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浩如煙海。為了弘揚中國文化,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增進全球華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對中國的了解,本院除了在轄下網站提供文化資訊之外,亦為其他媒體撰寫文章。在這裏,大家可以盡覽我們為多份報章、雜誌撰寫的專欄文章,從不同角度探究中國文化的深與廣。

關鍵字: #《三國演義》 #三國時代 #劉備 #曹操 #孫權


「赤壁之戰」模擬場景,江蘇省南京市東吳大帝孫權紀念館。(圖片提供:上弦月/FOTOE)
 

作者:陳萬雄博士
團結香港基金中國文史學術顧問團成員、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香港出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曾任聯合出版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以及曾經出任印刷媒體專業人員協會委員會成員、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榮譽顧問(教育)等公職。策劃過多套大型出版項目,如《故宮全集》、《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中國本草圖錄》、《敦煌石窟全集》。上世紀九十年代率先推動和開發電子書、數據庫和網絡經營。2021年編著一套四冊的《三國傳真》,除了深入解述三國歷史,更結合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技術,帶領讀者「親身」進入三國的烽火境地。
 

「三國」是千年文娛的熱點

中國人,甚至是外國人,最熟悉的中國歷史故事和人物,應該是「三國」了。這可以用「家喻戶曉」、「老少咸宜」來形容。不過,絕大部分人所認識的三國故事和人物,主要是來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書在中國,以至在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已風行好幾百年,這說法並無誇張。除了《三國演義》,中國一些著名的歷史小說如《楚漢相爭》、《說唐演義全傳》、《楊家將》、《岳家軍》、《七俠五義》等也曾風行一時。不過,現今已日漸被人遺忘。我們這一代是讀這些歷史小說長大的,看來亦是這些歷史小說最後的書迷世代了。在芸芸傳統歷史小說中,獨是《三國演義》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歷久不衰。比之過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三國演義》的各種圖書出版層出不窮,花樣百出。隨着時代進步,三國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樣的媒體呈現。《三國演義》為題的各類文娛產品,在中國、日本和韓國,依然熾熱,成為這三個國家競爭激烈的文化創意資源。「三國」題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讀者最多和最普及的「千年文娛熱點」。影響廣泛如此,當然有其理由。
 


羅貫中編著的《三國演義》
 

除了《三國演義》外,三國時期的歷史,相信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裏,最為人喜聽樂聞、最為人熟悉的一段歷史。我們不禁會問,為甚麼《三國演義》與三國時期的歷史,會有如此超時代、超國界、超年紀的閱讀魅力?
 

首先,我們要知道,《三國演義》雖然是一本歷史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的內容和情節,百分之七十卻是真實的。換句話說,《三國演義》的內容、情節和人物,基本是根據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所以,不管是喜歡《三國演義》也好,喜歡三國歷史也好,讓人興味無窮的是因為三國時期的這段歷史和人物。我們又會問,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時代。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國歷史,讓人特別感興趣?當中有很多原因,就讓我們解開這個疑問。
 

人們常說「歷史如舞台」,形容歷史很多事件都是驚心動魄,有如看舞台劇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國歷史,有如一齣劇力萬鈞、動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劇。劇情既有激蕩悲壯、震撼人心的場面;也有柔情萬種,儀態萬千的情節。剛柔並濟,所以特別引入入勝,特別動人。

 


古隆中的石牌坊。左右對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是唐朝杜甫總結諸葛亮一生而傳頌千古的兩句詩。左右橫額的「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是諸葛亮的名句,後世多奉為人生座右銘。(圖片來自《三國傅真》)
 

 三國歷史雖然不足百年,當時的人口,魏、蜀、吳三國加起來,不到千萬人,卻屬於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既是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亂世;又是一個文才武略,英才輩出的「英雄時代」。同時,這樣一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亂世,卻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文學藝術、醫療科技、農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築等方面,多有創新,成就卓越,對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深遠,為中國歷史寫下了一篇「亂世華章」。亂世罕能出華章,在中國歷史裏,屬於亂世而能出華章的時代,看來只有春秋戰國、三國和近代了。
 


位於湖北省咸寧赤壁市的赤壁古戰場,是三國時期赤壁之戰的遺址。(圖片來自《三國傅真》)
 

現在讀三國更有價值和趣味

三國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關讀物,多不勝數。大家喜歡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演義》故事性強,場面動人,人物性格鮮明,甚至帶給我們很多人生和世態的啟示。其實,真實的三國歷史,比起文學創作的《三國演義》,內容更豐富,情節更動人,更能體會到歷史的真實,讓我們從中吸取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智慧。真實的三國歷史,不限於政治和軍事,而是涉及到豐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國時期雖然是一個紛亂的戰爭年代,卻是一個重視讀書的時代,是一種學習型的社會。這種歷史狀況,都讓我們認識到三國何以說是「亂世的華章」。
 


三國的樓船。樓船是指有多層甲板和艙房的船,屬中國古代的大型戰艦。它外觀巍峨威武,船上配備許多矛戈和士兵,旗幟飄揚,攻守皆可,就像一座堅固的水上保壘。(圖片來自《三國傅真》)
 

現在,我們真有幸。以前,人們只能從文字或者一些插圖去認識「三國」,無法像我們現在可以更立體地去認識和貼近三國的歷史。現今交通方便發達,可以輕易地到三國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遊覽,實地體會當地的山川形勢,指點江山。親臨其地,吟誦歷代文人墨客記史抒懷的名篇,快意情懷。我們亦可透過現代的技術,繪出不同類型的地圖,增進我們對歷史地理的認識。歷史事件的發生,離不開地理形勢的影響,所以要了解歷史,必須認識歷史地理。我們又可到當地的博物館,親睹各種出土的三國文物,感受三國時期的事事物物。
 


位於湖北省襄陽市的襄陽古城,是一座三國文化名城。《三國演義》中很多情節都發生在襄陽城。(圖片提供:黃金國/FOTOE)
 

對讀者的一些進言

三國的故事與人物,具有跨時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閱讀興味和價值。我從少沉迷《三國演義》,後來研究三國的歷史。經幾十年的體會,認為在今天,有兩種人最應鼓勵他們去閱讀「三國」,認識「三國」,分別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們閱讀後會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長,不僅要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但是,只是知識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須要及早增進人生智慧、培養意志力,開闊視野,強化分析力,學懂人際相處的道理等等。英國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說「歷史會增進人的智慧」,所以,因為歷史的真實,通過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立身處世的言行,最能增長青少年的閱歷,提升他們的人生智慧,增進他們對世態的理解。「三國」是一個亂世,亂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萬變,動蕩不安。生活在這樣時代的人生,經歷千錘百煉,令人生智慧豐富,能洞悉世變。「亂世三國」的歷史與人物之所以如此動人,原因正在此。在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小確幸」的心態,容易滿足「小確幸」的生活;在亂世,人們要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沒有相當的智慧和閱歷是難於應付,容易為社會、為時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輕人有沒有感覺到,現在世界已進入一個動蕩的年代。這種動蕩是來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變化帶來社會和經濟的瞬息萬變,一切都在迅速變化,知識不足以應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現在的青少年要培養自己成為能從容面對「大時代」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煉,多閱歷。人類歷史的發展,也是不容易,要經過多少的風腥血雨,才能使人類社會不斷發展。所以我們要珍惜歷史,尊重歷史,了解歷史,因為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智慧。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閱歷,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親身經歷,能從歷史經驗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徑。正如培根所說,歷史讓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說,閱讀和學習歷史,是增長閱歷、增加智慧的最好途徑。
 

我舉兩個歷史人物為例子,他們在青少年時期,通過閱讀和學習歷史,讓自己成為「少年英雄」,成為著名的歷史人物。在西方,剛屆二十歲就率領軍隊推翻東羅馬大帝國,建立起龐大、稱霸歐亞幾百年的鄂圖帝國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歡讀歷史、讀歷史人物傳記、讀哲學和文學,從這些閱讀中,吸收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人生智慧,裝備了超出他年紀和閱歷的智慧,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國時代,只有十七歲已經肩負起主持東吳國政,要對抗曹操和劉備兩大梟雄的孫權。他曾說:「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意思是因為從少閱讀歷史等典籍,對日後的管治,獲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勸導他的手下呂蒙閱讀歷史和兵書,終使原來只是一介衝動武夫的呂蒙,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統帥。不僅孫權,三國時代是一個「英雄出少年」的時代,這些青年俊彥,大都喜歡閱讀和學習,通過閱讀和學習,培養出自己超年紀、超閱歷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為少年英雄。
 

另一類要鼓勵閱讀「三國」的是女性。以前人們總認為,「三國」是男性讀物,女性不會喜歡。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會,受了「男主外,女主內」根深蒂固的觀念所影響。但是,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還要多。經驗告訴我們,愈是居於高位的官員和企管,愈需要具備策略思想、戰略部署、領導能力、領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奮奮的行政能力,是遠遠不夠的。歷來,中外都視之為「管治的教科書」的「三國」,對培養人才,培養領袖實在太管用了。在現今男女平等的社會,如想成為高官高管,發揮自己的才幹,就不要再認為「三國」只是男性的讀物了。
 

中國最著名的「四大小說」中,不管那種年紀都應該閱讀《三國演義》和《紅樓夢》。若視《三國演義》只是男性的讀物,已不合時宜。有些男性視《紅樓夢》只是女性的讀物,也是一大誤解。因此,亦鼓勵男性閱讀《紅樓夢》,不是要他們去學賈寶玉的多情,終日混跡脂粉叢中,因《紅樓夢》是中國一本可擠身世界偉大文學作品前列的書,它是一部刻劃世態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世故皆文章。」男性閱讀《紅樓夢》,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認清世故。換句話說,更能認識宇宙人生!
 


中國古代四大小說之一的《紅樓夢》

 

 

明報「漫遊燦爛古今」專欄   


題目:

關鍵字: #門戶 #中國文化 #中國傳統建築藝術 #中國禮教

明報刊登日期:23/2/2024  


故宮蒼震門(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在中國傳統建築裏,門除了作保安之用,亦蘊藏着豐富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建築裏,它既有身份的象徵,也包含禮教及道德規範。古時門的高度及闊度、門的構件及裝飾,都要按身份階級而行,不可僭越。

門及戶通常連用,但其實是有分別的。《說文解字》解釋「門」為:「聞也。從二戶,象形。」《玉篇》則解釋為:「人所出入也。在堂房曰戶,在區域曰門。」據《一切經音義》載:「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東曰戶,在於宅區域曰門。」據《呂氏春秋》記載,當時的人會在正月至三月祭祀戶,七月至九月祭祀門,原因是動物在冬季冬眠,春季甦醒,這時牠們會從戶出動。在秋季時,牠們則從門進入,準備過冬,因此在春秋兩季分別祭祀戶及門。

現今的門要按建築條例達安全標準而設置,而古代的門限制更多,有宮殿的門、城牆的門、寺廟的門、百姓居所的門等等,每種門的形制規定不同,例如宮殿的門是皇帝使用,規格最高,由三開間至九開間不等。城牆的門有保家衞國的功效,歷代王朝都會設置東南西北四面城牆來保衞城池,每幅城牆會設一城門,原來當中南面的城牆最為重要,因為《周禮》記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這裏所指的正位,是指南面。古籍有載:「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南面的城門便成為重中之重的地方。至於一般平民百姓的宅門,從四合院的規格便最能體現。四合院的大門會設在東南方,原因是按《周易》的規定之外,亦有實際地勢需要,因為四合院的地勢通常是西北高而東南低,大門設在東南方是有利排水方便。

門上的裝飾主要是門聯,門聯又稱春聯、楹聯,是由桃符演變而來。桃符早在周代已有,起初只寫上「神荼」、「鬱壘」兩位門神的名字。在五代後蜀時期,因後蜀君主孟昶要臣子在桃符上寫對偶句,令桃符演變成為門聯,增添不少文學趣味。

歷史上還有一位皇帝喜愛門聯,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民間流傳一故事指有年除夕,朱元璋下旨全國不論官民,都要在門上貼上春聯。他其後更微服出巡看看誰人沒有遵從,路上他發現一家門前並沒有春聯,大怒之下正想問罪,卻發現原來這戶人家是從事閹豬工作,未能找到人幫忙寫春聯,朱元璋見此便揮筆寫下:「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

 

關鍵字: #達摩禪師 #《易筋經》 #禪宗 #中國武術 #佛教

明報刊登日期:9/2/2024  


宋人達摩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達摩祖師在武俠小說中被多次提及,是個被神化的武林絕世高手。小說中他一葦渡江開創少林一派,撰寫《易筋經》和《洗髓經》兩大武功秘籍,又創立少林七十二絕技,頗受少林派和其他武林人士敬重。

達摩祖師又稱菩提達摩,歷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得道高僧,但他並不懂武功,他的主要事跡在於創立了對中國佛教乃至對中國文化有深遠影響的東土禪宗。

菩提達摩生於南天竺(今印度),是南天竺國香至王的第三子。他是印度禪宗第二十七代祖師般若多羅尊者的大弟子,並成為印度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他得到佛法真諦後,受師傅囑咐前往中國傳教,於是在南朝時期乘船從印度來到廣州。

傳說達摩來到廣州後,一路北上,見到了梁武帝,並與其談法。梁武帝信奉佛法,即位後曾建佛寺,抄經文,供養無數僧人,他問達摩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這些只是世間的福德,而非功德,功德是要靠內心修煉,明心見性,方成正果。雙方話不投機,於是達摩離去,渡江北上,有趣的是這次北上被神化了,話說達摩來到江邊,尋不到船隻,於是折下一大束蘆葦,立在葦上過江,這是「一葦渡江」故事,當然,這也是小說才有的劇情。

