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千年文娱的热点

中国人，甚至是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和人物，应该是”三国”了。这可以用 “家喻户晓”、 “老少咸宜”来形容。不过，绝大部分人所认识的三国故事和人物，主要是来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书在中国，以至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已风行好几百年，这说法并无夸张。除了《三国演义》，中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小说如《楚汉相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岳家军》、《七侠五义》等也曾风行一时。不过，现今已日渐被人遗忘。我们这一代是读这些历史小说长大的，看来亦是这些历史小说最后的书迷世代了。在芸芸传统历史小说中，独是《三国演义》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历久不衰。比之过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图书出版层出不穷，花样百出。随着时代进步，三国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样的媒体呈现。《三国演义》为题的各类文娱产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炽热，成为这三个国家竞争激烈的文化创意资源。 “三国”题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读者最多和最普及的 “千年文娱热点”。影响广泛如此，当然有其理由。

除了《三国演义》外，三国时期的历史，相信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最为人喜听乐闻、最为人熟悉的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会问，为甚么《三国演义》与三国时期的历史，会有如此超时代、超国界、超年纪的阅读魅力？

首先，我们要知道，《三国演义》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内容和情节，百分之七十却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三国演义》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基本是根据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所以，不管是喜欢《三国演义》也好，喜欢三国历史也好，让人兴味无穷的是因为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和人物。我们又会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时代。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国历史，让人特别感兴趣？当中有很多原因，就让我们解开这个疑问。

人们常说 “历史如舞台”，形容历史很多事件都是惊心动魄，有如看舞台剧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国历史，有如一出剧力万钧、动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剧。剧情既有激荡悲壮、震撼人心的场面；也有柔情万种，仪态万千的情节。刚柔并济，所以特别引入入胜，特别动人。

 三国历史虽然不足百年，当时的人口，魏、蜀、吴三国加起来，不到千万人，却属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波澜壮阔的 “大时代”。既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乱世；又是一个文才武略，英才辈出的 “英雄时代”。同时，这样一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乱世，却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医疗科技、农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筑等方面，多有创新，成就卓越，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历史写下了一篇 “乱世华章”。乱世罕能出华章，在中国历史里，属于乱世而能出华章的时代，看来只有春秋战国、三国和近代了。

现在读三国更有价值和趣味

三国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关读物，多不胜数。大家喜欢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故事性强，场面动人，人物性格鲜明，甚至带给我们很多人生和世态的启示。其实，真实的三国历史，比起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动人，更能体会到历史的真实，让我们从中吸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真实的三国历史，不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涉及到丰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国时期虽然是一个纷乱的战争年代，却是一个重视读书的时代，是一种学习型的社会。这种历史状况，都让我们认识到三国何以说是“乱世的华章”。

现在，我们真有幸。以前，人们只能从文字或者一些插图去认识“三国”，无法像我们现在可以更立体地去认识和贴近三国的历史。现今交通方便发达，可以轻易地到三国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游览，实地体会当地的山川形势，指点江山。亲临其地，吟诵历代文人墨客记史抒怀的名篇，快意情怀。我们亦可透过现代的技术，绘出不同类型的地图，增进我们对历史地理的认识。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地理形势的影响，所以要了解历史，必须认识历史地理。我们又可到当地的博物馆，亲睹各种出土的三国文物，感受三国时期的事事物物。

对读者的一些进言

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具有跨时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阅读兴味和价值。我从少沉迷《三国演义》，后来研究三国的历史。经几十年的体会，认为在今天，有两种人最应鼓励他们去阅读“三国”，认识“三国”，分别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们阅读后会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长，不仅要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只是知识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须要及早增进人生智慧、培养意志力，开阔视野，强化分析力，学懂人际相处的道理等等。英国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说 “历史会增进人的智慧”，所以，因为历史的真实，通过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立身处世的言行，最能增长青少年的阅历，提升他们的人生智慧，增进他们对世态的理解。“三国”是一个乱世，乱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生，经历千锤百炼，令人生智慧丰富，能洞悉世变。“乱世三国”的历史与人物之所以如此动人，原因正在此。在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小确幸”的心态，容易满足“小确幸”的生活；在乱世，人们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没有相当的智慧和阅历是难于应付，容易为社会、为时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感觉到，现在世界已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这种动荡是来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变化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瞬息万变，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知识不足以应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现在的青少年要培养自己成为能从容面对”大时代”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炼，多阅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容易，要经过多少的风腥血雨，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以我们要珍惜历史，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因为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智慧。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阅历，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亲身经历，能从历史经验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径。正如培根所说，历史让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说，阅读和学习历史，是增长阅历、增加智能的最好途径。

我举两个历史人物为例子，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通过阅读和学习历史，让自己成为“少年英雄”，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西方，刚届二十岁就率领军队推翻东罗马大帝国，建立起庞大、称霸欧亚几百年的鄂图帝国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人物传记、读哲学和文学，从这些阅读中，吸收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人生智慧，装备了超出他年纪和阅历的智慧，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国时代，只有十七岁已经肩负起主持东吴国政，要对抗曹操和刘备两大枭雄的孙权。他曾说：“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意思是因为从少阅读历史等典籍，对日后的管治，获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劝导他的手下吕蒙阅读历史和兵书，终使原来只是一介冲动武夫的吕蒙，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统帅。不仅孙权，三国时代是一个 “英雄出少年” 的时代，这些青年俊彦，大都喜欢阅读和学习，通过阅读和学习，培养出自己超年纪、超阅历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为少年英雄。

另一类要鼓励阅读“三国”的是女性。以前人们总认为，“三国”是男性读物，女性不会喜欢。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会，受了 “男主外，女主内” 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影响。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还要多。经验告诉我们，愈是居于高位的官员和企管，愈需要具备策略思想、战略部署、领导能力、领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奋奋的行政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历来，中外都视之为 “管治的教科书” 的 “三国”，对培养人才，培养领袖实在太管用了。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社会，如想成为高官高管，发挥自己的才干，就不要再认为“三国”只是男性的读物了。

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小说”中，不管那种年纪都应该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若视《三国演义》只是男性的读物，已不合时宜。有些男性视《红楼梦》只是女性的读物，也是一大误解。因此，亦鼓励男性阅读《红楼梦》，不是要他们去学贾宝玉的多情，终日混迹脂粉丛中，因《红楼梦》是中国一本可挤身世界伟大文学作品前列的书，它是一部刻划世态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世故皆文章。”男性阅读《红楼梦》，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认清世故。换句话说，更能认识宇宙人生！

古代中国，医疗远不如现代发达和普及，瘟疫成为一大威胁，人民遂运用智慧和总结生活经验，以不同方式应对，登高避疫是其中之一。谈到登高避疫，当然不能不提即将到来 “九九” 重阳。
 

东汉桓景登高避疫故事几近家喻户晓，桓景随方士费长房游学多年，有一次费长房警告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将出现灾劫，避疫的方法是事先准备好茱萸绛囊，九月九日一早让家中大大小小系在手臂上，然后出门登高并饮菊花酒。桓景遵照费长房的方法，领着家人于九月九日登高避疫，到太阳下山才返家。回到家中一看，家禽、家畜都暴毙。有关记载见于南朝萧梁时代吴均所著的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这则故事多怪异成分，难有实证，但后世广泛流传，令一般人相信 “九九” 重阳登高避疫始于桓景。
 

事实上， “重阳” 一词历史悠久，出现时间远早于桓景所处的东汉。根据西周《易经》， “九” 为阳数，两九、两阳相重，是为 “重九” 、 “重阳”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远游》中有 “集重阳入帝宫兮” 之句。西汉初年的宫廷已有过重阳的风尚。其后重阳作为节日，在民间承传、演变，除了流传登高避疫的故事外，还加入了祭祖、扫墓等内容。在演变过程中，重阳登高更逐渐成为一种风雅活动，历代文人雅士以重阳为题材的作品甚多，包括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桓景登高虽然只是传说，然而故事中的避疫方式，非无学理根据。地势低的地方，风势较小，容易积聚秽气和传播病毒；高处风较大，空气较清新，病毒较难传播；加上登高是有益身心的运动，自能帮助人体却病。至于茱萸和菊花，古代医书如《本草纲目》等，记载了它们的药用功能。古人登高时，将茱萸带在身上，可防蚊虫叮咬。至于饮菊花茶或菊花酒，则可收清热解毒等效。到了今天，和菊花有关的饮品，尤其菊花茶，仍然被视为有益健康，广受欢迎。
 

无论怎样演变，重阳所带来的登高避疫观念，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式微，反而在华人社会中不断加强，即使在高度发展的香港也不例外。重阳节是香港的法定假期，是日登高和扫墓的市民络绎不绝。近年香港人大举参与登山活动，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全港多处山径人山人海。这一来是因为市民受疫症影响而不得不将离境旅行改为境内郊游，二来是人们认为登高远足有助抗疫和强身健体。上千年的重九登高传统，在现代香港大大发酵，足见传统智慧强韧的生命力。

新界屯门的青山和屯门区内的杯渡路、杯渡站，都是因一高人到来而得名。青山古称圣山，圣山之名得于更早期的杯渡山，杯渡就是来自远方异域的高僧──杯渡禅师，关于杯渡有很多奇幻传说，却又真的有迹可寻。
 

