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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浩如烟海。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加深香港市民与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增进全球华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本院除了在辖下网站提供文化信息之外,亦为其他媒体撰写文章。在这里,大家可以尽览我们为多份报章、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文化的深与广。

关键词: #《三国演义》 #三国时代 #刘备 #曹操 #孙权


“赤壁之战”模拟场景,江苏省南京市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图片提供:上弦月/FOTOE)
 

作者:陈万雄博士
团结香港基金中国文史学术顾问团成员、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香港出版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曾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以及曾经出任印刷媒体专业人员协会委员会成员、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教育)等公职。策划过多套大型出版项目,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上世纪九十年代率先推动和开发电子书、数据库和网络经营。2021年编着一套四册的《三国传真》,除了深入解述三国历史,更结合虚拟现实(VR)及扩增实境(AR)技术,带领读者 “亲身” 进入三国的烽火境地。

“三国”是千年文娱的热点

中国人,甚至是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和人物,应该是”三国”了。这可以用 “家喻户晓”、 “老少咸宜”来形容。不过,绝大部分人所认识的三国故事和人物,主要是来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书在中国,以至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已风行好几百年,这说法并无夸张。除了《三国演义》,中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小说如《楚汉相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岳家军》、《七侠五义》等也曾风行一时。不过,现今已日渐被人遗忘。我们这一代是读这些历史小说长大的,看来亦是这些历史小说最后的书迷世代了。在芸芸传统历史小说中,独是《三国演义》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历久不衰。比之过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图书出版层出不穷,花样百出。随着时代进步,三国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样的媒体呈现。《三国演义》为题的各类文娱产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炽热,成为这三个国家竞争激烈的文化创意资源。 “三国”题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读者最多和最普及的 “千年文娱热点”。影响广泛如此,当然有其理由。


罗贯中编着的《三国演义》
 

除了《三国演义》外,三国时期的历史,相信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最为人喜听乐闻、最为人熟悉的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会问,为甚么《三国演义》与三国时期的历史,会有如此超时代、超国界、超年纪的阅读魅力?

首先,我们要知道,《三国演义》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内容和情节,百分之七十却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三国演义》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基本是根据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所以,不管是喜欢《三国演义》也好,喜欢三国历史也好,让人兴味无穷的是因为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和人物。我们又会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时代。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国历史,让人特别感兴趣?当中有很多原因,就让我们解开这个疑问。

人们常说 “历史如舞台”,形容历史很多事件都是惊心动魄,有如看舞台剧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国历史,有如一出剧力万钧、动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剧。剧情既有激荡悲壮、震撼人心的场面;也有柔情万种,仪态万千的情节。刚柔并济,所以特别引入入胜,特别动人。


古隆中的石牌坊。左右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唐朝杜甫总结诸葛亮一生而传颂千古的两句诗。左右横额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诸葛亮的名句,后世多奉为人生座右铭。(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三国历史虽然不足百年,当时的人口,魏、蜀、吴三国加起来,不到千万人,却属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波澜壮阔的 “大时代”。既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乱世;又是一个文才武略,英才辈出的 “英雄时代”。同时,这样一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乱世,却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医疗科技、农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筑等方面,多有创新,成就卓越,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历史写下了一篇 “乱世华章”。乱世罕能出华章,在中国历史里,属于乱世而能出华章的时代,看来只有春秋战国、三国和近代了。


位于湖北省咸宁赤壁市的赤壁古战场,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遗址。(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现在读三国更有价值和趣味

三国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关读物,多不胜数。大家喜欢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故事性强,场面动人,人物性格鲜明,甚至带给我们很多人生和世态的启示。其实,真实的三国历史,比起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动人,更能体会到历史的真实,让我们从中吸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真实的三国历史,不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涉及到丰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国时期虽然是一个纷乱的战争年代,却是一个重视读书的时代,是一种学习型的社会。这种历史状况,都让我们认识到三国何以说是“乱世的华章”。


三国的楼船。楼船是指有多层甲板和舱房的船,属中国古代的大型战舰。它外观巍峨威武,船上配备许多矛戈和士兵,旗帜飘扬,攻守皆可,就像一座坚固的水上保垒。(图片来自《三国傅真》)
 

现在,我们真有幸。以前,人们只能从文字或者一些插图去认识“三国”,无法像我们现在可以更立体地去认识和贴近三国的历史。现今交通方便发达,可以轻易地到三国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游览,实地体会当地的山川形势,指点江山。亲临其地,吟诵历代文人墨客记史抒怀的名篇,快意情怀。我们亦可透过现代的技术,绘出不同类型的地图,增进我们对历史地理的认识。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地理形势的影响,所以要了解历史,必须认识历史地理。我们又可到当地的博物馆,亲睹各种出土的三国文物,感受三国时期的事事物物。


位于湖北省襄阳市的襄阳古城,是一座三国文化名城。《三国演义》中很多情节都发生在襄阳城。(图片提供:黄金国/FOTOE)
 

对读者的一些进言

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具有跨时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阅读兴味和价值。我从少沉迷《三国演义》,后来研究三国的历史。经几十年的体会,认为在今天,有两种人最应鼓励他们去阅读“三国”,认识“三国”,分别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们阅读后会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长,不仅要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只是知识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须要及早增进人生智慧、培养意志力,开阔视野,强化分析力,学懂人际相处的道理等等。英国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说 “历史会增进人的智慧”,所以,因为历史的真实,通过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立身处世的言行,最能增长青少年的阅历,提升他们的人生智慧,增进他们对世态的理解。“三国”是一个乱世,乱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生,经历千锤百炼,令人生智慧丰富,能洞悉世变。“乱世三国”的历史与人物之所以如此动人,原因正在此。在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小确幸”的心态,容易满足“小确幸”的生活;在乱世,人们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没有相当的智慧和阅历是难于应付,容易为社会、为时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感觉到,现在世界已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这种动荡是来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变化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瞬息万变,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知识不足以应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现在的青少年要培养自己成为能从容面对”大时代”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炼,多阅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容易,要经过多少的风腥血雨,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以我们要珍惜历史,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因为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智慧。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阅历,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亲身经历,能从历史经验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径。正如培根所说,历史让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说,阅读和学习历史,是增长阅历、增加智能的最好途径。

我举两个历史人物为例子,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通过阅读和学习历史,让自己成为“少年英雄”,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西方,刚届二十岁就率领军队推翻东罗马大帝国,建立起庞大、称霸欧亚几百年的鄂图帝国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人物传记、读哲学和文学,从这些阅读中,吸收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人生智慧,装备了超出他年纪和阅历的智慧,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国时代,只有十七岁已经肩负起主持东吴国政,要对抗曹操和刘备两大枭雄的孙权。他曾说:“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意思是因为从少阅读历史等典籍,对日后的管治,获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劝导他的手下吕蒙阅读历史和兵书,终使原来只是一介冲动武夫的吕蒙,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统帅。不仅孙权,三国时代是一个 “英雄出少年” 的时代,这些青年俊彦,大都喜欢阅读和学习,通过阅读和学习,培养出自己超年纪、超阅历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为少年英雄。

另一类要鼓励阅读“三国”的是女性。以前人们总认为,“三国”是男性读物,女性不会喜欢。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会,受了 “男主外,女主内” 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影响。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还要多。经验告诉我们,愈是居于高位的官员和企管,愈需要具备策略思想、战略部署、领导能力、领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奋奋的行政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历来,中外都视之为 “管治的教科书” 的 “三国”,对培养人才,培养领袖实在太管用了。在现今男女平等的社会,如想成为高官高管,发挥自己的才干,就不要再认为“三国”只是男性的读物了。

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小说”中,不管那种年纪都应该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若视《三国演义》只是男性的读物,已不合时宜。有些男性视《红楼梦》只是女性的读物,也是一大误解。因此,亦鼓励男性阅读《红楼梦》,不是要他们去学贾宝玉的多情,终日混迹脂粉丛中,因《红楼梦》是中国一本可挤身世界伟大文学作品前列的书,它是一部刻划世态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世故皆文章。”男性阅读《红楼梦》,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认清世故。换句话说,更能认识宇宙人生!


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的《红楼梦》

 

 

明报 “漫游灿烂古今” 专栏    ★ 最新   


题目:

关键字: #封狼居胥 #霍去病 #汉武帝 #匈奴 #中国历史

明报刊登日期:12/5/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宋代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有一句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此句引用古事,意指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意图北伐建功,却失利而还。 “封狼居胥” 意思是建立显赫功绩,早已成为古代武将的最高追求。这个故事又是怎么一回事?

“封狼居胥” 中的 “封” 意为筑坛祭天, “狼居胥” 则指狼居胥山,即今日蒙古国的肯特山。故事的主角就是汉代名将霍去病。霍去病年少有为,在极短的生命里,建立了大部分后世武将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功勋。他十八岁获任命为剽姚校尉( “剽姚” 意为勇猛劲疾),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因此受汉武帝封冠军侯。二十岁时他升任骠骑将军,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万人,攻抵祁连山,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

二十二岁时,霍去病又参加漠北之战。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 这也就是 “封狼居胥” 的出处。

此次,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领兵五万,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翻越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主力交战,俘虏了匈奴的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共计八十三人。霍去病此战大破匈奴军,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还登上高山以望瀚海。

这一仗,除了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要知道,封禅之礼,也就是在太平盛世时祭祀天地,显示功绩,历来是帝王的特权。而霍去病作为臣子,却得以 “封狼居胥” 、 “禅姑衍” ,若不是得到武帝首肯,是万不敢行此大典。而且在霍去病班师回朝后,武帝再增封其食邑五千八百户,又设置大司马位,让卫青、霍去病同任,共掌军权。两年后,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悲痛不已,准他陪葬茂陵,并将他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表彰他力克匈奴的不朽功勋。足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器重。

作为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 “封狼居胥” 不只代表军事上的极高成就,还暗含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个人理想,即壮志得酬,位极朝堂,获得君上赏识,甚至代行君权。长久以来,这个故事被人津津乐道,就不难理解。

 

关键字: #女性权利 #三从四德 #七出之条 #男尊女卑 #母系社会

明报刊登日期:29/4/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由于有 “三从四德” 、 “七出之条” 等观念,不少人会以为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直处于低位。事实上,和世上各大文明的发展经历相似,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从母系社会起步,再走到父系社会的,女性也不活在暗无天日里。

远古的母系社会,最大大的特点是女尊男卑,女性是社会的权力所在,上古神话故事不乏女性神祗,如女娲、王母娘娘、嫦娥等。在母权时代,男性神祗地位较女性神祗次之。随着社会由母系转为父系,男性地位抬头,女性地位便江河日下,变成男性的附庸,男性神祗比女性神祗亦愈来愈多,甚至有指女性神祗因而变成男性神祗的说法,黄帝就是其中一例。闻一多所写的〈五帝为女性说〉,可说是率先提出五帝为女性的说法,其后有不少学者以《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 、《史记‧天官书》中载: “黄帝,主德,女主象也。” 引证黄帝是女性的言论。

西周以后,父系社会日益巩固,但当时女性仍可自由恋爱,可违抗父母的命令,婚姻当中女方甚至可提出离婚。 《周礼》设有和离之制,即夫妻之间因相处不来可协议离婚,直至唐代,和离制度正式确立,成为唐代的律例。在先秦时期,出现不少女性提出离婚的事件,如晏子的车伕也是由太太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嫌弃丈夫行为举止浅薄。在秦汉以后,同样也有不少由女方提出离婚的事例,如获汉武帝赏识的朱买臣,因在做官前非常贫穷而被妻子离弃,成语 “覆水难收” 就是由这离婚事件而来。

在汉代,法律上对女性也有一定保障,如孕妇入狱,在监狱中可豁免戴刑具。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下诏: “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意思是囚犯年龄在八岁以下,八十岁以上,或有身孕、盲人、侏儒人士,在监狱囚禁时都可豁免戴刑具。

宋代向被视为规范女性的重要转捩点,但法律上同样对女性有所保障,《宋刑统‧户婚律》中有 “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娉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娉财之半。” 在室者是指未结婚的姑姊妹,虽然继承财产方面未能与男性平等分配,但法例上已写明她们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反映女性在家庭中也有一定地位。在明代,犯轻罪的女犯人更可获免监禁之刑,《大明律》载: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

 

关键字: #流觞曲水 #文人雅集 #王羲之 #《兰亭集序》 #《西园雅集图》

明报刊登日期:14/4/2023  


王羲之《兰亭雅序》神龙本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流觞曲水、竹林论道……古人常常 “以文会友” ,雅集相聚,共同嬉游唱和,诗酒风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同时也引来我们无尽的遐想。

在先秦两汉时期,文人聚会往往局限在贵族群体,且以论政、洽公为主,谈不上风雅。能称得上稍有规模的文人雅集,大概以东汉末年邺下文人的出现为开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既是掌权者,也是文坛领袖,所以在他们身边聚集了大量名流学士,其中以 “建安七子” 为代表。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道: “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他们到处游玩赋诗,饮酒奏乐,诗中除了描绘个人生活,也反映社会现实,为集会注入文学气韵,开雅集先河。

魏晋时期,文士们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率意洒脱。说到最著名的文人雅集,莫过于兰亭雅集。时逢三月初三上巳节,以王羲之为代表的42位文士相聚兰亭,举行祓禊之礼,即来到水边洗濯,去除宿垢,有带走身上晦气、祈福的寓意。此外,大家分坐渠边,让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处,谁就一饮而尽,并赋诗一首,此称为 “流觞曲水” ,是东晋文人一大创举。今天的我们光在脑海中想一想这情景,已深感风流雅致之极。更重要的是,在雅集之后,王羲之留下了《兰亭集序》的文学名篇和以此篇写就的、被称为 “天下第一行书” 的书法作品,成为千古佳话。历代文人常常以兰亭之会为雅集的典范, “流觞曲水” 的游戏更是传到日韩,经久不衰。

至宋代,文人集会出现更加多元的活动和形式。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勾画出自己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肇、秦观等名流雅士共聚的情景。图中人或挥毫用墨,或吟诗作赋,或抚琴唱和,或打坐参禅,人人神态动作各异,自得其乐,可见文风盛炽。米芾为此图作记,感叹 “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 。

宋代雅集另一个特点,是在饮酒之外又发展出饮茶之风。宋代流行点茶法,将茶叶末放入茶碗,注入沸水,调成糊状,再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快速搅动,使茶沫上浮,呈现出乳白色的茶汤。这种点茶法还催生出 “斗茶” ,即比较茶的汤花、色泽以及水痕出现早晚。这如同 “流觞曲水” 一般,成为当时文人聚会的游戏方式。

历代文人雅集,离不开文化的凝聚,也离不开风雅的风度,也离不开文学艺术的传世载体。如今回首再看,古人寄情山水,寄意斗酒诗篇,是何等畅快!

 

关键字: #海昏侯 #刘贺 #中国考古 #汉朝

明报刊登日期:31/3/2023  


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印章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2011年,江西南昌发现一座古墓,经过数年发掘、研究,证实墓主是曾登基为西汉皇帝、被废后封为海昏侯的刘贺,故该墓被称为 “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的主墓室保存良好,出土了各类珍贵文物六千多件(套),包括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等,当中的简牍、木牍更收录了许多历史典籍和文献,为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全新的第一手资料。海昏侯刘贺究竟是何许人?既有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又是获得封侯的贵族,为何其封号会有 “昏” 这个令人联想到昏庸和昏君的贬义字?要认识海昏侯墓,必须先从认识刘贺入手。

刘贺曾短暂当上西汉皇帝,但班固在《汉书》中没有为他立 “纪” ,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汉书》的〈宣帝纪〉等章。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五岁即继承昌邑王之位。后汉昭帝驾崩,因没有子嗣,需要在武帝的子孙中选立新君。总揽朝政的大将军霍光立刘贺为帝,刘贺时年约十八九岁,即起程赶往长安,此行本属奔丧,但刘贺沿途寻欢作乐,甚至指使奴仆强抢民女,用衣帐遮住藏匿车上,东窗事发后即佯作不知,将责任推予奴仆。刘贺未入宫,种种 “出位” 行为已令人侧目。

刘贺即位后仍不改劣行, “既至,即位,行淫乱” ,被指自登基起27天内干了1127件坏事,霍光乃请太后(昭帝之后、霍光外孙女)废之。刘贺被废后,原本的封国昌邑也降为山阳郡,连昌邑王也当不得,后来宣帝封他为海昏侯,食邑四千。值得留意的是,海昏是西汉时豫章郡辖下十八县之一,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南昌市新建区北部,故海昏只是地名,与刘贺是否昏君或昏庸无关。刘贺在33岁即撒手人寰。

刘贺是否单纯因为品行有亏而被废?是否真的如史书所说般不堪?一些史家提出质疑,认为由登位到被废仅27天,便做出1127件坏事,即平均不足两小时做一件坏事,实太夸张,《汉书》属汉朝官方立场,所载主要是想强调废黜刘贺及宣帝代之继位是合理正确。一些观点指出,刘贺被废主因是急于与霍光争权,他带同在封国的大批属僚到长安,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以抗衡霍光,结果不单丢了帝位,还牵连二百多名属僚遭处死。宣帝登基初年对霍光言听计从,形同傀儡,待霍光一死,即诛灭霍氏一族,夺回实权,明显是汲取了刘贺速败的前车之鉴。至于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牍,更反映刘贺可能是一个爱书好学之人,而非纯粹的无道无德。

真实的刘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起跌有没有其他隠匿的真相?西汉昭宣时期有没有其他未知史事?这些疑问,有赖各方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海昏侯墓文物,从中寻找答案。

 

关键词: #礼 #孔子 #儒家 #《左传》 #《论语》

明报刊登日期:17/3/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蹂躏,传统文化支离破碎,是一次彻底的礼崩乐坏,其冲击和影响远超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幸经百年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牺牲努力,古老的农耕民族通过革命再生走向现代化,让中国走出复兴之路。然而,今天的中国人也遇到二千多年前孔子遇到的问题——如何以创性的转化,把古礼的精神提炼出来,以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和治理当世?