達摩過江後,一路行至嵩山少林寺,感歎此地環境清幽,是難得的佛門淨土,於是在此落跡傳教。他在寺中整日面對石壁,盤膝靜坐,長達九年,最終有所開悟。在少林寺修習禪定期間,有道育、慧可等弟子侍奉他左右,後來慧可繼承了達摩衣缽。

達摩是中國禪宗的初祖,是第一位在中國傳播禪宗思想的人,因此被尊為達摩祖師。他的禪宗,強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主張徹底超越語言、文字、概念等外在形式的束縛,直接體悟佛法。達摩將「坐禪」作為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坐禪須閉目端坐,心地平靜,全神貫注,「自悟自修」。自菩提達摩創立禪宗之後,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禪宗早已成為漢傳佛教的主要宗派,而且深入到哲學、藝術、文化、建築等許多方面。如宋明理學即借鑑了禪學思想的養分;禪詩、禪畫、禪樂等藝術形式都是禪學與中國文化相交開出的明艷花朵。

近世學者認為,達摩北上後,到過洛陽、嵩山一帶,未必到過少林寺,他與梁武帝的論法也存在疑問。但達摩的故事長期在民間廣為流傳,並在各處留有他的聖跡。比如少林寺已被視為禪宗祖庭,至今在寺內仍保存有立雪亭(相傳慧可在此向達摩斷臂求法)、初祖庵、達摩洞、面壁石、「一葦渡江」石像等多處與達摩有關的遺跡。

 

關鍵字: #海昏侯 #劉賀 #中國考古 #漢朝

明報刊登日期:12/1/2024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趁假期之便,我去了趙江西南昌,「探望」念茲在茲多年但從未見過的老朋友——海昏侯。

海昏侯是誰?
他是漢武帝之孫劉賀,劉賀長期鬱鬱不得志:在富庶的昌邑(今山東省濰坊市)無憂無慮地當着王,莫名其妙被拉去當了27天皇帝旋即被廢,成為歷史上的漢廢帝。被趕回封地被削成民;後由於當朝皇帝的忌憚,又被遷徙至當時屬於荒僻之地的鄱陽湖畔(今江西省北部)為侯至33歲病逝。他本人沒有大錯,却不被允許回宗廟祭祀祖宗,就連精心製作上供的裊蹄金麟蹄金也沒派上用場,最終只能隨自己入土。2011年,考古人員在江西南昌市一座小山裏發現他的墓葬,稱為「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考古因何這麼重要?因為它是考古史上,第一次發現布局完整的西漢列侯墓穴,令考古學家清楚了解西漢列侯墓制的標準模式,這座佔地約四萬平方米的墓園,分布着9座墓葬及一座車馬坑,內裏有祠堂、寢殿、道路和排水系統等基址。這次發現,成為中國近十年最重要考古發現。

海昏侯墓博物館位於南昌東北,離市中心車程約一小時,我到訪那天是平日,加上天氣寒冷,遊人不多。我們用了一個上午走過海昏侯曲折離奇的一生,也看到迄今最豐富完備的漢墓,墓裏出土的一萬多件文物,包括金器、金幣、青銅器、玉器、簡牘和紡織品等,當中金器總重量達120公斤,是考古史上漢墓發現最多金器的一次,而且墓裏出土的五銖錢(漢朝貨幣)亦多達400萬枚,重達10噸,仿如一座小山,由專人點算也花了半年時間才完成。文物當中還有一塊約半米高的漆木板也引起外界哄動,因為木板上繪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這是至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孔子像。不過,最令考古人員雀躍的是墓裏發現的五千多枚簡牘,內容主要是儒家典籍、劉賀寫給皇帝的奏章及皇帝降旨的詔書,以及失傳一千八百多年的《齊論語》。這些文物都是漢代考古的珍貴發現,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從博物館到墓園大概還有2公里,主墓設大型的展館,展示挖掘現場,頗見氣勢,但物件全為仿製,主墓旁為劉賀妻妾孩子的巨大墳堆,墳堆之間已經搭建棧道,我們甚至可以摸到舊時塵土。

海昏侯是不幸的,從小父母雙亡,一生大起大落;他又幸運的,這富可敵國的大墓,居然因為鄱陽湖的變遷,得千年安眠。他更大的幸運,是本已在史書寥寥、不堪文字的廢帝,卻因為一次搶救性發掘,隨他入土的海量器物、寶貴木牘竹簡、禮樂器具,就連正衣冠的鏡子都要描繪孔聖形象,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立體更有血有肉的貴族形象。

關鍵字: #萬里長城 #雲遊長城 #八達嶺 #居庸關 #山海關

明報刊登日期:29/12/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屹立在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若從最早的春秋戰國時期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作為古代的軍事防禦工程,長城早已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產,更是中華民族智慧和精神意志的象徵。

雖然抵禦外敵的使命已經卸下,但長城仍要面對當前環境的不同「敵人」。包括人為的過度旅遊開發、盜掘、不當的修繕、惡意刻畫塗抹、私自拆挖等,以及自然界的地震、雨水風沙侵蝕、冰雪凍融、動物築巢和踩踏、植被生長等。如果不加以重視,這處偉大遺跡就會日漸衰敗,滿目瘡痍,不復存在。

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就重點開展了八達嶺、居庸關、山海關等重點段落的維修工程。此後又進行過數次文物普查,掌握了長城全線的現狀。2005年及2006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長城保護工程(2005-2014年)總體工作方案》和《長城保護條例》 從整體上提出了長城保護的要求及保育方案。

當然,要保育長達萬里的長城遺址,需要民眾的共同參與。位於長城起點的河北省秦皇島市,首創「長城保護員」制度,動員在長城附近居住的民眾擔任保護員,對各自負責看護的長城段每月進行10次以上的巡視,並向文物主管部門書面報告情況,政府則給予補貼。後來這項制度推廣到沿線許多地方。這些數以千計的保育員,有年輕的小姑娘、壯漢,也有年長的村民,但他們都自願承擔起保育長城的重任。

隨着科技的發展,長城保護員也有了得力的「助手」。長城沿途經過的懸崖峭壁,可以使用無人機進行勘探,既保護了人員安全,也能收集到數字偵測的實時資料,以便全面分析長城的狀態。長城電子巡檢系統,則是讓長城保護員配備具有衞星及手提電話功能的儀器,既能隨時隨地拍攝照片,也能上傳保護員自己的位置信息,如若在偏遠地區發生意外,可以第一時間鎖定位置並提供救助。

文化遺產的保育,不能單靠政府部門和長城保護員,更要鼓勵全民關注和參與。當我看見學界和科技界合作的「雲遊長城」遊戲時,驚為天人,遊戲讓普通人能沉浸式體驗修復長城的工序。由於有大學專家的參與,遊戲高度還原了長城磚石錯落、樹影婆娑的景象,玩家一步步通過清理、砌築、勾縫、磚塊剔補、支護,修繕長城,於是,我們今年把遊戲引入香港,讓香港人足不出門便能免費加入「雲修復」長城的義工中,寓教於樂,也讓長城為代表的文化古蹟在年輕人心中扎根生長,永續芳華,英姿長存。

關鍵字: #古代分娩 #生育 #傳宗接代 #《醫心方》

明報刊登日期:15/12/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香港的出生率持續低迷,從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發現香港每名婦女平均只生育 0.8 名子女,令本港成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區,政府因此大力鼓勵生育。那中國古時的生育情況又是如何?

傳宗接代是古時的頭號大事,傳統婚姻是以傳宗接代為目標,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再加上古時人均壽命較現今為低,生育可為家庭增添勞動能力。古時女子的生育年齡大約可由15歲結婚至50歲,一生分娩十次也不為過。

考古學家在殷墟的甲骨文中發現最早婦女生育的記載,不少有關婦女生育的卜辭,例如:「乙丑,貞帚(解作婦)爵,育子亡疾。」意思是在乙丑日,巫師占卜商王武丁的妃子婦爵,懷孕時不要生病。至於古代的分娩過程又是怎樣?古籍中最早提及產婦分娩過程,是隋代德貞常所寫的《產經》,可惜這書已亡佚,現今只能從日本最古老的醫書《醫心方》,看到一些引用記錄。從《醫心方》記載中知道古時產婦通常在家中或戶外搭一帳篷分娩,稱為產廬、產帳。《醫心方》載:「《產經》云:按月之方安產廬吉正月、六月、七月、十一月作廬一戶,皆東南向,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作廬一戶,皆西南向,吉。凡作產廬,無以棗棘子,鋌㦸杖;又禁居生麥稼水樹下,大凶。又勿近灶祭,亦大凶。」顯示隋代婦女分娩,設置產廬的方位要按分娩的月份而有不同,產廬的設置非常講究。

《醫心方》又載:「古時婦人產,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古代孕婦在產廬分娩,原來並不是像現今產婦能躺在床上生育,而是蹲跪在地上分娩的。分娩要準備的物品也有很多,例如砂盆、小石子、馬皮、濾藥布等。砂盆是放在產婦胯下,用於承接新生嬰兒,故分娩又稱為「臨盆」;小石子是用於臨盆時灑些醋以刺激產婦嗅覺,使其不致暈倒;馬皮是鋪在地下讓產婦坐卧,使產婦分娩時較舒適,亦可吸收產婦臨盆時出現的血污之物。

古代重視生育,特別是生男來繼後香燈,因此懷上男嬰對古代婦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亦衍生出祈孕的習俗。送子觀音、碧霞元君、金花娘娘、麒麟等都是古代婦女膜拜的求子神靈,當中麒麟送子的故事更與孔子扯上關係。東漢時期,王充著《論衡‧定賢》,描述孔子誕生前有麒麟吐玉書於孔宅,上寫「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意思是指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這就是「麒麟送子」故事的由來。其後民間認為麒麟能為人帶來子嗣,拜麒麟便可得子。

關鍵字: #英華書院 #香港 #基督教#理雅各

明報刊登日期:1/12/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作為東亞近代史最早的新式學府,英華書院在19世紀曾經是文化界的先驅,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影響及於東南亞、香港、中國大陸和日本,到了1856年書院學生急增至近百人,遠多於其他學校,但校長理雅各卻在同年決定結束,這又是為甚麼呢?

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港後,改名為「倫敦傳道會中國神學院」(神學院),栽培年輕華人傳道人才,另設預備學校一所,為入讀神學院前的準備,不過時人多統稱兩所學校為「英華書院」。為吸引華人子弟報讀,英華書院不收學費,還提供宿舍、膳食、醫療等。 神學生更獲發津貼,扣除雜費,每人每月大概可得六元。  

然而,兩所學校的收生表現卻大相徑庭,預備學校報讀者眾,神學院卻長期收生不足。年輕人慕名來英華念書,看重的是學習英文。當時的香港商業發展蓬勃,政府又不斷膨脹,雙語人才是炙手可熱,從英華預備學校畢業已能賺取豐盛的收入。同時,美國和澳洲掀起了淘金熱,大量中國民工湧到新三藩市掘金,自然急需大量的翻譯員,商人紛紛向英華學生招手, 這又成了預備學校學生的去處。

事實上,華人傳教士月薪為20至25元,而在洋行任職可達25至100元,並前途無限。預備學校的學生肄業後,多到官私營機構工作,甚少選擇入讀神學院,更遑論服務教會,神學院開辦多年,學生不過七人,而且沒有一個日後當上華人傳教士。這有違英華書院辦學的初心:「培養華人傳教士」,縱使預備學校的學生人數大增,但也不能說服一眾傳教士和捐贈者繼續支持英華書院,更無法扭轉英華書院關閉的結局。

此外,中英關係日漸緊張,也使英華辦學難以為繼。1856年的「阿羅號事件」導致衝突加深,次年英國更聯合法國出兵,是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理雅各在1857年的一封信,解釋了停辦學校的三個考慮:

首先,清政府為切斷香港對英軍的食物補給,下令華人商戶離境,又禁止鄰近地區與香港進行貿易。這導致香港物價飆升,學校根本無法提供一眾寄宿生所需。

其次,社會傳言將有華人燒毀洋人居所。宿生既與傳教士同住,其安全不免令人擔憂。

第三,內地局勢緊張,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1816 -1873)一家已從廣州撤至香港。若戰火持續,預期會有更多傳教士來港避難,故傳道會大樓須騰出空間供傳教士暫住。

面對種種困境,停辦成了唯一選擇。英華書院因第一次鴉片戰爭而遷港,又因第二次鴉片戰爭而暫時停辦,在短短的日子裏、在亞洲缺乏高等院校的情況下,英華書院肩負起探索的曲折道路,培養出來的雙語精英,在政治、公共事務、商業等領域成就顯著。


 

關鍵字: #英華書院 #香港 #基督教

明報刊登日期:17/11/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2023年11月11日是基督教在東亞的第一所校,也是香港最古老的新教中學—英華書院(現在的英文名稱是Ying Wa College,往昔為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奠基205周年紀念。該校在1818年創立於荷蘭殖民地馬六甲,其創辦人馬禮遜和首任校長米憐乃基督教最早來華的兩位傳教士,他們看中了馬六甲是歐亞貿易之重要口岸,又是華人聚居之地,有利傳教和辦學。但為什麼在馬六甲成功運作了25年後,英華書院要在1843年再搬遷到香港呢?