与杯渡禅师相关的史料不多，有关其生平最早的记载，见于南朝萧梁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宋京师杯度》： “杯度（同 “渡” ）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 元《佛祖历代通载》： “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号焉。” 明《池州府志》和清《九华山志》称他为 “天竺僧” 。东晋、南北朝多有印度僧人来华，故相信杯渡禅师较大可能来自印度。
 

根据各种有限史载，杯渡禅师可能在公元五世纪初，从印度经今日的中亚地区来到中国，最初在冀州（今河北省一带）活动，后来南下，活跃于东晋末至南朝刘宋初。由于他经常乘坐大木杯渡水，因而人称 “杯渡” 。他曾在建康（今南京）居住，之后继续南下，《高僧传》记载杯渡禅师曾向人说： “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 交广，应是当时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
 

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杯渡禅师说要到交广后， “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后人因名曰杯渡山” 。屯门山即现在的青山，杯渡禅师来到香港的屯门青山驻锡，成为青山寺的起源。今日青山寺大雄宝殿背后的杯渡岩，相传就是杯渡禅师最初在青山驻锡的地方，岩内有一尊古朴的杯渡禅师雕像。一般相信，杯渡禅师到青山弘法，是佛教传港之始，故杯渡禅师是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杯渡禅师在香港的足迹，不限于屯门青山。传说他曾由青山走到元朗灵渡山驻锡弘法，遂有灵渡寺。《新安县志》载： “灵渡山在县南三十里，与杯渡山对峙，旧有杯渡井，亦 （杯渡）禅师卓锡处。” 青山寺、灵渡寺、凌云寺（初建于明代宣德年间，距今约六百年），并称 “香港三大古剎” ，是香港三座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和杯渡禅师传说有直接关系的三占其二，皆可追溯至约一千六百年前，是香港的历史和文化瑰宝。
 

杯渡禅师在屯门至元朗的足迹，也可能形成香港其中一条著名远足路线。这条路线，贯串青山寺（又名青山禅院、杯渡寺）、杯渡山（青山）、灵渡山（圆头山）、灵渡寺，故称为 “杯灵双渡” 。杯灵双渡全长十多公里，上落坡幅很大，多处路段崎岖不平，很容易滑倒，身临其境，可以深刻体会当年杯渡禅师艰辛弘法的精神。要走毕杯灵双渡，必须有足够的技术、经验、体力和意志，故这条山径成为香港远足界公认的 “四大考牌路线” 之一（另外三条路线是： “三狗牙连走” 、 “一尖三嘴过四湾” 、 “环湖出嘴探鬼手” ）。近年愈来愈多香港人投入登山活动， “杯灵双渡” 已成为许多登山者挑战自我的必游之路。

时近中秋佳节，除了举头赏月，与家人共庆团圆之外，念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外，我也不禁还想到一件有中秋名字文物的曲折故事，这件文物就是《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晋代王献之所书，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书法作品之一。喜欢诗词书画的乾隆皇帝就对这幅作品爱不释手，他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以及《中秋帖》三件作品称为 “三希” ，即三件稀世珍宝。乾隆还将自己位于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书房命名为 “三希堂” ，足见他对此作的珍爱。
 

《中秋帖》共三行二十二个字，全文为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以首二字 “中秋” 得名。因原帖被割裂，所以看起来语焉不详，难以完全释读，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去欣赏书法本身。整幅作品笔意连贯，线条丰润，气势磅礴，晋人洒脱率真的个性一览无余。不过，后世鉴赏家则对作者产生了疑问。从帖本的纸张来看，是用竹料纸书写，但这种纸东晋时尚未出现，约到北宋时才有。从行笔来分析，用来书写的毛笔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非晋代吸水性较差的有心硬笔，字中灵活自如、飘逸圆熟的效果在当时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 “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今人大多推测，这是宋代米芾所临。即使如此，这幅作品亦相当宝贵。
 

说起《中秋帖》的流传过程，与香港还有一段缘分。清朝灭亡后，这幅作品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随着溥仪出宫，《中秋帖》散落于民间，辗转由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死后，转予其子郭昭俊。郭昭俊于1949年去台湾时，将他手上的《中秋帖》与《伯远帖》一同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期限为1951年年底。限期将至，他无力赎回，各方得此消息，都意欲趁此购获。
 

此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留意到这两件国宝将要被出售的消息。他迅速通过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时写信给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很快，周恩来总理亦得知此事，他指示 “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 。为此，徐伯郊力劝郭昭俊，并想方设法从银行取出这两件珍宝。中央亦派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马衡、徐森玉等前往鉴宝，地点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均为真迹无疑，于是以35万元重金购回。这两幅作品终于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物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国家衰败时，大批文物流失海外；国家复兴时，则有愈来愈多的文物如《中秋帖》一般，回归祖国。人有团圆日，希望散落文物亦应有重聚时。

近日香港美食博览人山人海，各式面食一如以往地获市民争相购买，反映香港人对面食的喜爱。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要角之一，中华大地有不同种类的面食，仅山西一省，已是琳琅满目。
 

据考古印证，山西境内的粮食加工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面食文化于此时开始萌芽。先秦时期，三晋大地就已出现面食。自汉代起，山西面食不论种类还是烹煮方式，都日见丰富。
 

一提到山西面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刀削面，刀削面也确是山西面独一无二的代表，相传刀削面源于元代，蒙古人侵占中原后，曾规定每十户人家共享一把厨刀，人们为了方便，就用薄铁皮代替厨刀，削面条下水烹煮，捞起再浇上卤汁，后来发觉味道甚佳。这种制面手法很快就传遍了三晋大地，经过不断改良，演变成现在的刀削面。 
 

当然，山西既有面食天堂之称，又岂止有刀削面呢？据《山西面食大全》一书，已搜集并整理了890种山西面食。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地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难有多余条件制作副食，于是在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加以创新，用五谷杂粮，以拉、抿、擀、压等多种手法，配合制面工具如刀片、抿床、剪刀、筷子、梳子等，制作出让人目不暇接的各式面食：拉面、拨鱼、灌肠、抿尖、猫耳朵、推窝窝等，可谓一面百样。 “百面” 配合浇头、菜码（伴面的时令小菜）和小料（伴面的各式调味），就在面食上衍生出 “百般滋味” 。 
 

山西独特的面食文化，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自然环境方面，山西除汾河两岸外，大多是山区，较为适合种植耐旱的五谷，《山西通志》记载，当地谷属有麦、黍、稷、粱等，豆属有绿、黄、黑、扁、小豆等；加上古代交通不发达，属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饮食文化遂重境内谷物加工、制面食。同时，面食文化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向杂粮种植的方向发展。再者，山西中北部为高寒之地，自然令人偏好温热、方便的饮食方式，面食正切合所需。 
 

人文因素方面，自古山西人好面食，《河东备录》曰： “并（指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带）代（指代州，今山西东北部忻州市代县）人苦于嗜面。” 可见，面食是古时山西一带的家常便饭。现今山西大部分家庭仍以面为主食，也乐于自家做面，特别是农家妇女精于 “一面百做” ，令不同种类的面食在餐桌上跃然起舞。面食不但是山西人的主食，在过年、结婚等喜庆，他们更会捏制面塑以示庆祝，因而很多地方都有 “有馍（面制食品）就有事，有事就有馍” 的说法。百面三晋，着实多姿多采！ 

 

幼时读《三国演义》，沉迷于 “樯橹灰飞烟灭” 的战争场面，更陶醉于帝王家事、将相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剧。今天读《三国》，更多是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角度，其文化丰、人物活、领域广、层次深，已成国人历史回忆最深刻的基因。
 

这些年，有关三国话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几乎遍及方方面面的领域，已想不到还有哪些题材可供开发。然而，科技的进步却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包括了文物、遗址、古迹、图像、地图、复原图的呈现。所以，我们读《三国》，各种图像尤其地图是不能错过的。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看三国的人多是冲着战争而来，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三国的热爱者却不知道要了解整场战争的缘起和脉络，最重要的不是看文字的陈述而是细读地图。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指出： “历史军事地理又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 早在春秋末年，《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即说到：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研读《孙子兵法》多年后，我对军事地图极感兴趣，从战场的地图可看到军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地理因素对战争活动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战略方针的贯彻、军事装备的应用、战略战术的选择、将帅策略的发挥、后勤补给及军需物资等，是古代军事、地理、天文等科学的交叉应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在地图上下了莫大的工夫，真真正正做到了还原立体视像。今天要领略战争过程和奥秘，实应借助更多3D地图的视角。
 

一系列地图让我们看到吴蜀的攻防策略，魏蜀交锋时魏国布防变化及军事部署，吴魏战争中吴国在长江一线的军政部署和战术策略等。此外，地图上也分析了战争的地域分类、战略枢纽形成原因及地位价值的演变，并从地理形势及军事成败入手论政权得失。例如书中点出一个战略重地是汉中。当年刘邦出汉中袭三秦，开创大汉基业；公孙述据巴蜀，镇汉中，割据一方；张鲁以五斗米教为旨，盘踞汉中地区数十年，成为东汉末年一支不可忽视的割据势力。此后曹操、刘备、鲁肃、周瑜、诸葛亮等都看到了汉中地区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赤壁之战后，汉中地区不仅成为了曹、孙、刘三人焦点，更是魏蜀两国争夺的中心。不阅地图，就无法宏观地了解汉中一地之战略意义及三国之军政形势。
 

