是标杆,法律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标杆。要达到这个目标,执法过程同样很重要,必须公正严明、一视同仁,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初,便按律重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以此树立新法的威信,这也是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一句话的由来。

 
秦朝虽受惠于法家思想,但刑罚过于严苛,二世而亡,但法家思想仍能在后世生根发芽。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表面上以儒学为尊,统一思想,实际上是 “外儒内法” ,在具体操作时重视君主集权和严刑,以此稳定社会秩序。

 
两千多年来,法律制度在发展,条令律例更加细化;到了今天,我们的法治体系对于个人利益的保障已经比较完备,但法家思想中的有法必依、公正严明,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初心。

 

关键词: #墨子 #非攻 #兼爱 #墨家 

文汇报刊登日期:16/11/2020  


山东省滕州市墨子纪念馆内的墨子塑像(图片提供:刘军/FOTOE)

 

《韩非子‧显学》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 当中的 “墨” ,指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 
 

墨家由宋国人墨子始创。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战乱频仍、贫富悬殊、苦难不止。人们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追求平等、互助、富裕的理想世界。因应时代和人心,墨子提出了解脱的方法:在思想上,主张兼爱,即不分亲疏的、无差别的爱,同时提倡天志(肯定天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的存在)、非命(反对命定论);在生活上,墨家提出节用(节俭)、节葬(节省丧葬的花费)、非乐(反对音乐),过刻苦的生活;政治上,墨子提倡非攻(反对攻伐)、尚贤(推崇贤士)、尚同(主张意见与上级相同)。

 
墨家组织严密,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汤蹈火,以自苦励志。墨者之中,从事谈辩者称 “墨辩” ﹔从事武侠者称 “墨侠” ﹔领袖称 “巨(巨)子” 。其徒众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所属团体奉献。墨者团队属半军事组织,参与了多次守城战役,以实际行动阻止了多场战争。墨者以守止战, “墨守” 一词亦由此而来。

 
墨家在战国后走向式微,但对后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在思想方面,墨家学说成为后世的重要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范畴。在科学方面,墨家的研究涉及几何学、光学、力学等,另由于重视军事和生活应用,在武器、器械上有不少创造和发明,这些理论和技艺,对后世科学多有启发。

 
在文化方面,墨家兼爱、非攻、助弱国守城等,多能急人之难,令墨侠成为侠之始祖,并形成中国的侠文化。秦汉时期,社会上出现游侠一类人物,《史记‧游侠列传》即记载游侠事迹。虽然游侠在汉代受到统治者严厉打压,但未能完全消灭。侠士和侠文化一直存在于历朝历代,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到了现代,和武侠有关的小说、影视、漫画、电玩等等,追本溯源,都离不开墨家和墨侠。来自墨家的侠文化,在两千多年后的华人社会大放异彩,并以多媒体形式广泛、深入地传播,实在是先秦诸子中的异数。

 

关键词: #老子 #庄子 #《道德经》 #道法自然 #无为 

文汇报刊登日期:2/11/2020  


位于福建泉州北郊清源山的老君岩    

 

平日里,我们随意走入一间书店,如设有中国哲学区域,总能见到各种版本的《道德经》。在被译为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榜上,《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的著作。直至今日,我们读一读以《道德经》为代表的老庄道家思想,仍能获得启发。

 
老子思想中的 “道” 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道德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这里,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法则,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既然世间万物各有其规律,我们就该顺其自然,即所谓 “道法自然” 。每件事物都有其本质,每个人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欣赏、利用其优点,而非处处指手画脚,强行改变。

 
老子还主张 “无为” 。他所谓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不人为地干预,让事物自由发展,最终达到 “无为而无不为” 。放诸于社会中,老子认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 ,如果每人各司其职,老师善教、学生好学、工人勤业,人民便可自我化育,整个社会便可走在正轨上。对于个人而言,老子提倡寡欲, “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保持内心质朴的本色,不受外界世俗影响,更能体会生活的滋味。而且,老子强调以柔克刚,弱能胜强。柔弱的表现就是 “不争” ,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争不是消极退守,而是在柔弱时保持无限生机,最终得以 “有为” 。

 
我们人生中难免会遇到挫折,这时不妨看看《庄子》。一次,庄子的朋友惠子对他说,我种出来一个很大的葫芦,用它盛酒水则皮太薄难以承受,切开它当瓢又太大,这葫芦真是没用。庄子回答他,何不把大葫芦绑在腰上,在江湖上漂荡。庄子如此惬意、逍遥,是不是让人豁然开朗?还有一次,庄子的妻子去世了,惠子来吊唁,看到庄子 “鼓盆而歌” ,惠子不解。庄子答道,刚开始我也很伤心,但想到人死去回到天地间,就如四季运行一样正常,就不再哭泣了。庄子旷达、乐观的人生境界,值得身处低谷时的我们好好感悟。