提出書院遷到香港的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六甲英華書院的畢業生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年),他在1841年1月在給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下稱倫敦會)的信中呼籲將書院搬港,理由是鴉片戰爭勝負已定,香港島也為英軍所掌握,將書院搬港也是辦學的初心。

事實上,教會辦學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其信仰,教育政策主要是培訓當地的傳道人和傳播宗教。各新教團體都視香港為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寶庫,因為在香港訓練華籍的神職人員並由他們來傳教,是最能打開中國人對基督教心防的方法。同時,新教傳教士之前大多沒有到過中國,他們對中國官方態度也只知大概,明白中國政府既不歡迎宣教事業,也不願意外國人到來,為慎重起見,新教團體先在英國保護下的香港培訓本地神職人員,再將他們分派到中國以傳播教義。

然而,倫敦會最初不為所動,在該年12月的回應中,倫敦會不支持任何搬遷書院的計畫,不過信中也留了一個餘地,就是如果中國局勢更明朗些,倫敦會將考慮搬遷問題。到了1842年,中英兩國簽訂《南京條約》,清廷須割讓港島與英國,以及開放沿海五個港口進行通商等。這成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大好機會,於是,倫敦會在1842年12月召開了一次董事會,決定結束在印尼、檳城和馬六甲的基地,並指示在亞洲的傳教士們到港開會,共同商討「將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往該島(香港)」及在中國宣教之有關事宜。

英華書院當時的校長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他在1843年3月收到倫敦會來函,通知他最新的搬遷決定,並附上倫敦會的授權書。理雅各於是把「館藏圖書、中文木刻版及所有其他動產在出售之前已被包裝妥當」,準備運往香港。1843年7月10日,理雅各一行抵達香港島,他對香港的印象甚佳:

「我喜歡香港的地貌。這裡山脈延綿,唯一的平地在山谷之間……華人不多,但澳門的商貿公司一搬過來,人口就會增加數千。這小島最終會變成蜂巢,盼望將來很多基督教群體進駐接壤的大陸。」

此外,倫敦會也決定把印刷設施帶到香港的英華書院,1846年亞歷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1800—?)把印刷機、相關設備和銅活字帶到香港,書院不久後亦開始了在港的印刷業務。


 

關鍵字: #黑城遺址 #西夏王朝 #中國重大的考古發現

明報刊登日期:3/11/2023  


黑城遺址(網絡圖片)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西夏作為遼金宋時期,由党項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權,存在了190年。但在二十四史中,卻沒有獨立成書,不禁讓人平添一分好奇。而在內蒙古的荒漠中,有這樣一處神秘的古城遺址——黑城遺址,融合了西夏和元代文化遺跡,埋藏了千年的神秘故事。

黑城遺址又稱黑水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已經乾涸的額濟納河下游東岸的荒漠上。之所以叫黑水城,是因為曾有黑水河流經此處,最終匯入內陸湖居延海。党項人稱黑水為「額濟納」,蒙語裏稱「哈拉浩特」,也是黑水的意思。

在七至八世紀,這片土地已經是唐朝重要的商業和戰略據點,並建起了城堡。儘管規模不大,但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樞紐,聚集了大量居民在此繁衍生息。十一世紀時,党項人建立了西夏國,黑水城成為西夏國的疆土。西夏也視黑水城為一座重要的軍事城堡和邊防要塞,設置了十二監軍司之一的「黑水鎮燕監軍司」治所,以防東面遼國和漠北蒙古侵入,又將大批人口遷到黑水城一帶定居。黑水城由此成為西北地區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城內設有官署、民居、商舖、驛站、佛寺等,畜牧業也頗為發達。

1226年,成吉思汗親率蒙古大軍征伐西夏,攻克黑水城後,由此南下,直取西夏國都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市)。次年,西夏滅亡。黑水城在元朝很快恢復了繁華並得以擴建,成為河西走廊通往嶺北行省的驛站要道。元朝政府還在這裏設置「亦集乃路總管府」(「亦集乃」也是「額濟納」的音譯),轄境約為今天的額濟納旗。

十四世紀,元末明初戰事中,明朝大將馮勝攻破黑城。居民四散,城堡亦遭廢棄,河渠不修,水道絕流。昔日的西北要塞,被沙漠吞噬,湮沒在風沙和歷史中。

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引來外國探險家來華考察。1908至1909年,俄國柯茲洛夫探險隊來到黑水城遺址,獲得了大批西夏文、漢文、藏文、蒙古文等文字的文書和文獻,以及雕塑、織品、繪畫等藝術品和考古材料。這些珍貴文物文獻在聖彼得堡展出,引起極大轟動。黑水城從此聞名世界,與殷墟甲骨、敦煌遺書共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大的考古文獻發現,嶄新的西夏學也隨之誕生。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獻仍佔據已發掘西夏文獻的絕大多數,各類西夏藝術品也是極重要的珍寶。

如今踏足黑城遺址,歷史的痕跡隨處可見。城牆依舊佇立在茫茫黃沙中,磚瓦、陶瓷碎片、石塊散落地面,巍峨高聳的覆缽式佛塔靜靜地坐落在古城西北角上,昭示着古城曾經的輝煌。城內外的斷壁殘垣,訴說着歲月滄桑,時代變遷。


 

關鍵字: #古代婦女妝容 #眉毛 #舉案齊眉

明報刊登日期:20/10/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不論古今,愛美都是人的天性。現代女士的妝容會隨着潮流而不斷改變,至於古時,雖然不同朝代也有不同妝扮主流,但是古人對眉毛的情有獨鍾,卻是不同朝代都如一不變,而且眉毛更是古人的審美標準,也是夫婦相處之道的指標。

早在周代已有讚頌眉毛的詩句,如《詩經‧衞風》載:「手如柔黃,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瓠犀,螓首蛾眉。」螓是蟬的一種,「螓首蛾眉」意思是指寬寬的額頭,配上細而長的眉毛,來形容女子美麗的容貌。古代社會非常重視眉毛的妝扮,發展出很多種眉毛款式,如娥眉、小山眉、柳葉眉、八字眉等,不過歷代最受女士追捧的眉妝是長眉,正所謂「青黛點眉眉細長」。唐代著名女詩人李商隱曾說:「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李商隱在八歲時首要學的就是畫長眉,長眉是古時美麗的指標之一。

古代女性會把原有的眉毛剃掉,再按喜好畫上不同的眉型,顏色方面更不會只得黑色,還有黃、綠、淺啡色等。古詩詞中可以看見黛眉、翠眉的字句,如蘇軾《臨江仙‧送錢穆父》寫有「尊前不用翠眉顰」,又或白居易《五鳳樓晚望》所載的「龍門翠黛眉相對」等。「黛」是一種青黑色的顏料,古時用作畫眉,而「翠」是指綠色。

歷代多位皇帝都是眉癡,例如《妝台記》載:漢武帝讓宮人描八字眉;魏武帝讓宮人描青黛眉、連頭眉。連頭眉可說是「一字眉」的先驅,直直的一筆連着眉心,又稱之為仙蛾妝。當中最「愛眉」的應是唐玄宗,據唐代張泌《妝樓記》載,唐玄宗在兵荒馬亂的「安史之亂」時期,居然還有心情下令畫工繪畫《十眉圖》,把唐代婦女眉毛款式記錄下來。唐玄宗對婦女眉毛的愛好可見一斑。

眉毛在古時除了是審美指標之一,亦有傳情的功效,因眉毛的形態及如何郁動,反映着人的情緒,表露着喜、怒、哀、樂的情感。《後漢書》載:「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愁眉」是指眉毛畫得細長而彎曲,好似皺着眉頭一樣。成語裏不乏形容眉毛所表達的「情感」之字,如愁眉不展、喜上眉梢、眉飛色舞、橫眉冷眼等。

古人重視眉毛,更可在夫婦相處之道中反映。《後漢晝‧梁鴻傳》有載:「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梁鴻是東漢時期的文士,他雖然很有學問,但不願入仕為官,與妻子過着簡僕的田園生活。梁鴻夫婦相敬如賓,妻子每天會把飯餸盛到托盤上,捧着舉高到與自己眉毛位置的高度,然後送到梁鴻面前請他享用。「舉案齊眉」便成為後世讚美夫婦相處之道的字句。


 

關鍵字: #《百家姓》 #中國歷史 #宋朝 #童蒙教育

明報刊登日期:6/10/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百家姓》作為古代兒童的啟蒙書,流傳極廣,但有沒有想過,為甚麼是這樣的順序開頭呢?對比現今我們最常見的姓氏,如王、李、陳、張、劉、楊等等卻排在後面,《百家姓》的排序背後究竟有甚麼講究?

《百家姓》成書於北宋初年,作者姓名已不可考,應是江浙一帶的文人。編纂時,他收錄了411個姓氏,經過後人增補,如今達到504個。而他排列各個姓氏的標準,並不是按照人口數量的多少,而是各姓氏在北宋的政治地位。

排在首位的趙氏,是當時的皇帝姓氏。宋太祖趙匡胤作為宋朝的開國皇帝,一人稱帝,姓氏沾光,所以《百家姓》以趙姓起首,理所當然。排在第二位的錢姓,則源自吳越國的君主。吳越國是五代十國時期十國之一,由錢鏐在907年所建,定都於杭州,立國72年,疆域最盛時佔有今浙江全省、江蘇東南部、上海市和福建東北部。錢鏐在穩固了吳越疆土後,便採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他的主要成績在於修築錢塘江沿岸石塘,疏通西湖、太湖、鑑湖等內湖,使得農田不受潮水侵蝕,並可得灌溉之利。錢鏐之後的歷代君主也都遵行他的治國方略,專心發展經濟文化,還使得杭州成為東南地區的經濟中心。

更可貴的是,由於吳越國本身實力較弱,所以主動遠離軍閥混戰,謹慎投靠中原王朝,按歲時進貢,以求庇護。這使得吳越國立國約七十年間,極少接觸戰事,社會安定。北宋掃平各地政權,十國中僅餘吳越時,吳越末代國君錢弘俶為保一方百姓,決定納土歸宋,令吳越地區免遭兵甲之禍。蘇軾在《表忠觀碑》中曾評價:「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給予吳越錢氏極高的讚譽。而《百家姓》成書於吳越士子之手,除了奉宋朝趙姓為正統以外,也自然給予錢姓足夠的尊敬。

《百家姓》第三位的孫姓,則是吳越君主錢弘俶正妃孫太真的姓氏。孫氏聰明過人,喜好讀書,且非常仁德,深居宮中但生活節儉。錢弘俶相當讚賞她,封其為賢德順穆夫人,宋太祖亦封其吳越國王妃,足見孫氏的地位。

第四位李姓,則是南唐君主姓氏。南唐是吳越鄰國,也地處長江下游兩岸。雖然國祚僅38年,但國家頗為富庶,開國皇帝李昪努力恢復經濟生產,發展農桑。南唐詩歌繪畫等藝術文化更是興盛,後主李煜是首屈一指的「千古詞帝」,詞風別樹一幟。這都使得《百家姓》對南唐李氏另看一眼。

短短開頭四姓,就牽扯出北宋時期江南地區豐富多彩的故事。


 

關鍵字: #《簪花仕女圖》 #唐朝 #猧兒 #中外交流

明報刊登日期:1/9/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唐代周昉繪的《簪花仕女圖》是國寶級畫作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國家在1956年製成首批複製品,曾以國禮形式贈予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等外國政界人士。這畫構圖別緻,畫有五位貴族婦女及一侍女,另有兩隻狗及一隻白鶴。後世多關注畫中女士們的舉手投足,不過畫裏動物也不能少看,因為牠們既是中外交流的使者,也是中國寓意吉祥的表徵。

《簪花仕女圖》裏的兩隻小狗又叫「猧兒」,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猧兒」是拂菻犬的別稱。拂菻國在唐代是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舊唐書‧高昌傳》記載,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昌王麴文泰向唐高祖李淵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明確寫出高昌王將來自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拂菻犬送給唐高祖李淵。自從拂菻犬來到中國後,迅即成為宮廷及貴族的寵物,其後發展到平民百姓也愛養狗當寵物。唐朝宰相王涯《宮詞》寫道:「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氈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階吠晚螢。」這詩描寫「猧兒」在唐宮的生活狀況,牠們毛色雪白,四肢短少,行路時好像拖着地而行一樣,在深宮裏愛睡在紅氈上。由於深宮夜靜,寂寞的小狗也只能在夜色中向着金階的螢火蟲吠叫。王涯這詩在描寫宮中狗隻寂寞同時,也是暗指後宮婦女寂寞的生活。

楊貴妃是愛犬達人,她的拂菻犬是由康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一帶)進貢所得。「康猧亂局」的典故就是因楊貴妃的愛犬而來。《酉陽雜俎》記載:「上夏日嘗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文中的「上」是指唐玄宗。楊貴妃見唐玄宗快將輸棋,因而將懷中的小狗放到棋盤上,小狗把棋局擾亂,唐玄宗的敗局也消失了,堂堂皇帝才不至在棋盤上敗給臣子。

《簪花仕女圖》中的另一動物——紅頭白鶴(現稱丹頂鶴),自古以來在中國都具有吉祥寓意。古人認為鶴是神聖之物,例如在《穆天子傳》中有描寫白鶴為周天子跳舞的情景;漢代道教興起,總有描述修道成仙時,白鶴伴隨升仙的情節。唐代的《藝文類聚》更將白鶴獨立成篇記載,名為〈白鶴篇〉,記錄唐代以前有關白鶴的文獻,如記有《漢書》:「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為代宗,所巡狩至郡國皆立廟,告祠代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關鍵字: #市集 #漢朝 #唐朝 #長安

明報刊登日期:18/8/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政府近期推「開心市集」活動,希望促進市民消費之餘,也令市民有愉快的生活氛圍。「市集」是指在固定地方定期舉行貿易活動,中國早在商周時代已有。《周易‧繫辭》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當時市集也叫「集市」、「墟市」。市集發展至漢唐時期已頗為繁盛,漢唐兩代的首都多為長安,長安是當時的國際貿易大都會,漢唐兩朝在長安城的東西方設有規模龐大的市集。