当今文本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发现、3D地图的普及、航拍技术的应用、民俗文化的发掘、人文关怀的飞跃，翔实的地名考证、丰富的地理论述，其仔细程度，恍如使人回到三国战场，听到战鼓齐鸣、兵士咆哮，看到战旗飘扬、万马奔腾的情景。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欲吞并华山、泰山、衡山和恒山四派，书中借冲虚之口道： “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隠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 小说中这段记载既是把左冷禅痴人说梦的野心直白地书写出来，同时也把原本相隔千里的五岳概念合而为一，是《笑傲江湖》最关键、最异想天开的情节。

为何说左冷禅痴人说梦？五岳是中国芸芸大山中的五个。以五岳在古代中国版图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左冷禅的国中之国北到山西（恒山）、东及山东（泰山）、南达湖南（衡山）、西至陕西（华山），面积较全盛时期的太平天国还要大！很明显，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欲单凭嵩山一派之力混一五岳，无异是金庸开的天方夜谭。

五岳在地理上，似互无关联，然而五岳概念却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包含了山神崇敬、五行观念、帝王封禅（尤其泰山封禅）；五岳也是道教和佛教名山，如道教在华山有华山派、佛教在嵩山有少林寺等。不过，五岳概念，最早非指上述五山，先秦时期只有 “四岳” 之称。四岳观念，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四岳的意思，有指是神，史学家顾颉刚指： “最早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宗族神，是由于他们居地的山岳之神衍成部族祖先神的。” 有指是职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解释： “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 大抵四岳和 “四方” 、 “四海” 等意思接近，非专指某个职位或某座山。当然，先秦一些典籍如《尧典》的记载中，已经把岱宗（泰山）称为 “东岳” 。

至于 “五岳” 名称，早见于《周礼》、《礼记》，但没明指是甚么山。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王朝更替，称秦为水德，周为火德、水胜火，故取而代之，自此 “五” 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数字。《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时申公的说话：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今河南嵩山东部的太室山）、泰山、东莱（今山东大基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此时的五岳皆在黄河流域，和《笑傲江湖》的五岳差距甚远，而且五座山都是黄帝常到之处，神仙之所，足证此时的五岳已是山神崇敬和五行观念并行。由此可见，自秦汉起，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到了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始有 “五岳，东曰岱宗（泰山）、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高山” 之说。从古至今，五岳在中国的思想、政治、宗教，以至多个人文领域，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转变和传承。
 

今天流行的观点会把元宵节（也称上元节，即农历正月十五）定为中国情人节，据说是女子到了元宵节才可以出门游乐，成男女相见、恋爱之机。不过，元宵节原是表达人们祈望丰年，男女之情是要到元明戏曲小说才大行其道，这交接了一个真正以表达男女狂欢为主题的古代节日，这个节日正是三月三日上巳节。

“上巳” 可追溯至先秦，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 “上巳” 之意有说是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意；有说 “上” 是 “尚” 、 “巳” 即 “子” ，故意在求子，其真意今不可考。三月的巳日在农历中是不固定的，自魏晋以后，人们为了方便，把日子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此节大盛于魏晋而衰落宋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上巳节的 “游春” 和 “怀春” 关系匪浅。

《韩诗外传》记郑国招魂续魄的习俗，并且认为手持兰草能祛除不祥。《周礼》记：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 即是由女巫举行除灾去邪仪式，大众在河边用香熏草药沐浴。《诗经‧郑风‧溱洧》反映了郑国青年男女在水边踏青幽会的盛况。像这样记三月男女欢聚水边恋爱的诗歌，在《诗经》还有《郑风‧褰裳》、《墉风‧桑中》、《卫风‧淇奥》等，可见这种习俗在先秦是多么流行。《周礼》有另一段记载更为火爆：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就是说阳春三月，万物萌生，须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这在后代就演变为上巳节的祓除与男女会合之事。

入汉以后，巫风日去，官方把上巳视为祈求吉祥的节日，《后汉书》记：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官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灾为大洁。” 魏晋南北朝时上巳节盛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王羲之《兰亭集序》到梁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诗》等专门记上巳游乐的作品看，士大夫们不再停留在 “行浴” 上，更有 “浮卵” 、 “曲水流觞” 等雅兴。唐代的上巳盛况如昔，杜甫《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然而入宋以后，上巳节几乎消失殆尽。记载北宋习俗的《东京梦华录》里没有 “三月三” 条目；记叙南宋都城临安民俗行事的《梦梁录》里，虽在 “三月” 条目中记了 “三月上巳之辰” ，但写的已经不是南宋当代之事，更多是在抒发对古事的追忆之意。

上巳节式微，主因是宋儒规范压制的结果。原本的上巳节带有浓重巫术意味和放纵色彩，这两个来自民间社会的习俗，到了宋代已不容于官方，于是上巳节 “游春” 部分去了清明节， “怀春” 则归入了元宵节。上巳节的盛和衰，既反映了入宋以后的男女之防备加重视，也更见民间风俗走向规范后的暗藏春色。
 

本周初，有缘出席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博士题为《共同守望人类的故宫》的讲座，听王院长娓娓道来，意旨宏大，内容丰富，尤其对即将开放又万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是颇有启发的。

众所周知，在 “四大文明古国” 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成为最古老并且从未中断的文明，仍是风华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宫博物院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宫廷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被誉为 “世界五大宫殿” 之首。 “闻名遐迩紫禁城，华彩琉璃万重门。” 朱墙黄瓦，雄伟壮观；雕栏玉砌，富丽堂皇。无论是古风古韵的人文景观，抑或是 “愿看故宫一场雪，不负岁月不负卿” 的唯美自然，都凝聚无数先人的巧夺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筑之美，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超过186万件珍贵文物，以明清宫廷文物类、古建类及图书类藏品为主，体系完备，质量精良，囊括陶瓷、绘画、法书、铭刻、青铜器、珐琅等诸多类别，精华荟萃，蔚为大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文物，比比皆是，享誉中外，堪称人类艺术的宝库。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王旭东院长提出 “四个故宫” ，即以 “平安故宫” 为基础，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以 “学术故宫” 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价值；以 “数字故宫” 为覆盖，实现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以 “活力故宫” 为创新，让文物 “活起来” ，讲好中国故事。

“四个故宫” 中，我认为 “活力故宫” 的概念对香港故宫启示最大。 “活力故宫” 在于展现故宫及其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让公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以多种载体抵达大众，触动心灵。深厚的历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宫的目标，不应只限于成为旅游打卡点，而更应聚焦于增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人。这需要学校、各大文教机构、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宫博物院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让国宝 “活起来” ，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灵感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亮相央视春晚，大放异彩，特别深受年轻观众青睐。舞蹈通过创新科技，将艺术创作与文物价值融合，尽显新时代下中华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制作和故宫有关的教材，包括工作纸、游戏、展板、影片、教学简报等，打通诸如中文、中史、常识、视艺、音乐、生活与社会、公民等多个科目，在教材上让国宝 “活起来” ，在每一个年青人心中建成 “我们的故宫” ，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风华永茂。
 

端午节刚刚过去，但作为今天活动繁多，动静皆宜、老少咸宜、韩国觊觎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 “华丽转身” 颇值一谈。

端午节起源于远古时期先民五月时令的巫术祭祀和吴越地区的图腾崇拜，历史上曾有多个称谓，如 “夏至节” 、 “五月五日” 、 “仲夏端五” 、 “重午节” 等。在古代中国，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 “恶月” 、 “毒月” 、 “凶月” 等，而五月五日，更是 “恶月恶日” ，《风俗通》有说：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故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去毒的习俗。而吃糭子也是一个重要习俗，因糭子以植物叶子包裹，先民选用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错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捞、运输，考古学者在钱塘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 7000至8000 年前的独木舟。而在夏天将临的日子，追逐玩耍、竞渡娱乐，自是必然，《旧唐书‧杜亚传》有记： “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 龙舟竞渡以外，吴越百姓从 “断发文身” 习俗进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丝系臂，以增加祭祀仪式感，故近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是 “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

那为甚么会选五月的第五天呢？这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中 1、3、5、7、9 为阳，我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迭组成，例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停诸节敬献诏》云： “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 “端午” 原来称 “端五” ，是初五之意，晋代周处《风土记》载： “仲夏端五，烹鹜角黍。” 直到唐代才出现 “端午” 一词，唐李匡乂《资暇集》： “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 “端午” 。

今天的 “端午” 多说是纪念屈原，但这是后来历史的 “创造” 。 “端午” 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 “夏至节” ，其时屈原远未出生，最早记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但这一说法在隋代已有异议。杜台卿在《玉烛宝典》认为竞渡是 “夏至节” 的娱乐活动，非为打捞投江的屈原。

今天 “端午” 的诸多活动是历史的集大成，既有为去恶月的糭子，又有庆祝夏至节的龙舟竞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国的悲壮，历史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从畏惧到喜庆的曲折过程。
 