二千多年前先贤们的思考重点,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强调 “礼之本” 和 “礼之文” 的分别,即本质和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核心,是不变的,后者则随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左传》记载了一次对话: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左传》说明揖让周旋的仪式、礼节,只是仪,不是礼。礼是体现天地之道的法则,所以礼之本是理义,而不是仪节。孔子继承了这个思想,《论语》云: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说明礼乐不只是祭祀与乐舞的外在形式,还应当体现以仁为代表的道德原理。

因此,我们今天要发扬的是礼之本,而不是礼之文,礼之本可适合现代社会的特质颇多,举其要者:1. 礼重视敬让——《左传》: “让,礼之主也。” 2. 重视平等交往——《礼记》: “礼尚往来。” 3. 礼重视更高的文明秩序——《论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 礼重视和谐——《论语》: “礼之用,和为贵。” 5. 礼重视他人——《礼记》: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

如我们更进一步,更能发现 “礼” 的特质和现代生活是并行不悖的:1. 礼是非宗教性的,是人文也入世的——在讲求民族融和宗教自由的现代社会,是更进步的主张,更能减少宗教和文化冲突;2. 礼是社群的,不是个人的——礼自我制约的秩序,是通过习俗、礼节、仪式等养成,可让社群更和谐;3. 礼是王道的,不是霸道的——今天国与国之间仍是丛林法则,大国欺负小国,王道是和谐的国际秩序;4. 礼重是重教化的,不是过度放任的——礼能防止自由主义走向极端。

中国传统的礼,不是过时旧物,更不应因近代积弱而加以否定。反之,礼不但能够因应时代而形式上自行灵活转变,其本质对于当代纷乱多扰的世界,更有匡正重建之作用。

 

关键字: #礼 #孔子 #儒家 #周礼

明报刊登日期:3/3/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中华文明自古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在漫长的文明史里,独特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以礼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多元社会的文化纽带和言行准则,并构成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然而,自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远胜中国,在船坚炮利轰击下,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短期内丧失优势,动摇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时铺天盖地,席卷神州,礼作为传统文化核心,自是首当其冲。五四批判传统文化的重要旗手陈独秀曾言: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是猛烈抨击儒家的 “礼教” ,而其焦点则集中在两点:

1. “礼教” 使社会不平等——如反对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等概念,认为有违人性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
2. “礼教” 使性别不平等——如反对礼教干涉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自由。
 

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将儒家和礼教视为一体,但如果我们诉诸历史,儒家不但不是古礼的拱卫者,反而是史上第一个革新者。

礼在古代有多重含义,礼治、礼法、礼教、礼律等称谓从不同角度标示礼的功能和内容。早在商朝,中华民族就已初步建立了礼仪制度,人们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以示对祖先、天、神的敬意。周代,礼的含义有了新的发展,从宗教祭祀领域扩大到文化教育和政治、道德等领域,一部《周礼》就包括了周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

但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时,孔子反思了周礼,肯定周礼的文化精神和原则,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孔子不是照搬已近乎固化的周礼,而是提出 “仁” 作为补充,以仁释礼: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孟子也认为: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礼成了外在约束,调节个人的安乐与外部有序社会的和谐: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是精神生活的境界;礼是有形的、能见到的,仁是无形的、能感受到的,所有礼都以仁为核心, “克己复礼为仁” ,在先秦儒家的努力下,古礼通过仁得到新生。

今天被视为旧文化代表的儒家,在二千多年前其实是第一个革新周礼,赋予其新生命,并取得成功的学派。及后,礼在中国发展了二千多年,走出不同形态,如礼义、礼仪、礼俗、礼俗、礼制或礼教等。

 

关键字: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香文化 #熏香

明报刊登日期:17/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迹中,除了有陶瓷、茶叶等人人熟知的货物外,还有一种东西长时间占据货品榜单,但如今的我们或许不太熟悉,就是香,或称香料。

中国古代用香的历史非常悠久,其背后的香文化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先民在燃烧木材的过程中,发现飘起袅袅青烟,且有着异常的香气,由此将这类香草香木作为祭祀神明、驱虫避疫的物品。香文化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南方盛产香草香木之地纳入版图中,加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得各种香料传入中原。博山炉、香枕等流传于世的汉代宫廷器具,显示出熏香风气的盛行。 《汉官仪》还记载: “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 即尚书郎向皇帝奏事时,需口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

香文化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家空前富强,对外交往频繁,香料的种类更加多样且细致,厅堂、卧室、文房各处专香专用,佛家、道家亦提倡用香,香球、香盒等器具层出不穷。唐代香文化更是随鉴真东渡至日本,逐渐形成特色的日本 “香道” 。至宋代,香在坊间相当普及,除了熏香以外,人们还会亲手制作香囊、香熏球、香饼等等。南宋《梦梁录》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称为 “四般闲事” 。文人雅士也会呼朋唤友,一同品香咏香。苏轼《翻香令》: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薰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逢山。更将沈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写尽了时人熏香品香之态。正所谓 “红袖添香” ,亦是读书人的雅韵乐事。

明清时期用香风气仍盛,《红楼梦》中就有许多焚香用香场景,麝香、梅花香、百合香、檀香等品种屡见不鲜。但近代,香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及动荡的时局中逐渐没落。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使得人工合成香料、化学香精等能够轻易制造出各种香气,且价格低廉,传统天然香料无奈走向式微。

但传统的香文化却不仅仅是闻闻香味,追求感官之乐而已。静坐室内、宴客会友,香可营造温馨、和谐的气氛。一呼一吸之间,放松情感,心灵和意念获得修持。这些文化意蕴与茶文化非常相似,都有清雅含蓄、淡然幽静的特质。而将品茶、熏香、插花、弈棋等古人热衷的 “闲事” 结合在一起,则创造出一种雅趣精致的审美及生活方式。这也是香及香文化长期盛行,在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中具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关键词: #农历新年 #立春 #癸卯兔年 #二十四节气

明报刊登日期:3/2/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立春,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排首位。今年的癸卯立春,为正月十四,即新历2月4日星期六。

立春这一天,为太阳到达黄经315度之时,一般在新历每年2月3日至5日之间。元代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中国传统以农立国,有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立春既是春天伊始,也就是每年农事之始,故立春在古代深受官民重视。

迎春是古代立春的重要典礼,早见于周代,主要祈求在新的一年丰收。《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立春于汉代益见重要,称为「立春节」或「春节」。《后汉书‧礼仪上》记载了东汉官方对立春劝农之重视:「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富察敦崇着、初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燕京岁时记》云:「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罗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可见直到近世仍见立春之俗。1941年,国民政府为表重农,农林部在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农林行政会议上,定每年立春日为农民节。

或者与传统农耕关系太密切,到了今天,立春似乎日受忽视。然而,和传统华人社会一样,香港社会非常重视「择吉」,即选择在吉利的年份、日子或时辰进行重要活动。例如结婚,「择吉」是必然,而「双春兼闰月」就是最佳的结婚年份。以最近的鸡年为例,是年立春分别为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七即新历2017年2月3日,以及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新历2018年2月4日,加上「闰六月」,令该年成为大旺结婚之年。至于没有立春日之年,南方称「盲年」、北方称「寡妇年」,例如主要时段在2019的己亥猪年、主要时段在2021的辛丑牛年,则不宜结婚。立春左右了婚姻大事的规划,乃至婚礼统筹、婚宴饮食、婚纱拍摄等多个行业的生意,影响力很大。

现时,很多香港人习惯上认为,农历大年初一凌晨零时起,即踏入新的生肖年,故今年兔年是由1月22日凌晨零时开始,电台、电视等主流传媒亦有报道「大年初一凌晨零时兔年BB出世」的新闻。不过,多数命理学家都指出,新的生肖年非始于大年初一,应由立春开始。随着网上的命理信息与日俱增,社会或会日渐倾向立春为新生肖年起始之说。

 

关键词: #农历新年 #天干地支 #癸卯兔年 #十二生肖

明报刊登日期:20/1/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还有两日就是大年初一,在此先祝贺读者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癸卯兔年将至,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是虎去兔来?十二生肖的排序有没有讲究?在说十二生肖前,我们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纪年法,即天干和地支的关系。中国先民根据天象变化,将时间划分为年、月、日、时,并以天支和地支相配合制定历法。天干和地支合称为 “干支” ,天干有十个,从甲到癸:地支有十二个,由子至亥。天干放前,地支放后,排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余此类推地形成六十干支的循环,以作纪年之用。2023年就是癸卯年。

十二生肖从何而来?为何是这十二种动物?这些问题目前为止言人人殊,坊间亦流传不同演绎。在传世文献中,较早提到十二生肖说法的要算东汉哲学家王充。他所撰的《论衡‧物势》: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离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  “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马也。”  “酉、鸡也,卯、兔也。”  “申、猴也。”  “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  “豕” 即猪, “虵” 即蛇。从王充这段文字,可反映东汉时期已有十二生肖之说。

至于十二生肖如何与十二地支相对,是一个不解之谜。先民将十二生肖配上十二地支,得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2023年就是癸卯兔年。至于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怎样配呢?清代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作过解释,如: “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 不过,李长卿的说法没根据,更多是穿凿附会。

先民非常聪明,他们利用十二生肖来便利生活,例如用来记下出生之年,以动物形象加强记忆,远比只记年份的数字来得容易。在南北朝时期,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母亲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说: “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北史‧卷五十七》)这表明当时民间已普遍流行十二生肖纪年法。时至今日,这方法仍大有人用。先民还会用十二生肖来取乳名,例如东晋名将毛宝的儿子,字虎生;同样生于虎年的明朝著名文人唐寅,字伯虎。

送虎迎兔,不少成语和民间习俗都与寅虎与卯兔有关。例如成语 “寅吃卯粮” 意思是指寅年已吃掉了后一年(卯年)粮食,比喻入不敷支的情况。因为寅吃卯粮并非吉祥之意,所以民间又出现 “骑虎兔儿爷” 的习俗,制作兔子骑虎的雕塑,代表卯兔驭寅虎,有卯吃寅粮的 “好彩头” ,临近兔年,香港人借 “吐” 和 “兔” 的读音来玩 “食字” 文字游戏︱到处可见 “兔气扬眉” 挥春和贺岁装饰,既大增过年的欢乐气氛,也为香港的贺年文化增添有趣色彩。

 

关键词: #祭灶 #农历新年 #谢灶 #癸卯兔年

明报刊登日期:6/1/2023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癸卯兔年将至,按照老传统,过年前着手置办年货、扫尘贴字外,祭灶也曾是香港民间颇受重视的习俗,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祭灶活动在港却是日渐式微。

祭灶又被称为小年、谢灶、送灶、灶王节等。根据民间传说,灶王掌管各家灶火饮食,因肩负着保护和监察一家的职责而受到祭拜。东汉郑玄注《礼记‧记法》: “(灶王)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 可见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有的家庭会在灶台或墙上贴灶王神像,有的则供有香炉。到腊月廿三或廿四日,灶王就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人的善恶,以定这家人来年的赏罚祸福。因此,灶王升天对全家可谓意义非凡,于是便衍生出送灶的习俗。

送灶一般在这日黄昏以后,一家人摆桌供奉,向灶王敬香祭拜,贡品多为甜食果品。用甜食是为了让灶王 “口甜” ,上了天庭不要说一家人的坏话,有的地方还会将糖直接抹在灶王像嘴边。之后再把神像揭下来,与纸马、纸钱一同焚化,意味着送灶王升天,亦称 “辞灶” 。直至新年过后,再将新的神像贴上,迎回灶王。送灶一过,各家则进入 “忙年” 的时候,打扫房屋、添新衣、贴挥春,热热闹闹。

祭灶虽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南北各地却有不一样的风俗,最明显的就是日期不同。北方祭灶多在腊月廿三,南方则多在腊月廿四。回顾古人的记载,原本应在腊月廿四,如晋代《风土记》记载: “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谓灶神翌日上天,白一岁事,故先一日祀之。” 南宋词人范成大〈祭灶词〉首句亦言: “古傅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廿三、廿四何时分化,一般认为始于清代。清朝皇室习惯腊月廿三于坤宁宫祀神,故将祭灶合二为一。北方民间亦有 “官三民四船五” 之说,即官方在腊月廿三日祭灶,民间在腊月廿四日,沿海地区的水上人家则在腊月廿五。久而久之,北方民众跟随官方习俗,而南方因远离政治中心,民众至今仍保留腊月廿四日的传统。

祭灶的甜食在各地亦有特色,在北方多用糖瓜(麦芽糖制成的小食)、米糕、八宝饭,在南方则有汤圆、年糕、糖不甩、糖冬瓜等等。有的地方在焚烧灶王像时,还要口念祝词,内容多为祈福之语。有的地方还认为,除了灶王以外,其余众神亦会同时升天,故在神案上会一并祭祀其他神祇,祭品也更为丰富。

无论各地习俗如何,祭灶反映的都是民间祈求平安顺遂、迎祥纳福的美好心愿,以及人们向善去恶的朴素追求。

 

关键词: #冬至 #冬节 #二十四节气 #一阳节

明报刊登日期:22/12/2022  


学校举行的冬至活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俗语云: “冬大过年。” 冬至原本只是中国传统历法中二十四节气之一,但所受的重视却冠于其他二十三节气,围绕冬至的习俗、美食、历史故事等,也特别丰富。

节,指段落;气,即气象物候。节气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迹上的位置划分,并描述了地球因太阳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因地球绕太阳一年转360度,将360度分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即约15天,这就构成了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为适应天时、地利,为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长期农耕生活中,综合了天文与物候、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的方法,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冬至属于第二十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12月22日前后。昼最短、夜最长,是冬至的特点。北宋《太平御览》收录《尚书》的冬至描述及西汉孔安国的注疏: “《尚书》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注曰:日短,冬至日也。” 过了昼最短而夜最长的这一天,就是日渐长而夜渐短。因此,古人视冬至为阴阳交替的时刻,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转盛。唐孔颖达《正义》疏《易经》 “后不省方” 句曰: “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 杜甫诗《小至》亦有 “冬至阳生春又来” 之句。冬至既有 “一阳生” 之象,故也称为 “一阳节” ,象征了冬尽春来。从周代到秦代,人们一直把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直至西汉武帝时制定了新历法太初历,冬至才变成了十一月的节气,不再是新年的起始,但仍然是重要大节。

冬至既代表了阴转衰而阳转盛、隆冬尽而初春来,自然令人感到充满希望、心境欢愉,正如才高八斗的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云: “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 自古以来,不论官民,都会在冬至举行各种祭祀、宴饮等,欢渡佳节。

 

历朝礼典祭天庆祝

据《周礼‧春官宗伯》云: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记载周代会在冬至举行对天、神、人、鬼的各项祭典。《后汉书‧礼仪志》云: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记述东汉官方会在冬至让百官放假休息,收 “安身静体” 之效。另据南朝沈约《宋书》载: “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朝贺,因小会,其仪礼亚于岁朝。” 可见魏晋之世冬至庆典之盛,仅次于新岁。后世历朝对冬至愈益重视,各种庆祝活动有增无减。

古代冬至的官方祭祀仪式中,以 “祭天” 最为重要。《史记‧封禅书》提及: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 古人以天为至大,在冬至敬祭昊天,足见此日之地位超然。周代礼祭完备,天子,即 “上天的儿子” ,称权力授命于天,故冬至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由天子主持的祭天,成为极重要的祭祀仪式。

说到皇帝祭天,自然令人想起北京的天坛。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另建地坛,原天地坛则专事祭天、祈谷和祈雨,并易名天坛。清承明制,继续于天坛祭天。明清两朝,冬至的祭天活动成为朝廷三大节之一。至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祭天的人,则是袁世凯。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是年12月23日,袁世凯穿上原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穿的礼服──十二章纹衮服,亲自到北京天坛主持隆重的冬至祭天仪式。一名美国记者拍摄了整个过程,而这个祭天仪式也被视为袁世凯意图称帝的象征。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在全国声讨之下病死,似乎意味着上天不肯承认其为 “真命天子” 。

袁世凯(左二)在1913年12月23日在北京天坛主持冬至祭天仪式

 

民间团圆佳节

至于民间,对冬至之重视毫不弱于官方。每逢冬至,祭神为民间必有,以酬谢神灵一年来的保佑和祈求来年丰顺。除了祭神,民众在冬至亦会祓禳辟邪,例如有煮赤豆粥以禳疫、将盐藏在荷包和囊袋里以备在冬天储藏物品时防蛊等。同时,冬至是一个 “家” 的节日,每家每户都会在这一天以佳饮美食庆贺团圆。冬至的传统美食,各地有所不同,但大致上离不开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至今不变。除了尽情吃喝,人们亦会拜访亲友、互送礼物。因冬至有冬去春来、送旧迎新之意,故民众每多在当日穿上新衣以应佳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首都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冬至节日气氛: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祝先祖。官放关扑(官方开放当时一种赌博活动),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吴自牧《梦粱录》也记载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冬至盛况: “十一月仲冬,正当小雪、大雪气候。大扯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馈送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礼,加于常节。” “最重此节” 、 “一如年节” 、 “士庶所重” 等句,道尽两宋之世冬至之欢,已跟过年不相上下。宋以后,民间过冬之俗毫无褪色,甚至为如何过冬而烦恼,例如成书于清代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记载了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风俗,当中一首诗提到冬至送礼: “冬至家家讲物仪,近来送去费心机。胸前尽收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 诗中 “近来送去费心机” 一句,和今天香港人重视农历新年却有 “年关难过” 之叹,甚至实行 “避年” ,实有相似之处。

重孝、尊老、敬祖,是中华传统美德,这原来也是冬至的重要内容。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冬至之日,会以 “进酒淆” 的方式, “谒贺君师耆老” 。南北朝时期的冬至,更有拜父、拜母之礼。至于祭祖,更是民间过冬的重头戏。冬至祭祖之日,家人会聚在一起,备办佳肴,祭祀先祖,然后全家聚餐,欢度节日。冬至除了各家祭拜自己直系祖先之外,凡有祖宗祠堂或祖庙的,都要合族举行祭祀典礼,称为 “祭冬” 。有些地方的祭冬会在冬至前十天举行,仪式隆重,祭后设宴招待亲友,为敦亲睦邻之举。

随着时代变迁,皇帝冬至祭天已不复存在,一些民间的冬至习俗如祓禳辟邪的仪式和活动亦已基本失传,但华人社会对冬至的重视程度却从未减退。以香港这个高度发展、西化的城市为例,冬至即使不是法定公众假期,但节日的地位却不输农历新年,而且节日中的家庭观念更获进一步提升。香港人特别强调冬至所象征的家庭团圆、家人幸福,冬至的晚饭,更被视为一年中必和家人同吃的最重要三顿节庆饭之一(另两顿是农历大除夕年夜饭、中秋晚饭),故一般公司都会 “识做” ,在冬至下午提早下班,让员工早一点与家人共叙天伦。

冬至,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累积,也有令人垂涎的美食,但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传统那份千载不变的家庭温馨。

 

关键词: #香港 #三栋屋 #荃湾 #乡事委员会

明报刊登日期:9/12/2022  


荃湾三栋屋博物馆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898年是香港历史重要一年。这一年英国租借新界,遇大埔、元朗等地原居民群起反抗,相对而言,以客家人为主的荃湾多条村落则显得平静得多,背后原因之一和各地经济特性息息相关。

1898年,荃湾的陆上居民大约有三千人,他们大部分为客家农民,以种植稻米为主。当时荃湾约有大小村庄26条,各村人口由数十至三四百不等。对于英人接管,荃湾的村民反应相对温和,没有发生大型抗争,当中的主要原因是荃湾多年来一直与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岛接触频密,商业贸易深受其益,对英国人的统治作风也略有认识。同时,荃湾居民多为小业主及小农民,英国的接管对他们的利害影响相对不大。

提到荃湾的村落,自然不能不提闻名遐迩的三栋屋村。三栋屋陈氏自1781年建村开始,至十九世纪末的百多年间,随着荃湾的环境变迁,村民由初期主要以务农为生,慢慢发展出多元化的生计,从事不同的行业。族谱中便记载了务农、经商、教育、贸易、出洋谋生、行医、制腐竹、制酒等各行各业,这使荃湾比新界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很早已脱离纯农业社会,有利于三栋屋村在这个重大的政治转变中安然过渡。