漢代時的長安城內設「九市」,其中東面設三市,稱為「東市」;西面設六市,稱為「西市」。班固的《西都賦》載:「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形容漢代長安九市的繁盛景象。由於有八水繞長安,令到長安交通運輸便利,南方出產的商品如黃金、翡翠等;中原的絲綢、鐡器等貨物;西域的良馬、香料等物品,全運到長安九集貿易。經濟發達,令漢代的長安城內聚居了不少富豪。據《西京雜記》記載,當時長安城有一名叫韓嫣的富豪,愛玩彈丸,但他的彈丸是用金做的。長安城的兒童每當韓嫣玩彈丸時都爭相跟着他,以便撿拾他遺下的金彈丸,因此當時有童謠曰:「苦飢寒,逐金九。」

及至唐代,東西市發展更為繁盛。東西市均以「井」字形街道構建,相同行業的店舖集中在一起貿易,稱為「行」,這是現代所說「行業」的由來。當時東西兩市各有220行。東市鄰近三大內(即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顧客以宮廷人員為主;西市則是商賈雲集之地,較東市規模更大及繁盛,商舖有四萬多間,故有「金市」之稱。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載:「東鄰有富翁,藏貨遍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算,晝夜不安居。」生動地描寫西市的繁榮景況,商人的營業非常忙碌。有商業活動當然亦有管理規範,西市的管理由朝廷設立的「市置」和「平準署」負責。市置主要訂立市場交易規則,維持公平交易原則,例如規定每年八月,西市的商人都要到太府寺校正斛、斗、秤、尺,以監管西市的度量衡,達至公平貿易。至於平準署是唐代負責管理市內「常平倉」(唐代的糧倉),以平抑市場物價。

要說唐代西市的興旺,不得不說楊貴妃家族在西市的事跡。天寶十載(公元751年)的正月十五日,楊貴妃的兄長和姊妹前往西市遊逛,途中遇上唐玄宗之女廣平公主的馬隊,雙方爭先進入西市。楊家的待從揮鞭打馬,但馬鞭卻落在廣平公主衣裙上,公主倒地,駙馬上前攙扶時亦被馬鞭抽打了幾下,場面一片混亂。


 

關鍵字: #獅子 #中國文化 #門神

明報刊登日期:4/8/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在參觀中國古代宮殿、陵墓、寺廟、園林、宅第等等大型建築時,我們常常見到門前擺放着一對石獅子,威武雄壯,栩栩如生。這當中有何寓意和講究?獅子緣何成為老百姓心中的「門神」?

說起獅子這種動物,其實牠並不產自中國。漢朝張騫通西域,使得中國與西域各國有了經貿和文化來往,西域各地的奇珍異寶,甚至珍禽異獸傳入中原。《漢書‧西域傳贊》記載:「自是之後……巨像、師(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這就是獅子在中國文獻中最早的身影。在《後漢書》中也提到東漢章帝年間,安息國(今伊朗)「遣使獻師子」。這時期,獅子作為西域進獻王室的珍寶,只供皇親貴胄欣賞,老百姓自是無緣得見,於是便引人無限遐想。

東漢時期,佛教亦傳入中國,而獅子在佛教中也有其獨特的寓意。獅子象徵佛陀的高貴、威嚴、智慧、勇敢,所以「佛為人中獅子」。佛陀說法也被比作「獅子吼」,因獅子吼聲能使百獸懾伏,如同佛陀教義能讓迷茫的眾生警醒。連佛所坐處,也稱為「獅子座」。因此,獅子在人們心中成為了莊嚴、尊貴的神獸。既然是神獸、瑞獸,人們便根據僅有的認知外加豐富的想像,創作出與現實不盡相同的獅子形象。如南朝蕭績墓前的一對石刻,俗稱「石獅」,細看雖是獅子模樣,但身有雙翼,甚至翼上帶鱗,有趣之極。

至唐代,人們逐漸廣泛地將一對石獅子置於大門兩側,有守護門戶,辟邪納福,以及彰顯權貴地位之意。獅子的造型也回歸了牠真實的相貌。如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陵園中的石獅,就表現出了堅實健壯的身軀和筋骨,昂首挺胸,隆鼻闊口,維肖維妙。而往後不同朝代的石獅子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唐代石獅子強悍威武,元代石獅子身形瘦長但有力,明清時則比較溫順。從地域上來看,南北方石獅子也各有千秋,北方的石獅子大氣質樸,南方則雕刻得活潑靈巧,雕飾繁多。

如果留心觀察,其實門前的這一對石獅子也內有乾坤。這兩隻獅子並不完全一樣,一般是左雄右雌,這是以人從大門中走出來的方向為參照。人走出大門,左手邊為雄獅,右手邊為雌獅,符合中國傳統男左女右的陰陽哲學。左側的雄獅前爪下踩一個繡球,寓意腳踏寰宇,至尊權力;右側的雌獅則前爪撫摸幼獅,寓意子孫延綿。而這對獅子還頸戴瓔珞繡帶,前懸鈴鐺,頭頂旋螺紋鬈毛,英姿勃勃,一副尊貴氣象。這都是石獅雕刻流傳千年以來,中國人賦予其的文化意蘊和獨特造型。


 

關鍵字: #科舉 #武狀元 #策問 #中國歷史

明報刊登日期:21/7/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上文提到「武科生也要舞文弄墨」,即是除了考核武藝如步射、弩踏、弓馬等外,還要考核如「策問」等文試。以南宋為例,「策問」是武科舉的重要部分,從首關起便已有「策問」等文試。以南宋為例,「策問」是武科舉的重要部分,從首關起已有「策問」題目,先由地方官直接考核,只要弓馬武藝合格就可取錄,然後,再比試策問,文理稍通之人可參加解試。解試對「策問」的要求更為具體:「每舉用八月十四日揭比試榜,十五日試弓馬,十六日試程文《七書》義」。到了省試,內容仍考弓馬武藝與策問。最後一關是由皇帝主持的殿試,殿試主要試策問,參考弓馬成績,即所謂「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可見「策問」是武舉生必考之科,必經之路。

一探武舉策問題目

那「策問」內容究竟是怎樣的?現存最早的武舉策問題目見於宋代,共有二十一條,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題型:第一純考兵書理論;第二種結合兵書中的軍事原則,聯繫歷史上的著名戰例或著名軍事家事跡,問成敗得失,於成敗得失之際探尋靈活運用軍事理論之道;第三種是以古喻今,通過現實的政治軍事形勢與古代近似事例的對比,要求對現實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南宋人陳造(1133-1203年)的《江湖長翁集》保留了〈武舉策問十首〉,雖沒注明這些策問是屬於何時,但其中一問談到:「或者曰:國家行都於吳,吳湖江舟艦之地,車戰尤不必議」,則應是南宋朝策問。策問所考的兵法內容變化多端,但問法單一:先是列出用兵原則,再是列出歷史和這些原則相違但又取得勝利的戰例,再問考生因由。

其中一條是這樣的:「問兵詭之道」,先指出詭道「用之而不窮者,可以横行天下。」再引「韓信之下趙」為例,問如果陳餘用李左車之策,「則夫背水陣立赤幟之計其可施乎」,又引孔明不聽魏延精騎襲長安之計,歸結問:「信之兵輕用之而卒勝;孔明重用之而終敗,豈二人之才長短不同?」以歷史兩例要考生討論用兵的詭道及為何輕率者勝,慎重者敗?

我們發現這些「策問」都是從歷史上戰例中找尋有違於古兵法的戰例,並要求考生加以比較得失。由此,刺激了南宋湧現大量兵鑑類兵書,兵鑑類兵書以用兵原則為緯,史例為經的著法,和策問以原則何故和史例相違的問法,殊途同歸,都是考查考生對有關兵法及史例的認知,及能否活學活用。於是,《十一家註孫子》、《施氏七書講義》和《百戰奇法》等包含了無數兵法和史例,幫助考生應試的兵書大行其道。


 

關鍵字: #古琴 #李白 #非物質文化遺產 #孔子 #嵇康

明報刊登日期:7/7/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詩(《聽蜀僧濬壑松》)是李白寫聽古琴之音的感受,琴聲澎湃,鏘鏗有力,為他帶來無限詩意。古琴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具有三千多年歷史,在上古時期,古琴是禮器的一種,在重大儀式時演奏,與一般用於娛樂的樂器不同,因有七根弦,稱「七弦琴」,在近代為區別西方樂器才加了個「古」字,稱為「古琴」。

古琴究竟從何而來?傳說很多,伏羲氏、神農氏、舜等都被傳是古琴的創造者。若具文字記載,可追溯至西周時期,當時士人愛撫琴而歌唱《詩經》中《國風》、《小雅》、《大雅》的詩歌,用來彈奏這些音樂的琴,稱為「雅琴」。這時期著名的琴家是孔子、伯牙及騶忌等名士。孔子和伯牙相信大家都認識,至於騶忌,他是戰國時期一位政治家,曾用琴向齊威王進諫。《史記》記載騶忌聽罷齊烕王奏琴後說:「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攖之深,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意思是指大弦緩慢而溫和,象徵國君;小弦高亢而清亮,象徵宰輔;手指勾弦有力,放開舒緩,象徵政令;奏出和諧的琴聲,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聲不相干擾,象徵四時;循環往復而不亂,是由於政治昌明,上下通達及時。騶忌以此琴論來勸諫齊威王治國之道。

古代的士大夫都愛將自己的情感志向寄託在琴聲裏,如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之一的名士嵇康,他在刑場臨行刑時提出的最後要求,就是希望以琴彈奏一曲《廣陵散》。他在曲終時說:「當初袁孝尼要跟我學這首曲子,我沒有教他,現在《廣陵散》於今絕矣!」愛琴的嵇康也曾寫下古琴專論《琴賦》,他認為古琴音樂是「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泄幽情。」

李白所聽的「綠綺」琴,是古代「四大名琴」之一,其餘分別為春秋時期齊桓公的「號鐘」、戰國時代楚莊王的「繞樑」以及東漢蔡邕的「焦尾」,而「綠綺」是西漢司馬相如的。這四張琴都各有一個故事,如「焦尾」琴,相傳是蔡邕經過吳縣時,看見有人架起鐵鍋燒柴做飯。蔡邕注意到柴火上有一塊上好的梧桐木正在燃燒,他於是不顧危險在烈火中救出這塊梧桐木,並將其製成一張七弦琴,因琴尾有燒焦痕跡,故取名為「焦尾」。

古琴蘊涵豐富的文化內涵,是崇高的人格和高潔的精神境界象徵,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古琴為「口述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國家保護及傳承。

 

關鍵字: #王安石 #熙寧變法 #宋朝 #中國歷史

明報刊登日期:23/6/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北宋建國以後積弊日多,在各方面都呈現衰落跡象,大有積重難返之勢,神宗親政之初,通過王安石變法,以革弊圖強,歷來論者皆把重點放在國富之策,而忽略王安石在軍事人員上的變革也有頗多嘗試。

首先是精簡軍隊。對長期以來存在的軍隊人員冗濫,而戰鬥力低下及軍費開支龐大的諸問題,王安石採取了合併與裁汰相結合的手法,將大量兵額不足的禁廂軍番號撤銷,並將老弱無力的士卒清除出軍營。按照新的規定,用於作戰的禁軍中馬軍一營(或稱指揮),編制為300名軍兵,步軍一營有400名定員。改革之後,全國禁軍編制由872營減為625營。另外,對原來規定61歲退役的舊制加以改變,規定凡50歲以上的士兵一律裁為民,藉此增加軍隊的作戰能力。

其次是指揮系統和兵役制度的革新。為了消除昔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帶來的惡果,王安石學習范仲淹在延州地區帶兵時的經驗而行「將兵法」,推行之後,北方地區的將官通常可以統管6000至10000名士卒,並配有副將以下部屬將校;南方地區將官轄的兵員則少的多,大約不過四五千人。

自中唐以來,募兵制逐漸取代了以往兵農合一的兵制,但社會長久歧視軍兵,加上刺字等恥辱制度的存在,軍營裏充斥失業流民,甚或罪犯,即「無賴奸猾之人」,對軍心和戰鬥力都產生了消極影響。同時,募兵對朝廷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曾任三司使的蔡襄曾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有鑑於此,王安石提出了以民兵替代募兵,推行保甲法,以培養出新型軍隊。按照這一新法規定,每五戶編為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民戶有兩丁以上者,選一人為保丁,自備弓矢,平時由大保長監督訓練、巡警,防止民間暴動。在河北、河東及西北邊緣的保丁,戰時也投入戰場。

第三是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熙寧五年(1072),神宗重新設置武學,設100名生徒名額,招收無職事的武職使臣、官員子弟以及民間人士,當然,入學還要有一定的考試限制。在這所學校裏,教官們主要講授古代各家兵法、歷朝用兵例證及許多忠臣事跡,創建之初,尚未定出古兵書的範圍。另外,也分給學校一些士兵,以用於操練陣法。3年學習期滿後,原有使臣出身者可以馬上獲得巡檢、監押一類軍職;原無官銜出身的士子,則必須在軍隊中見習3年,才能取得巡檢等職務。

有別於富國之策在後世爭論殊多,王安石變法在軍事上非常成功,兵員質素日高,漸成精銳之師,並取得了與西夏作戰的優勢,並在日後徽宗朝打下北宋有史以來最大的版圖。

 

關鍵字: #宋朝 #武舉 #《武經七書》 #《孫子兵法》 #中國歷史

明報刊登日期:9/6/2023  


《武經七書》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武舉創立於唐代,是為選拔軍事人才而設的武科考試,初時主考項目有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但自宋代後考核內容大改,武科生也要舞文弄墨,其經過是怎樣的?