在香港开埠以后，迁到香港办学的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从英国买来一些英文教科书，再根据香港学生的能力、语境、志趣、深浅等作适度的编改，最后通过书院自设的印刷所刊行，这个本来有点无奈之举，却打开了东亚教育现代化的一片天，并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为代表，永垂史册。
 

由英文至中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国教育家贝克（Charles Baker）编写的课本，顾名思义是由200节课组成的渐进知识圈，属入门式的通识书，题材包罗启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学、地理、社会、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布把它编译成一部香港中学教科书，每页上部为英文原文，下部为理雅各布的中文译文，俨然一部 “小百科全书” 。这使该书兼具了知识启蒙、教义增润和学习英语的作用，面世后大受欢迎，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英皇书院等官校也有采用，1859年香港官学更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在日本也流传甚广。1860年，此书传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纯中文翻刻版，这一版删去了每页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译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该书多达十余种版本，主要是作学童启蒙书和英语教科书用。学童启蒙书删除英文部分，从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后的日文版，成了认识西洋新知识的入门书，又是基础的小百科辞典，让日本学生打开眼界，对引进西学具有启导的作用；英语教科书则是理雅各布的中英对译版，由于该书是基础读物，英语浅白易懂，题材活泼有趣，加上中英对照，是日童学习英语的理想选择。该书获日本许多小学采用为为教科书，对日本现代化做出了颇大的贡献，该书也是日本知识阶层主要的知识来源，福泽谕吉和很多启蒙思想家都曾通过该书以学习英语。日本近代学者增田涉曾指出： “此书作为西洋知识入门的启蒙书，或作为英语教科书，对明治初年为我国开发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须给予高度评价。”
 

由日本回中国

此外，理雅各布在翻译《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时创作了不少新语词，如 “陪审” （jury）、 “老人院” （almshouse）、 “公侯院” （house of lords）、 “百姓院” （house of commons）、 “水蒸” （steam）等。日后这些名词流入日本，或为日本新译词替代，后又出口转内销流回中国。这些融入现代汉语词汇的源流演变，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况。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香港在编译、出版、流传等方面担当关键的枢纽角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是创立超过二百年的英华书院（现在的英文名称是Ying Wa College，往昔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鲜为人知的是该书院不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东亚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学。该校在1818年创立于荷兰殖民地马六甲，其创办人马礼逊和首任校长米怜乃基督新教最早来华的两位传教士。他们既是来中国传福音，却为何首选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办学呢？ 

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葡萄牙治下的澳门，不久搬往广州“十三行区”。他游居于广州和澳门之间，努力学习汉语，搜集中文书籍，聘请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师兼助手，并开始翻译中文圣经。在翻译和印刷书籍的工作之外，马礼逊一直寻求可持之以恒的传教工作，自抵达澳门那天起，他便参观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圣保禄书院遗址。圣保禄书院是亚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学，由耶稣会士范礼安在1594年创办，随后几个世纪，尤其明清时期，培养了很多欧裔和亚裔天主教传教士。于是，马礼逊兴起了办学念头，教授 “华裔青年英语及基督教道理，及【欧裔】传教士和其他人中国语言及文学”，以培养出华人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英国在华的势力，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葡人政府和澳门天主教。马礼逊于离英赴华时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经北美才能到中国，原因是东印度公司谢绝一切商业以外的活动，所以拒绝他直接乘坐英国船只到亚洲。当马礼逊的中文圣经面世后，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担心其对英在华贸易可能造成之严重损害”，命令广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个困难就是清廷对外国人传教的态度。清廷实施教禁多年，官府严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两广总督曾颁布越加严厉的“防范外夷规条”（即所谓“防夷五事”），使得在华境内公开传教或兴办教会学校越发困难。

广澳两地既办学困难，马礼逊开始留意荷兰殖民地马六甲。马六甲自1511年以来已由欧洲人管治，该市来往南洋和中国的交通更是便利，为欧亚贸易之重要口岸；而当地华人众多并几乎全都聚居在城里，十分有利传教或办学。马礼逊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写到：“【设立】一家在马六甲的机构，以便培训来自欧洲及本地的传教士，为恒河外方的所有国家服务。”同时，马六甲的官员对米怜十分友善，”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进餐”，甚至建议他”负责当地的基督教会众”。这样的接待不仅有异于广澳，也让生活困难的米怜看到希望，最终马礼逊决定在马六甲创办学校，英华书院其后迁来香港，并屹立至今。

《遐迩贯珍》由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华书院代印，于1853年刊行，英文名为Chinese Serial，”遐迩”一词，即有“远近”之意，其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和科普文章。该刊发行时期不长，只到1856年止，但却创立了多个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闻插图、第一次为文章配上标题、第一次为广告开辟专栏、第一次使用了铅活字印刷。简言之，《遐迩贯珍》极大程度地推进了中文报刊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刊辞说明了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进中西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建议中西方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见授；尔有所闻，无从剖析（原文用“剖皙”）相传。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与外国交道相通，则两获其益。”

此外，1853年创刊号的〈题词〉中也留下这首自勉的诗句：

此诗道出了《遐迩贯珍》可以将远近都联结为一体，庞大浩瀚的辞藻可以贯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将它作为指南针。《遐迩贯珍》内容的重心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文明。创刊号的序言就介绍到它的版面是由报道、喻言、近日杂报等几个部分组成。对西洋文明的介绍，最初以政治、历史以及欧美国家的各项先进制度为中心，后来则主要偏向于介绍西医学、地质地理学、动物学、化学。

至于读者方面，我们可从两方面的数据猜度《遐迩贯珍》的最大读者群。首先，在最后一号的〈遐迩贯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资，盖华民购阅是书，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终属无多。惟赖英花二国同人，启囊乐助。”

可见因为习惯不同，中国人订阅《遐迩贯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撑《遐迩贯珍》办下去的，就是在港在华的英美人士，他们是报纸最大的订阅者。其次，《遐迩贯珍》每一号都附有非常详细的“英文目录”，用英文写出了《遐迩贯珍》的英文名、价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这一“目录”并不是将所有的题目予以翻译，只是选择了一部分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再翻译标题，可见是专为西方人而设。于是，《遐迩贯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报纸。这一做法后来也被许多传教士报刊模仿。

《遐迩贯珍》在各个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历史、地理等知识，客观上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对民智的启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迩贯珍》也影响到当时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开明人士购阅《遐迩贯珍》。
 

《孙子兵法》家喻户晓，很多从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对其名句琅琅上口，如“水无常形”、“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随着《孙子》成为普遍读物，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孙子是先秦诸子之一、书中只有阴谋诡计，和市井之学《三十六计》混为一谈。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不入诸子流

首先，《孙子》虽然和先秦诸子同代，但却从来不属九流十家一员，可说是“不入流”。先秦诸子多志在宣扬其主张，希望能救春秋战国的”倒悬”之局，故儒家举仁义、墨家尚兼爱、道家倡无为等，但《孙子》却没有一个核心主张，也不以普及救世为目的，它更接近一种方法论。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规则》，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用今天听得懂的说法就是“实事求是”。故两汉收录的书籍，自《七略》到《汉书‧艺文志》都把《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分为一略，以别于诸子略。

写给顶级棈英

其次是《孙子》为谁而写？我们先看看此书的特点。

北宋文豪欧阳修指《孙子》“其言甚有次序”，指其言简意赅，道理深刻，章与章的排列，井井有条。观乎《孙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却又专业等特点，更像是一本武学秘籍。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点：《道德经》字数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孙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万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论语》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经》不同，《孙子》箭不虚发，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重战、慎战和备战思想”、“重计、全胜和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思想”、“重法重道的治军思想”以及“辨证哲学思想”，而支撑这些思想的论述更有十六项之多，以相当简约的文字盛载如此丰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极高的精英读者，实难一点即透。

此外，《孙子》理论颇为空泛，书中充斥着如“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一语，当中的“示、远、近”都没有清楚说明。更甚者，《孙子》专业用语处处，例如“圮地无舍，衢地交和，绝地勿留”、“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两句语，“圮地”、“衢地”、“绝地”是甚么地？“九天”、“九地”又是甚么？这样既空泛又专业，正正是因为读者属军政界精英，无需多言。

由此可见，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国生死的帝皇将相。于是，我们见到文武兼备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创立千秋功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持续一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有旷日持久之势，这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兵学奇书《孙子兵法》，这本诞生于约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兵学集大成者，于今读来，深感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并透视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兴盛至今。   

《孙子兵法》提出大量独有的战争见解，举其最重要的，是如何 “慎战”。一本兵书竟然强调 “慎战”的重要，就像宗教书导人走向不信神一样奇特，但《孙子兵法》的 “慎战”是深藏大智的，因为对农业社会而言，千方百计保持稳定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是一场国运的赌博，稍一不慎随时国破族灭，故如能让自己立于 “不败”之地，令别国不敢进攻，比在战场上获得的更多，更能行稳致远。《孙子兵法》不把重点放在如何进攻取胜，而是强调善战故能不战，熟读《孙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话总结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战者是没有显赫功劳的。  