1898年8月,时任香港政府辅政司兼总登记官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获授命调查英国刚取得的新界地区,并于其后发表著名的《骆克报告书》(The Lockhart Report)。根据《骆克报告书》,三栋屋(报告误写作 “Sam Tung Muk 三东木)的居民人口为400,可见当时三栋屋已是荃湾区很具规模的村落。另外,当时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 “约” 的架构,并委任荃湾各条乡村的代表(村长)组成 “全湾约” (当时荃湾称为 “全湾” ),而首位获委任的三栋屋村代表为陈秉绪。

英治下的荃湾,首要解决的是治安问题。当时荃湾民风淳朴,一般情况下治安良好,但由于荃湾位处新界西南边陲,面临海滨,偶有海盗出没,为保护乡民安全,包括三栋屋村在内的荃湾乡村乡绅联合成立 “全安局” ,号召乡中壮硕青年组成更练团,执行治安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排难解纷,并作为政府与乡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全安局就是今日荃湾乡事委员会的前身。

新界重划后,荃湾与外地的连系增多,三栋屋亦有更多村民到外地谋求发展。但与十九世纪后叶晚清时期的华工不同,他们不是以 “卖猪仔” 的形式到海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而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亦有担任管工等,奋斗多年后便回乡生活;当然亦有部分落地生根,在海外成家立室。

荃湾与三栋屋村,在历史转折中得以 “平稳过渡” ,并在往后有长足发展,相信与当地长期产业多元发展、居民热爱自身乡土的传统民风有关。今天我们到三栋屋博物馆参观,或许也能体会到应对时代巨变的智慧。

 

关键词: #中国食文化 #皇帝 #清朝 #膳底檔

明报刊登日期:25/11/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语亦云: “民以食为天” ,儒家经典《礼记》也说一切礼的起点 “始诸饮食” 。普罗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是九五之尊呢!那皇帝究竟是吃甚么的?用膳有甚么规矩?幸好清朝保留了历代宫廷最丰富、最详尽的饮食数据,可供我们一窥全豹。

首先是哪一个机构负责皇帝饮食?皇家的日常饮食由内务府其下的 “御茶膳房” 负责;光禄寺负责朝廷祭祀及宴会的食物。 “御茶膳房” 下又设御膳房、御茶房、酒醋房、肉库、等。御膳房专责皇帝的膳食,会将皇帝每日的饮食清单、每道菜负责的厨师名字、所用的餐具、用餐地点及时间、用餐过程等记录下来,称为《膳底档》,由雍正时期开始制定直至清亡,现存共有5347份。

其次是皇帝的厨师是哪一类人?御膳房内的厨师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满族人,二是山东人,三是苏浙人。这是因为满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一贯的满族食饮习惯,所以满族厨师不可或缼;而明朝宫廷主要食鲁菜为主,清承明制,在清宫中当然有山东厨师;至于宫中出现苏浙的厨师,主要因为乾隆皇帝爱江南菜,宫中引入苏浙厨师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

其三是皇帝用膳有何规格?按惯例,皇帝、皇后及各妃嫔及皇子公主都有各自的厨师,除非皇帝有旨要求某人陪食,否则通常都是皇帝孤独一人用膳。此外,皇帝是按古人的 “一日两餐” 饮食习惯,只有早膳及晚膳。早膳是辰正(上午8时),晚膳是末正(下午2时)。节庆之日才会有 “一日三餐” ,虽然皇帝平日只得两正餐,但在正餐之外,仍可享用点心及消夜(称 “晚晌” )。

其四是清帝每餐吃些甚么?清帝在吃方面是不可为所欲为,不是想吃甚么就能吃的,清室有一套祖先留下来的膳食制度,一切都有规定。如规定皇帝每日食物份额有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各种蔬菜、牛乳100斤、乳油1斤、玉泉水12罐、茶叶75包等。皇帝每天两餐的菜肴不会重复,甚至相连几天也不会重复。菜肴方面每餐最少有十五六样,多的可达二十四五样,其中热食有八九款、小菜有四五款、其余为米饭、面食和汤菜。据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膳底档》所载,早膳及晚膳各有二十多道菜。

按清宫规定,皇帝可按喜好将吃剩的餸菜赐给后宫及臣子享用,满语称为 “额食” ,后来俗称 “赏额食” 。所以皇帝的菜单上会特别多备 “额食” 的分量,这样既显得皇帝御膳的排场,又能赏赐给后宫及臣子,而能够享用皇帝御赐的佳肴,更是无上的光荣。

 

关键词: #风筝 #纸鸢 #曹雪芹 #墨子

明报刊登日期:11/11/2022  


曹氏传统风筝,沙燕系列——肥燕(四世同堂),表现吉祥喻意的内容。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假日的香港郊外,风筝此起彼落,不说不知,这种貌似简单的民间玩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风筝初名为纸鸢、纸鹞、风鸢, “鹞” 和 “鸢” 都是能长时间在空中展翅飞行的鸟。先秦典籍《韩非子‧外储说》记载: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 墨子以三年时间制作木鸢,但飞了一日就坏了。这种木鸢或许就是最早的风筝。而名副其实的 “纸鸢” 的出现,就要等到纸张普及。南北朝萧梁时期,侯景叛乱,梁武帝被叛军围困于都城建康(今南京),内外断绝。此时有人献计制作纸鸱,将皇帝诏令置于其上,乘风放飞向外求援,但最终不幸被叛军发现射落。这是古代对于纸鸢较为明确的记载,也可见风筝早期曾被用在军事通讯上。

至唐宋年间,放风筝已逐渐成为普遍的娱乐活动。唐代诗人元稹《有鸟》: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描绘了儿童放飞纸鸢的情景。唐代文学家唐荣的《纸鸢赋》描写得更加细致: “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握之中。” 这相当于总结了当时人放风筝的手法和技巧。北宋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就画有儿童放风筝的形象。

说到风筝与古代文人的关系,清代文学家曹雪芹除了有古典小说《红楼梦》传世外,还曾写过一本风筝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全面介绍了关于风筝制作的工艺技巧。书序中说,这本书源于他的一位老朋友于景廉来访,谈话间慨叹家中贫寒,无以为继,而听闻京中 “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 ,已可抵得上他家数月开支。曹雪芹立刻扎了好几个风筝让其带走,过几日友人喜极而告,那三五风筝果然得了不少钱。由此,曹雪芹动笔写就了《南鹞北鸢考工志》,希望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能学到一点手艺,养活自己。至今,北京民间风筝工艺还有曹氏风筝这一流派,就是根据曹雪芹的记载而制作,成品异常精美。

风筝在中国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已不止是民众的玩乐游戏,还寄托了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今天能见到的 “龙凤呈祥” 、 “百鸟朝凤” 、 “连年有鱼” ,甚至是蝙蝠、双喜等图案,远远超出了普通鸟类的形象,均含有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此外还有一种 “放晦气” 的习俗,即把风筝放上天后,剪断丝线,任其飞远,这是认为风筝可以将身上的烦恼病痛全部带走,是为驱邪消灾的一种手段。现代人的生活早已被各种新兴科技游戏所环绕,但选择阳光明媚的一天,与家人朋友一同放飞风筝,迎风拉线,仍不失为一项活络筋骨,亲近自然的趣味玩乐。
 


 

关键字: #科举制度 #北京 #贡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明报刊登日期:28/10/2022  


北京贡院明远楼旧照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社科院昔日为明清贡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当今中国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它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该址在元朝时是礼部所在地,到明朝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改建成贡院,是礼部举行会试的考场。在古代天子门生应试之地上建立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重镇,抚今追昔,文脉不断,传承不迭。
 

宋代王应麟《玉海‧贡举》载: “自崇宁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贡院,贡院之备昉比。” 《玉海‧宫室》亦云: “唐尚书省前一坊,别有礼部南院,即贡院。” 《明史‧选举志》称: “试士之所,谓贡院。” 清代沿用贡院之名,又称棘闱( “棘围” ),俗称考棚。北京贡院是明清两朝全国会试的中心,也是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的考场。明清科举制考生是由童生经县、府、院三试合格后的秀才,秀才经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合格后成为举人,然后再到北京参加会试,获录取的考生最后参加皇帝在紫禁城主持的殿试,考取后便成为进士,开始踏上仕途。
 

北京这所贡院,虽然处于京师之地,但最初内里的设计非常简陋,只以简单的木板及苇席等物料搭建而成,主要原因是当时京城的城垣及紫禁城的修建工程仍未完工、国库财力有限所致。由于这些建造物料很易燃,因此贡院经常发生火灾,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当时正举行会试,因考生都被锁在考棚内,结果造成九十多名考生遭活活烧死。 《明史‧志第五》记载: “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 《万历野获编‧第十五卷》载: “按天顺七年癸未,会试首场,亦遇火,焚死举人九十余人,则试卷尚未成文。” 记载了这场火灾是在会试 “首场” ,即第一场考试当日发生。由于火灾严重,所以很多试卷也被烧毁,因此只能将考试改为当年的八月再考。清代《茶余客话》指烧死的考生,实际人数不止九十多人,而是 “百有十六人” 。
 

直至万历二年(1574年),北京的贡院才以砖瓦建造,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将贡院扩充修建。当时的贡院有大门五间,称为 “龙门” ,具 “鲤跃龙门” 之意。中间三门有横匾,中门题为 “天开文运” 、东门题为 “明经取士” 、西门题为 “为国求贤” 。贡院内设有九千多个考棚(又称号棚),供考生应考之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国军队破坏贡院,第二年的会试只好改在河南举行。其后随着西学日兴,清朝政府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贡院从此停用。
 

明清贡院虽已走下历史舞台,但其原址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贡献国家,明清贡院的人文精神,历经时代变迁,风华续茂。


 

关键词: #开学礼 #入泮礼 #学生 #《礼记》

明报刊登日期:14/10/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代开学 “入泮礼”

学生入学,今有 “开学礼” ,古代则有 “入泮礼” 。入泮(粤音 “判” )礼是古代诸侯国学生入读大学时的礼仪。其后在科举制度下,古代生员(在不同时代,生员有不同身分,如唐代指在太学学习的监生,明清时代指秀才)的入学礼仪,形式当然较现在的 “开学礼” 隆重及复杂得多。
 

周代诸侯的学校前均设有半圆形的水池,名 “泮水” 。《礼记‧王制》载: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即辟雍),诸侯曰頖宫。” 頖,即半,亦作泮,指规模是辟雍的一半。所以,诸侯的学校又称为 “泮宫” 。后世学宫沿袭这制度,称入学为 “入泮” 或 “游泮” 。
 

古代的 “入泮礼” 有甚么仪式?《诗经‧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思乐泮水、薄采其茆。” 意思是指愉快地到泮水,采摘水芹、水藻及水茆,作泮礼当中的祭品。祭品起初以菜蔬为主,所以要在泮池内采集,奉献这种祭品称为 “释菜礼” ,又称 “祭菜” 、 “舍菜” ,是古代学校常行的礼仪。后来认为只以菜蔬来祭奠先哲,并不够隆重,因此出现 “释奠礼” ,即以牲畜酒食来祭祀。在汉唐之后,因独尊儒术,释奠礼便成为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专有名词。
 

《礼记‧学记》亦载: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是周朝最高官阶的专用祭祀礼服。古代的入泮礼首先要学生穿着整齐,仪容端正,王或国公亦要穿皮弁礼服,备祭品,带领学生举行祭祀有道德学问的先哲,以示尊师重道。学生其后要在师长带领下,唱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这三首都是歌颂君臣关系和谐的诗,这表示学生开始要有做官的心理准备,要与君主待之以礼,和谐相处。其后学生要按鼓声取出学习的文具及书籍,使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以及要展示 “夏楚” (即用槄木和荆木制成的体罚用具,亦可称为 “戒尺” ),以维持课堂严肃的秩序。
 

我们从《礼记》里可以看到古代学生入学的礼仪,亦可了解古人对教育的想法。例如: “容体正” ,就是重视仪容;祭祀贤德先哲,就是尊敬师长、追求学问、重视道德;展示戒尺,就是严以律己。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开学礼,是要让学生明白,从整理外表的仪容到追求内在的品德学问,都必须绝对认真,一丝不苟,才能符合求学之道。


 

关键词: #重阳节 #登高 #重九 #疫症

明报刊登日期:30/09/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古代中国,医疗远不如现代发达和普及,瘟疫成为一大威胁,人民遂运用智慧和总结生活经验,以不同方式应对,登高避疫是其中之一。谈到登高避疫,当然不能不提即将到来 “九九” 重阳。
 

东汉桓景登高避疫故事几近家喻户晓,桓景随方士费长房游学多年,有一次费长房警告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将出现灾劫,避疫的方法是事先准备好茱萸绛囊,九月九日一早让家中大大小小系在手臂上,然后出门登高并饮菊花酒。桓景遵照费长房的方法,领着家人于九月九日登高避疫,到太阳下山才返家。回到家中一看,家禽、家畜都暴毙。有关记载见于南朝萧梁时代吴均所著的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这则故事多怪异成分,难有实证,但后世广泛流传,令一般人相信 “九九” 重阳登高避疫始于桓景。
 

事实上, “重阳” 一词历史悠久,出现时间远早于桓景所处的东汉。根据西周《易经》, “九” 为阳数,两九、两阳相重,是为 “重九” 、 “重阳”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远游》中有 “集重阳入帝宫兮” 之句。西汉初年的宫廷已有过重阳的风尚。其后重阳作为节日,在民间承传、演变,除了流传登高避疫的故事外,还加入了祭祖、扫墓等内容。在演变过程中,重阳登高更逐渐成为一种风雅活动,历代文人雅士以重阳为题材的作品甚多,包括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桓景登高虽然只是传说,然而故事中的避疫方式,非无学理根据。地势低的地方,风势较小,容易积聚秽气和传播病毒;高处风较大,空气较清新,病毒较难传播;加上登高是有益身心的运动,自能帮助人体却病。至于茱萸和菊花,古代医书如《本草纲目》等,记载了它们的药用功能。古人登高时,将茱萸带在身上,可防蚊虫叮咬。至于饮菊花茶或菊花酒,则可收清热解毒等效。到了今天,和菊花有关的饮品,尤其菊花茶,仍然被视为有益健康,广受欢迎。
 

无论怎样演变,重阳所带来的登高避疫观念,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式微,反而在华人社会中不断加强,即使在高度发展的香港也不例外。重阳节是香港的法定假期,是日登高和扫墓的市民络绎不绝。近年香港人大举参与登山活动,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全港多处山径人山人海。这一来是因为市民受疫症影响而不得不将离境旅行改为境内郊游,二来是人们认为登高远足有助抗疫和强身健体。上千年的重九登高传统,在现代香港大大发酵,足见传统智慧强韧的生命力。

 

关键词: #杯渡禅师 #佛教 #屯门 #青山寺

明报刊登日期:16/09/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新界屯门的青山和屯门区内的杯渡路、杯渡站,都是因一高人到来而得名。青山古称圣山,圣山之名得于更早期的杯渡山,杯渡就是来自远方异域的高僧──杯渡禅师,关于杯渡有很多奇幻传说,却又真的有迹可寻。
 

与杯渡禅师相关的史料不多,有关其生平最早的记载,见于南朝萧梁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宋京师杯度》: “杯度(同 “渡” )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 元《佛祖历代通载》: “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号焉。” 明《池州府志》和清《九华山志》称他为 “天竺僧” 。东晋、南北朝多有印度僧人来华,故相信杯渡禅师较大可能来自印度。
 

根据各种有限史载,杯渡禅师可能在公元五世纪初,从印度经今日的中亚地区来到中国,最初在冀州(今河北省一带)活动,后来南下,活跃于东晋末至南朝刘宋初。由于他经常乘坐大木杯渡水,因而人称 “杯渡” 。他曾在建康(今南京)居住,之后继续南下,《高僧传》记载杯渡禅师曾向人说: “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 交广,应是当时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
 

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杯渡禅师说要到交广后, “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后人因名曰杯渡山” 。屯门山即现在的青山,杯渡禅师来到香港的屯门青山驻锡,成为青山寺的起源。今日青山寺大雄宝殿背后的杯渡岩,相传就是杯渡禅师最初在青山驻锡的地方,岩内有一尊古朴的杯渡禅师雕像。一般相信,杯渡禅师到青山弘法,是佛教传港之始,故杯渡禅师是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杯渡禅师在香港的足迹,不限于屯门青山。传说他曾由青山走到元朗灵渡山驻锡弘法,遂有灵渡寺。《新安县志》载: “灵渡山在县南三十里,与杯渡山对峙,旧有杯渡井,亦 (杯渡)禅师卓锡处。” 青山寺、灵渡寺、凌云寺(初建于明代宣德年间,距今约六百年),并称 “香港三大古剎” ,是香港三座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和杯渡禅师传说有直接关系的三占其二,皆可追溯至约一千六百年前,是香港的历史和文化瑰宝。
 

杯渡禅师在屯门至元朗的足迹,也可能形成香港其中一条著名远足路线。这条路线,贯串青山寺(又名青山禅院、杯渡寺)、杯渡山(青山)、灵渡山(圆头山)、灵渡寺,故称为 “杯灵双渡” 。杯灵双渡全长十多公里,上落坡幅很大,多处路段崎岖不平,很容易滑倒,身临其境,可以深刻体会当年杯渡禅师艰辛弘法的精神。要走毕杯灵双渡,必须有足够的技术、经验、体力和意志,故这条山径成为香港远足界公认的 “四大考牌路线” 之一(另外三条路线是: “三狗牙连走” 、 “一尖三嘴过四湾” 、 “环湖出嘴探鬼手” )。近年愈来愈多香港人投入登山活动, “杯灵双渡” 已成为许多登山者挑战自我的必游之路。

 

关键词: #中国书法艺术 #王羲之 #《中秋帖》

明报刊登日期:02/09/2022


《中秋帖》局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时近中秋佳节,除了举头赏月,与家人共庆团圆之外,念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外,我也不禁还想到一件有中秋名字文物的曲折故事,这件文物就是《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晋代王献之所书,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书法作品之一。喜欢诗词书画的乾隆皇帝就对这幅作品爱不释手,他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以及《中秋帖》三件作品称为 “三希” ,即三件稀世珍宝。乾隆还将自己位于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书房命名为 “三希堂” ,足见他对此作的珍爱。
 

《中秋帖》共三行二十二个字,全文为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以首二字 “中秋” 得名。因原帖被割裂,所以看起来语焉不详,难以完全释读,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去欣赏书法本身。整幅作品笔意连贯,线条丰润,气势磅礴,晋人洒脱率真的个性一览无余。不过,后世鉴赏家则对作者产生了疑问。从帖本的纸张来看,是用竹料纸书写,但这种纸东晋时尚未出现,约到北宋时才有。从行笔来分析,用来书写的毛笔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非晋代吸水性较差的有心硬笔,字中灵活自如、飘逸圆熟的效果在当时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 “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今人大多推测,这是宋代米芾所临。即使如此,这幅作品亦相当宝贵。
 

说起《中秋帖》的流传过程,与香港还有一段缘分。清朝灭亡后,这幅作品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随着溥仪出宫,《中秋帖》散落于民间,辗转由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死后,转予其子郭昭俊。郭昭俊于1949年去台湾时,将他手上的《中秋帖》与《伯远帖》一同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期限为1951年年底。限期将至,他无力赎回,各方得此消息,都意欲趁此购获。
 