天聖八年(1030年),宋仁宗親試武舉:「先問其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考試內容有三:「騎射」是入門、「策」是取錄關鍵、「弓馬」區分名次,後相沿成宋定制,也深深影響到明清的武舉。「策」就是用文字寫對策,對策全是兵書而來,因此,武舉也帶動兵書的發展。

 

武舉分墨義與策問

元豐三年(1080年),神宗下詔命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及《唐李問對》等七部古兵書,至元豐六年(1083年)成書,名《武經七書》,以供武舉試士及武學教育使用。至此,北宋武舉武學的考試教授內容遂告統一,先秦至唐的七部古兵書成為了兵學的典範。

在北宋,武舉試分為兩種:「墨義」和「策問」。「墨義」又稱「七書義」,是一種名詞解釋,其出題方法是從《武經七書》中選取片段,就某一觀點,提出問題,回答時要依照原文。「墨義」試考生對兵書的記憶程度。這使考生除了要熟讀原文外,背誦註文也非常重要,在兵書「墨義」試中,考生即使毫無個人之見,只要能「引前人註說解釋義理明暢者」,就可及仕。但誠如朱服所言:「他書所有註解,淺陋無足採者」,而「諸家所註《孫子》,互有得失」,既然註《孫子兵法》者多,而其他兵書註淺陋,這無疑有利於日後各種註解《孫子兵法》兵書的發展,而對前人註說的重視,也為北宋末年興起的《孫子兵法》集註體——《十家孫子會注》出現提供了土壤。

「策問」分為「問目」和「對策」兩部分。「問目」是就《武經七書》中的戰略戰術原則提問,或就儒經及歷史著作中所記載的古代戰例發問;「對策」要求能抒發個人見解,或能引用前人註釋,語言明晰,文字流暢,或能聯擊問目對現實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切實可行。這種試題,是導致北宋中期以後,兵書盛行「以史論兵」的原因,《何博士備論》是這方面的代表。

《武經七書》成書,一方面達到提倡兵學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排斥了其他內容的兵書,兵書不再被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反而能為統治者選拔人才,所以此一政策為日後朝代所仿照。《武經七書》使兵家學說與儒家學說共同成為官方認可的經典,恢復了兵學在先秦時的歷史地位,這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次,也標誌着中國傳統兵書的定型和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體系化的完成。

 

關鍵字: #宋朝 #重文輕武 #崇文抑武 #陳橋兵變 #中國歷史

明報刊登日期:26/5/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香港中史教科書在論及宋初建制時,總會提及北宋執行着「重文輕武」(或「崇文抑武」、「偃武修文」)政策,不過,北宋究竟有沒有此一政策呢?「重文輕武」的實情為何?

所請「重文輕武」政策大都包含了兩重點:一是削弱、抑制武將的權勢;二是提高文人的作用和地位。

北宋在軍事上面對強敵威脅,形勢迫使它不得不重武,否則便沒有後來因冗兵而財政陷入危機,而決心改革的問題。「輕武」實乃有抑武人之意,這裏,武人也非專指一般的士兵,而是擁有兵權的武將,意即採取各種措施來牽制和打壓武將,防止因權力過大而有篡權之機。

 

士兵薪俸可觀 戍邊獲賞錢

另一方面,對普通士兵,北宋給予頗高的薪俸,如禁兵薪俸,年五十千,廂兵薪俸,年三十千。按當時三千錢可以買一畝良田計算,這樣的薪俸確實可觀。這只是「正俸」,之外還有商錢,如果去邊防戍更,朝廷還給以賞錢、犒以飲食、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每季又加以銀鞋,邊防地方伙食標準高再加薪水錢。乾德二年(964年),朝廷所選的一萬精兵,甚至「給緡錢俾娶妻」。同理,北宋給武將的待遇也不俗,「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便是在薪俸待遇方面厚賞武人,但在禮遇、任用及權力上,北宋對武人是甚薄的。故「輕武」之意在於抑制武將的權力。

此外,「重文輕武」也是有一發展的過程的,它可上溯至五代的後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榮,而經過北宋諸帝——尤其是宋太宗徹底執行後,「重文輕武」漸從君主的意志成為社會的風氣,影響着兩宋百姓對文武兩道的觀感。

以「陳橋兵變」奪位的趙匡胤對武將擁權的危險是深有體會的。建隆二年,太祖召見趙普(922-992年)問及連年動亂的原因,趙普答曰:「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趙匡胤遂把財、政、兵權從方鎮手中奪過來,並派文臣去擔任各官職。宋太祖在「收兵權」的過程中,對軍隊將領採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別是對禁軍三衙的統帥防範極嚴。另一方面,太祖重用文臣,還在於文臣便於控制和利用。開寶五年(972年)十二月,宋太祖曾曰:「聯令選儒臣幹事者百余,分治太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由此制定了一系列「重文」的政策,如大力推行科舉取士,擴大取士名額,廣泛吸收知識分子參政。

所以,北宋並沒有明文他們是在執行一項稱為「重文輕武」政策,「重文輕武」只是總結了宋朝對文武兩道的心態,並從心態形成諸多政策後的結論,所以,「重文輕武」是對趙宋心態、政策的歸納。

 

關鍵字: #封狼居胥 #霍去病 #漢武帝 #匈奴 #中國歷史

明報刊登日期:12/5/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宋代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一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此句引用古事,意指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意圖北伐建功,卻失利而還。「封狼居胥」意思是建立顯赫功績,早已成為古代武將的最高追求。這個故事又是怎麼一回事?

「封狼居胥」中的「封」意為築壇祭天,「狼居胥」則指狼居胥山,即今日蒙古國的肯特山。故事的主角就是漢代名將霍去病。霍去病年少有為,在極短的生命裏,建立了大部分後世武將終其一生都難以企及的功勛。他十八歲獲任命為剽姚校尉(「剽姚」意為勇猛勁疾),率領八百騎兵深入大漠,兩次功冠全軍,因此受漢武帝封冠軍侯。二十歲時他升任驃騎將軍,指揮兩次河西之戰,殲滅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萬人,攻抵祁連山,使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

二十二歲時,霍去病又參加漠北之戰。《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記載:「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這也就是「封狼居胥」的出處。

此次,漢武帝派衞青、霍去病各領兵五萬,深入漠北,尋找匈奴主力。霍去病率軍北進兩千多里,翻越離侯山,渡過弓閭河,與匈奴左賢王部主力交戰,俘虜了匈奴的屯頭王、韓王等三人,以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共計八十三人。霍去病此戰大破匈奴軍,並在狼居胥山舉行了祭天封禮,在姑衍山(今蒙古國肯特山以北)舉行了祭地禪禮,還登上高山以望瀚海。

這一仗,除了在軍事上取得赫赫戰功,還有一點頗值得玩味。要知道,封禪之禮,也就是在太平盛世時祭祀天地,顯示功績,歷來是帝王的特權。而霍去病作為臣子,卻得以「封狼居胥」、「禪姑衍」,若不是得到武帝首肯,是萬不敢行此大典。而且在霍去病班師回朝後,武帝再增封其食邑五千八百戶,又設置大司馬位,讓衞青、霍去病同任,共掌軍權。兩年後,霍去病英年早逝,武帝悲痛不已,准他陪葬茂陵,並將他的墳墓修成祁連山的模樣,以表彰他力克匈奴的不朽功勛。足見漢武帝對霍去病的器重。

作為古代武將的最高榮譽,「封狼居胥」不只代表軍事上的極高成就,還暗含了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個人理想,即壯志得酬,位極朝堂,獲得君上賞識,甚至代行君權。長久以來,這個故事被人津津樂道,就不難理解。

 

關鍵字: #女性權利 #三從四德 #七出之條 #男尊女卑 #母系社會

明報刊登日期:29/4/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由於有「三從四德」、「七出之條」等觀念,不少人會以為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是一直處於低位。事實上,和世上各大文明的發展經歷相似,中國古代社會也是從母系社會起步,再走到父系社會的,女性也不活在暗無天日裏。

遠古的母系社會,最大大的特點是女尊男卑,女性是社會的權力所在,上古神話故事不乏女性神祗,如女媧、王母娘娘、嫦娥等。在母權時代,男性神祗地位較女性神祗次之。隨着社會由母系轉為父系,男性地位抬頭,女性地位便江河日下,變成男性的附庸,男性神祗比女性神祗亦愈來愈多,甚至有指女性神祗因而變成男性神祗的說法,黃帝就是其中一例。聞一多所寫的〈五帝為女性說〉,可說是率先提出五帝為女性的說法,其後有不少學者以《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史記‧天官書》中載:「黃帝,主德,女主象也。」引證黃帝是女性的言論。

西周以後,父系社會日益鞏固,但當時女性仍可自由戀愛,可違抗父母的命令,婚姻當中女方甚至可提出離婚。《周禮》設有和離之制,即夫妻之間因相處不來可協議離婚,直至唐代,和離制度正式確立,成為唐代的律例。在先秦時期,出現不少女性提出離婚的事件,如晏子的車伕也是由太太提出離婚的,理由是嫌棄丈夫行為舉止淺薄。在秦漢以後,同樣也有不少由女方提出離婚的事例,如獲漢武帝賞識的朱買臣,因在做官前非常貧窮而被妻子離棄,成語「覆水難收」就是由這離婚事件而來。

在漢代,法律上對女性也有一定保障,如孕婦入獄,在監獄中可豁免戴刑具。漢景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下詔:「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意思是囚犯年齡在八歲以下,八十歲以上,或有身孕、盲人、侏儒人士,在監獄囚禁時都可豁免戴刑具。

宋代向被視為規範女性的重要轉捩點,但法律上同樣對女性有所保障,《宋刑統‧戶婚律》中有「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娉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娉財之半。」在室者是指未結婚的姑姊妹,雖然繼承財產方面未能與男性平等分配,但法例上已寫明她們有繼承財產的權利,反映女性在家庭中也有一定地位。在明代,犯輕罪的女犯人更可獲免監禁之刑,《大明律》載:「凡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

 

關鍵字: #流觴曲水 #文人雅集 #王羲之 #《蘭亭集序》 #《西園雅集圖》

明報刊登日期:14/4/2023  


王羲之《蘭亭雅序》神龍本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流觴曲水、竹林論道……古人常常「以文會友」,雅集相聚,共同嬉遊唱和,詩酒風流。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特別的現象,同時也引來我們無盡的遐想。

在先秦兩漢時期,文人聚會往往局限在貴族群體,且以論政、洽公為主,談不上風雅。能稱得上稍有規模的文人雅集,大概以東漢末年鄴下文人的出現為開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既是掌權者,也是文壇領袖,所以在他們身邊聚集了大量名流學士,其中以「建安七子」為代表。曹丕在《又與吳質書》中說道:「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他們到處遊玩賦詩,飲酒奏樂,詩中除了描繪個人生活,也反映社會現實,為集會注入文學氣韻,開雅集先河。

魏晉時期,文士們縱情山水,放浪形骸,率意灑脫。說到最著名的文人雅集,莫過於蘭亭雅集。時逢三月初三上巳節,以王羲之為代表的42位文士相聚蘭亭,舉行祓禊之禮,即來到水邊洗濯,去除宿垢,有帶走身上晦氣、祈福的寓意。此外,大家分坐渠邊,讓酒杯順流而下,酒杯停在誰處,誰就一飲而盡,並賦詩一首,此稱為「流觴曲水」,是東晉文人一大創舉。今天的我們光在腦海中想一想這情景,已深感風流雅緻之極。更重要的是,在雅集之後,王羲之留下了《蘭亭集序》的文學名篇和以此篇寫就的、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書法作品,成為千古佳話。歷代文人常常以蘭亭之會為雅集的典範,「流觴曲水」的遊戲更是傳到日韓,經久不衰。

至宋代,文人集會出現更加多元的活動和形式。北宋畫家李公麟所作《西園雅集圖》,勾畫出自己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肇、秦觀等名流雅士共聚的情景。圖中人或揮毫用墨,或吟詩作賦,或撫琴唱和,或打坐參禪,人人神態動作各異,自得其樂,可見文風盛熾。米芾為此圖作記,感歎「人間清曠之樂,不過如此」。

宋代雅集另一個特點,是在飲酒之外又發展出飲茶之風。宋代流行點茶法,將茶葉末放入茶碗,注入沸水,調成糊狀,再次注入沸水,用茶筅快速攪動,使茶沫上浮,呈現出乳白色的茶湯。這種點茶法還催生出「鬥茶」,即比較茶的湯花、色澤以及水痕出現早晚。這如同「流觴曲水」一般,成為當時文人聚會的遊戲方式。

歷代文人雅集,離不開文化的凝聚,也離不開風雅的風度,也離不開文學藝術的傳世載體。如今回首再看,古人寄情山水,寄意斗酒詩篇,是何等暢快!