我们在《鹖冠子‧世贤》看到一个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故事。魏文王问扁鹊说： “你们三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明？” 扁鹊说： “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长兄在病没有症状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里人知道他医术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气也就在几十家的小村里为人所知。而我必须要等到病入膏肓，再开刀破腹，用药用毒，外敷内服，所以天下闻名。”    

能防患于未然，有大功而无大名的才叫善战。  

围绕着 “慎战” 观，《孙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战术配套，如 “致人而不致于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的摆布）、 “先胜而后求战”（要先创造出取胜的条件，才与敌人交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起仗来百战就不会有危险）、 “以正合，以奇胜”（以主力部队与敌人交战的时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战斗中打乱敌人的部署，是致胜的关键）、 “识众寡之用者胜”（懂得或善于把握兵力的多少而采用不同战法的，就能够取胜）、 “先礼后兵”（先按通常的礼节与对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强硬手段解决）等。  

有趣的是，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 “慎战” 观的文明，而同时，中华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断的广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个舞台，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群雄竞逐，此起彼落，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中国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雄”，曾经的对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独中国是盛衰不息，从未离开过舞台。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与之有关的节庆、用语、风俗、诗歌等，比比皆是，远有《诗经‧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近到北京冬奥委会的二十四节倒数，在云云概念中， “五谷” 是最常见，但又最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早在《论语‧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读书人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那五谷应怎样分？   

 “五谷” 一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指稻、黍、稷、麦、菽，五种常吃的主食。  

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诗经‧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就是描写路边黍和稷生长的样子。稷，俗称小米，又叫黄粱。古人视小米为百谷之长，所以称谷神为 “稷” 。国家也有 “社稷” 之称，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谷神。小米易种植，产量足，煮食简单，长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粮，直到唐代才被小麦超越。唐传奇《枕中记》有 “黄粱一梦” ，讲的是有个举子卢生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但一觉醒来，店家的小米饭还未熟。  

黍，俗称黄米。黄米煮熟后有粘性，无论煮饭、煲粥、作糕、酿酒都别具风味。它易耕种、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颇受先民青睐，但产量有限，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故日后黍退居二线，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有一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他的友人便是用这黄米招待他。  

麦指的是小麦，是后起之秀，起源于西亚，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传入中国，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北方的主食。初期由于小麦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难，种植门坎颇高，故并不普及，《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董仲舒上书： “今关中俗不好种麦。” 但小麦的好处是产量大、成品多，故两汉政府大力推广，改良灌溉种植方式，加上磨面粉的旋转磨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小麦已成了百姓的主粮之一。如今我们常见的馒头、烧饼、面条、饺子皮等各式各样的食品，就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制成的。  

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的主食则是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种植颇考农民功夫，但十分适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环境。2004年，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五粒古稻谷，估计是属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距今一万多年）的栽培稻，证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种水稻的地方。  

菽，则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除可用来进食，更可榨油。西汉《汜胜之书》中有 “豆有膏” 之说，是中国最早记载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农书。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也能用来做出各种豆制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 “五谷” 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农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术、食品的发展史，更是古人物质生活、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  

最早的记载 

近代学者梁漱溟曾说： “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 既是早熟，对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开始，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 “疟疾” 、 “疾年” 等记载。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时期，即离现今3,000多年前已有 “疾年” 的出现和记载。和疫病相近的 “疠” 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 “疫” 的解释是： “民皆疾也。” 已很形象地点出了疫病的可怕在于传染性。  

疫病是疠鬼   

防疫在政府  

高手在民间  

宗教治身心  

昔日荃湾的对外交通陆续得到改善，有利村落子弟的学业发展，令他们在完成基础（小学）教育后，可以更容易到市区或外地升学。当然，交通的改善亦方便他们在学成后，到荃湾区外谋生。
 

回看英国接管新界初期，新界与香港岛及九龙之间的交通极不方便。虽然九龙半岛与新界相连，不过，两者之间并没有道路联系，车辆运输并不可行，甚至新界各墟市之间也只得山径小路连接，来往各墟市之间只有依靠步行。因此，在运送农产品等物资时极之不便，更遑论贸易、就业与上课等活动。
 

另一方面，荃湾由于位处新界大陆南部海滨，相对新界其他地方（不计新九龙及离岛），距离香港岛最近，故此，来往港岛的水路交通远较陆路发达。
 

政府意识到新界与港岛九龙之间的运输问题，故此于1898年接管新界之后，即着手筹建一条环回公路贯通新界，连接九龙。由于当时的政府计划把大埔打造成为新界的行政中心，通往大埔的环回公路东段（今大埔道及大埔公路）率先动工，如期完成，并于1902年全线通车， 成为新界区第一条公路。
 

至于环回公路西段，即现时青山道及青山公路，由于被认为没有东段那么重要，故备受耽搁。直至1917年，连接荃湾（由深水埗至木棉下村）的一段行车道路 （今青山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及青山公路—荃湾段）才完成通车，而通往青山（今屯门）的另外两段则依然 “进展良好” 。
 

青山公路促进荃湾经济发展
 

青山公路为新界第二条行车道路，亦为荃湾第一条对外道路。通车后，为区内引入了车辆运输，亦缩短了荃湾与九龙之间的交通时间，促进了荃湾的经济发展。
 

青山公路沿着海滨而建，对区内、区外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吸引点。 由于荃湾的地价比市区便宜得多，吸引了一批厂家到来设厂，特别是需要面积广阔的厂房。 于是，除了英国接管新界时已存在的 “农村家庭手工业” ，包括用水力辗磨的香粉厂、豆腐制品厂、酱油厂、凉果厂、烧砖厂、造船厂、石灰厂等外，矿场、酿酒厂、染厂、橄榄腌制厂、仓库等亦陆续在荃湾出现。这些新兴的工业，除矿场外，均分布在青山公路两旁，或多或少为荃湾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
 

修建德士古道 方便村民返工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荃湾设立大型厂房及油库， 德士古道于1930年代修建，连接青山公路，成为荃湾第一条区内道路，当年不少荃湾村民是在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的。
 

在1926年左右，荃湾西部进行私人填海，辟地作工业发展，令荃湾的经济迈进一大步。
 

在十九世纪的荃湾村落，村民大多以务农维生，有条件的村落会送小孩到自设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其中不得不提三栋屋村的南园书舍，这个书舍对三栋屋甚至整个荃湾后来的教育发展有着极重要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在世纪之交的荃湾村民，教育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三栋屋的陈庆昭（1815-1875）于晚年在村南面筑了一间书室，并命名为 “南园”，南园书舍初期为三栋屋陈氏的私塾，由三栋屋的 “太公” 负责出钱聘请塾师，专门为三栋屋的子孙提供教育，陈庆昭曾于南园书舍任教，及后学生遍及各村民子弟。往后数十年间，南园书舍一直以私塾 （ “卜卜斋”） 形式运作。
 

南园书舍提供传统的童蒙教育，如识字、习礼等，其中有一个毕业生对南园书舍的现代转型居功厥伟，他就是陈永安（1901-1956）。陈永安少时曾于南园书舍学习，后跟随宿儒李伟流学习，涉猎百家，博通经史，擅书法诗文。学成后，于1918年，在汲水门（现今马湾）任教，其后于1919年把南园书舍由私塾形式改为现代化教育模式，创办南园小学，南园小学成为荃湾首间村民成立的现代小学，时任教育司署督学罗仁伯到访该校视学，并作出嘉许。
 

后来，南园小学于1922年获政府资助，领取一等津贴。当年该校有41名学生，平均出席率为36人，总津贴额为180元，是新界区13间获一等津贴的学校之一，也是荃湾区获最多津贴的学校。
 

1927年，陈永安征得三栋屋村民同意，将其主理的南园小学与老围的翠屏学校合并，组成荃湾公立学校，校舍仍然设在原南园小学。随着学生人数日渐增多，荃湾公立学校小一至小三的学生在叶锦全先生借出的屋宇（近今绿杨新村）地下上课，而小四至小六的学生则仍在南园小学校舍上课。 1939年，荃湾公立学校于天后宫侧加建两课室，校董会成立，陈永安兼任校监和校长。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南园小学停课一年。一年后复课，因为有感子弟教育不可废。到1945年，南园小学由何传耀任校监，于芙蓉山麓筹建小学新校舍，至1956年，两层高小学新校舍于荃锦公路口落成。
 

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整个荃湾区并没有中学，故荃湾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如要升学，必须转往市区或其他地方就读，不少想读中学的村落子弟会经水路到港岛就读，甚至前往广州就读。
 

除此之外，那时荃湾区小学也只有中文教育提供。根据纪录，三栋屋村的陈惠章（1886-1956以后）少时曾入读 “阿跛书院”（今拔萃男书院），可能是荃湾村落中第一位就读英文书院的子弟。毕业后，他任职香港政府一级书记。陈惠章中英文根底俱佳，为翻译能手，故常替乡人填写英文信件，代办申请手续，有 “众人秘书” 之美誉。每当有外籍人士到访，必定请他担任翻译及代为交谈。
 