此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留意到这两件国宝将要被出售的消息。他迅速通过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时写信给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很快,周恩来总理亦得知此事,他指示 “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 。为此,徐伯郊力劝郭昭俊,并想方设法从银行取出这两件珍宝。中央亦派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马衡、徐森玉等前往鉴宝,地点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均为真迹无疑,于是以35万元重金购回。这两幅作品终于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物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国家衰败时,大批文物流失海外;国家复兴时,则有愈来愈多的文物如《中秋帖》一般,回归祖国。人有团圆日,希望散落文物亦应有重聚时。

 

关键词: #山西 #面食 #中国食文化 #刀削面

明报刊登日期:19/08/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近日香港美食博览人山人海,各式面食一如以往地获市民争相购买,反映香港人对面食的喜爱。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要角之一,中华大地有不同种类的面食,仅山西一省,已是琳琅满目。
 

据考古印证,山西境内的粮食加工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面食文化于此时开始萌芽。先秦时期,三晋大地就已出现面食。自汉代起,山西面食不论种类还是烹煮方式,都日见丰富。
 

一提到山西面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刀削面,刀削面也确是山西面独一无二的代表,相传刀削面源于元代,蒙古人侵占中原后,曾规定每十户人家共享一把厨刀,人们为了方便,就用薄铁皮代替厨刀,削面条下水烹煮,捞起再浇上卤汁,后来发觉味道甚佳。这种制面手法很快就传遍了三晋大地,经过不断改良,演变成现在的刀削面。 
 

当然,山西既有面食天堂之称,又岂止有刀削面呢?据《山西面食大全》一书,已搜集并整理了890种山西面食。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内陆地区,蔬菜品种少,家庭主妇难有多余条件制作副食,于是在面食的制作手法上加以创新,用五谷杂粮,以拉、抿、擀、压等多种手法,配合制面工具如刀片、抿床、剪刀、筷子、梳子等,制作出让人目不暇接的各式面食:拉面、拨鱼、灌肠、抿尖、猫耳朵、推窝窝等,可谓一面百样。 “百面” 配合浇头、菜码(伴面的时令小菜)和小料(伴面的各式调味),就在面食上衍生出 “百般滋味” 。 
 

山西独特的面食文化,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自然环境方面,山西除汾河两岸外,大多是山区,较为适合种植耐旱的五谷,《山西通志》记载,当地谷属有麦、黍、稷、粱等,豆属有绿、黄、黑、扁、小豆等;加上古代交通不发达,属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饮食文化遂重境内谷物加工、制面食。同时,面食文化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向杂粮种植的方向发展。再者,山西中北部为高寒之地,自然令人偏好温热、方便的饮食方式,面食正切合所需。 
 

人文因素方面,自古山西人好面食,《河东备录》曰: “并(指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带)代(指代州,今山西东北部忻州市代县)人苦于嗜面。” 可见,面食是古时山西一带的家常便饭。现今山西大部分家庭仍以面为主食,也乐于自家做面,特别是农家妇女精于 “一面百做” ,令不同种类的面食在餐桌上跃然起舞。面食不但是山西人的主食,在过年、结婚等喜庆,他们更会捏制面塑以示庆祝,因而很多地方都有 “有馍(面制食品)就有事,有事就有馍” 的说法。百面三晋,着实多姿多采!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地图 #《孙子兵法》 #曹操 #刘备 #孙权

明报刊登日期:05/08/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幼时读《三国演义》,沉迷于 “樯橹灰飞烟灭” 的战争场面,更陶醉于帝王家事、将相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剧。今天读《三国》,更多是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角度,其文化丰、人物活、领域广、层次深,已成国人历史回忆最深刻的基因。
 

这些年,有关三国话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几乎遍及方方面面的领域,已想不到还有哪些题材可供开发。然而,科技的进步却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包括了文物、遗址、古迹、图像、地图、复原图的呈现。所以,我们读《三国》,各种图像尤其地图是不能错过的。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看三国的人多是冲着战争而来,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三国的热爱者却不知道要了解整场战争的缘起和脉络,最重要的不是看文字的陈述而是细读地图。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指出: “历史军事地理又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 早在春秋末年,《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即说到: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研读《孙子兵法》多年后,我对军事地图极感兴趣,从战场的地图可看到军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地理因素对战争活动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战略方针的贯彻、军事装备的应用、战略战术的选择、将帅策略的发挥、后勤补给及军需物资等,是古代军事、地理、天文等科学的交叉应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在地图上下了莫大的工夫,真真正正做到了还原立体视像。今天要领略战争过程和奥秘,实应借助更多3D地图的视角。
 

一系列地图让我们看到吴蜀的攻防策略,魏蜀交锋时魏国布防变化及军事部署,吴魏战争中吴国在长江一线的军政部署和战术策略等。此外,地图上也分析了战争的地域分类、战略枢纽形成原因及地位价值的演变,并从地理形势及军事成败入手论政权得失。例如书中点出一个战略重地是汉中。当年刘邦出汉中袭三秦,开创大汉基业;公孙述据巴蜀,镇汉中,割据一方;张鲁以五斗米教为旨,盘踞汉中地区数十年,成为东汉末年一支不可忽视的割据势力。此后曹操、刘备、鲁肃、周瑜、诸葛亮等都看到了汉中地区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赤壁之战后,汉中地区不仅成为了曹、孙、刘三人焦点,更是魏蜀两国争夺的中心。不阅地图,就无法宏观地了解汉中一地之战略意义及三国之军政形势。
 

当今文本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发现、3D地图的普及、航拍技术的应用、民俗文化的发掘、人文关怀的飞跃,翔实的地名考证、丰富的地理论述,其仔细程度,恍如使人回到三国战场,听到战鼓齐鸣、兵士咆哮,看到战旗飘扬、万马奔腾的情景。
 

关键词: #金庸 #查良镛 #五岳 #泰山 #恒山 #嵩山 #衡山 #华山

明报刊登日期:22/7/2022


泰山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欲吞并华山、泰山、衡山和恒山四派,书中借冲虚之口道: “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隠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 小说中这段记载既是把左冷禅痴人说梦的野心直白地书写出来,同时也把原本相隔千里的五岳概念合而为一,是《笑傲江湖》最关键、最异想天开的情节。

为何说左冷禅痴人说梦?五岳是中国芸芸大山中的五个。以五岳在古代中国版图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左冷禅的国中之国北到山西(恒山)、东及山东(泰山)、南达湖南(衡山)、西至陕西(华山),面积较全盛时期的太平天国还要大!很明显,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欲单凭嵩山一派之力混一五岳,无异是金庸开的天方夜谭。

五岳在地理上,似互无关联,然而五岳概念却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包含了山神崇敬、五行观念、帝王封禅(尤其泰山封禅);五岳也是道教和佛教名山,如道教在华山有华山派、佛教在嵩山有少林寺等。不过,五岳概念,最早非指上述五山,先秦时期只有 “四岳” 之称。四岳观念,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四岳的意思,有指是神,史学家顾颉刚指: “最早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宗族神,是由于他们居地的山岳之神衍成部族祖先神的。” 有指是职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解释: “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 大抵四岳和 “四方” 、 “四海” 等意思接近,非专指某个职位或某座山。当然,先秦一些典籍如《尧典》的记载中,已经把岱宗(泰山)称为 “东岳” 。

至于 “五岳” 名称,早见于《周礼》、《礼记》,但没明指是甚么山。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王朝更替,称秦为水德,周为火德、水胜火,故取而代之,自此 “五” 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数字。《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时申公的说话: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今河南嵩山东部的太室山)、泰山、东莱(今山东大基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此时的五岳皆在黄河流域,和《笑傲江湖》的五岳差距甚远,而且五座山都是黄帝常到之处,神仙之所,足证此时的五岳已是山神崇敬和五行观念并行。由此可见,自秦汉起,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到了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始有 “五岳,东曰岱宗(泰山)、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高山” 之说。从古至今,五岳在中国的思想、政治、宗教,以至多个人文领域,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转变和传承。
 

关键词: #元宵节 #情人节 #上巳节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

明报刊登日期:8/7/2022

货真价实却已逝去的中国情人节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今天流行的观点会把元宵节(也称上元节,即农历正月十五)定为中国情人节,据说是女子到了元宵节才可以出门游乐,成男女相见、恋爱之机。不过,元宵节原是表达人们祈望丰年,男女之情是要到元明戏曲小说才大行其道,这交接了一个真正以表达男女狂欢为主题的古代节日,这个节日正是三月三日上巳节。

“上巳” 可追溯至先秦,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 “上巳” 之意有说是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意;有说 “上” 是 “尚” 、 “巳” 即 “子” ,故意在求子,其真意今不可考。三月的巳日在农历中是不固定的,自魏晋以后,人们为了方便,把日子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此节大盛于魏晋而衰落宋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上巳节的 “游春” 和 “怀春” 关系匪浅。

《韩诗外传》记郑国招魂续魄的习俗,并且认为手持兰草能祛除不祥。《周礼》记: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 即是由女巫举行除灾去邪仪式,大众在河边用香熏草药沐浴。《诗经‧郑风‧溱洧》反映了郑国青年男女在水边踏青幽会的盛况。像这样记三月男女欢聚水边恋爱的诗歌,在《诗经》还有《郑风‧褰裳》、《墉风‧桑中》、《卫风‧淇奥》等,可见这种习俗在先秦是多么流行。《周礼》有另一段记载更为火爆: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就是说阳春三月,万物萌生,须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这在后代就演变为上巳节的祓除与男女会合之事。

入汉以后,巫风日去,官方把上巳视为祈求吉祥的节日,《后汉书》记: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官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灾为大洁。” 魏晋南北朝时上巳节盛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王羲之《兰亭集序》到梁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诗》等专门记上巳游乐的作品看,士大夫们不再停留在 “行浴” 上,更有 “浮卵” 、 “曲水流觞” 等雅兴。唐代的上巳盛况如昔,杜甫《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然而入宋以后,上巳节几乎消失殆尽。记载北宋习俗的《东京梦华录》里没有 “三月三” 条目;记叙南宋都城临安民俗行事的《梦梁录》里,虽在 “三月” 条目中记了 “三月上巳之辰” ,但写的已经不是南宋当代之事,更多是在抒发对古事的追忆之意。

上巳节式微,主因是宋儒规范压制的结果。原本的上巳节带有浓重巫术意味和放纵色彩,这两个来自民间社会的习俗,到了宋代已不容于官方,于是上巳节 “游春” 部分去了清明节, “怀春” 则归入了元宵节。上巳节的盛和衰,既反映了入宋以后的男女之防备加重视,也更见民间风俗走向规范后的暗藏春色。
 

关键词: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 #王旭东博士

明报刊登日期:24/6/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本周初,有缘出席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博士题为《共同守望人类的故宫》的讲座,听王院长娓娓道来,意旨宏大,内容丰富,尤其对即将开放又万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是颇有启发的。

众所周知,在 “四大文明古国” 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成为最古老并且从未中断的文明,仍是风华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宫博物院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宫廷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被誉为 “世界五大宫殿” 之首。 “闻名遐迩紫禁城,华彩琉璃万重门。” 朱墙黄瓦,雄伟壮观;雕栏玉砌,富丽堂皇。无论是古风古韵的人文景观,抑或是 “愿看故宫一场雪,不负岁月不负卿” 的唯美自然,都凝聚无数先人的巧夺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筑之美,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超过186万件珍贵文物,以明清宫廷文物类、古建类及图书类藏品为主,体系完备,质量精良,囊括陶瓷、绘画、法书、铭刻、青铜器、珐琅等诸多类别,精华荟萃,蔚为大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文物,比比皆是,享誉中外,堪称人类艺术的宝库。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王旭东院长提出 “四个故宫” ,即以 “平安故宫” 为基础,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以 “学术故宫” 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价值;以 “数字故宫” 为覆盖,实现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以 “活力故宫” 为创新,让文物 “活起来” ,讲好中国故事。

“四个故宫” 中,我认为 “活力故宫” 的概念对香港故宫启示最大。 “活力故宫” 在于展现故宫及其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让公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以多种载体抵达大众,触动心灵。深厚的历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宫的目标,不应只限于成为旅游打卡点,而更应聚焦于增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人。这需要学校、各大文教机构、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宫博物院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让国宝 “活起来” ,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灵感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亮相央视春晚,大放异彩,特别深受年轻观众青睐。舞蹈通过创新科技,将艺术创作与文物价值融合,尽显新时代下中华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制作和故宫有关的教材,包括工作纸、游戏、展板、影片、教学简报等,打通诸如中文、中史、常识、视艺、音乐、生活与社会、公民等多个科目,在教材上让国宝 “活起来” ,在每一个年青人心中建成 “我们的故宫” ,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风华永茂。
 

关键词: #端午节 #恶月恶日 #糭子

明报刊登日期:10/6/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端午节刚刚过去,但作为今天活动繁多,动静皆宜、老少咸宜、韩国觊觎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 “华丽转身” 颇值一谈。

端午节起源于远古时期先民五月时令的巫术祭祀和吴越地区的图腾崇拜,历史上曾有多个称谓,如 “夏至节” 、 “五月五日” 、 “仲夏端五” 、 “重午节” 等。在古代中国,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 “恶月” 、 “毒月” 、 “凶月” 等,而五月五日,更是 “恶月恶日” ,《风俗通》有说: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故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去毒的习俗。而吃糭子也是一个重要习俗,因糭子以植物叶子包裹,先民选用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错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捞、运输,考古学者在钱塘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 7000至8000 年前的独木舟。而在夏天将临的日子,追逐玩耍、竞渡娱乐,自是必然,《旧唐书‧杜亚传》有记: “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 龙舟竞渡以外,吴越百姓从 “断发文身” 习俗进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丝系臂,以增加祭祀仪式感,故近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是 “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

那为甚么会选五月的第五天呢?这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中 1、3、5、7、9 为阳,我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迭组成,例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停诸节敬献诏》云: “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 “端午” 原来称 “端五” ,是初五之意,晋代周处《风土记》载: “仲夏端五,烹鹜角黍。” 直到唐代才出现 “端午” 一词,唐李匡乂《资暇集》: “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 “端午” 。

今天的 “端午” 多说是纪念屈原,但这是后来历史的 “创造” 。 “端午” 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 “夏至节” ,其时屈原远未出生,最早记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但这一说法在隋代已有异议。杜台卿在《玉烛宝典》认为竞渡是 “夏至节” 的娱乐活动,非为打捞投江的屈原。

今天 “端午” 的诸多活动是历史的集大成,既有为去恶月的糭子,又有庆祝夏至节的龙舟竞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国的悲壮,历史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从畏惧到喜庆的曲折过程。
 

关键词: #香港 #日本 #英华书院 #教科书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

明报刊登日期:27/5/2022  


(照片由英华书院校友会文物档案组提供)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在香港开埠以后,迁到香港办学的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从英国买来一些英文教科书,再根据香港学生的能力、语境、志趣、深浅等作适度的编改,最后通过书院自设的印刷所刊行,这个本来有点无奈之举,却打开了东亚教育现代化的一片天,并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为代表,永垂史册。
 

由英文至中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国教育家贝克(Charles Baker)编写的课本,顾名思义是由200节课组成的渐进知识圈,属入门式的通识书,题材包罗启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学、地理、社会、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布把它编译成一部香港中学教科书,每页上部为英文原文,下部为理雅各布的中文译文,俨然一部 “小百科全书” 。这使该书兼具了知识启蒙、教义增润和学习英语的作用,面世后大受欢迎,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英皇书院等官校也有采用,1859年香港官学更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在日本也流传甚广。1860年,此书传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纯中文翻刻版,这一版删去了每页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译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该书多达十余种版本,主要是作学童启蒙书和英语教科书用。学童启蒙书删除英文部分,从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后的日文版,成了认识西洋新知识的入门书,又是基础的小百科辞典,让日本学生打开眼界,对引进西学具有启导的作用;英语教科书则是理雅各布的中英对译版,由于该书是基础读物,英语浅白易懂,题材活泼有趣,加上中英对照,是日童学习英语的理想选择。该书获日本许多小学采用为为教科书,对日本现代化做出了颇大的贡献,该书也是日本知识阶层主要的知识来源,福泽谕吉和很多启蒙思想家都曾通过该书以学习英语。日本近代学者增田涉曾指出: “此书作为西洋知识入门的启蒙书,或作为英语教科书,对明治初年为我国开发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须给予高度评价。”
 

由日本回中国

此外,理雅各布在翻译《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时创作了不少新语词,如 “陪审” (jury)、 “老人院” (almshouse)、 “公侯院” (house of lords)、 “百姓院” (house of commons)、 “水蒸” (steam)等。日后这些名词流入日本,或为日本新译词替代,后又出口转内销流回中国。这些融入现代汉语词汇的源流演变,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况。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香港在编译、出版、流传等方面担当关键的枢纽角色。

 

关键词: #香港 #中学 #马六甲 #马礼逊 #英华书院

明报刊登日期:13/5/2022  


英华书院在马六甲的校舍图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是创立超过二百年的英华书院(现在的英文名称是Ying Wa College,往昔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鲜为人知的是该书院不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东亚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学。该校在1818年创立于荷兰殖民地马六甲,其创办人马礼逊和首任校长米怜乃基督新教最早来华的两位传教士。他们既是来中国传福音,却为何首选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办学呢? 