 
若我们能像老庄一样,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人生与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关键词: #阳节 #祭祖 #慎终追远 #孝道 #《论语》 

文汇报刊登日期:12/10/2020  


古人重阳登高(图片提供:FOTOE)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两个诗句来自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当中的 “佳节” 就是重九──重阳节。你也会在重阳节当天,思念起自己的亲人吗?

 
谈到重阳节的习俗,大家一般先想起甚么?登高!相传桓景重阳登高避疫,故事广为流传。然而在香港,于重阳节扫墓,祭祀祖先,追思亲人,似乎更为普遍。每到重阳,很多坟场或骨灰安置所都挤满了孝子贤孙,进行拜祭。

 
祭祀先祖一向是中国人的大事。中国人每年在传统的四个祭祖大节──除夕、清明节、中元节、重阳节,除了安排节庆活动外,也不忘准备祭品,拜祭家族先祖,表达敬意和怀念之情。而中国人也相信死后,自己的子孙会通过祭拜活动,跟自己沟通,所以陆游诗云: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些源远流长的习俗所反映的,也就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出自《论语》,意思是:父母殁,要慎重地办理丧事,依礼尽哀;祭祀祖先时,要祭尽其敬,追念先人。这种思想的文化根源,正是中国人讲求饮水思源、不忘本的精神。

 
我们生而为人,得感念父母受以发肤;我们能够成长,得感恩父母夙兴夜寐的照顾,父母是我们的根本。所谓 “百行孝为先” ,所有德行之基础,是尽孝──对生你、养你、育你的人敬之、孝之,不忘本。对在世的父母如是,对过世的父母如是,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我们的先祖,也如是。只要做到这样,淳厚、善良就能成为整个民族的风尚了。

 
今天有人认为谈孝道,谈慎终追远,谈饮水思源,是训诫,是说教。其实,这些美德本源于情感,情感发源于人内心对他人的敬爱、尊重、爱惜……发乎于心,形于德行。无论何时何地,人的真挚情感都不会过时,不是吗?

 
在内地,九月初九也是老年节,取 “九九” 有 “长长久久” 的长寿之意,藉此宣扬尊敬老人、关爱老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从此重阳节又有了新意义;把传统文化结合现代生活,让中华民族的美德为更多人知晓和认同,继而实践,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孔诞

文汇报刊登日期:28/9/2020 


孔子(图片提供:Shutterstock.com)  

 

在香港,纪念耶稣诞生的圣诞、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佛诞,都是法定假期。至于天后诞、车公诞等,即使不是法定假期,民间亦有纪念和庆祝活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深受景仰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诞辰?

 
孔子的诞辰,历史上一般取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1182-1251年)《孔氏祖庭广记》中的记载: “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 ,即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历九月二十八日。由于后世陆续发现更多相关史料,对于孔子确实的出生日期,学者仍有不同看法,要得出整个学界公认的定论,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尊孔,称孔子为 “圣人” 、 “至圣先师” ,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毋庸置疑。孔子学说,对人尤其重视。谈到孔子重视人,不得不谈 “仁” 。 “仁” 是甚么?《论语‧颜渊》有以下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简单而直接地说: “仁” 就是 “爱人” 。孔子视 “仁” 为极重要道德标准,传统儒学,亦将 “仁、义、礼、智、信” 列为 “五常” ,而 “仁” 则为 “五常” 之首。

 
对于人、仁、爱人,孔子学说的最重要继承者孟子(前372-前289),有进一步阐述。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与禽兽最大的分别,在于人心中原本就有的善。他举例: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认为,人见到小孩快跌入井中而产生惊恐和怜悯伤痛之心,非出于各种利害的计算,而是出于自身善良本性──恻隐之心。所谓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由恻隐之心所表现出的 “仁” ,其实就是爱人、关心人,和今天人类社会所珍视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谋而合。孟子的 “性善论” ,至今仍是重要的哲学课题。

 
如果世人能有多一点 “仁” 、 “爱人” 、 “恻隐之心” ,相信人类社会会变得更美好。

 

关键词: #学习 #学生 #欧阳修 #匡衡 #车胤 

文汇报刊登日期:14/9/2020
 

古人面对困难环境,也不断追求学问。
古人面对困难环境,也不断追求学问。(图片提供:FOTOE) 

 

新学年已经开始,莘莘学子又再重新开展学习的旅程;但和往年不同的是,学生们开学却不能回校,只能隔着计算机荧幕和老师同学们见面,既未能亲身在校园里学习,又未能和同学谈笑,相信不少同学都会觉得感觉差了一点!