 

關鍵字: #海昏侯 #劉賀 #中國考古 #漢朝

明報刊登日期:31/3/2023  


海昏侯墓出土的劉賀印章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2011年,江西南昌發現一座古墓,經過數年發掘、研究,證實墓主是曾登基為西漢皇帝、被廢後封為海昏侯的劉賀,故該墓被稱為「海昏侯墓」。海昏侯墓的主墓室保存良好,出土了各類珍貴文物六千多件(套),包括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等,當中的簡牘、木牘更收錄了許多歷史典籍和文獻,為研究西漢歷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全新的第一手資料。海昏侯劉賀究竟是何許人?既有如此大規模的墓葬,又是獲得封侯的貴族,為何其封號會有「昏」這個令人聯想到昏庸和昏君的貶義字?要認識海昏侯墓,必須先從認識劉賀入手。

劉賀曾短暫當上西漢皇帝,但班固在《漢書》中沒有為他立「紀」,其生平事跡主要見於《漢書》的〈宣帝紀〉等章。劉賀是漢武帝之孫,五歲即繼承昌邑王之位。後漢昭帝駕崩,因沒有子嗣,需要在武帝的子孫中選立新君。總攬朝政的大將軍霍光立劉賀為帝,劉賀時年約十八九歲,即起程趕往長安,此行本屬奔喪,但劉賀沿途尋歡作樂,甚至指使奴僕強搶民女,用衣帳遮住藏匿車上,東窗事發後即佯作不知,將責任推予奴僕。劉賀未入宮,種種「出位」行為已令人側目。

劉賀即位後仍不改劣行,「既至,即位,行淫亂」,被指自登基起27天內幹了1127件壞事,霍光乃請太后(昭帝之后、霍光外孫女)廢之。劉賀被廢後,原本的封國昌邑也降為山陽郡,連昌邑王也當不得,後來宣帝封他為海昏侯,食邑四千。值得留意的是,海昏是西漢時豫章郡轄下十八縣之一,範圍大致包括今天南昌市新建區北部,故海昏只是地名,與劉賀是否昏君或昏庸無關。劉賀在33歲即撒手人寰。

劉賀是否單純因為品行有虧而被廢?是否真的如史書所說般不堪?一些史家提出質疑,認為由登位到被廢僅27天,便做出1127件壞事,即平均不足兩小時做一件壞事,實太誇張,《漢書》屬漢朝官方立場,所載主要是想強調廢黜劉賀及宣帝代之繼位是合理正確。一些觀點指出,劉賀被廢主因是急於與霍光爭權,他帶同在封國的大批屬僚到長安,試圖建立自己的勢力以抗衡霍光,結果不單丟了帝位,還牽連二百多名屬僚遭處死。宣帝登基初年對霍光言聽計從,形同傀儡,待霍光一死,即誅滅霍氏一族,奪回實權,明顯是汲取了劉賀速敗的前車之鑑。至於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牘,更反映劉賀可能是一個愛書好學之人,而非純粹的無道無德。

真實的劉賀到底是個怎樣的人?他的起跌有沒有其他隠匿的真相?西漢昭宣時期有沒有其他未知史事?這些疑問,有賴各方學者通過深入研究海昏侯墓文物,從中尋找答案。

 

關鍵字: #禮 #孔子 #儒家 #《左傳》 #《論語》

明報刊登日期:17/3/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近代中國飽受列強蹂躪,傳統文化支離破碎,是一次徹底的禮崩樂壞,其衝擊和影響遠超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幸經百年來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犧牲努力,古老的農耕民族通過革命再生走向現代化,讓中國走出復興之路。然而,今天的中國人也遇到二千多年前孔子遇到的問題——如何以創性的轉化,把古禮的精神提煉出來,以適應當前社會的需要和治理當世?

二千多年前先賢們的思考重點,很值得我們借鑑,他們強調「禮之本」和「禮之文」的分別,即本質和形態的不同,前者是核心,是不變的,後者則隨時代的轉變而轉變。

《左傳》記載了一次對話:「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左傳》說明揖讓周旋的儀式、禮節,只是儀,不是禮。禮是體現天地之道的法則,所以禮之本是理義,而不是儀節。孔子繼承了這個思想,《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說明禮樂不只是祭祀與樂舞的外在形式,還應當體現以仁為代表的道德原理。

因此,我們今天要發揚的是禮之本,而不是禮之文,禮之本可適合現代社會的特質頗多,舉其要者:1. 禮重視敬讓——《左傳》:「讓,禮之主也。」2. 重視平等交往——《禮記》:「禮尚往來。」3. 禮重視更高的文明秩序——《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 禮重視和諧——《論語》:「禮之用,和為貴。」5. 禮重視他人——《禮記》:「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如我們更進一步,更能發現「禮」的特質和現代生活是並行不悖的:1. 禮是非宗教性的,是人文也入世的——在講求民族融和宗教自由的現代社會,是更進步的主張,更能減少宗教和文化衝突;2. 禮是社群的,不是個人的——禮自我制約的秩序,是通過習俗、禮節、儀式等養成,可讓社群更和諧;3. 禮是王道的,不是霸道的——今天國與國之間仍是叢林法則,大國欺負小國,王道是和諧的國際秩序;4. 禮重是重教化的,不是過度放任的——禮能防止自由主義走向極端。

中國傳統的禮,不是過時舊物,更不應因近代積弱而加以否定。反之,禮不但能夠因應時代而形式上自行靈活轉變,其本質對於當代紛亂多擾的世界,更有匡正重建之作用。

 

關鍵字: #禮 #孔子 #儒家 #周禮

明報刊登日期:3/3/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中華文明自古延續至今而從未中斷。在漫長的文明史裏,獨特的中華文明孕育出以禮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是中國多元社會的文化紐帶和言行準則,並構成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然而,自鴉片戰爭後,由於當時西方的科學技術遠勝中國,在船堅炮利轟擊下,傳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在短期內喪失優勢,動搖了國人對自身文化的信心。

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國內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一時鋪天蓋地,席捲神州,禮作為傳統文化核心,自是首當其衝。五四批判傳統文化的重要旗手陳獨秀曾言:「孔教之精華曰禮教,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根本。」新文化運動的主題之一,是猛烈抨擊儒家的「禮教」,而其焦點則集中在兩點:

1. 「禮教」使社會不平等——如反對「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概念,認為有違人性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現代思想。
2. 「禮教」使性別不平等——如反對禮教干涉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自由。
 

五四時期,反傳統的思潮將儒家和禮教視為一體,但如果我們訴諸歷史,儒家不但不是古禮的拱衞者,反而是史上第一個革新者。

禮在古代有多重含義,禮治、禮法、禮教、禮律等稱謂從不同角度標示禮的功能和內容。早在商朝,中華民族就已初步建立了禮儀制度,人們通過一定的祭祀儀式,以示對祖先、天、神的敬意。周代,禮的含義有了新的發展,從宗教祭祀領域擴大到文化教育和政治、道德等領域,一部《周禮》就包括了周代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

但春秋末年禮崩樂壞時,孔子反思了周禮,肯定周禮的文化精神和原則,「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但孔子不是照搬已近乎固化的周禮,而是提出「仁」作為補充,以仁釋禮:「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也認為:「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禮成了外在約束,調節個人的安樂與外部有序社會的和諧:仁是內在的道德修養,是精神生活的境界;禮是有形的、能見到的,仁是無形的、能感受到的,所有禮都以仁為核心,「克己復禮為仁」,在先秦儒家的努力下,古禮通過仁得到新生。

今天被視為舊文化代表的儒家,在二千多年前其實是第一個革新周禮,賦予其新生命,並取得成功的學派。及後,禮在中國發展了二千多年,走出不同形態,如禮義、禮儀、禮俗、禮俗、禮制或禮教等。

 

關鍵字: #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 #香文化 #熏香

明報刊登日期:17/2/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跡中,除了有陶瓷、茶葉等人人熟知的貨物外,還有一種東西長時間佔據貨品榜單,但如今的我們或許不太熟悉,就是香,或稱香料。

中國古代用香的歷史非常悠久,其背後的香文化更是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先民在燃燒木材的過程中,發現飄起裊裊青煙,且有着異常的香氣,由此將這類香草香木作為祭祀神明、驅蟲避疫的物品。香文化在秦漢時期逐漸發展起來,南方盛產香草香木之地納入版圖中,加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使得各種香料傳入中原。博山爐、香枕等流傳於世的漢代宮廷器具,顯示出熏香風氣的盛行。《漢官儀》還記載:「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即尚書郎向皇帝奏事時,需口含雞舌香,使口氣芬芳。

香文化的發展在隋唐時期呈現出新的局面。這一時期國家空前富強,對外交往頻繁,香料的種類更加多樣且細緻,廳堂、臥室、文房各處專香專用,佛家、道家亦提倡用香,香球、香盒等器具層出不窮。唐代香文化更是隨鑑真東渡至日本,逐漸形成特色的日本「香道」。至宋代,香在坊間相當普及,除了熏香以外,人們還會親手製作香囊、香熏球、香餅等等。南宋《夢梁錄》將焚香、點茶、掛畫、插花稱為「四般閒事」。文人雅士也會呼朋喚友,一同品香詠香。蘇軾《翻香令》:「金爐猶暖麝煤殘。惜香更把寶釵翻。重聞處,餘薰在,這一番、氣味勝從前。揹人偷蓋小逢山。更將瀋水暗同然。且圖得,氤氳久,為情深、嫌怕斷頭煙。」寫盡了時人熏香品香之態。正所謂「紅袖添香」,亦是讀書人的雅韻樂事。

明清時期用香風氣仍盛,《紅樓夢》中就有許多焚香用香場景,麝香、梅花香、百合香、檀香等品種屢見不鮮。但近代,香文化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及動蕩的時局中逐漸沒落。現代化學工業的發展,使得人工合成香料、化學香精等能夠輕易製造出各種香氣,且價格低廉,傳統天然香料無奈走向式微。

但傳統的香文化卻不僅僅是聞聞香味,追求感官之樂而已。靜坐室內、宴客會友,香可營造溫馨、和諧的氣氛。一呼一吸之間,放鬆情感,心靈和意念獲得修持。這些文化意蘊與茶文化非常相似,都有清雅含蓄、淡然幽靜的特質。而將品茶、熏香、插花、弈棋等古人熱衷的「閒事」結合在一起,則創造出一種雅趣精緻的審美及生活方式。這也是香及香文化長期盛行,在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世界中具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關鍵字: #農曆新年 #立春 #癸卯兔年 #二十四節氣

明報刊登日期:3/2/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立春,在農曆二十四節氣中排首位。今年的癸卯立春,為正月十四,即新曆2月4日星期六。

立春這一天,為太陽到達黃經315度之時,一般在新曆每年2月3日至5日之間。元代吳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中國傳統以農立國,有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立春既是春天伊始,也就是每年農事之始,故立春在古代深受官民重視。

迎春是古代立春的重要典禮,早見於周代,主要祈求在新的一年豐收。《禮記‧月令》載:「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春於漢代益見重要,稱為「立春節」或「春節」。《後漢書‧禮儀上》記載了東漢官方對立春勸農之重視:「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富察敦崇著、初刊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燕京歲時記》云:「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餅,婦女等多買羅卜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卻春困也。」可見直到近世仍見立春之俗。1941年,國民政府為表重農,農林部在戰時首都重慶舉行第一次全國農林行政會議上,定每年立春日為農民節。

或者與傳統農耕關係太密切,到了今天,立春似乎日受忽視。然而,和傳統華人社會一樣,香港社會非常重視「擇吉」,即選擇在吉利的年份、日子或時辰進行重要活動。例如結婚,「擇吉」是必然,而「雙春兼閏月」就是最佳的結婚年份。以最近的雞年為例,是年立春分別為農曆丁酉年正月初七即新曆2017年2月3日,以及農曆丁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新曆2018年2月4日,加上「閏六月」,令該年成為大旺結婚之年。至於沒有立春日之年,南方稱「盲年」、北方稱「寡婦年」,例如主要時段在2019的己亥豬年、主要時段在2021的辛丑牛年,則不宜結婚。立春左右了婚姻大事的規劃,乃至婚禮統籌、婚宴飲食、婚紗拍攝等多個行業的生意,影響力很大。

現時,很多香港人習慣上認為,農曆大年初一凌晨零時起,即踏入新的生肖年,故今年兔年是由1月22日凌晨零時開始,電台、電視等主流傳媒亦有報道「大年初一凌晨零時兔年BB出世」的新聞。不過,多數命理學家都指出,新的生肖年非始於大年初一,應由立春開始。隨着網上的命理資訊與日俱增,社會或會日漸傾向立春為新生肖年起始之說。

 

關鍵字: #農曆新年 #天干地支 #癸卯兔年 #十二生肖

明報刊登日期:20/1/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還有兩日就是大年初一,在此先祝賀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癸卯兔年將至,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是虎去兔來?十二生肖的排序有沒有講究?在說十二生肖前,我們先要了解中國傳統紀年法,即天干和地支的關係。中國先民根據天象變化,將時間劃分為年、月、日、時,並以天支和地支相配合制定曆法。天干和地支合稱為「干支」,天干有十個,從甲到癸:地支有十二個,由子至亥。天干放前,地支放後,排序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餘此類推地形成六十干支的循環,以作紀年之用。2023年就是癸卯年。

十二生肖從何而來?為何是這十二種動物?這些問題目前為止言人人殊,坊間亦流傳不同演繹。在傳世文獻中,較早提到十二生肖說法的要算東漢哲學家王充。他所撰的《論衡‧物勢》:「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離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豕」即豬,「虵」即蛇。從王充這段文字,可反映東漢時期已有十二生肖之說。

至於十二生肖如何與十二地支相對,是一個不解之謎。先民將十二生肖配上十二地支,得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2023年就是癸卯兔年。至於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是怎樣配呢?清代李長卿在《松霞館贅言》作過解釋,如:「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於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於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不過,李長卿的說法沒根據,更多是穿鑿附會。

先民非常聰明,他們利用十二生肖來便利生活,例如用來記下出生之年,以動物形象加強記憶,遠比只記年份的數字來得容易。在南北朝時期,北周權臣宇文護的母親在寫給他的一封信裏說:「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北史‧卷五十七》)這表明當時民間已普遍流行十二生肖紀年法。時至今日,這方法仍大有人用。先民還會用十二生肖來取乳名,例如東晉名將毛寶的兒子,字虎生;同樣生於虎年的明朝著名文人唐寅,字伯虎。