“寻财路，旧金山；找死路，去荃湾” 这句说话是对二十世纪初荃湾的描述。前句是对到海外谋生颇有的憧憬，后半句则是本土卫生状况的嗟叹。
 

在此先说一下荃湾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在1898年前后，不少荃湾男性都出洋谋生或不在家中，故不少村落的妇女，除了生儿育女、照顾长辈、打理家务外，亦须下田工作、搜集木柴干草、喂饲牲畜等，甚至要到市集售卖各种产品，并且负责家中各项维修工作。因此，当时的客家妇女在村中的生活过得一点也不易，能够与村中上下各人建立良好关系尤为重要。我在客家族谱中，发现罕有地详尽记载了一个妇女的事迹，赞美她性格和蔼，妯娌间从无闲言。村中妇女临盆时，必会邀请她为其接生。而每当遇上困难事情，未能解决时，亦会向她请教。
 

英国接管新界后不久，便发现新界的疟疾问题非常严重。荃湾一直是重灾区，在兴建城门水塘的时候，政府更要特别派遣医疗队伍驻守工地，更由疟疾局 （Malaria Bureau） 监察该地情况。圣约翰救伤队1936年的年报指出在荃湾中心不同年纪的个案之中，有80% 是患上疟疾的。
 

自英国接管新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荃湾的医疗设施非常不足。当时政府只委派一名接生员驻守，而诊所则设于深井。
 

另一方面，当时的荃湾乡民，生病时亦很少会看西医。较迷信的村民会喝符水、吃香炉灰、 “喊惊” ，甚至打小人。有些则会自行试用一些偏方，或使用艾灸、刮痧等方法治理。若未能痊愈，则会到中药店及看传统中医。而乡民多会服用 “清明茶” 这种中药治病，因此，中药店成为了荃湾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环。
 

荃湾市集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至十九世纪后期已具相当规模。 1883年，有两条小路于荃湾市集形成： “东路” 可至咸田尾（今青山公路 / 德士古道交界附近）， “北路” 则伸延至三栋屋后山上的天后宫。
 

当时荃湾市集最少有四间中医药店，而三栋屋村民开设的 “天和堂” ，是荃湾区内最大的。三栋屋的建村先祖陈健常精通中医药，而他部分子孙亦继承了这专业，并在荃湾最繁盛的市集地区开设了中医药店。除天和堂外，族人亦曾于湾仔自设药店。其后，三栋屋族人又在天和堂附近（今众安街） 开设平安药局。
 

另一方面，不少荃湾老居民均指出荃湾的医疗卫生问题其实是源于当地的溪水，溪水受到生长在溪涧旁的有毒植物马钱污染所致。马钱的毒素袭击神经系统的各个部分，其症状极似疟疾。在七十年代中期，狮子山隧道建造期间，就有一宗怀疑由此毒引起的个案。
 

当然有些村庄会在建村前建有一口水井，水井的地下水源充足，能够长年为村民提供足够的食水，令村民不用饮用溪水，减低了因水源受到马钱污染而致病的风险。
 

三栋屋村十四世祖陈任盛 （1725-1781） 跟随伯父来港初期，于輋下老屋场山边务农为生。陈任盛去世后，其长子十五世祖陈健常（1761-1840）承继家业，家声大振，并买得风水宝地，建立三栋屋村。 （即今天的三栋屋博物馆）
 

该地在堪舆学上称为 “海棠春睡” （Sleeping Beauty），美人的头部就在今天的老围，建村处在美人的大腿上，而三栋屋座向256° 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门、背靠名为狮地的小山、左为青衣群山、右为上、下花山。门前水道，每当春、秋日落之际，千道金光反照屋内。这解释了为何在荃湾众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栋屋及杨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因， 因为根据《易经》，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 “坐北向南” 是传统的好风水方向。
 

购入村地后，陈健常带领全族村民于农耕之余，全力投入，经年才将该处削平成高地建屋。陈氏族人以石灰、黏土、禾秆草等材料建成墙壁厚16吋的房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陈氏宗族择吉搬入。
 

三栋屋为客家堂横屋与斗廊屋混合建筑，其建筑空间体现了一种尊卑、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当中以陈氏宗祠为主轴，设前、中、后三个厅堂， 族谱分别称之为 “前殿” 、 “中殿” 、 “后殿 （神殿）” ，三殿之间共设有两个天井。各殿两侧均设有斗廊屋，供陈健常四兄弟及其后人居住。宗祠与斗廊屋建筑相连，形成三进两天井的格局。
 

由于堂屋群最初建成时，是三进相连的，故名 “三栋屋” 。而由于村落建筑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建成，故宗祠名曰 “四必堂” 。
 

其后，随着陈氏子孙繁衍，于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右两排横屋及在宗祠后加建第四进房屋。新加建的三十多间房屋，仍维持原有对称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轴，围绕宗祠，与原有的建筑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舍于十九世纪末期完成，自此，这42间房舍形成一个162呎多 X 125 呎多， 面积约二千平方米，三堂两横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内设五小巷（三横二直）， 这与荃湾一般村落的前后横排式布局不同。由于堂屋群内已缺乏空间，即使子孙继续繁衍，陈氏族人亦没有再在堂屋群内加建，而改建在堂屋群外的村落范围。
 

陈氏宗祠门上有一石楣，刻着 “陈氏家祠” 四字， 屋顶为传统的金字瓦顶，整个结构主要以木梁架和山墙支撑。而宗祠及后来加建的房舍，墙身均铺有花岗岩（麻石），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显示陈氏在当时已摆脱了到港初期的贫困境况。
 

另外，三栋屋的各房舍均紧紧相连，大多共用墙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稳的时势 （海盗为患） 提供互相保护、善用珍贵的土地资源及配合风水上的考虑。而三栋屋的房舍亦与当时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样，外墙并没有窗。此外，三栋屋宗祠入口对联上方设有两个瞭望洞，用以防范山贼或海盗。
 

今天我们参观三栋屋博物馆，是否仍能体会到建村者的用心良苦呢？
 

承先启后，客家人除了对祖先的尊重外，亦非常重视下一代（特别是男丁） 的诞生，每年元宵，客家人都会在宗祠举行点灯仪式（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3.5）。族人会为过去一年内诞生的每一位男丁，各挂上一盏花灯，并于当日点灯 （喻意添丁）。
 

宗祠通常写有两条横梁，正梁写着 “长命富贵” ，低一点的写着 “百子千孙” 。有些客家村，会根据其辈分来决定同年出生的男丁悬挂其丁灯的位置：辈分高的，丁灯会挂在上面 （ “长命富贵” ） 那条横梁，辈分低的，丁灯就挂在下面 （ “百子千孙” ） 那条。有些则全挂在 “百子千孙” 那条横梁上，取其意头，而悬挂位置和辈分无关。
 

不过，更有些客家村如三栋屋村般，已没有延续这个习俗，可能是由于在1980 – 1986 年期间，三栋屋村民虽已迁入重置村，但宗祠却在政府的堂屋群中，不方便举行点灯活动，而令传统中断；待新宗祠落成后，三栋屋村曾复办过三次点灯活动，但之后便没有再办了，因为随着老一辈的离世，懂得整个仪式如何操作的村民不多，而且随着八九十年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新一代村民的观念大大不同，大多不太重视点灯。此外，香港的生育水平亦在八十年代开始不断下降。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阶段。在客家传统中，一个人如果生了重病，经服用药物或向神佛祈祷，都一概无效，危笃已到了无药救活时，家人会把他从寝室抬出，放到厅下，这叫做 “出厅下” 。客家话的 “厅下” 就是指宗祠，是堂屋的中心，也是最神圣的地方，具有一种神秘和权威感，在这里断气也就是最光荣、最幸福的。
 

据记载，通常只有六十岁以上的村民在弥留时才会被抬到宗祠去。不过，此风俗随着香港的医疗服务于六七十年代有所发展，在殡仪馆举殡已在香港普及化，在家中善终及发丧的习俗逐渐式微， “出厅下” 的传统亦在客家村落中消失。
 

除了生死之外，结婚亦是人生大事。在传统的婚礼中，新娘会坐花轿嫁到男家去，而送嫁的队伍会挑着礼担、携着礼盒及其他物品伴随，沿途会有乐队奏乐，十分喧闹。这种传统只保留在战前的客家村落中，战后所办的都是新式（西式） 婚礼，不再坐花轿嫁进村，全部都是坐房车到来。年青一代的客家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多认为西式婚礼是较 “时髦” 的形式，较少繁文缛节。加上香港在战后迅速工业化， 社会讲求便捷、效率，运输发展一日千里，房车比起花轿实在便捷省时得多。
 

另外，以前村民结婚时，会到宗祠 “告祖” ，并一定会带备猪头，代表献 “团圆” 。现在仍有部分村民在结婚时，会到宗祠向祖先禀告，但不会再带猪头，而改用三牲、献金银财帛等等。
 

香港的客家习俗源远流长，但随着时代变迁、环境转变，传统习俗与仪式亦有所改变。有些传统已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湮没，有些则继续保留，但形式有变。
 

客家族尊敬祖先、重视宗族关系、长幼有序。每年的春秋二祭 （这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3.9），都是各客家村重要的日子。
 