 
虽然因为疫情,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艰难了不少,但其实在古代,人们遇到更多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路温舒无钱买纸而要在草上抄书,欧阳修无钱买笔而荻杆画字,匡衡、车胤因家贫没有灯油而凿壁借光、囊萤映雪,范仲淹为省下读书资费而断齑画粥等。这些故事,均展示了古人如何克服现实环境的限制,不畏艰辛地追求学问。

 
又例如北宋的司马光,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年幼时破缸救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即使他当了官,仍保持勤于阅读的好习惯。司马光白天忙于公事,只好在晚上念书,直至深夜才到卧室睡一会,五更时又起来读书或写文章。为免自己睡得太久,他用一段圆木头来代替枕头。圆木枕很坚硬,与脑袋接触面小,睡久了便会觉得不舒服,想翻个身,但当头一离开圆木枕,圆木枕就滚开,头便会碰撞到床板上。这时司马光就会清醒过来,回到书房继续读书。日子一久,他跟圆木枕产生了感情,还亲切地称它为 “警枕” 呢!

 
时代不同,我们面对的困难有所不同,应对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但其实背后的精神还是一样的。最重要就是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并且愿意为追求真知付出巨大努力。虎头蛇尾,没过多久就不愿再付出努力;意志薄弱,无法抵御外界的引诱,都是学习的障碍。特别是现今一人一手机的时代,加上在家中对着计算机上课,能够抗拒手机或计算机的诱惑,专心致志地留心听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以古人勤于学习的精神和毅力,作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光明日报  


题目: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教育 #中国历史 #中国语文

光明日报刊登日期:25/1/2022  


中国文化研究院旨在弘扬中国文化

 

作者:邱逸 博士(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2019年香港发生了以 “反修例” 为籍口的暴力事件,部分极端年青人上街,肆无忌惮地打砸烧,从他们近乎数典忘宗的荒谬,对中国的一切的无知和歪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回归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缺失所致,更准确地说是在香港的中学教育里,原来丰富多采立体的 “中国” 消失了!


 
偷天换日 花果飘零 
 
我是在殖民年代的接受幼、小、中、大学教育,即使在港英政府殖民教育有意歧视中国科下,我仍能在中学阶段读到中国,并打开那个令人向往的文化中国。那时候有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中国语文、有初中独立成科的中史,还有高中的中史和中国文学,在语文为主干、历史、文学为枝叶配合下,根深叶广、互为表里,学生在中国文化中可言可思可歌,构成那个时代香港中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的扎实基础。

 
可是在回归后,随着课程的大改革,主干的中国语文的内容每况愈下,课程更侧重工具性,把英文的考评内容和方法套在中国语文科身上,于是,孔孟之道、李杜情志、苏辛胸襟、诗骚风雅、唐宋古文、诗词戏曲、小说传奇,这些中国文化的瑰宝,在新课程的工具性带领下,难以深入,更难说产生文化传承的爱慕与责任。 

 
而中史的和文学的境况更为凄凉。课程改革以学生兼通中西的名义,把初中中史扭曲成中西史合并的人文科,于是秦朝和罗马、始皇与恺撒,交叉而出,学生反无所适从,通过中史科为初中学生建立国家观念、民族自豪的初衷,荡然无存。更可怕的是在新高中文凭试下,报读高中中史科人数大减,中国文学科的考生人数更敬陪末座,于是,初中中史混淆不清,高中中史和中国文学又因读人少而绝无翻身的机会。 

 
主干被换,枝叶尽剪, 20年过去了,一届又一届的中学毕业生,错过了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和语文的宝贵时光,更没能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对中国文化的无知,间接形成了青年一代的病态本土认同。 


 
拨乱反正 亡羊补牢 
 
有了近年的教训后,特区政府在推动中国历史文化普及的态度变为积极,并希望藉此增强港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拨乱反正的破局主要从教育入手。 

 
首先,自2018-19学年始,初中中史科成独立和必修科,所有学生都能较有系统地在冂中阶段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而强化对国民身分的认同。其次,从今(2021年)秋学年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将替代为人诟病不断的通识教育科。公民科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有关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另外大约三分之一是有关 “一国两制” 的内涵和实践,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国民身分的认同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在学校课程之内,公民科也着重学生学习中华文化,让他们了解国家的重要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及社会文化面貌,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建立他们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责任感。 