送虎迎兔,不少成語和民間習俗都與寅虎與卯兔有關。例如成語「寅吃卯糧」意思是指寅年已吃掉了後一年(卯年)糧食,比喻入不敷支的情況。因為寅吃卯糧並非吉祥之意,所以民間又出現「騎虎兔兒爺」的習俗,製作兔子騎虎的雕塑,代表卯兔馭寅虎,有卯吃寅糧的「好意頭」,臨近兔年,香港人借「吐」和「兔」的讀音來玩「食字」文字遊戲︱到處可見「兔氣揚眉」揮春和賀歲裝飾,既大增過年的歡樂氣氛,也為香港的賀年文化增添有趣色彩。

 

關鍵字: #祭灶 #農曆新年 #謝灶 #癸卯兔年

明報刊登日期:6/1/2023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癸卯兔年將至,按照老傳統,過年前着手置辦年貨、掃塵貼字外,祭灶也曾是香港民間頗受重視的習俗,不過,隨着時代的轉變,祭灶活動在港卻是日漸式微。

祭灶又被稱為小年、謝灶、送灶、灶王節等。根據民間傳說,灶王掌管各家灶火飲食,因肩負着保護和監察一家的職責而受到祭拜。東漢鄭玄註《禮記‧記法》:「(灶王)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也。」可見這一說法由來已久。有的家庭會在灶台或牆上貼灶王神像,有的則供有香爐。到臘月廿三或廿四日,灶王就要升天,向玉皇大帝匯報一家人的善惡,以定這家人來年的賞罰禍福。因此,灶王升天對全家可謂意義非凡,於是便衍生出送灶的習俗。

送灶一般在這日黃昏以後,一家人擺桌供奉,向灶王敬香祭拜,貢品多為甜食果品。用甜食是為了讓灶王「口甜」,上了天庭不要說一家人的壞話,有的地方還會將糖直接抹在灶王像嘴邊。之後再把神像揭下來,與紙馬、紙錢一同焚化,意味着送灶王升天,亦稱「辭灶」。直至新年過後,再將新的神像貼上,迎回灶王。送灶一過,各家則進入「忙年」的時候,打掃房屋、添新衣、貼揮春,熱熱鬧鬧。

祭灶雖歷史悠久,但在中國南北各地卻有不一樣的風俗,最明顯的就是日期不同。北方祭灶多在臘月廿三,南方則多在臘月廿四。回顧古人的記載,原本應在臘月廿四,如晉代《風土記》記載:「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灶,謂灶神翌日上天,白一歲事,故先一日祀之。」南宋詞人范成大〈祭灶詞〉首句亦言:「古傅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廿三、廿四何時分化,一般認為始於清代。清朝皇室習慣臘月廿三於坤寧宮祀神,故將祭灶合二為一。北方民間亦有「官三民四船五」之說,即官方在臘月廿三日祭灶,民間在臘月廿四日,沿海地區的水上人家則在臘月廿五。久而久之,北方民眾跟隨官方習俗,而南方因遠離政治中心,民眾至今仍保留臘月廿四日的傳統。

祭灶的甜食在各地亦有特色,在北方多用糖瓜(麥芽糖製成的小食)、米糕、八寶飯,在南方則有湯圓、年糕、糖不甩、糖冬瓜等等。有的地方在焚燒灶王像時,還要口唸祝詞,內容多為祈福之語。有的地方還認為,除了灶王以外,其餘眾神亦會同時升天,故在神案上會一併祭祀其他神祇,祭品也更為豐富。

無論各地習俗如何,祭灶反映的都是民間祈求平安順遂、迎祥納福的美好心願,以及人們向善去惡的樸素追求。

 

關鍵字: #冬至 #冬節 #二十四節氣 #一陽節

明報刊登日期:22/12/2022  


學校舉行的冬至活動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俗語云:「冬大過年。」冬至原本只是中國傳統曆法中二十四節氣之一,但所受的重視卻冠於其他二十三節氣,圍繞冬至的習俗、美食、歷史故事等,也特別豐富。

節,指段落;氣,即氣象物候。節氣是根據地球在公轉軌跡上的位置劃分,並描述了地球因太陽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現象。因地球繞太陽一年轉360度,將360度分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為一個節氣,每個節氣即約15天,這就構成了二十四個節氣。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人為適應天時、地利,為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長期農耕生活中,綜合了天文與物候、農業氣象的經驗所創設的方法,體現了古人的智慧。

冬至屬於第二十二個節氣,一般在每年公曆12月22日前後。晝最短、夜最長,是冬至的特點。北宋《太平御覽》收錄《尚書》的冬至描述及西漢孔安國的注疏:「《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國注曰:日短,冬至日也。」過了晝最短而夜最長的這一天,就是日漸長而夜漸短。因此,古人視冬至為陰陽交替的時刻,陰氣盛極而衰,陽氣開始轉盛。唐孔穎達《正義》疏《易經》「後不省方」句曰:「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杜甫詩《小至》亦有「冬至陽生春又來」之句。冬至既有「一陽生」之象,故也稱為「一陽節」,象徵了冬盡春來。從周代到秦代,人們一直把冬至作為新年的開始,直至西漢武帝時制定了新曆法太初曆,冬至才變成了十一月的節氣,不再是新年的起始,但仍然是重要大節。

冬至既代表了陰轉衰而陽轉盛、隆冬盡而初春來,自然令人感到充滿希望、心境歡愉,正如才高八斗的曹植《冬至獻襪履頌表》云:「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自古以來,不論官民,都會在冬至舉行各種祭祀、宴飲等,歡渡佳節。

 

歷朝禮典祭天慶祝

據《周禮‧春官宗伯》云:「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記載周代會在冬至舉行對天、神、人、鬼的各項祭典。《後漢書‧禮儀志》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記述東漢官方會在冬至讓百官放假休息,收「安身靜體」之效。另據南朝沈約《宋書》載:「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朝賀,因小會,其儀禮亞於歲朝。」可見魏晉之世冬至慶典之盛,僅次於新歲。後世歷朝對冬至愈益重視,各種慶祝活動有增無減。

古代冬至的官方祭祀儀式中,以「祭天」最為重要。《史記‧封禪書》提及:「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古人以天為至大,在冬至敬祭昊天,足見此日之地位超然。周代禮祭完備,天子,即「上天的兒子」,稱權力授命於天,故冬至在國都南郊圜丘舉行、由天子主持的祭天,成為極重要的祭祀儀式。

說到皇帝祭天,自然令人想起北京的天壇。天壇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初名天地壇,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另建地壇,原天地壇則專事祭天、祈穀和祈雨,並易名天壇。清承明制,繼續於天壇祭天。明清兩朝,冬至的祭天活動成為朝廷三大節之一。至於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以國家元首身份祭天的人,則是袁世凱。1913年10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是年12月23日,袁世凱穿上原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聖節等重大慶典活動穿的禮服──十二章紋袞服,親自到北京天壇主持隆重的冬至祭天儀式。一名美國記者拍攝了整個過程,而這個祭天儀式也被視為袁世凱意圖稱帝的象徵。後來袁世凱稱帝失敗,在全國聲討之下病死,似乎意味着上天不肯承認其為「真命天子」。

袁世凱(左二)在1913年12月23日在北京天壇主持冬至祭天儀式

 

民間團圓佳節

至於民間,對冬至之重視毫不弱於官方。每逢冬至,祭神為民間必有,以酬謝神靈一年來的保佑和祈求來年豐順。除了祭神,民眾在冬至亦會祓禳辟邪,例如有煮赤豆粥以禳疫、將鹽藏在荷包和囊袋裏以備在冬天儲藏物品時防蠱等。同時,冬至是一個「家」的節日,每家每戶都會在這一天以佳飲美食慶賀團圓。冬至的傳統美食,各地有所不同,但大致上離不開北方吃餃子、南方吃湯圓,至今不變。除了盡情吃喝,人們亦會拜訪親友、互送禮物。因冬至有冬去春來、送舊迎新之意,故民眾每多在當日穿上新衣以應佳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北宋首都東京(即汴京、今開封)的冬至節日氣氛:「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祝先祖。官放關撲(官方開放當時一種賭博活動),慶賀往來,一如年節。」吳自牧《夢粱錄》也記載了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的冬至盛況:「十一月仲冬,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扯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為師,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饋送節儀,及舉杯相慶,祭享宗禮,加於常節。」「最重此節」、「一如年節」、「士庶所重」等句,道盡兩宋之世冬至之歡,已跟過年不相上下。宋以後,民間過冬之俗毫無褪色,甚至為如何過冬而煩惱,例如成書於清代道光年間顧祿的《清嘉錄》,記載了蘇州及其周邊地區的風俗,當中一首詩提到冬至送禮:「冬至家家講物儀,近來送去費心機。胸前盡收渾閒事,原物多時卻再歸。」詩中「近來送去費心機」一句,和今天香港人重視農曆新年卻有「年關難過」之嘆,甚至實行「避年」,實有相似之處。

重孝、尊老、敬祖,是中華傳統美德,這原來也是冬至的重要內容。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記載冬至之日,會以「進酒淆」的方式,「謁賀君師耆老」。南北朝時期的冬至,更有拜父、拜母之禮。至於祭祖,更是民間過冬的重頭戲。冬至祭祖之日,家人會聚在一起,備辦佳餚,祭祀先祖,然後全家聚餐,歡度節日。冬至除了各家祭拜自己直系祖先之外,凡有祖宗祠堂或祖廟的,都要合族舉行祭祀典禮,稱為「祭冬」。有些地方的祭冬會在冬至前十天舉行,儀式隆重,祭後設宴招待親友,為敦親睦鄰之舉。

隨着時代變遷,皇帝冬至祭天已不復存在,一些民間的冬至習俗如祓禳辟邪的儀式和活動亦已基本失傳,但華人社會對冬至的重視程度卻從未減退。以香港這個高度發展、西化的城市為例,冬至即使不是法定公眾假期,但節日的地位卻不輸農曆新年,而且節日中的家庭觀念更獲進一步提升。香港人特別強調冬至所象徵的家庭團圓、家人幸福,冬至的晚飯,更被視為一年中必和家人同吃的最重要三頓節慶飯之一(另兩頓是農曆大除夕年夜飯、中秋晚飯),故一般公司都會「識做」,在冬至下午提早下班,讓員工早一點與家人共敍天倫。

冬至,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累積,也有令人垂涎的美食,但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傳統那份千載不變的家庭溫馨。

 

關鍵字: #香港 #三棟屋 #荃灣 #鄉事委員會

明報刊登日期:9/12/2022  


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1898年是香港歷史重要一年。這一年英國租借新界,遇大埔、元朗等地原居民群起反抗,相對而言,以客家人為主的荃灣多條村落則顯得平靜得多,背後原因之一和各地經濟特性息息相關。

1898年,荃灣的陸上居民大約有三千人,他們大部分為客家農民,以種植稻米為主。當時荃灣約有大小村莊26條,各村人口由數十至三四百不等。對於英人接管,荃灣的村民反應相對溫和,沒有發生大型抗爭,當中的主要原因是荃灣多年來一直與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島接觸頻密,商業貿易深受其益,對英國人的統治作風也略有認識。同時,荃灣居民多為小業主及小農民,英國的接管對他們的利害影響相對不大。

提到荃灣的村落,自然不能不提聞名遐邇的三棟屋村。三棟屋陳氏自1781年建村開始,至十九世紀末的百多年間,隨着荃灣的環境變遷,村民由初期主要以務農為生,慢慢發展出多元化的生計,從事不同的行業。族譜中便記載了務農、經商、教育、貿易、出洋謀生、行醫、製腐竹、製酒等各行各業,這使荃灣比新界其他地區發展得更快、很早已脫離純農業社會,有利於三棟屋村在這個重大的政治轉變中安然過渡。

1898年8月,時任香港政府輔政司兼總登記官駱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獲授命調查英國剛取得的新界地區,並於其後發表著名的《駱克報告書》(The Lockhart Report)。根據《駱克報告書》,三棟屋(報告誤寫作「Sam Tung Muk 三東木)的居民人口為400,可見當時三棟屋已是荃灣區很具規模的村落。另外,當時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約」的架構,並委任荃灣各條鄉村的代表(村長)組成「全灣約」(當時荃灣稱為「全灣」),而首位獲委任的三棟屋村代表為陳秉緒。

英治下的荃灣,首要解決的是治安問題。當時荃灣民風淳樸,一般情況下治安良好,但由於荃灣位處新界西南邊陲,面臨海濱,偶有海盜出沒,為保護鄉民安全,包括三棟屋村在內的荃灣鄉村鄉紳聯合成立「全安局」,號召鄉中壯碩青年組成更練團,執行治安工作,維持地方秩序、排難解紛,並作為政府與鄉民之間的溝通橋樑。全安局就是今日荃灣鄉事委員會的前身。

新界重劃後,荃灣與外地的連繫增多,三棟屋亦有更多村民到外地謀求發展。但與十九世紀後葉晚清時期的華工不同,他們不是以「賣豬仔」的形式到海外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而是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亦有擔任管工等,奮鬥多年後便回鄉生活;當然亦有部分落地生根,在海外成家立室。

荃灣與三棟屋村,在歷史轉折中得以「平穩過渡」,並在往後有長足發展,相信與當地長期產業多元發展、居民熱愛自身鄉土的傳統民風有關。今天我們到三棟屋博物館參觀,或許也能體會到應對時代巨變的智慧。

 