每年清明节及重阳节，村民都会到各先祖坟前拜祭，当中以拜祭迁港或建村祖先的活动最为盛大。如以荃湾三栋屋陈氏为例，他们会拜祭十四世祖陈任盛，他于清乾隆廿二年 （1757年）迁至新安宝安輋下老屋场（今大窝口）居住，是陈氏迁港的重要人物。陈任盛葬于荃湾大水沥 （今大帽山山腰，和宜合对上），二百多年来曾作出两次大型重修，以往每年秋祭均人头涌涌，但因山径极陡峭难行，今天的后人也不像以往般惯于体力劳动，而上了年纪的村民又恐会跌倒，故参与的人数是年年下降。
 

另一拜祭主角是十五世祖陈健常。传说陈健常精通风水，在遍寻各处风水宝地，最后选定位于牛牯墩（今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荃湾评核中心）小山丘旁的风水地 （今三栋屋博物馆），是三栋屋建村最重要的人物。陈健常原葬于村后狮地，在每年春秋二祭后，村民会在祠堂门前搭起炉灶，使用大镬 “到会” 烹煮 “九大簋” 进食。后因政府收狮地建滤水池，陈健常墓于1972年迁葬田夫仔，到每年春秋二祭，三栋屋必租赁旅游车，接载村民往返，场面浩大。在六七十年代，村民会带备乳猪、三牲 （猪、牛、羊）、水果等祭祖，待拜祭完后在当地即场烹煮肉类进食，即是客家传统习俗的 “食山头” （也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3.58）。以往村民会烹煮数百斤猪肉，但建于山上的炉灶在八十年代被毁， “食山头” 的习俗也取消了，村民于祭祀后改到酒楼进食。现在，村民在拜祭先祖时，只会带备水果。
 

在春秋二祭时，当负责人大叫一声 “拜山” ，子孙们便会自动地到祖坟前排好。辈分高的，会站在前排；辈分低的，自动会站在后面，不用别人指引。而在各人之中辈分最高的会担任司礼，他会用客家话向先祖禀告，祈求先祖保佑。这是香港客家村落极少数仍然会使用客家话的场合。
 

要特别指出的是，三栋屋的宗祠与本地围头人的宗祠或内地的客家宗祠不同，在后殿 （神殿）只会放一块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而不会像本地围村般，在祠堂里为每位先人放置一块神主牌，所以春秋二祭时，三栋屋陈氏只会到各先祖的坟前拜祭，而不会在宗祠祭祖。
 

1898年8月，时任香港政府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兼总登记官 （Registrar-General）的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获授命对英国刚取得的新界地区进行调查，并于其后发表著名的《骆克报告书》（Lockhart’s Report）。根据《骆克报告书》，荃湾的陆上居民大约有3,000人，他们大部分为客家农民，以种植稻米为主。当时荃湾约有大小村庄26条，各村人口由数十至三四百不等。
 

然而，荃湾并非当时新界的人口中心，所以在成为租借地的头十年，荃湾都没有设立警署，直至1911年，荃湾第一座警署才建成，设在三栋屋附近的牛牯墩。警署初期由一名欧籍警长及数名印籍警员掌管，后期才有中国警员。
 

当时的荃湾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一般情况下，治安良好，故这简单的编制尚可应付。不过，由于荃湾位处新界西南边陲，面临海滨，偶有海盗出没，打家劫舍，为保护乡民安全，荃湾乡村的乡绅联合成立全安局（当时荃湾称为 “全湾” ），号召乡中壮硕青年组成更练团，执行治安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排难解纷，并作为政府与乡民之间沟通桥梁。
 

全安局就是今日荃湾乡事委员会的前身，它在二十世纪初的荃湾扮演着重要角色，除维持地区治安秩序外，也负责管理荃湾市集和荃湾天后宫，而全安局的值理亦会在天后宫处理乡中事务，协助村民解决问题。其中较特别的是，全安局设有一个市集公秤，以解决市集中的买卖纠纷。
 

另外，当时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 “约” 的架构，并委任荃湾各条乡村的代表 （村长）组成 “全湾约” 。
 

此外，荃湾也有不少村民到外地谋求发展，和十九世纪的 “卖猪仔” 不同，到海外发展的村民，不少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亦有担任管工等工作，如 “全湾约” 的三栋屋村代表陈秉绪，年轻时亦曾到檀香山担任蔗园管工，后来颇有积蓄，满载而归。回来后，更购置田地，发展实业。估计由于他曾于美国夏威夷工作，略懂英文，有接触外籍人士的经验，故被推举为村代表，与刚接管新界的英殖民地政府接触。
 

其时不少在海外谋生的村民都会汇钱回乡，以协助在家乡的亲人购入更多土地或兴建新房舍。如三栋屋陈氏来港后，即在老屋场（今大窝口）及咸田（今德士古道以西）围海造地，百多年间开拓了不少土地，再加上村的海外汇款，令陈氏拥有的田地陆续增多。至二十世纪初期，在荃湾天后宫、沙咀（今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附近），及今绿杨新村和石围角村附近都有不少三栋屋村民的农地。这些耕地有好坏之分。在天后宫一带的是良田，而咸田一带的田地因为近海的缘故，含盐量较高，故此收成不及天后宫一带的稻田多。

189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虽然，《专条》明言中国官员仍可在九龙寨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却自行遣兵入城并封闭九龙关。自此，九龙寨城无清官驻守，这对乐善堂的打击甚大，不仅堂址被列入新界地区，受香港政府管辖。还因民心浮动，人事复杂，筹钱维持堂务困难，所有善举都被迫暂时中断。
 

乐善堂停办原因，和乐善堂创立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失去了寨城官员的支持和九龙关的撤走。乐善堂筹办初年，有赖城寨官员如彭玉等人大力支持，城寨凋零，顿时失却地区官绅合作的基础。
 

更可惜的是，乐善堂主要收入来自龙津码头，据《续筑龙津木桥记》所记， “乐善堂施济所需……盖借斯地之财，即以济斯地之用，实一举而两善具焉” ，由此可见九龙乐善堂和龙津码头的共生关系。当然，我们已无法得知码头如何收租，或乐善堂如何分配租款作慈善用途，但整体而言，由于码头的开设，原来从事商品交易的九龙街更见繁华。龙津码头为乐善堂提供长期收益，但自英兵于1898年登陆，九龙关撤走，乐善堂遂失去主要的经济支柱。
 

踏入二十世纪，城市的建设，加速了九龙区内商业活动的发展。 1904年，乐善堂重开，但原来四约二十三村等沙田、荃湾、蚝涌团体代表已不见于名单之中，只余下九龙城的附属村落，如像福佬村、西头村、下沙埔村的村代表。乐善堂的经费收入大部分来自九龙城商户同仁的捐助，乐善堂的值理中，亦多属此类经营商铺的街坊。例如 “福昌押区朝鹏、三全杂货店莫腾、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药店刘来福” 等等，均为有名望的街坊代表。
 

这一时期的乐善堂，服务内容也更多元，从赠医扶贫，走到教育事业。 1929年，乐善堂鉴于九龙城失学儿童甚多，遂决定先在乐善堂堂背侧房舍兴办一所女义学。 1930年，再增办一所男义学，于是九龙城贫困的男女学童终有受教的机会。乐善堂自设立教学工作，在筹措经费方面颇感困难，政府只津贴每年港币二百元，乐善堂捉襟见肘可以想见，幸好主事者不放弃教育事业，方能坚持到今。 1935至1939年，乐善堂扩充招收学生名额，在堂内余地增建课室两间，校务转趋蓬勃。
 

1935年，该堂为使社会人士对其加深认识，遂进行革新，并编印特刊，将其沿革及堂务概况公诸社会，以作宣传。 1939年，特刊首次出版，颇收宣传之效。

早期的九龙乐善堂位于九龙寨城东南面，位处九龙大街的一个分支点，是商人经由龙津桥上岸集散的热点之一，该堂是由寨城官员倡助，各区绅民应和而成的慈善机构。自1880年建成祠堂形制以来，即长期以 “善堂” 名义服务社群。
 

从乐善堂的机构名称与工作性质观之，它与晚清以来兴起于中国沿岸城市的慈善机关，诸如广州的广仁善堂，佛山万善堂，汕头同济善堂，江门明善堂，均有相当近似的成立意义。明清时期，中国的善堂事业包含着行善积福的民俗思想，各种善行的功德格条，支持着地方善业的积极开展。乐善堂代表了原来九龙（包括现在九龙半岛及新界）村落的公益组织。它的网络是以九龙城为核心，再与东、西、北等周边地区互相联系，构成九龙附城（即九龙城一带）、蚝涌、荃湾、沙田等四约二十三村的连合组织和活动范围。
 

可以说，当英国统治从香港岛扩及九龙新界，在殖民政府统治尚未稳固前，乐善堂等民间自治互助组织的成立，有助加强中国属土以内乡村互助的角色。事实上，乐善堂的民间自治互助组织角色即使到了1930年仍清晰可见，在该年的冬天召开了 “街坊乡村联合大会” ，出席的来宾曾子襄先生在大会发言，就政府 “禁止樵采柴薪” 一事，希望乐善堂为其出头，设法维持。
 

当然，乐善堂虽仍保留祠堂为族众排解纠纷的乡村司法特点，但是主力已集中在赠医施药，设冢助殓等义举上。我们可从〈九龙乐善堂六十年纪念记〉收录的一首颂中，看到乐善堂的兴办原因：