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葡萄牙治下的澳门,不久搬往广州“十三行区”。他游居于广州和澳门之间,努力学习汉语,搜集中文书籍,聘请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师兼助手,并开始翻译中文圣经。在翻译和印刷书籍的工作之外,马礼逊一直寻求可持之以恒的传教工作,自抵达澳门那天起,他便参观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圣保禄书院遗址。圣保禄书院是亚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学,由耶稣会士范礼安在1594年创办,随后几个世纪,尤其明清时期,培养了很多欧裔和亚裔天主教传教士。于是,马礼逊兴起了办学念头,教授 “华裔青年英语及基督教道理,及【欧裔】传教士和其他人中国语言及文学”,以培养出华人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英国在华的势力,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葡人政府和澳门天主教。马礼逊于离英赴华时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经北美才能到中国,原因是东印度公司谢绝一切商业以外的活动,所以拒绝他直接乘坐英国船只到亚洲。当马礼逊的中文圣经面世后,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担心其对英在华贸易可能造成之严重损害”,命令广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个困难就是清廷对外国人传教的态度。清廷实施教禁多年,官府严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两广总督曾颁布越加严厉的“防范外夷规条”(即所谓“防夷五事”),使得在华境内公开传教或兴办教会学校越发困难。

广澳两地既办学困难,马礼逊开始留意荷兰殖民地马六甲。马六甲自1511年以来已由欧洲人管治,该市来往南洋和中国的交通更是便利,为欧亚贸易之重要口岸;而当地华人众多并几乎全都聚居在城里,十分有利传教或办学。马礼逊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写到:“【设立】一家在马六甲的机构,以便培训来自欧洲及本地的传教士,为恒河外方的所有国家服务。”同时,马六甲的官员对米怜十分友善,”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进餐”,甚至建议他”负责当地的基督教会众”。这样的接待不仅有异于广澳,也让生活困难的米怜看到希望,最终马礼逊决定在马六甲创办学校,英华书院其后迁来香港,并屹立至今。

 

关键词: #《遐迩贯珍》 #香港 #报章杂志 #英华书院

明报刊登日期:29/4/2022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遐迩贯珍》由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华书院代印,于1853年刊行,英文名为Chinese Serial,”遐迩”一词,即有“远近”之意,其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和科普文章。该刊发行时期不长,只到1856年止,但却创立了多个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闻插图、第一次为文章配上标题、第一次为广告开辟专栏、第一次使用了铅活字印刷。简言之,《遐迩贯珍》极大程度地推进了中文报刊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刊辞说明了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进中西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建议中西方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见授;尔有所闻,无从剖析(原文用“剖皙”)相传。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与外国交道相通,则两获其益。”

此外,1853年创刊号的〈题词〉中也留下这首自勉的诗句:

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
幽深开鸟道,声价重鸡林。
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
吾儒稽域外,莱尔作南针……
 

此诗道出了《遐迩贯珍》可以将远近都联结为一体,庞大浩瀚的辞藻可以贯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将它作为指南针。《遐迩贯珍》内容的重心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文明。创刊号的序言就介绍到它的版面是由报道、喻言、近日杂报等几个部分组成。对西洋文明的介绍,最初以政治、历史以及欧美国家的各项先进制度为中心,后来则主要偏向于介绍西医学、地质地理学、动物学、化学。

至于读者方面,我们可从两方面的数据猜度《遐迩贯珍》的最大读者群。首先,在最后一号的〈遐迩贯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资,盖华民购阅是书,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终属无多。惟赖英花二国同人,启囊乐助。”

可见因为习惯不同,中国人订阅《遐迩贯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撑《遐迩贯珍》办下去的,就是在港在华的英美人士,他们是报纸最大的订阅者。其次,《遐迩贯珍》每一号都附有非常详细的“英文目录”,用英文写出了《遐迩贯珍》的英文名、价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这一“目录”并不是将所有的题目予以翻译,只是选择了一部分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再翻译标题,可见是专为西方人而设。于是,《遐迩贯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报纸。这一做法后来也被许多传教士报刊模仿。

《遐迩贯珍》在各个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历史、地理等知识,客观上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对民智的启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迩贯珍》也影响到当时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开明人士购阅《遐迩贯珍》。
 

关键词: #《孙子兵法》 #先秦诸子 #兵家思想

明报刊登日期:15/4/2022  


《孙子兵法》书影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孙子兵法》家喻户晓,很多从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对其名句琅琅上口,如“水无常形”、“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随着《孙子》成为普遍读物,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孙子是先秦诸子之一、书中只有阴谋诡计,和市井之学《三十六计》混为一谈。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不入诸子流

首先,《孙子》虽然和先秦诸子同代,但却从来不属九流十家一员,可说是“不入流”。先秦诸子多志在宣扬其主张,希望能救春秋战国的”倒悬”之局,故儒家举仁义、墨家尚兼爱、道家倡无为等,但《孙子》却没有一个核心主张,也不以普及救世为目的,它更接近一种方法论。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规则》,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用今天听得懂的说法就是“实事求是”。故两汉收录的书籍,自《七略》到《汉书‧艺文志》都把《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分为一略,以别于诸子略。

写给顶级棈英

其次是《孙子》为谁而写?我们先看看此书的特点。

北宋文豪欧阳修指《孙子》“其言甚有次序”,指其言简意赅,道理深刻,章与章的排列,井井有条。观乎《孙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却又专业等特点,更像是一本武学秘籍。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点:《道德经》字数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孙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万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论语》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经》不同,《孙子》箭不虚发,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重战、慎战和备战思想”、“重计、全胜和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思想”、“重法重道的治军思想”以及“辨证哲学思想”,而支撑这些思想的论述更有十六项之多,以相当简约的文字盛载如此丰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极高的精英读者,实难一点即透。

此外,《孙子》理论颇为空泛,书中充斥着如“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一语,当中的“示、远、近”都没有清楚说明。更甚者,《孙子》专业用语处处,例如“圮地无舍,衢地交和,绝地勿留”、“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两句语,“圮地”、“衢地”、“绝地”是甚么地?“九天”、“九地”又是甚么?这样既空泛又专业,正正是因为读者属军政界精英,无需多言。

由此可见,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国生死的帝皇将相。于是,我们见到文武兼备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创立千秋功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关键词: #《孙子兵法》 #俄乌战争 #慎战 #曹操

明报刊登日期:1/4/2022  


木活字本《孙子兵法》(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持续一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有旷日持久之势,这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兵学奇书《孙子兵法》,这本诞生于约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兵学集大成者,于今读来,深感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并透视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兴盛至今。   

《孙子兵法》提出大量独有的战争见解,举其最重要的,是如何 “慎战”。一本兵书竟然强调 “慎战”的重要,就像宗教书导人走向不信神一样奇特,但《孙子兵法》的 “慎战”是深藏大智的,因为对农业社会而言,千方百计保持稳定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是一场国运的赌博,稍一不慎随时国破族灭,故如能让自己立于 “不败”之地,令别国不敢进攻,比在战场上获得的更多,更能行稳致远。《孙子兵法》不把重点放在如何进攻取胜,而是强调善战故能不战,熟读《孙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话总结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战者是没有显赫功劳的。  

我们在《鹖冠子‧世贤》看到一个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故事。魏文王问扁鹊说: “你们三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明?” 扁鹊说: “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长兄在病没有症状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里人知道他医术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时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气也就在几十家的小村里为人所知。而我必须要等到病入膏肓,再开刀破腹,用药用毒,外敷内服,所以天下闻名。”    

能防患于未然,有大功而无大名的才叫善战。  

围绕着 “慎战” 观,《孙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战术配套,如 “致人而不致于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的摆布)、 “先胜而后求战”(要先创造出取胜的条件,才与敌人交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起仗来百战就不会有危险)、 “以正合,以奇胜”(以主力部队与敌人交战的时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战斗中打乱敌人的部署,是致胜的关键)、 “识众寡之用者胜”(懂得或善于把握兵力的多少而采用不同战法的,就能够取胜)、 “先礼后兵”(先按通常的礼节与对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强硬手段解决)等。  

有趣的是,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 “慎战” 观的文明,而同时,中华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断的广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个舞台,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群雄竞逐,此起彼落,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中国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雄”,曾经的对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独中国是盛衰不息,从未离开过舞台。 

关键词: #农耕文明 #五谷 #中国食文化 #黄粱一梦

明报刊登日期:18/3/2022  


五谷与汉代的食器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与之有关的节庆、用语、风俗、诗歌等,比比皆是,远有《诗经‧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近到北京冬奥委会的二十四节倒数,在云云概念中, “五谷” 是最常见,但又最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早在《论语‧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读书人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那五谷应怎样分?   

 “五谷” 一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指稻、黍、稷、麦、菽,五种常吃的主食。  

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诗经‧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就是描写路边黍和稷生长的样子。稷,俗称小米,又叫黄粱。古人视小米为百谷之长,所以称谷神为 “稷” 。国家也有 “社稷” 之称,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谷神。小米易种植,产量足,煮食简单,长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粮,直到唐代才被小麦超越。唐传奇《枕中记》有 “黄粱一梦” ,讲的是有个举子卢生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但一觉醒来,店家的小米饭还未熟。  

黍,俗称黄米。黄米煮熟后有粘性,无论煮饭、煲粥、作糕、酿酒都别具风味。它易耕种、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颇受先民青睐,但产量有限,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故日后黍退居二线,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有一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他的友人便是用这黄米招待他。  

麦指的是小麦,是后起之秀,起源于西亚,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传入中国,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北方的主食。初期由于小麦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难,种植门坎颇高,故并不普及,《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董仲舒上书: “今关中俗不好种麦。” 但小麦的好处是产量大、成品多,故两汉政府大力推广,改良灌溉种植方式,加上磨面粉的旋转磨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小麦已成了百姓的主粮之一。如今我们常见的馒头、烧饼、面条、饺子皮等各式各样的食品,就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制成的。  

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的主食则是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种植颇考农民功夫,但十分适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环境。2004年,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五粒古稻谷,估计是属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距今一万多年)的栽培稻,证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种水稻的地方。  

菽,则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除可用来进食,更可榨油。西汉《汜胜之书》中有 “豆有膏” 之说,是中国最早记载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农书。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也能用来做出各种豆制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 “五谷” 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农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术、食品的发展史,更是古人物质生活、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香港沦陷 #茅盾 #梁漱溟 #周恩来

明报刊登日期:25/2/2022  


英军投降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右一骑马者为司令酒井隆。(图片提供:FOTOE)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通缉文化精英,同时中共动员在港所有力量,成功组织了一场大营救,把百多名文化界精英从香港撤离,当中包括茅盾、梁漱溟、夏衍等。茅盾称大营救为 “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许鞍华也以大营救为叙事线,拍摄了《明月几时有》,并获得金像奖多个奖项。
 
  八十年过去,大营救的诸多细节仍未广为人所知,如为甚么有这么多文化界精英齐集在1941年的香港?是谁作出大营救的决策?  
 
这批文化精英大都是左翼,思想进步,和中共理念接近。在此之前,他们因逃避战火,大都身处重庆或大西南一带。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深感这批文化精英在国民党控制区不大安全,于是在1941年初安排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其中 “隐蔽精干” 就是把100多位文化精英护送到暂免战火的香港,所以,中共第一次营救是把他们带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第二次逃亡则是香港大营救。这也解释了中共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找出来。著名导演、画家许幸之的回忆也很好证明了这点。在12月9日中午过后,许幸之按照导演蔡楚生电话告知的路线,过海 “来到楚生告诉我的集合地点——香港皇后饭店廖承志的办公室,室内坐满了熟悉的留港文化人,楚生也在座” 。
 
至于大营救的决策过程也是顺着时局变化而转变。12月8日香港战争爆发,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等发电: “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此事请酌办。” 之后,周恩来多次问及香港工作人员的撤出方案,到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营救指示。
 
12月底,廖承志在偶然间得知日军疏散香港居民到内地的情报后,决定借此机会立即撤出香港岛,他们化装成商人到达九龙红磡,仔细研究了游击队在九龙接应以及护送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到游击区的问题。廖承志等一行人混在难民中,从旺角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日军检查岗哨,到达西贡,其后转到游击队惠阳大队部所在地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在那里,廖承志等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行工作,并将营救文化人的情况和计划,拟好电报稿向中央报告。简言之,大营救是中共中央决策,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执行。
 
大营救是在日军严密布防、九死一生的绝境下进行。当时中共在港仍处地下状态,人力物力有限,兵荒马乱下更是捉襟见肘,既要顾及自身人员安全,又要救走大量文化人,而营救涉及多条陆海路线,人多口杂,但最终全数救出,既没有一人暴露,也没有一人牺牲,近乎奇迹。 

 

关键词: #元宵节 #上元节 #张灯结彩 #元夕

明报刊登日期:11/2/2022  


汤圆是元宵节的传统食品(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新春、元宵,日子相近但内容各异,今天趁这两个节日相近的时刻,谈谈元宵这个在古代可和新春各领风骚的节日。 
 
元宵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乐书》说其起源于汉代祀太一之俗,宋以前,元宵节多称 “元夜” 、 “元夕” 、 “上元” ,宋以后的文献则多见 “元宵” 一说。元宵不仅在中国盛行,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隆重的民俗活动,如韩国称为 “元夕节” 。尽管各地的元宵内容差异颇大,但其活动通常是花灯与祭祠(灶神、谷神)并列,故主题都是表达人们对于丰年的祈望。 
 
汉代已有逢正月十五通宵达旦以盛大的灯火祭祀的记载,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也由此形成。隋唐之后,盛大的元宵佳节已是民间寻常,放灯也从一夜增至三夜。到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到明代更进一步,太祖下令元宵放灯十日,从初八开始到十七日才收灯,有 “十夜灯” 之盛况。成祖更明令 “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 十日假期比新春假还长。宣宗承袭惯例,于宣德二年(1427年)颁布诏令: “上元佳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凡有机务重事,封进来闻,在京军民,如故事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 元宵成了官民同乐的盛会。  
 
元宵节灯市活动于宋代定型,大盛于明。宋元宵的游艺活动有猜灯谜、舞蹈、舞狮、 舞龙灯、放烟花等。打灯谜亦称 “射虎” 、 “打灯虎” 等,由宋代文人雅士在元宵节期间创立,方法是张灯并帖谜于灯,供人们游赏时猜度,猜中的扯下写谜语的纸条,领取谜赠。而民间主要娱乐活动除了赏灯,便是 “舞龙” 或称 “耍龙灯” ,由多人持龙灯而舞。宋人曾记载: “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   
 
明代的元宵灯市,更是一个娱乐兼市集的场所,其时的灯市位于在东安门外,做灯的人出尽浑身解数, “灯之名不一,价有值千金者。” 这时四方商人云集,灯市上也有大量奇珍异宝出售,更有杂技表演,热闹非常。此外,灯市也有些游玩设施,如所谓 “黄河九曲灯” ,此灯有三四里长,门径曲折,恍如迷宫,入游者一时三刻无法出来。更有人以108个小杯子盛油作夜灯,遍布各处,点细光,像萤火虫,又如天空上的星光,颇有趣味。夜间有放烟花炮竹,有响炮、起火、三级浪、地老鼠等多达数百种。有些烟花则架高一丈,盒分五层,各处燃放,通宵不尽。此外还有走桥、摸钉以祛百病等习俗。北京正阳、宣武、崇文各门都不关闭,任由百姓出入,通宵达旦,盛况空前。  

 

关键词:#抗疫 #疫症 #瘟疫 #防疫 #医疗

明报刊登日期:28/1/2022  


铜鼓驱疫。古人认为大规模传染的瘟疫是由疫鬼引起,只有把疫鬼赶走才能消除瘟疫。传说疫鬼最害怕铜鼓的声音,每年腊月或者瘟疫爆发时,地方官员就会组织民众在当地敲打铜鼓,驱赶疫鬼。(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   
(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从事历史文化编、写、评、教工作达二十年,擅找历史脉络,好寻古道今照,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疫病肆虐,各国都千方百计抗疫,措施不离加强检测、隔离患者、注射疫苗等。所谓鉴古知今,古代中国又是如何抗疫呢?或者,我们可问得更仔细,祖先最早在甚么时候发现疫病?他们最早怎样看疫病?他们怎样防范疫病?他们的抗疫经验对今天的我们有甚么启示?  
 

最早的记载

近代学者梁漱溟曾说: “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 既是早熟,对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开始,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 “疟疾” 、 “疾年” 等记载。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时期,即离现今3,000多年前已有 “疾年” 的出现和记载。和疫病相近的 “疠” 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 “疫” 的解释是: “民皆疾也。” 已很形象地点出了疫病的可怕在于传染性。  

而从文字的准确度,更可见古人对疫病的重视程度。瘟疫一词,自古沿用至今,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 “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 “瘟” 常与 “疫” 连用,但 “瘟” 的使用范围更广泛,除了表示人的传染病外,也表示牲畜、家禽的传染病,如 “猪瘟” 、 “鸡瘟” 等,例如明代吴又可《瘟疫论.杂气论》: “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巳哉。”  
 

疫病是疠鬼   

在医术远未发展、民智未开的年代,古人多认为疫病是疠鬼在作祟, “疫” 的引申是疫鬼。《释名.释天》: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更直接说 “疫,疠鬼也。” 《周礼.夏官.方相氏》也有详尽驱疫的记载,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 所谓方相氏是古代傩祭 (一种驱鬼巫术仪式)的主持人,原始先民对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着迷惑和畏惧,以为是某种厉鬼作祟。每遇此事,便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吓走疫疠之鬼。据《周礼》所记,方相氏披上熊皮,戴着四只金黄色的眼睛,全身黑衣红裳,一手执戈,一手挥盾,帅领百官,惊吓疫疠之鬼。

防疫在政府  

古代瘟疫流行期间,政府负责防疫工作,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 “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说明早在秦朝就有专门安置麻疯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 “疠所” 。到了汉代,朝廷每每派遣医师为民众治疗及着官员向百姓分发药物,也有地方官员在治下地区救助病患。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发生疫灾,督邮(代表太守传达政令的官员)钟离意独自一人深入疫区,亲自抚恤灾民,筹集分发医药,救助许多百姓,钟离意因而获太守(一个郡的首长)赏识、提拔;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命中谒者(负责传达、通报的官员)巡行致医药;北宋初年大疫,宋太宗将《太平圣惠方》(一本收录多种医方的书)发布各地,并由太医署安排医师在首都救治病人。若疫灾特大而政府又无力救治,往往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动摇政权,例如东汉未年大疫,张角创立太平道的历史,《三国演义》是这样演绎的: “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 很明显如非疫气流行,张角也无从创立太平道,黄巾起事更是不会发生。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 ,这场大疫,政府无力应对,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其中一个因素。 
 

高手在民间  

疫病流行期间,民间往往有医生主动悬壶济世,历代也出现不少抗疫名医,他们不但行医救人,还将所累积的经验、资料著作成书,造福后世, “医圣” 张仲景为其中之一。身处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东汉末年,张仲景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撰述《伤寒杂病论》,此书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医学基础的经典著作。明朝末年的吴又可,曾深入疫区救治病人,并完成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瘟疫论》。吴又可特别留意瘟疫的感染途径和传播方式,在书中提出疫病的成因是天地间存在的一种人眼看不到但可以通过口鼻而入的 “戾气” ,这和现代传染病学的理论相近。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北京大疫,医师吴瑭奋力抢救,名声大振。他着有《温病条例》一书,深入剖析温病和记录很多药方,贡献巨大。 
 

宗教治身心  

宗教尤其佛教,在古代抗疫中担当重要角色。佛教僧人本着慈悲精神,在疫症肆虐期间,会让病患者到寺院,接受医僧治疗。根据一些出土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在秦代已知道要将病人隔离以免传染他人,而历代都有隔离者被弃而无人照顾的情况。唐宋时期,一些佛寺为了收留、照顾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设置了专门的地方,称为 “疠人坊” 。唐初,高僧智岩曾入住疠人坊照顾病人,并为病人讲解佛法,最后更在疠人坊内圆寂。 
 
为妥善处理遗体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北宋出现一种政府与寺院合作、名为 “漏泽园” 的公墓制度,由政府补贴资金,寺院出地并安排人员管理,将无亲属认领或亲属无力安葬的遗体葬在漏泽园内。这种公墓制度获后来各朝沿用。 
 
面对瘟疫,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从未屈服,当中的抗疫经验、著作,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至于全心全意投入抗疫救人的医师、僧人、官员等,所表现的大爱、勇敢和牺牲精神,更值后人敬仰、铭记。 

 

 

文汇报教育版


题目:

关键词: #迁海令 #大鹏协 #九龙台 #九龙寨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九龙寨城

文汇报刊登日期:6/5/2022


九龙寨城公园内的古炮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清初年间,明朝剩余势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队兵力顽强,为对付郑成功等,清廷采取严苛的迁界策略。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颁布 “迁海令” ,强令沿海四省居民内迁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区,居民被强迫内迁,原本位于九龙城的官富巡检司亦被内迁至南头赤尾村(今深圳市内)。

迁界期间,清廷在沿海军事要地驻兵设守,其时,新安县(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军事政治中心就是 “大鹏协” (位于今深圳大鹏湾),九龙城区因濒临海域,地位重要,故设立 “九龙台” ,作为见贼示警的烽火台。 “九龙台” 是 “大鹏协” 属下一个军事要站,用以瞭望镇守九龙湾一带水路区域,设 “把总” 1名,统领兵丁73名。