 
此外,政府也通过其他活动,如 “中华经典名句推广活动” 、 “小学中国历史文化常识问答比赛” 等,营造学习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氛围,让学生从活动中欣赏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才德兼备的人。 

 
在常设课程以外,特区政府为使中小学生对《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正确理解及维护 “一国两制” ,学习国家安全教育,成日后爱国治港的栋梁。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学校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建立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他们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 

 
在学校教育以外,政府还举办一连串建立社会爱国氛围和提升学生爱国精神的活动,包括升旗典礼、博物馆专题展览、各区的文艺活动及巡游节目等。 


 
薪火相传 百折不挠 
 
回归这些年,在官方教育层面推动中国文化不尽人意的同时,不少民间团体仍抱着薪火相传的使命,前仆后继地以推广中国历史文化为使命,即使阻碍重重,仍是初心不变。

 
2021年7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的一场讲座(在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 上的致辞)中,点名称赞了在香港积极推广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六个民间团体,表扬他们多年来热心推广中国文化。这些团体包括担起推广中国文化与国情教育的民间大旗,并向社会大众说好中国故事的团结香港基金;为香港编修重要的志书,记录香港本地和与国家连系种种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从表演艺术、学术研究、民族文化、历史考察等多方面范畴上贡献良多的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与香港年青的老师及学生分享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史教育中心;协助香港的青少年认识中华文化的励进教育中心和我们中国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一年,是六个团体中年纪最大,在香港学界、教育界中颇有口碑。我们的使命是弘扬中国文化,加深香港市民与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增进全球华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断顺应社会的变化与需要,以生动的图像和简洁的文字,系统介绍古今中国文化,令读者认识过去、融通古今、成就未来。
 
 
早在1998年3月,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有心人便提倡筹建中国文化研究院,他们包括了李业广博士、饶宗颐教授、方心让教授和梁振英先生等,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当年就对倡议批覆: “对于筹办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建议,我们甚表支持。” 并责成特区各部门协助建院事宜。 

 
研究院于2000年8月在香港注册,并创建了大型历史文化知识网站 “灿烂的中国文明” ,成为香港学界推广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网站邀请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数百位权威专家学者,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撰写专题文章,有系统地加深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2003年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荣获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大奖,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证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 

 
2018年,中国文化研究院加入团结香港基金成为旗下附属团体,这为研究院注入新的动力,并提升网站功能,以崭新形式编排专题内容,向世界立体呈现中国历史文化。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更新之后,将300多个横跨古今历史的文化专题、3000多篇精心编撰饶有趣味的文章,分9个类别多层面多角度精彩呈现,内容广泛,既有古代帝王将相的事迹、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风光如画的壮丽山河、无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藴含中国人千年智慧的经典书籍、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创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近百年来国家发展的人和事,亦透过珍贵的历史图片重现读者眼前。网站的文章更有英文版,成为海外人士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门户。 

 
二十年来,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深受学界欢迎,成为了教育局推荐、教科书引用、老师备课参考、学生搜集资料的必用网站。网站的精选篇章更加汇整成为中国文化研究院的阅读平台,每日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具启发性的阅读材料。中国文化研究院会顺应社会变化和需要,加强英文版的内容,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深下一代年轻人以及海外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承传发扬中华文化。 


 
各方努力 曙光已现 
 
在特区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努力下,2021年的香港渐入正轨。在国安法实施将满一年时,紫荆研究院做了一个调查,发现逾7成受访市民对 “一国两制” 前景信心增加。另有超过8成市民认为,与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相比,香港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好转。 

 
我们在香港推动中国文化多年的人,也发现这一年是形势大变,总的来说是阻力少了、动力多了,社会各界都支持中国文化的学习。单以我们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这两年的浏览量为例,就可窥探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是大幅增长的,2021年浏览量超过1300万页(比香港其他同类文化网站的总和还要多),是网站2019年全年的六倍以上(165万页),在使用者方面,2021年人次超过229万,2020年全年点击人数总和是139万人次,升幅约60%。 

 
我相信在中国复兴的当下,藉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好形势,做好中国文化与国情教育,并向社会大众说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是水到渠成之事。我更相信,让同学全面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学习国家经历艰辛,会深感一切得来不易,并会为今天的中国能跻身强国之林而深感自豪。

 

上载日期:
2024年05月20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