九龙有城其市古，悬而居者人多苦，
开港以后集工贾，四方来归比乐土，
中有善堂巍栋字，功在济旱泽霖雨。

就是为贫苦者济旱泽霖雨，为有需要的救急扶危，九龙街的商人出钱出力，为贫病者和乡民服务，既有施医赠药、施棺、助殓、恤贫等工作。从1881年的启事碑记看，我们已可见该堂清楚定位服务内容，并杜绝其他商业活动：
“乐善堂房屋，专为收贫苦有病无依之人，以及赠医施药各善事而设，并非地方公所，无论官商街坊人等，不得因事借用，并宴会寄顿什物，凡与善堂无涉之事，概置不理，在事同人，毋得徇情紊乱堂规，以昭慎重，光绪七年（1881）春月吉日，本堂同人公启。 “
 

早期乐善堂最突出的善行，要数1894年的港九鼠疫。其时疫情严重，死伤极多。乐善堂除了于九龙城打铁街堂址设厂施医外，又于钻石山南麓辟地建立临时坟场及义庄寄厝，远至西贡井栏树亦设立义冢。
 

清光绪年间，今九龙城一带的墟市交易十分繁盛，各国商船亦到九龙湾畔贸易，成为货物集散地，更为附近拓展市集，一跃为新安县境内有数之富庶地区。不过，当日九龙城居民多以营商谋利为主，重金钱与物质，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有见及此，一些当地有识之士联同志同道合的官民，他们结合民间信仰，通过修庙、兴学和建堂三个方法来提倡传统道德。
 

修庙方面，九龙寨城副将张玉堂的表现最为突出，他在1859年（咸丰九年）于寨城北角建 “惜字亭” ，教人敬惜字纸，特雇人检纸焚之于亭。又，九龙寨城的天后古庙内，除记有张氏 “墨缘” 二字碑刻外，还有一幅字碑写着： “欲种福四流世泽，须凭心地积阴功。” 提倡 “种福” 、 “积阴功” 等传统思想。城寨官员又积极参与侯王古庙的重修，在《重修侯王古庙碑》记载的善信中，前列者皆为大鹏协、九龙巡政厅等官员名单。除侯王古庙外，他们先后参与修建惜纸亭、天后古庙等活动。
 

其次是兴学，在寨城建成之日，也是兴办龙津义学之时，官员们希望寨城能成兴学之地。 1847年建成的龙津义学门前的对联，写着：

其犹龙乎，卜他年鲤化蛟腾，尽洗蛮烟蛋雨
是知津也，愿从此源寻流溯，平分苏海韩潮

对联寄语学子登科中举，洗去蛮风，追寻学问，追思苏轼、韩愈在南方办学的风采。对联中可见 “龙” 、 “津” 二字相对。当日义学的经费，除了寨城在税收中拨付津贴外，已有九龙街的商户及富室捐输。义学创办之宗旨，纯为鼓励城寨及附近地区的青少年入学求识，发扬中国文化，借以抑制青少年的戾气。
 

义学之外，就是成立地方互助组织，九龙乐善堂就是在这气氛下应运而生。九龙乐善堂把正式成立的年份定在1880年（光绪六年），其时清廷官员彭玉、赖镇边、赵联绶、汤启光及庄广龙等鉴于原堂日久失修，故联名重整，他们认为九龙城之民间组织，虽守望相助，却未能照顾贫苦，所以得到各乡绅代表同意，广事筹划，并于九龙城打铁街三十二号原址重建古式祠堂， 由此可见，1880年乐善堂的重整主要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这也解释了乐善堂为何能从九龙关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九龙乐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总部设于九龙城龙岗道，以 “救灾纾困、赠医施药、兴学育才、安老培幼” 为宗旨，提供医疗、教育、安老和社福等服务，贡献社会。
 

它和九龙的历史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百多年来，乐善堂历经九龙街墟市、九龙寨城、龙津石桥和九龙城税关的盛衰、英国强占新界、启德滨建设、二次世界大战和启德机场扩建等历史大事，考验不断，冲击不竭，甚至到九死一生的处境，幸得历届主事者投入护堂，砥砺前进，既把乐善堂发扬光大，也见证了九龙城百多年来的巨变。
 

乐善堂的成立于哪一年起有三种说法。据《九龙乐善堂百年史实》一书所记，乐善建堂可追溯至更早年份，时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这一年是《南京条约》后一年：

九龙乐善堂之前身，乃汤叔明善长及九龙附城四约、蚝涌六约、沙田九约及荃湾四约等二十三村之乡绅父老，本守望相助之义，于清道光年间（岁次癸卯、西元一八四三），在九龙城区始创之民间组织，考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之悠久历史。其宗旨纯为施医赠药，且便于集议乡事，及为乡民排难解纷，用意至善，备受坊众所拥戴。

另据《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所述，在一封写于1980年12月18日，宝安县人黄建五给时任乐善堂主席李会桃的信中，提到宝安县皇岗村人庄瑶林（字桂珊），为清同治三年（1864）甲子孝廉，曾撰《九龙乐善堂碑文》一篇，黄氏恐珍贵历史湮没，特抄录全文，记曰：

九龙有乐善堂者，则顺天汤君叔明所创始也。当其来司税厂……永媲美于东华医院，至为比肩同事……共切经营。

东华医院建于同治九年（1870），如以乐善堂媲美东华，加上汤叔明来司税厂，似意指九龙城税关（又称税厂）是于1871年设立，则乐善堂也可能建于1870年。
 

第三种说法，是乐善堂旧址内多个光绪六年（1880）的题词，特别是一幅题词记： “大清光绪岁次庚辰（即1880）中秋谷旦，念切痌瘝，倡建：彭玉、赖镇边、诸文标、汪曰润、吴桩祺、马骐、吴文辉、彭炳辉、赵联绶、汤启光、庄广龙，同立。” 倡建者多为九龙寨城官员。现多以1880建堂年份为乐善堂的成立年份。综观乐善堂始起于乡绅商贾扶贫赠药，集议乡事。经寨城官员积极协助，至1880年正式建堂址，此推论不无道理。
 

对乐善堂历史了如指掌的名誉干事长陈仲海先生时指点了笔者迷津：

1930出版的《九龙乐善堂专刊》一书，在〈九龙乐善堂畧历〉一章中，第一句就说清了本堂的创立年份：本堂创自清光绪六年（即1880）庚辰。

清初年间，明朝剩余势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队兵力顽强，为对付郑成功等，清廷采取严苛的迁界策略。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颁布 “迁海令” ，强令沿海四省居民内迁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区，居民被强迫内迁，原本位于九龙城的官富巡检司亦被内迁至南头赤尾村（今深圳市内）。

迁界期间，清廷在沿海军事要地驻兵设守，其时，新安县（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军事政治中心就是 “大鹏协” （位于今深圳大鹏湾），九龙城区因濒临海域，地位重要，故设立 “九龙台” ，作为见贼示警的烽火台。 “九龙台” 是 “大鹏协” 属下一个军事要站，用以瞭望镇守九龙湾一带水路区域，设 “把总” 1名，统领兵丁73名。

嘉庆十五年（1810 年），为加强防御海盗，新安县知县利瓦伊榆将佛堂门炮台移建于 “九龙台” ，可见 “九龙台” 的军事地位渐凌驾于邻近香港各炮台，并在鸦片战争初期，发挥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前，中英两军的冲突点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龙湾附近停泊不少英国船只， “九龙台” 的军事地理更显重要。5 月，林则徐把驻守 “大鹏协” 的水师船调动至 “九龙台” 驻守，并将该地升格为 “九龙寨” ，以防英舰侵扰。9月，英舰攻击 “九龙寨” ， “大鹏协” 参将赖恩爵率领三艘水师船，在 “九龙寨” 的炮火支持下，回击英船，战火持续约十小时，其间英船先被击退，最后退至尖沙咀。在这场海战中， “九龙寨” 立下奇功，协助水师击退英舰，是为中英近代战争史中为数不多的胜仗。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道：

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二名，其受重伤者二名，轻者四名……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这次九龙海战清军死伤不多，而英军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龙战争中，九龙寨的战略军事地位愈显重要。

是次冲突导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清军大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签下首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在鸦片战争期间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毁。此时，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地理更形重要，为加强九龙地区的防卫，两广总督耆英1846年奏请在九龙建立城池驻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龙寨城竣工，因城墙是以石块筑成，故亦写作 “九龙砦城” 。

香港保卫战虽是日本同时向英美发动攻击的战役，但世人研究二战多关注偷袭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战役，而鲜有提及香港保卫战。因为这战在军事上毫无价值，它不是特殊战例，它只是强胜弱败的必然：  

· 是日本 “知可以战” 与英国不知 “不可以战” ；  

· 是日本临场 “识众寡之用” 与英军布阵练兵一错再错；  

· 是日军 “上下同欲” 与英军华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将能与英将刚愎；  
 

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的内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内容。伦理道德基本概念是 “四维” ：礼、义、廉、耻； “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古代家教内容的重中之重，为子孙建立传统的价值观。 

《韩非子‧显学》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 当中的 “墨” ，指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