嘉庆十五年(1810 年),为加强防御海盗,新安县知县利瓦伊榆将佛堂门炮台移建于 “九龙台” ,可见 “九龙台” 的军事地位渐凌驾于邻近香港各炮台,并在鸦片战争初期,发挥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前,中英两军的冲突点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龙湾附近停泊不少英国船只, “九龙台” 的军事地理更显重要。5 月,林则徐把驻守 “大鹏协” 的水师船调动至 “九龙台” 驻守,并将该地升格为 “九龙寨” ,以防英舰侵扰。9月,英舰攻击 “九龙寨” , “大鹏协” 参将赖恩爵率领三艘水师船,在 “九龙寨” 的炮火支持下,回击英船,战火持续约十小时,其间英船先被击退,最后退至尖沙咀。在这场海战中, “九龙寨” 立下奇功,协助水师击退英舰,是为中英近代战争史中为数不多的胜仗。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道:

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二名,其受重伤者二名,轻者四名……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这次九龙海战清军死伤不多,而英军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龙战争中,九龙寨的战略军事地位愈显重要。

是次冲突导致鸦片战争全面爆发,清军大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签下首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在鸦片战争期间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毁。此时,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地理更形重要,为加强九龙地区的防卫,两广总督耆英1846年奏请在九龙建立城池驻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龙寨城竣工,因城墙是以石块筑成,故亦写作 “九龙砦城” 。

  

关键词: #港九大队 #香港保卫战 #香港沦陷 #东江纵队

文汇报刊登日期:21/1/2022


港九大队散发的传单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2013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香港保卫战的史书,用了一个 “开放式” 的书名:《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显而易见,在 “保卫” 前面是没有主语的,因为我们翻阅了大量资料,得出英国对香港采 “不援不降” 的防卫策略,香港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故此,即使英军在香港保卫战中死伤惨重,但他们更多是在 “死地” 的自卫,从过程看,根本谈不上真的 “保卫” 了香港。
 
不过,在我们书写过程中,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却深深吸引了我们,这支部队兵分多路,一方面跟在日本人后面南下,一方面又在日本人来到前搜集英国人的武器,并在英国人撤走后安定了离岛上的生活秩序,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日占时期,这支零散的部队悄悄集结,再分成不同队伍,营救了一大批文化人和外籍人士,并在新界的土地和海域里与日军、土匪周旋,控制了比日军占领更大面积的土地。这支部队通过税站而自给自足,并能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北撤到山东,留下了一篇壮怀激烈的告别香港和新界人民书,并在结尾说: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这支队伍的名字对于今天大部分的港人仍然陌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下称 “港九大队” )  
 
2022是这支队伍成立80周年。  
 
其实早在1941年12月,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已派几支部队挺进新界建立根据地,其中一支在西贡企岭下登陆,第一站是山寮村。游击队进入港九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营救被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以及盟军。其中东线是海路从西贡企岭下上船渡大鹏湾到沙鱼涌。1942年元旦后,游击队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经西贡回恵阳游击区,他们到山寮后下山到达大环,蔡国梁大队长就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再转去企岭下上船。   
 
到1942年2月3 日,港九大队于西贡黄毛应村成立,政委陈达明、大队长蔡国梁、政训室主任黄高阳在该村的教堂召开会议,宣告大队成立。自此,在香港沦陷的暗无天日岁月里,为保卫祖国这片神圣的领土,游击队员浴血奋战,民众为掩护他们视死如归,英烈的鲜血染遍了香江。军民共赴国难,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如1944年秋天一个夜晚,日军围剿前述的黄毛应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禾坪,将男人关进教堂,一些人被绑在教堂的屋架上,下面点着柴枝燃起熊熊烈火,逼他们讲出谁是游击队员。邓福、邓三秀、邓德安、邓戊奎、邓石水等人,被灌水、吊飞机、火烧……惨叫声震撼教堂内外,邓德安被活活烧死,其他人都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日军一无所获。黄毛应人为掩护游击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彪炳史册,千古流芳。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香港沦陷 #香港保卫战

文汇报刊登日期:17/12/2021  


日军占领香港后,接管了银行等重要企业和资产,左图:1941年12月英资麦加利银行被日军占领,日军贴出 “大日本帝国海军占领” 告示;右图:日占后的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与德忌利士街交界,汇丰银行外籍工作人员被押送离开。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自开埠百多年以来,香港一直过着相对承平的日子,虽或偶而发生一些战乱,但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1898年英军进占新界时,曾遭遇到新界以邓氏为首的乡民自发性武装抵抗,双方各有伤亡,但只持续了六天,而且是局限于大埔、林村和上村一带,属于地区性的武装冲突。百多年来,香港发生的真正战争是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军侵港的18天香港保卫战。
 
影响小乏人研究  
 
今年正是香港保卫战八十周年。不过,香港保卫战一直不为二战史研究者重视,它既不是史诗,也没戏剧性,更毫不悲壮。香港保卫战对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均衡影响极少,对推动大国权力板块移动而言微不足道。  
 

香港保卫战虽是日本同时向英美发动攻击的战役,但世人研究二战多关注偷袭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战役,而鲜有提及香港保卫战。因为这战在军事上毫无价值,它不是特殊战例,它只是强胜弱败的必然:  

· 是日本 “知可以战” 与英国不知 “不可以战” ;  

· 是日本临场 “识众寡之用” 与英军布阵练兵一错再错;  

· 是日军 “上下同欲” 与英军华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将能与英将刚愎;  
 

《孙子》五个知胜之道,日本尽得,英军尽失。
 
简言之,在日本决定 “南进” ,英国立下 “不弃不援” 之时起,香港保卫战便没法躲避,而结局也早早写在围墙上。  
 
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关心这场战争呢?  
 
因为,这是在香港土地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战役。同时,香港保卫战也是英国史上首次背起保家卫港的责任,是香港作为其东亚据点军事价值的考验,更是它军事防卫能力的检阅。  
 
最终,英军在18天后战败,香港自始走入三年零八个月的炼狱,但祸兮福所倚,香港保卫战暴露了香港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弱点,英国往后也放弃了重兵驻防香港,只保留象征性军队,不设防的香港成功避开了冷战期间的诸场热战的烽火,使香港能厚积薄发,创造了东方之珠的发展奇迹。这或许,就是香港保卫战对香港的最大贡献,也是最值得书写和分析的地方。  
 

关键词: #屯门 #考古发掘 #香港历史

文汇报刊登日期:26/11/2021  


屯门龙鼓滩(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作者:邱逸(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大屿山白芒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春秋时期的环玦饰物作坊遗址,这是广东沿海从未出现过的大型作坊。遗址内发掘出土大量制作环玦玉器的加工工具,如石锤、锯刀、各种不同粗细的砺石,环玦制品原料、粗坯、毛坯、半制成品、破损器物及少量完整玉器环玦饰物。由此推论春秋时期的香港生产了大量的环玦玉器饰物,这些玉器曾远销到珠江三角洲及更宽广的范围。
 
在东湾及龙鼓滩遗址出土的轮轴机械的轴承及石英环环芯,它具轴承的功能,也能见到香港制玉工艺之先进。但同时期的香港没有出产铜、锡、铅等原料矿物,因此青铜原料由内陆输入香港,而香港则制作大量玉器作货物交换。由此可推论出一条以物易物的贸易线,香港输入原材料,再加工出口玉器,由于有这独一无二的发现,我们也可推论其时的香港是华南重要的玉器制造中心。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香港历史有了详细文献记录,最早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到汉代,因为香港盛产海盐,盐是重要的物资,汉武帝在番禺设盐官,驻南头,并派兵驻守香港地区。汉兵驻在今天的屯门一带,屯是驻兵,门是门户,珠江口的门户。屯门在珠江边上,交通方便,前有大屿山为其屏障,可避风;又有足够的平地和食水,可住上千人,故屯门是汉代香港的中心。在屯门龙鼓滩和扫管笏均出土汉代戳印纹图罐,在扫管笏还出土的半両和五铢钱共一百枚,可见汉代已有士兵和官员驻扎,更可能是官府所在地。  
 
那时的屯门不仅驻兵,也是香港地区的中心地带,重要人物来港都是先来屯门的,地位就像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港岛,孙中山等名人来香港也是只去港岛。南北朝时,来了一个名人杯渡禅师,这可算是香港史上第一位名人。传说杯渡禅师在公元428年南游,住在屯门青山一带。  
 
到了唐代,屯门的大名更在二十四史的正史出现,《新唐书‧地理志》有描述: “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 ,这是香港地名第一次在正史中出现。  
 
这时候的 “团门” 、 “段门” 或 “屯门山” 都是指屯门一带。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相传他从曾于屯门山逗留,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有描述屯门的诗:  
 
峡山达飓风,雷电助推捽。  
乘潮竞扶骨,近岸指一发。  
两岩虽云牢,木石互飞发。  
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  
 
可以说,从汉到唐的一千年间,屯门是香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下次介绍香港早期历史时,我们可用三句话概括:香港有六千多年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是华南重要的制造中心,屯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心区。  

 

关键词: #香港 #教育 #明治维新 #英华书院 #王韬

文汇报刊出日期:24/9/2021  

 

作者:邱逸博士,香港历史博物馆历史教育计划顾问、香港电台历史节目主持人、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文化顾问,近着包括《香港极简史》。 

 

香港是最早发展新式教育的东亚城市,西方书籍和外国知识不断传入,本地出版的报章、杂志以及各种图书亦逐渐蓬勃,促进了广州、上海等城市的文化活动,对邻近国家如琉球、日本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68年,日本结束了数百年的幕府统治,明治天皇开展了全方位改革,香港担当了现代知识传播的角色。
 
1860年代的港岛还是一个小城市,但已荟萃了中英语言皆通的传教士。以黑船来航为例,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从香港出发前,鉴于此前翻译人员不称职,特邀精通英、汉和日语的传教士威廉士(S.W. Williams)任翻译,威廉士带同广东人罗森一起到日本,他们直接参与了日本和美国修订条约的工作,可以说来自香港的翻译参与了日本幕府统治结束,维新开始的故事。  
 
所谓黑船来航,是指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舰队驶入江户湾的事件,由于美军船只被涂上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被日本人称为 “黑船” 。培理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神奈川条约》(《日美和亲条约》)。  
 
在《美利坚人应接之图》中,一个戴着瓜皮帽、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一群外国人中特别显眼,画像旁边写着 “清国人罗森” 。  
 
自国门打开后,最初来港的日人指定要到英华书院,当时的英华书院出版的书刊达到了七十余种,其中对了解西学贡献最多的,要数《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一书。《遐迩贯珍》以中文写成,内容的重心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文明。创刊号的序言就介绍到它的版面是由报道、喻言、近日杂报等几个部分组成。对西洋文明的介绍,最初以政治、历史以及欧美国家的各项先进制度为中心,后来则主要偏向于介绍西医学、地质地理学、动物学、化学。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开明人士购阅《遐迩贯珍》,开拓了日本精英的视野,对民智的启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华书院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马礼逊牧师初办于马六甲,后迁到港。当时的英华书院除了教学外,还设置了印刷所,出版的书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以及英文季刊《印中搜闻》、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和《东西史记和合》、米怜撰写的《全地万国纪略》、新版的《圣经》中文版本、《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理雅各布等传教士们翻译的《中国经籍》等。这些书刊对中西方的相互了解,贡献殊多。  
 
此外,流亡香港的王韬所写的《普法战记》,是第一本以中文撰写的西洋史著作,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日发表论说,后来亦受邀请到日本访问长达四个月。中英双语对照教科书《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也在日本多次重印、改编,还有插图本和日本翻译本等等。  
 
罗布存德(W. Lobscheid)在港编的双语辞书《英华字典》在日本得到极大推崇,对日本词典中译词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英华字典》出版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创立日本银行之际一时想不到英文的Bank译法,于是拿了《英华字典》阅读,看到可以翻译为钱庄、银铺、银行,他采用了银行一词,日本帝国银行就这样成立起来。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列出 “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 一览表,总共有869个词汇。不过,当中的166个词汇是从《英华字典》传入日本的,如再加上《遐迩贯珍》和《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合计有约二百多个词汇在成日语前已在香港的杂志书刊出现了,可从一例看到香港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文汇报 “中国文化研究院” 专栏


题目:

关键词: #《大学》 #孔子 #曾子 #《礼记》

文汇报刊登日期:12/7/2021  


《大学》篇章内的三纲领八条目

 

踏入七月,就是传统升中、升大学发榜的日子!今年因为疫情,文凭试发榜迟了,但相信一众努力的考生,一定可以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提起大学,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时想到《大学》这篇文章!
 
《大学》是一篇写于先秦时代的儒家文章,内容是讲述儒家的治国道理,其中包括有著名的 “三纲领” 、 “八条目” ,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有关《大学》的作者,有说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写。《大学》在汉代被收入《礼记》一书,宋代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成为宋代以后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大学》首篇开宗明义就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是说,大学的道理,就是要培育高尚的品德,然后去教化民众,使自己和整个社会都达到崇高至善的境界。这是先秦儒家对古代大学制度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个解释就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想。
 
之后《大学》的内容就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即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意思是说,一个人通过 “正心诚意” 的修养,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人有道德便能够令家庭和睦;能令家庭和睦就可以团结人民,治理好国家;若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他就有能耐使整个天下都达到至善的境界。 “正心诚意” 的修养过程,后来被称为 “内圣” 之学,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就被称为 “外王” 之学。 “外王” 之学的关键,就是以个人的道德人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
 
从 “明明德” 、 “亲民” 到 “止于至善” ,是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延伸至治理社会的过程。《大学》把这个过程分为八个步骤,前四个步骤是关于个人修养的,即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意思是说,人要在生活实践中,学会处理各种问题,获得正确的知识;有了正确的知识后,向善之心便会真诚,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兴趣就会正确而不偏邪。这里的关键就是正心诚意,人的向善之心,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必须通过生活的锤炼和知识的累积,逐步成为生命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 #环保 #《吕氏春秋》 #《孟子》 #《岳阳楼记》

文汇报刊登日期:28/6/2021  


《吕氏春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环保属现代观念,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能与当下环保挂钩的记载、论述,兹举例如下。 
 
竭泽而渔──《吕氏春秋‧义赏》: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意思是说,把水排尽来捕鱼,怎可能捕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烧毁树林来打猎,怎可能猎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观乎今天,过度捕猎鸟兽和捞捕海产,已使多种动物濒临绝种,不但危害自然生态,也影响了人类自身利益。现时大多数国家都定立了禁猎、限捕等法规,例如中国每年实施南海休渔期,以免竭南海而渔而导致南海无鱼。《吕氏春秋》虽非提倡环保,但其 “竭泽而渔” 的警告,却正好与今日的环保意念相合。
 
牛山濯濯──《孟子‧告子上》: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牛山本来林木秀美,但在不断砍伐、放牧下,终于沦为光秃秃。孟子借牛山由美变秃,比喻人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失其本心。孟子谈牛山,本非叫人保护环境,但却点出过度砍伐、放牧,会令山林无复旧观。今天,保护森林已成国际共识, “牛山濯濯” 一词,在环保上实具警世意义。
 
洞庭吞江──《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收录于《范文正公文集》,是范仲淹的代表作。文中的 “吞长江” ,点出了洞庭湖吸纳江水的地理状况。大湖吞纳来自上游的河水,起了蓄水、调节水势、防止下游泛滥等重要作用。可惜后世围湖造田等破坏生态的举措,令洞庭湖大幅缩小,往日蓄水、防洪等功能也大降。《岳阳楼记》中 “吞长江” 三字的含意,今人当细心体会、汲取教训。
 
和现代环保不谋而合的内容,在其他中华典籍、诗文(如山水诗、游记等)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以求更多启发。

 

关键词: #端午节 #屈原 #粽子 #赛龙舟

文汇报刊登日期:7/6/2021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活动(图片提供:FOTOE)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中国的端午节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由于覆盖地域广阔,演变历史漫长,参与民族及人口众多,故对于节日由来,各地区、各民族、各历史阶段的传说也不尽相同。自秦汉以来,在众多端午传说之中,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有关的,最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习俗,亦与屈原挂钩。屈原高风亮节,身处黑暗现实之中仍坚拒同流合污,又写下《离骚》、《九章》、《天问》、《九歌》这些千古绝唱,学问品格垂范后世。即使端午节最早不是源于屈原,但若说屈原令端午节及其相关文化发扬光大,相信没有人会有足够理由反对。至于说到近代发扬端午文化,就不得不提香港。
 
香港一向号称 “美食天堂” ,各种传统节庆美食应有尽有,作为端午节的象征性食品──粽子,自然必不可少。每年端午节前约一个月,食品生产商、店铺,即纷纷推出粽子来应市。到了端午节正日,自然是 “食粽” 的高潮。而粽子的制作、用料等,也因应时代转变而在传统之中不断创新,例如:传统的,以糯米配鲜肉、咸肉、豆沙、咸蛋黄等;引入外国元素的,加入韩、日等国风味;健康的,因应市民大众日益注重健康饮食,在制作粽子时去肉去糖,改用不易致肥的馅料。香港生产的 “五月粽” ,款多味美,除了受本地食客欢迎,也营销世界各地。香港将粽子结合传统和创新,令端午文化随着这种美食而传扬。
 
要数香港本地的端午盛事,当推龙舟竞渡。每年端午节,香港多处都会举行龙舟竞渡。以2019年为例,端午节当日,大澳、长洲、西贡、赤柱、香港仔、沙田、大埔、屯门,都分别举行龙舟竞渡。近年,随着港人运动意识加强,有更多的企业、团体组成龙舟队参赛。广获好评的2018年港产电影《逆流大叔》,即以几个中年大叔参加公司赞助的龙舟比赛作为励志故事,足见龙舟文化之深入人心。此外,早于1960年代已有居港的外籍人士参与龙舟竞渡。1976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首次举行,此后成为定制,大多在6月端午节后之星期六、日举行,广邀外国龙舟队参加。香港成功地将龙舟竞渡发展成为国际性赛事。
 
香港的端午节,将传统、创新、本地、国际共冶一炉,充分反映香港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上的贡献。

 

关键词: #客栈 #《周礼》 #旅馆 #驿站

文汇报刊登日期:24/5/2021  


山旅驿站(图片提供:FOTOE)

 

在交通和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旅行期间住宿,会入住酒店、民宿。那么在古代,旅客又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
 
古代中国,民众出行,多数在旅馆投宿。旅馆有很多名称,如客舍、客馆、逆旅、宾馆、客栈、旅店、旅舍等。受小说、影视作品影响,今人多称古代中国旅馆为 “客栈” 。中国的旅舍有其发展过程。《周礼》记载距今约三千年前西周时期的 “国野之间” ,每隔十里设 “芦” 、三十里设 “宿” 、五十里设 “市” ,都是供行旅之人歇宿休息之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旅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频繁,诸侯国纷建宾馆以接待外来人员,使旅馆业迅速发展。
 
至汉代,稍具规模的旅馆多设有车场、马厩和寄存货物的栈舍,客人进馆可以停车留宿,并由旅馆人员负责喂饲马匹。在唐代,文化经济发达,中外交往频繁,旅客人数大增,旅馆业更为兴旺,开始出现 “馆” 和 “店” 的分野,前者通常指较大规模的官办旅馆,后者则是民间自办的私人旅店。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宋代旅馆业也呈现繁荣。元代中外交通大盛,在交通要道上广设驿站,供旅客住宿。明朝时,大规模的私营旅店趋向综合性发展,除了食宿外,还增加了艺术表演和其他服务,以吸引旅客。明清时期,商人到其他地方经商,同乡商人每多在异地共同建立会馆,作为同乡联谊、文娱、住宿之用。会馆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一环。
 
旅馆是各方往来停歇之处,自然成为了收发信息、人马聚集交流的场所,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当中侠客故事尤其吸引。比较著名的有:唐代杜光庭所著侠客传奇《虬髯客传》,主角李靖在 “逆旅” 之中认识红拂女、在 “旅舍” 和虬髯客结交;《水浒传》中孙二娘在十字坡开设包子客栈,专卖人肉包子,几乎杀了武松。
 
直接以 “客栈” 命名的影视作品,不能不提1967年的经典武侠电影《龙门客栈》。这部电影深受欢迎,此后数十年,不时有相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出现。影响所及,华人社会的古装影视作品中,供旅客住宿的地方大多称为 “客栈” 。 “客栈” 一词,在文化上已超出旅行投宿的范畴了。

 

关键词: #科举制度 #考试 #进士 #开科取士

文汇报刊登日期:10/5/2021  


清代殿试考场景复原图(图片提供:左冬辰/FOTOE)

 

学而优则仕,古代的读书人假如想进入政府担任公务员,可以有甚么方法呢?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可以通过寒窗苦读,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高中,就能在朝廷出任官职。通过科举制度,朝廷扩大了选拔官员的范围,改变了整体官员的结构,提高了官员的素质,选拔了大批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统治人才。
 
隋朝的进士科被认为是科举制的开端。那么在这之前,皇帝又如何找出效力国家的人才?在科举制实行前,一是依赖血缘关系,世代承袭官职,或是由地方政府官员推荐人才,选出品行或才能良好的人,经中央考核授予官职。可是,社会下层的平民,就难以入仕了。到了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才打破了这种局面。
 
隋开皇年间废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进士科,被视为科举制创建之始,但其考试方法不详。唐朝建立之初,没有在选官制度上创立新制,而朝廷却又急欲求才,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乃沿袭隋代开科取士之制,敕令贡举,此后贡举成为定制,每年举行一次。
 
科举制度由朝廷开设科目,读书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不问家世,不须举荐,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
 
考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明清时期为例,读书人先要在各地参加童试,通过者称秀才,然后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以及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过五关、斩六将后,最终要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经过层层选拔,选出最优秀的人才。科举考试的内容一般以儒家经典为主,也会考察对时政的看法。为了防止考生作弊,通常会要求考生在分隔开的单间中作答,阅卷时会将答卷重新抄录一份,并遮盖考生姓名。
 
科举制度一直推行到清末,因为追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最后在1905年被废除。然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为国家录取了大量人才,并且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也产生很大影响。

 

关键词: #许慎 #《说文解字》 #文字学 #六书

文汇报刊登日期:26/4/2021  


《说文解字》内文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说文解字》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学经典著作。这书的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约生于公元 54 年。他十七岁参加考试,开始官场生涯。由于他博学经典,被人称为 “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认为 “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及今文经。 “古文经” 是指在孔壁中发现用战国文字书写的经典,而 “今文经” 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经典。由于用字及内容有异,导致当时出现 “古今之争” ,而今文经学因不明前人造字的原理,往往误解了古文经的真义。要解决 “古今之争” ,许慎认为首先必须明白文字的形、音、义,因此他搜集大量小篆、古文、籀文的资料,开始编写《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地论述汉字自萌生到东汉前的历史演变。据《说文解字‧后叙》,该书成于 “永元困顿之年” ,即公元100年。此后屡加修订,直到公元121年,许慎大病不起,才派儿子许冲将这书敬献给安帝。公元125年,许慎卒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
 
《说文解字》原书已亡佚,但因广泛流行,宋太宗命徐铉等人校《说文解字》,奉敕雕版流布,后世多依据徐铉校本。徐铉校本的《说文解字》共十五卷,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这书以小篆为主体,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分析字形结构,共收字9353个,重文 1163 个,创立部首分类,共分部首540个。部首的次序是始 “一” 终 “亥” 。解释文字先讲字义,再讲形体构造和读音。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前人研究汉字结构的成果,提出了 “六书” 的理论,影响深远。所谓 “六书” ,即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后二书(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 “六书” 可说是对汉字构形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认识一种文字,是接触一种文化的最佳途径。你对汉字认识有几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多深?有没有如许慎一样,对文字学产生浓厚兴趣呢?

 

关键词: #四书 #五经 #孔子 #儒家思想 #孟子

文汇报刊登日期:12/4/2021  


四书经文《论语》卷六

 

谈到古代学子学习的内容,相信很多人脑袋里第一时间会跳出一个词── “四书五经” 。的确,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南宋以后成为读书人必读的典籍,影响巨大。
 
四书五经是 “四书” 和 “五经” 的合称,但这两个名称并不是同一时间确立。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最早指《仪礼》)、《易经》、《春秋经》,原本再加上《乐经》,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先秦典籍,后来《乐经》亡佚了, “五经” 之名便固定下来。到了南宋,大儒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它们作注,从此 “四书” 之名亦广为流传。
 
四书五经的内容包罗万有,可以从中一窥古代哲学、礼制、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至今仍可作为金玉良言。《尚书》主要记载上古先王的诰谕和事迹,其中也不乏 “玩物丧志” 、 “满招损,谦受益” 等耳熟能详的警句。《易经》则在卜筮的卦象和卦辞中引出朴素的人生哲理,如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强调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以多问来明辨是非,以宽容待人,以仁心行事。另外如 “自强不息” 、 “厚德载物” 等语句已是人们常用的座右铭。
 
四书对于人生追求与理想的阐释更加俯仰皆是。《论语》、《孟子》谈及先秦儒家以 “仁” 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强调 “爱人” 以及 “人性本善” ,所以人人都需竭力求善。《大学》从教育出发,提出 “明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 三项纲领,也就是彰显高尚的品德、教化人民,并使之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要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想相统一。《中庸》认为,将喜怒哀乐之情藏在心里叫做 “中” ,感情发出来且能够和谐合度,就叫做 “和” 。中庸实际上就是 “中和” ,很接近我们平常所说的通情达理,不偏激不过分。这不是主张遇事柔弱,而是说以平和中正的态度,做好分内事,默默坚持正道。
 
四书五经迄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若读者有兴趣,不妨翻开书本,定能有所获益。

 

关键词: #家教 #《三字经》 #家训 #家规 

文汇报刊登日期:22/3/2021  


福州幼儿园萌娃穿汉服诵《三字经》迎新年

 

中国著名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写有: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古代的家教道德思想不但包括家庭伦理,更涵盖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各方面。家庭教育由家教、家训、家规三方面组成。
 
家教,是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例如教授感恩、尊重别人、基本的规矩等。家教的重点在于道德、礼节方面。家训是家教的宗旨大纲,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养性,建功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家规,又称家范、家仪、宗规、世范,是家族直接定出家规条款,要求家庭成员共同遵守,违者受罚。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常說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在家庭中建立一些规则是很重要的。
 
在传世的多本家训当中,除了著名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清朝曾国藩的《家书》之外,唐太宗的《诫皇属》亦非常著名。唐太宗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在《诫皇属》里写有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身为帝王的唐太宗,也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不讥笑别人的短处,亦不因自己的强大而妄自尊大。
 
中国古代家教着重传承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礼仪,经过漫长的演进,逐渐形成以 “六艺” 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六艺” 是指礼、乐、书、数、射、御。礼、乐、书、数为文育;射、御为武育。礼、乐侧重德育,兼含美育;书、数侧重智育;射、御关乎体育。在 “六艺” 教育中, “礼乐” 处于中心地位。
 

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的内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内容。伦理道德基本概念是 “四维” :礼、义、廉、耻; “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古代家教内容的重中之重,为子孙建立传统的价值观。 

 

关键词: #妇女节 #三从四德 #女权运动 #女儿节

文汇报刊登日期:8/3/2021  


捣练图,张萱。此图是盛唐一幅重要的风俗画。画面表现宫中宫女加工绢丝的场面。(图片提供:文化传播/FOTOE)

 

今天是 “三八妇女节” ,这节日源自美国并已有百多年历史,主要是纪念女权运动,以赞扬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贡献及成就。在中国,古代已有为妇女而设的节日,如明代刘侗及于奕正合着的《帝京景物略》记载: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 ; “九月九日, ……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 现今我们只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但在古时,这些节日亦是女儿节。待字闰中的闰女在这些日子会装扮得漂漂亮亮,已出嫁的女儿亦可回娘家探望,娘家会准备糕点,一家人共享天伦。
 
中国古代的女性一直受儒家思想礼教所规范,言行举止都有一定限制,要求 “三从四德” 。 “三从” 是指 “未嫁从父” 、 “既嫁从夫” 、 “父死从子” ,当中的 “从” 包含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四德” 是指 “妇德” 、 “妇言” 、 “妇容” 、 “妇功” 。 “四德” 初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教导后宫妇女 “阴礼” (妇女遵守的礼仪)和 “妇职” (妇女担负的职责)。其后在东汉班昭所撰的著名女训著作《女诫》中,写有: “妇言、妇德、妇容、妇功,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妇德” 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东汉儒学家郑玄所说的 “贞顺” 是 “妇德” 的核心。坚守节操,对丈夫忠诚,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妇言” 是礼教对妇女言辞方面的规定,言语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郑玄认为 “妇言” 则指 “辞令” ,即指善于应对,说话得体。 “妇容” 是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的特殊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即主张重视妻妇的品德多于美色。 “妇功” 指妇女从事的工作,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 “妇功” 主要以维持生活衣食所需的采桑养蚕、织作、负责烹饪等事。
 
时至今日,社会追求性别平等, “三从四德” 的标准已有所改变,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在古代出现的女训,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元宵节 #中国传统节庆 #花灯 #上元节 

文汇报刊登日期:22/2/2021  


非常热闹元宵灯会(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这是明朝著名才子唐寅(字伯虎)所写的《元宵》诗。诗中描述了元宵节的情景,月色、彩灯、春游的村女、开怀的笑面等,好不热闹。从古人这些文学作品或画作之中,可为我们细味元宵节的文化,提供参考。
 
元宵节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 “元” 指月亮正圆,一年之中有所谓 “三元” ──正月十五称为 “上元” ,七月十五称为 “中元” ,十月十五称为 “下元” ,故元宵节亦称为 “上元节” ; “宵” 即夜也,所以元宵亦有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的意思,因此亦称为 “元夕节” 。
 
元宵节的来源,有说是汉武帝因久病不愈,求助于主宰人间的风雨、饥馑和瘟疫的太乙神,其后竟奇迹治愈,乃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开始建太乙祠坛祭祀,每逢正月十五通宵达旦以盛大的灯火祭祀,从此便形成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另一说是东汉明帝笃信佛教,于上元夜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命全国上下一律挂灯,遂相沿成俗。
 
隋唐之后,上元夜放灯的习俗已流传甚广,并演变成民间盛大的元宵佳节。张灯时间也从一夜增至三夜。唐朝韦述所著的《西都杂记》: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 金吾是古代官名,执掌京城卫戍。意思是指原本实施的夜禁,在元宵及前后各一日,获得官府取消,市民可终夜观灯。刘肃《大唐新语》亦载: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 到北宋时,放灯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明朝官府发布节假日十天的规定,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灯节。
 
夜游已成为元宵的习俗之一,除了是为观灯,亦是为了驱病除灾。民间有句俗语: “元宵走一走,病灾远远溜。” 古时妇女三步不出闰门,据说在元宵节时,妇女穿着盛装,成羣结队走出家门,直到夜半才归家,可治病强身,抖去晦气,祈免灾咎等,所以又叫 “走百病” 。
 
今年的元宵节,因疫情关系,很多彩灯会都取消了,元宵赏灯夜游的习俗未能实行,大家不可联袂闹元宵呀!
 

关键词: #立春 #中国传统节庆 #二十四节气 #以农立国 

文汇报刊登日期:1/2/2021  


“立春” ,四川省华蓥市明月镇竹河村的农民在田间 “犁春牛” ,盼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话,这是和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农业的缘故,纵使古时候的农民记不准日期和时间,但对二十四节气却了如指掌,这是由于节气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为适应 “天时” 、 “地利” ,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综合了天文与物候、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的。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通常在阳历2月3日、4日或5日到来。《史记.天官书》里提到 “立春日,四时之始也” ,表示立春正是一年之始,也是春天的开始。从古人对节气最早的命名,如《尚书》记载的 “日中” 、 “宵中” 等,可知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太阳有密切关系。 “节” 的意思是段落, “气” 是指气象物候。节气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迹上的位置划分的,并描述了地球因太阳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因地球绕日一年转360度,将360度分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即约15天,这就构成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的专名,均含有气候变化、物候特点和农作物生长情况等意义。
 
2021年是农历辛丑年,农历中地支逢 “丑” 的年份是为牛年。按照十二生肖排序中的动物习性说,农家人一般会在丑时起身喂牛,所以牛与丑配属。牛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牛更被赋予了吉祥、力量、勤劳、踏实、奉献、财富等丰富的象征意义。今年中国邮政发行的2021年辛丑年特种邮票,就分别命名为 “奋发图强” 和 “牛年大吉” 。其中 “奋发图强” 邮票,描绘了一只雄壮有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形象。公牛四蹄扬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达出不畏艰险、砥砺前行、努力奋斗的寓意;而 “牛年大吉” 邮票,通过大牛与小牛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传递了家庭兴旺和谐、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
 
际此疫情仍未平息,经济前景仍未明朗的时刻,今年的立春更有特别的意义-衷心祝愿今年香港和国家都可以像雄牛一样奋发图强、诸事大吉!疫情早日结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关键词: #厚德载物 #《周易》 #环保 #自然 #杏林春暖

文汇报刊登日期:18/1/2021  


中国人重视爱护万物,和谐共容。(图片提供:视觉中觉)

 

“厚德载物” 出自《周易》,原文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即大地以其广厚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有才能的人亦应效法,以深厚仁慈的态度来爱护万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重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容;历朝历代不论是王朝政府还是民间乡里都会颁布有关生态环保的法令,制定保护自然的各种乡约和戒律。
 
例如《秦律》就规定:春二月不准入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鸟卵和幼鸟。唐代《杂律》亦规定: “非时烧四野者笞五十,至山林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刑罚远较现今香港的法律还要严厉!道教的戒律中亦有规定: “不得惊吓鸟兽” 、 “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 “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 等。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这种精神实际上来自古人将内在的美德,转化到对待天地万物之中。我们既要做好自己的本份,修身养性,亦要以同样的精神对待身外之物。除了律例的规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重视爱护环境、善待动物。例如三国时候,有一位精于医术的人名叫董奉,他隐居庐山后,为人治病不取报酬。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经他治好的重病患者,要栽五株杏树,病轻的,则栽一株。许多年后,他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病人,种下的杏树达到了十万多株,郁然成林。他还在杏林中设立仓库,有人想买杏时,可将縠物放在仓中,然后去取相同价值的杏子。他每年把卖杏换来的粮食,全部用来赈救贫困的人和旅费不够的游客。后世每以 “杏林春暖” 称誉他的崇高人品。
 
最近天气寒冷,不时可以在社交媒体中见到有人提醒,遇到有流浪猫到停车场中停泊的车下取暖,不要驱赶牠们,开车前也要留意牠们是否在车下。还有更多人关心在寒冬下,长者和流落街头上的人的生活情况。这种种温柔的关心和提醒,对有需要的人和动物的关心,正正是 “厚德载物” 的表现。
 

关键词: #诚信 #《论语》 #韩非子 #一诺千金 

文汇报刊登日期:4/1/2021  


诚信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美德之一(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听过一则叫 “狼来了” 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不长,但当中却传递出一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相处准则──诚信的可贵!
 
中西方先贤均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孔子在《论语》中提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韩非子亦说过: “小信诚则大信立。” 而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认为: “从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为、信实不欺的名誉的。”
 
怎样做才可算作践行诚信之道?首先,诚信最主要的内涵就是不欺骗。著名徽商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药店中,有一块胡雪岩亲自题写的匾额 “戒欺” ,意在告诫众人经营须以诚信为本。北京同仁堂亦留下一句古训: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其实不论哪个行业,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欺人、不违心都是我们必须秉持的信条。
 
其次,诚信还要求我们信守承诺,一旦答应了别人,便须尽心竭力办到。秦末的季布以重诺守信著称,当时流传一句谚语: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这也是成语 “一诺千金” 的由来。因季布曾效力于项羽,遭刘邦悬赏捉拿,但许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保护他,并劝说刘邦赦免了季布。可见,一个人信守承诺,自然能得道多助,获得大家的尊重与支持。
 
另外,诚信之道还体现在言行一致上。所谓 “听其言而观其行” ,做人真诚可靠,言行相符,不自食其言,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个故事: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途中王朗同意让别人共同搭船,但当强盗追来,王朗却想丢下那人不管,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遭到了华歆痛斥。华歆、王朗二人相较,优劣高下立见,我们的身边更需要哪一种人,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了答案。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不论是立身、交友,还是为政、经商,恪守诚信的美德才是长远之道。
 

关键词: #音乐 #礼乐文化 #孔子 #《诗经》 #曾侯乙编钟 

文汇报刊登日期:14/12/2020  


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你喜欢音乐吗?听音乐时,你会感到怎样?是思绪缓和,还是心情激荡?人的情绪能够受音乐带动,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早已知悉。
 
孔子明白音乐的重要,所以在六艺中,音乐学习占一席位。然而,孔子提倡学习音乐,目的跟今天并不全然一样是为了艺术学习或培育音乐人才,重点是善用音乐于教化上。
 
孔子说: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讲求个人修心明德,只有礼和乐的制度都完备了、规范了,教化才能大盛。
 
“礼” 是行为仪式或者规范,而 “乐” 不纯粹指音乐,它涵盖了诗、乐、舞。孔子推崇《诗经》,后人所写的序曾说过诗、乐、舞都源于人的情感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乐是人类情感的宣泄,可以使人感到快乐,同时,乐也影响人的思绪、性情,更进一步可以统一人的思想感情,帮助人建立理想人格。
 
乐是和 “礼” 互相配合的,儒家所言的 “礼乐” ,是有正统道德意义的行为仪式和音乐。儒家追求正规、端庄、健康的音乐,配合不同礼仪的音乐,这就是 “雅乐” 。
 
在孔子身处的年代,人们是用甚么演奏雅乐的呢?我们不妨回到战国时代,寻觅当时的青铜乐器。
 
青铜乐器主要有:铙、钟、镈、鼓等。铙是敲击乐器,外形类似今天的铃,但体积大,柄(称作 “甬” )植于地,弧形口朝上,乐师敲击器身发声。钟由铙发展而来,使用时按照钟的大小,顺次序把甬部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敲击发声,称为编钟,流行于两周时期。
 
1978年,中国有一重大考古发现,湖北的战国曾侯乙墓地下乐宫出土了一套大型编钟。整座编钟十分壮观,分三组共有六十四枚。它虽然浸泡在墓内积水中超过二千年,但出土后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钟面还刻有曾、周、楚、齐等国的乐律铭文,彷佛是一部带有音响的先秦乐书,坐着时光隧道来到廿一世纪,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智慧。这套编钟既是乐器,也是礼器,在典礼上配合礼仪演奏雅乐。
 
曾侯乙编钟是古代礼乐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但它不是死文物,而是活的。自其出土,仿制编钟纷纷出现,湖北省博物馆更成立编钟乐团,招募年轻团员学习演奏编钟,作巡回表演,让今人也能够亲身感受到近三千年前的礼乐文化和楚国音乐风韵。
 

关键词: #法家思想 #韩非 #严刑峻法 #法治 

文汇报刊登日期:30/11/2020  


韩非像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香港的法治排名长期位列亚太甚至世界前列。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一个以 “法” 为核心的学派,这就是法家。
 
虽然同样主张 “法” ,但此 “法” 非彼 “法” 。在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环境下,法家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推行法治,通过严刑峻法、威权霸道整治社会,提升国力。因此法家依赖于君主集权,并且在此之下,将 “势” 、 “术” 、 “法” 三者结合。 “势” 是指君主的位势,为君主专有,至高无上; “术” 是统治者制驭、控制官吏的权谋、权术; “法” 泛指一切法令。这样一套体系的建立,成为秦国迅速富强并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不难看出,法家的观念较偏向于君主一边。
 
即便如此,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法家思想仍有其合理的部分。按照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说法,法是 “着于官府” ,也就是由官方来制定,所以最大特点是公开、客观。法令是讲赏罚的,要做到 “必于民心” , “必” 就是标杆,法律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标杆。要达到这个目标,执法过程同样很重要,必须公正严明、一视同仁,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初,便按律重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以此树立新法的威信,这也是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一句话的由来。
 
秦朝虽受惠于法家思想,但刑罚过于严苛,二世而亡,但法家思想仍能在后世生根发芽。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表面上以儒学为尊,统一思想,实际上是 “外儒内法” ,在具体操作时重视君主集权和严刑,以此稳定社会秩序。
 
两千多年来,法律制度在发展,条令律例更加细化;到了今天,我们的法治体系对于个人利益的保障已经比较完备,但法家思想中的有法必依、公正严明,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初心。
 

关键词: #墨子 #非攻 #兼爱 #墨家 

文汇报刊登日期:16/11/2020  


山东省滕州市墨子纪念馆内的墨子塑像(图片提供:刘军/FOTOE)

 

《韩非子‧显学》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 当中的 “墨” ,指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 

墨家由宋国人墨子始创。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战乱频仍、贫富悬殊、苦难不止。人们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追求平等、互助、富裕的理想世界。因应时代和人心,墨子提出了解脱的方法:在思想上,主张兼爱,即不分亲疏的、无差别的爱,同时提倡天志(肯定天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的存在)、非命(反对命定论);在生活上,墨家提出节用(节俭)、节葬(节省丧葬的花费)、非乐(反对音乐),过刻苦的生活;政治上,墨子提倡非攻(反对攻伐)、尚贤(推崇贤士)、尚同(主张意见与上级相同)。
 
墨家组织严密,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汤蹈火,以自苦励志。墨者之中,从事谈辩者称 “墨辩” ﹔从事武侠者称 “墨侠” ﹔领袖称 “巨(巨)子” 。其徒众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所属团体奉献。墨者团队属半军事组织,参与了多次守城战役,以实际行动阻止了多场战争。墨者以守止战, “墨守” 一词亦由此而来。
 
墨家在战国后走向式微,但对后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在思想方面,墨家学说成为后世的重要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范畴。在科学方面,墨家的研究涉及几何学、光学、力学等,另由于重视军事和生活应用,在武器、器械上有不少创造和发明,这些理论和技艺,对后世科学多有启发。
 
在文化方面,墨家兼爱、非攻、助弱国守城等,多能急人之难,令墨侠成为侠之始祖,并形成中国的侠文化。秦汉时期,社会上出现游侠一类人物,《史记‧游侠列传》即记载游侠事迹。虽然游侠在汉代受到统治者严厉打压,但未能完全消灭。侠士和侠文化一直存在于历朝历代,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到了现代,和武侠有关的小说、影视、漫画、电玩等等,追本溯源,都离不开墨家和墨侠。来自墨家的侠文化,在两千多年后的华人社会大放异彩,并以多媒体形式广泛、深入地传播,实在是先秦诸子中的异数。
 

关键词: #老子 #庄子 #《道德经》 #道法自然 #无为 

文汇报刊登日期:2/11/2020  


位于福建泉州北郊清源山的老君岩    

 

平日里,我们随意走入一间书店,如设有中国哲学区域,总能见到各种版本的《道德经》。在被译为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榜上,《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的著作。直至今日,我们读一读以《道德经》为代表的老庄道家思想,仍能获得启发。
 
老子思想中的 “道” 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道德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这里,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法则,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既然世间万物各有其规律,我们就该顺其自然,即所谓 “道法自然” 。每件事物都有其本质,每个人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欣赏、利用其优点,而非处处指手画脚,强行改变。
 
老子还主张 “无为” 。他所谓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不人为地干预,让事物自由发展,最终达到 “无为而无不为” 。放诸于社会中,老子认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 ,如果每人各司其职,老师善教、学生好学、工人勤业,人民便可自我化育,整个社会便可走在正轨上。对于个人而言,老子提倡寡欲, “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保持内心质朴的本色,不受外界世俗影响,更能体会生活的滋味。而且,老子强调以柔克刚,弱能胜强。柔弱的表现就是 “不争” ,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争不是消极退守,而是在柔弱时保持无限生机,最终得以 “有为” 。
 
我们人生中难免会遇到挫折,这时不妨看看《庄子》。一次,庄子的朋友惠子对他说,我种出来一个很大的葫芦,用它盛酒水则皮太薄难以承受,切开它当瓢又太大,这葫芦真是没用。庄子回答他,何不把大葫芦绑在腰上,在江湖上漂荡。庄子如此惬意、逍遥,是不是让人豁然开朗?还有一次,庄子的妻子去世了,惠子来吊唁,看到庄子 “鼓盆而歌” ,惠子不解。庄子答道,刚开始我也很伤心,但想到人死去回到天地间,就如四季运行一样正常,就不再哭泣了。庄子旷达、乐观的人生境界,值得身处低谷时的我们好好感悟。
 
若我们能像老庄一样,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人生与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关键词: #阳节 #祭祖 #慎终追远 #孝道 #《论语》 

文汇报刊登日期:12/10/2020  


古人重阳登高(图片提供:FOTOE)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两个诗句来自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当中的 “佳节” 就是重九──重阳节。你也会在重阳节当天,思念起自己的亲人吗?
 
谈到重阳节的习俗,大家一般先想起甚么?登高!相传桓景重阳登高避疫,故事广为流传。然而在香港,于重阳节扫墓,祭祀祖先,追思亲人,似乎更为普遍。每到重阳,很多坟场或骨灰安置所都挤满了孝子贤孙,进行拜祭。
 
祭祀先祖一向是中国人的大事。中国人每年在传统的四个祭祖大节──除夕、清明节、中元节、重阳节,除了安排节庆活动外,也不忘准备祭品,拜祭家族先祖,表达敬意和怀念之情。而中国人也相信死后,自己的子孙会通过祭拜活动,跟自己沟通,所以陆游诗云: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些源远流长的习俗所反映的,也就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出自《论语》,意思是:父母殁,要慎重地办理丧事,依礼尽哀;祭祀祖先时,要祭尽其敬,追念先人。这种思想的文化根源,正是中国人讲求饮水思源、不忘本的精神。
 
我们生而为人,得感念父母受以发肤;我们能够成长,得感恩父母夙兴夜寐的照顾,父母是我们的根本。所谓 “百行孝为先” ,所有德行之基础,是尽孝──对生你、养你、育你的人敬之、孝之,不忘本。对在世的父母如是,对过世的父母如是,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我们的先祖,也如是。只要做到这样,淳厚、善良就能成为整个民族的风尚了。
 
今天有人认为谈孝道,谈慎终追远,谈饮水思源,是训诫,是说教。其实,这些美德本源于情感,情感发源于人内心对他人的敬爱、尊重、爱惜……发乎于心,形于德行。无论何时何地,人的真挚情感都不会过时,不是吗?
 
在内地,九月初九也是老年节,取 “九九” 有 “长长久久” 的长寿之意,藉此宣扬尊敬老人、关爱老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从此重阳节又有了新意义;把传统文化结合现代生活,让中华民族的美德为更多人知晓和认同,继而实践,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孔诞

文汇报刊登日期:28/9/2020 


孔子(图片提供:Shutterstock.com)  

 

在香港,纪念耶稣诞生的圣诞、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佛诞,都是法定假期。至于天后诞、车公诞等,即使不是法定假期,民间亦有纪念和庆祝活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深受景仰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诞辰?
 
孔子的诞辰,历史上一般取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1182-1251年)《孔氏祖庭广记》中的记载: “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 ,即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历九月二十八日。由于后世陆续发现更多相关史料,对于孔子确实的出生日期,学者仍有不同看法,要得出整个学界公认的定论,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尊孔,称孔子为 “圣人” 、 “至圣先师” ,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毋庸置疑。孔子学说,对人尤其重视。谈到孔子重视人,不得不谈 “仁” 。 “仁” 是甚么?《论语‧颜渊》有以下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简单而直接地说: “仁” 就是 “爱人” 。孔子视 “仁” 为极重要道德标准,传统儒学,亦将 “仁、义、礼、智、信” 列为 “五常” ,而 “仁” 则为 “五常” 之首。
 
对于人、仁、爱人,孔子学说的最重要继承者孟子(前372-前289),有进一步阐述。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与禽兽最大的分别,在于人心中原本就有的善。他举例: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认为,人见到小孩快跌入井中而产生惊恐和怜悯伤痛之心,非出于各种利害的计算,而是出于自身善良本性──恻隐之心。所谓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由恻隐之心所表现出的 “仁” ,其实就是爱人、关心人,和今天人类社会所珍视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谋而合。孟子的 “性善论” ,至今仍是重要的哲学课题。
 
如果世人能有多一点 “仁” 、 “爱人” 、 “恻隐之心” ,相信人类社会会变得更美好。
 

关键词: #学习 #学生 #欧阳修 #匡衡 #车胤 

文汇报刊登日期:14/9/2020
 

古人面对困难环境,也不断追求学问。
古人面对困难环境,也不断追求学问。(图片提供:FOTOE) 

 

新学年已经开始,莘莘学子又再重新开展学习的旅程;但和往年不同的是,学生们开学却不能回校,只能隔着计算机荧幕和老师同学们见面,既未能亲身在校园里学习,又未能和同学谈笑,相信不少同学都会觉得感觉差了一点!
 
虽然因为疫情,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艰难了不少,但其实在古代,人们遇到更多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路温舒无钱买纸而要在草上抄书,欧阳修无钱买笔而荻杆画字,匡衡、车胤因家贫没有灯油而凿壁借光、囊萤映雪,范仲淹为省下读书资费而断齑画粥等。这些故事,均展示了古人如何克服现实环境的限制,不畏艰辛地追求学问。
 
又例如北宋的司马光,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年幼时破缸救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即使他当了官,仍保持勤于阅读的好习惯。司马光白天忙于公事,只好在晚上念书,直至深夜才到卧室睡一会,五更时又起来读书或写文章。为免自己睡得太久,他用一段圆木头来代替枕头。圆木枕很坚硬,与脑袋接触面小,睡久了便会觉得不舒服,想翻个身,但当头一离开圆木枕,圆木枕就滚开,头便会碰撞到床板上。这时司马光就会清醒过来,回到书房继续读书。日子一久,他跟圆木枕产生了感情,还亲切地称它为 “警枕” 呢!
 
时代不同,我们面对的困难有所不同,应对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但其实背后的精神还是一样的。最重要就是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并且愿意为追求真知付出巨大努力。虎头蛇尾,没过多久就不愿再付出努力;意志薄弱,无法抵御外界的引诱,都是学习的障碍。特别是现今一人一手机的时代,加上在家中对着计算机上课,能够抗拒手机或计算机的诱惑,专心致志地留心听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以古人勤于学习的精神和毅力,作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光明日报


题目: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教育 #中国历史 #中国语文

光明日报刊登日期:25/1/2022  


中国文化研究院旨在弘扬中国文化

 

作者:邱逸 博士(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2019年香港发生了以 “反修例” 为籍口的暴力事件,部分极端年青人上街,肆无忌惮地打砸烧,从他们近乎数典忘宗的荒谬,对中国的一切的无知和歪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回归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缺失所致,更准确地说是在香港的中学教育里,原来丰富多采立体的 “中国” 消失了!
 
偷天换日 花果飘零 
 
我是在殖民年代的接受幼、小、中、大学教育,即使在港英政府殖民教育有意歧视中国科下,我仍能在中学阶段读到中国,并打开那个令人向往的文化中国。那时候有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中国语文、有初中独立成科的中史,还有高中的中史和中国文学,在语文为主干、历史、文学为枝叶配合下,根深叶广、互为表里,学生在中国文化中可言可思可歌,构成那个时代香港中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的扎实基础。
 
可是在回归后,随着课程的大改革,主干的中国语文的内容每况愈下,课程更侧重工具性,把英文的考评内容和方法套在中国语文科身上,于是,孔孟之道、李杜情志、苏辛胸襟、诗骚风雅、唐宋古文、诗词戏曲、小说传奇,这些中国文化的瑰宝,在新课程的工具性带领下,难以深入,更难说产生文化传承的爱慕与责任。 
 
而中史的和文学的境况更为凄凉。课程改革以学生兼通中西的名义,把初中中史扭曲成中西史合并的人文科,于是秦朝和罗马、始皇与恺撒,交叉而出,学生反无所适从,通过中史科为初中学生建立国家观念、民族自豪的初衷,荡然无存。更可怕的是在新高中文凭试下,报读高中中史科人数大减,中国文学科的考生人数更敬陪末座,于是,初中中史混淆不清,高中中史和中国文学又因读人少而绝无翻身的机会。 
 
主干被换,枝叶尽剪, 20年过去了,一届又一届的中学毕业生,错过了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和语文的宝贵时光,更没能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对中国文化的无知,间接形成了青年一代的病态本土认同。 
 
拨乱反正 亡羊补牢 
 
有了近年的教训后,特区政府在推动中国历史文化普及的态度变为积极,并希望藉此增强港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拨乱反正的破局主要从教育入手。 
 
首先,自2018-19学年始,初中中史科成独立和必修科,所有学生都能较有系统地在冂中阶段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而强化对国民身分的认同。其次,从今(2021年)秋学年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将替代为人诟病不断的通识教育科。公民科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有关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另外大约三分之一是有关 “一国两制” 的内涵和实践,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国民身分的认同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在学校课程之内,公民科也着重学生学习中华文化,让他们了解国家的重要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及社会文化面貌,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建立他们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责任感。 
 
此外,政府也通过其他活动,如 “中华经典名句推广活动” 、 “小学中国历史文化常识问答比赛” 等,营造学习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氛围,让学生从活动中欣赏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才德兼备的人。 
 
在常设课程以外,特区政府为使中小学生对《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正确理解及维护 “一国两制” ,学习国家安全教育,成日后爱国治港的栋梁。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学校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建立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他们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 
 
在学校教育以外,政府还举办一连串建立社会爱国氛围和提升学生爱国精神的活动,包括升旗典礼、博物馆专题展览、各区的文艺活动及巡游节目等。 
 
薪火相传 百折不挠 
 
回归这些年,在官方教育层面推动中国文化不尽人意的同时,不少民间团体仍抱着薪火相传的使命,前仆后继地以推广中国历史文化为使命,即使阻碍重重,仍是初心不变。
 
2021年7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的一场讲座(在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 上的致辞)中,点名称赞了在香港积极推广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六个民间团体,表扬他们多年来热心推广中国文化。这些团体包括担起推广中国文化与国情教育的民间大旗,并向社会大众说好中国故事的团结香港基金;为香港编修重要的志书,记录香港本地和与国家连系种种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从表演艺术、学术研究、民族文化、历史考察等多方面范畴上贡献良多的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与香港年青的老师及学生分享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史教育中心;协助香港的青少年认识中华文化的励进教育中心和我们中国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一年,是六个团体中年纪最大,在香港学界、教育界中颇有口碑。我们的使命是弘扬中国文化,加深香港市民与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增进全球华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断顺应社会的变化与需要,以生动的图像和简洁的文字,系统介绍古今中国文化,令读者认识过去、融通古今、成就未来。 
 
早在1998年3月,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有心人便提倡筹建中国文化研究院,他们包括了李业广博士、饶宗颐教授、方心让教授和梁振英先生等,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当年就对倡议批覆: “对于筹办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建议,我们甚表支持。” 并责成特区各部门协助建院事宜。 
 
研究院于2000年8月在香港注册,并创建了大型历史文化知识网站 “灿烂的中国文明” ,成为香港学界推广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网站邀请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数百位权威专家学者,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撰写专题文章,有系统地加深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2003年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荣获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大奖,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证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 
 
2018年,中国文化研究院加入团结香港基金成为旗下附属团体,这为研究院注入新的动力,并提升网站功能,以崭新形式编排专题内容,向世界立体呈现中国历史文化。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更新之后,将300多个横跨古今历史的文化专题、3000多篇精心编撰饶有趣味的文章,分9个类别多层面多角度精彩呈现,内容广泛,既有古代帝王将相的事迹、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风光如画的壮丽山河、无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藴含中国人千年智慧的经典书籍、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创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近百年来国家发展的人和事,亦透过珍贵的历史图片重现读者眼前。网站的文章更有英文版,成为海外人士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门户。 
 
二十年来,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深受学界欢迎,成为了教育局推荐、教科书引用、老师备课参考、学生搜集资料的必用网站。网站的精选篇章更加汇整成为中国文化研究院的阅读平台,每日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具启发性的阅读材料。中国文化研究院会顺应社会变化和需要,加强英文版的内容,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深下一代年轻人以及海外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承传发扬中华文化。 
 
各方努力 曙光已现 
 
在特区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努力下,2021年的香港渐入正轨。在国安法实施将满一年时,紫荆研究院做了一个调查,发现逾7成受访市民对 “一国两制” 前景信心增加。另有超过8成市民认为,与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相比,香港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好转。 
 
我们在香港推动中国文化多年的人,也发现这一年是形势大变,总的来说是阻力少了、动力多了,社会各界都支持中国文化的学习。单以我们 “灿烂的中国文明” 网站这两年的浏览量为例,就可窥探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是大幅增长的,2021年浏览量超过1300万页(比香港其他同类文化网站的总和还要多),是网站2019年全年的六倍以上(165万页),在使用者方面,2021年人次超过229万,2020年全年点击人数总和是139万人次,升幅约60%。 
 
我相信在中国复兴的当下,藉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好形势,做好中国文化与国情教育,并向社会大众说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是水到渠成之事。我更相信,让同学全面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学习国家经历艰辛,会深感一切得来不易,并会为今天的中国能跻身强国之林而深感自豪。

 

上载日期:
2023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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