關鍵字: #中國食文化 #皇帝 #清朝 #膳底檔

明報刊登日期:25/11/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古語亦云:「民以食為天」,儒家經典《禮記》也說一切禮的起點「始諸飲食」。普羅百姓尚且如此,何況是九五之尊呢!那皇帝究竟是吃甚麼的?用膳有甚麼規矩?幸好清朝保留了歷代宮廷最豐富、最詳盡的飲食資料,可供我們一窺全豹。

首先是哪一個機構負責皇帝飲食?皇家的日常飲食由內務府其下的「御茶膳房」負責;光祿寺負責朝廷祭祀及宴會的食物。「御茶膳房」下又設御膳房、御茶房、酒醋房、肉庫、等。御膳房專責皇帝的膳食,會將皇帝每日的飲食清單、每道菜負責的廚師名字、所用的餐具、用餐地點及時間、用餐過程等記錄下來,稱為《膳底檔》,由雍正時期開始制定直至清亡,現存共有5347份。

其次是皇帝的廚師是哪一類人?御膳房內的廚師主要有三大類,一是滿族人,二是山東人,三是蘇浙人。這是因為滿人入主中原後,仍保持一貫的滿族食飲習慣,所以滿族廚師不可或缼;而明朝宮廷主要食魯菜為主,清承明制,在清宮中當然有山東廚師;至於宮中出現蘇浙的廚師,主要因為乾隆皇帝愛江南菜,宮中引入蘇浙廚師來滿足他的口腹之欲。

其三是皇帝用膳有何規格?按慣例,皇帝、皇后及各妃嬪及皇子公主都有各自的廚師,除非皇帝有旨要求某人陪食,否則通常都是皇帝孤獨一人用膳。此外,皇帝是按古人的「一日兩餐」飲食習慣,只有早膳及晚膳。早膳是辰正(上午8時),晚膳是末正(下午2時)。節慶之日才會有「一日三餐」,雖然皇帝平日只得兩正餐,但在正餐之外,仍可享用點心及消夜(稱「晚晌」)。

其四是清帝每餐吃些甚麼?清帝在吃方面是不可為所欲為,不是想吃甚麼就能吃的,清室有一套祖先留下來的膳食制度,一切都有規定。如規定皇帝每日食物份額有盤肉22斤、湯肉5斤、豬油1斤、羊2隻、雞5隻、鴨3隻、各種蔬菜、牛乳100斤、乳油1斤、玉泉水12罐、茶葉75包等。皇帝每天兩餐的菜餚不會重複,甚至相連幾天也不會重複。菜餚方面每餐最少有十五六樣,多的可達二十四五樣,其中熱食有八九款、小菜有四五款、其餘為米飯、麵食和湯菜。據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膳底檔》所載,早膳及晚膳各有二十多道菜。

按清宮規定,皇帝可按喜好將吃剩的餸菜賜給後宮及臣子享用,滿語稱為「額食」,後來俗稱「賞額食」。所以皇帝的菜單上會特別多備「額食」的分量,這樣既顯得皇帝御膳的排場,又能賞賜給後宮及臣子,而能夠享用皇帝御賜的佳餚,更是無上的光榮。

 

關鍵字: #風箏 #紙鳶 #曹雪芹 #墨子

明報刊登日期:11/11/2022  


曹氏傳統風箏,沙燕系列——肥燕(四世同堂),表現吉祥喻意的內容。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假日的香港郊外,風箏此起彼落,不說不知,這種貌似簡單的民間玩意,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風箏初名為紙鳶、紙鷂、風鳶,「鷂」和「鳶」都是能長時間在空中展翅飛行的鳥。先秦典籍《韓非子‧外儲說》記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墨子以三年時間製作木鳶,但飛了一日就壞了。這種木鳶或許就是最早的風箏。而名副其實的「紙鳶」的出現,就要等到紙張普及。南北朝蕭梁時期,侯景叛亂,梁武帝被叛軍圍困於都城建康(今南京),內外斷絕。此時有人獻計製作紙鴟,將皇帝詔令置於其上,乘風放飛向外求援,但最終不幸被叛軍發現射落。這是古代對於紙鳶較為明確的記載,也可見風箏早期曾被用在軍事通訊上。

至唐宋年間,放風箏已逐漸成為普遍的娛樂活動。唐代詩人元稹《有鳥》:「有鳥有鳥群紙鳶,因風假勢童子牽。」描繪了兒童放飛紙鳶的情景。唐代文學家唐榮的《紙鳶賦》描寫得更加細緻:「抑之則有限,縱之則無窮;動息乎絲綸之際,行藏乎掌握之中。」這相當於總結了當時人放風箏的手法和技巧。北宋張擇端的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就畫有兒童放風箏的形象。

說到風箏與古代文人的關係,清代文學家曹雪芹除了有古典小說《紅樓夢》傳世外,還曾寫過一本風箏專著《南鷂北鳶考工志》,全面介紹了關於風箏製作的工藝技巧。書序中說,這本書源於他的一位老朋友于景廉來訪,談話間慨歎家中貧寒,無以為繼,而聽聞京中「公子購風箏,一擲數十金」,已可抵得上他家數月開支。曹雪芹立刻紮了好幾個風箏讓其帶走,過幾日友人喜極而告,那三五風箏果然得了不少錢。由此,曹雪芹動筆寫就了《南鷂北鳶考工志》,希望天下鰥寡孤獨廢疾者,能學到一點手藝,養活自己。至今,北京民間風箏工藝還有曹氏風箏這一流派,就是根據曹雪芹的記載而製作,成品異常精美。

風箏在中國上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已不止是民眾的玩樂遊戲,還寄託了人們的追求和嚮往。今天能見到的「龍鳳呈祥」、「百鳥朝鳳」、「連年有魚」,甚至是蝙蝠、雙喜等圖案,遠遠超出了普通鳥類的形象,均含有吉祥平安,健康長壽,喜慶幸福的美好寓意。此外還有一種「放晦氣」的習俗,即把風箏放上天後,剪斷絲線,任其飛遠,這是認為風箏可以將身上的煩惱病痛全部帶走,是為驅邪消災的一種手段。現代人的生活早已被各種新興科技遊戲所環繞,但選擇陽光明媚的一天,與家人朋友一同放飛風箏,迎風拉線,仍不失為一項活絡筋骨,親近自然的趣味玩樂。
 


 

關鍵字: #科舉制度 #北京 #貢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明報刊登日期:28/10/2022  


北京貢院明遠樓舊照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社科院昔日為明清貢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當今中國研究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最高學府,它位於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該址在元朝時是禮部所在地,到明朝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改建成貢院,是禮部舉行會試的考場。在古代天子門生應試之地上建立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重鎮,撫今追昔,文脈不斷,傳承不迭。
 

宋代王應麟《玉海‧貢舉》載:「自崇寧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昉比。」《玉海‧宮室》亦云:「唐尚書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明史‧選舉志》稱:「試士之所,謂貢院。」清代沿用貢院之名,又稱棘闈(「棘圍」),俗稱考棚。北京貢院是明清兩朝全國會試的中心,也是順天府(今北京市)鄉試的考場。明清科舉制考生是由童生經縣、府、院三試合格後的秀才,秀才經過每三年舉行一次鄉試,合格後成為舉人,然後再到北京參加會試,獲錄取的考生最後參加皇帝在紫禁城主持的殿試,考取後便成為進士,開始踏上仕途。
 

北京這所貢院,雖然處於京師之地,但最初內裏的設計非常簡陋,只以簡單的木板及葦席等物料搭建而成,主要原因是當時京城的城垣及紫禁城的修建工程仍未完工、國庫財力有限所致。由於這些建造物料很易燃,因此貢院經常發生火災,最慘烈的一次發生在明英宗天順七年(1463年)二月,當時正舉行會試,因考生都被鎖在考棚內,結果造成九十多名考生遭活活燒死。《明史‧志第五》記載:「二月戊辰,會試天下舉人,火作於貢院,御史焦顯扃其門,燒殺舉子九十餘人。」《萬曆野獲編‧第十五卷》載:「按天順七年癸未,會試首場,亦遇火,焚死舉人九十餘人,則試卷尚未成文。」記載了這場火災是在會試「首場」,即第一場考試當日發生。由於火災嚴重,所以很多試卷也被燒毁,因此只能將考試改為當年的八月再考。清代《茶餘客話》指燒死的考生,實際人數不止九十多人,而是「百有十六人」。
 

直至萬曆二年(1574年),北京的貢院才以磚瓦建造,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將貢院擴充修建。當時的貢院有大門五間,稱為「龍門」,具「鯉躍龍門」之意。中間三門有橫匾,中門題為「天開文運」、東門題為「明經取士」、西門題為「為國求賢」。貢院內設有九千多個考棚(又稱號棚),供考生應考之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德國軍隊破壞貢院,第二年的會試只好改在河南舉行。其後隨着西學日興,清朝政府最終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貢院從此停用。
 

明清貢院雖已走下歷史舞台,但其原址設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繼續貢獻國家,明清貢院的人文精神,歷經時代變遷,風華續茂。


 

關鍵字: #開學禮 #入泮禮 #學生 #《禮記》

明報刊登日期:14/10/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古代開學「入泮禮」

學生入學,今有「開學禮」,古代則有「入泮禮」。入泮(粵音「判」)禮是古代諸侯國學生入讀大學時的禮儀。其後在科舉制度下,古代生員(在不同時代,生員有不同身分,如唐代指在太學學習的監生,明清時代指秀才)的入學禮儀,形式當然較現在的「開學禮」隆重及複雜得多。
 

周代諸侯的學校前均設有半圓形的水池,名「泮水」。《禮記‧王制》載:「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即辟雍),諸侯曰頖宮。」頖,即半,亦作泮,指規模是辟雍的一半。所以,諸侯的學校又稱為「泮宮」。後世學宮沿襲這制度,稱入學為「入泮」或「游泮」。
 

古代的「入泮禮」有甚麼儀式?《詩經‧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意思是指愉快地到泮水,採摘水芹、水藻及水茆,作泮禮當中的祭品。祭品起初以菜蔬為主,所以要在泮池內採集,奉獻這種祭品稱為「釋菜禮」,又稱「祭菜」、「舍菜」,是古代學校常行的禮儀。後來認為只以菜蔬來祭奠先哲,並不夠隆重,因此出現「釋奠禮」,即以牲畜酒食來祭祀。在漢唐之後,因獨尊儒術,釋奠禮便成為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專有名詞。
 

《禮記‧學記》亦載:「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是周朝最高官階的專用祭祀禮服。古代的入泮禮首先要學生穿着整齊,儀容端正,王或國公亦要穿皮弁禮服,備祭品,帶領學生舉行祭祀有道德學問的先哲,以示尊師重道。學生其後要在師長帶領下,唱誦《詩經‧小雅》中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這三首都是歌頌君臣關係和諧的詩,這表示學生開始要有做官的心理準備,要與君主待之以禮,和諧相處。其後學生要按鼓聲取出學習的文具及書籍,使他們認真對待自己的學業,以及要展示「夏楚」(即用槄木和荊木製成的體罰用具,亦可稱為「戒尺」),以維持課堂嚴肅的秩序。
 

我們從《禮記》裏可以看到古代學生入學的禮儀,亦可了解古人對教育的想法。例如:「容體正」,就是重視儀容;祭祀賢德先哲,就是尊敬師長、追求學問、重視道德;展示戒尺,就是嚴以律己。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開學禮,是要讓學生明白,從整理外表的儀容到追求內在的品德學問,都必須絕對認真,一絲不苟,才能符合求學之道。


 

關鍵字: #重陽節 #登高 #重九 #疫症

明報刊登日期:30/09/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古代中國,醫療遠不如現代發達和普及,瘟疫成為一大威脅,人民遂運用智慧和總結生活經驗,以不同方式應對,登高避疫是其中之一。談到登高避疫,當然不能不提即將到來「九九」重陽。
 

東漢桓景登高避疫故事幾近家喻戶曉,桓景隨方士費長房遊學多年,有一次費長房警告他說,九月九日你家中將出現災劫,避疫的方法是事先準備好茱萸絳囊,九月九日一早讓家中大大小小繫在手臂上,然後出門登高並飲菊花酒。桓景遵照費長房的方法,領着家人於九月九日登高避疫,到太陽下山才返家。回到家中一看,家禽、家畜都暴斃。有關記載見於南朝蕭梁時代吳均所著的志怪小說集《續齊諧記》。這則故事多怪異成分,難有實證,但後世廣泛流傳,令一般人相信「九九」重陽登高避疫始於桓景。
 

事實上,「重陽」一詞歷史悠久,出現時間遠早於桓景所處的東漢。根據西周《易經》,「九」為陽數,兩九、兩陽相重,是為「重九」、「重陽」。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在《遠遊》中有「集重陽入帝宮兮」之句。西漢初年的宮廷已有過重陽的風尚。其後重陽作為節日,在民間承傳、演變,除了流傳登高避疫的故事外,還加入了祭祖、掃墓等內容。在演變過程中,重陽登高更逐漸成為一種風雅活動,歷代文人雅士以重陽為題材的作品甚多,包括唐代著名詩人王維膾炙人口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桓景登高雖然只是傳說,然而故事中的避疫方式,非無學理根據。地勢低的地方,風勢較小,容易積聚穢氣和傳播病毒;高處風較大,空氣較清新,病毒較難傳播;加上登高是有益身心的運動,自能幫助人體卻病。至於茱萸和菊花,古代醫書如《本草綱目》等,記載了它們的藥用功能。古人登高時,將茱萸帶在身上,可防蚊蟲叮咬。至於飲菊花茶或菊花酒,則可收清熱解毒等效。到了今天,和菊花有關的飲品,尤其菊花茶,仍然被視為有益健康,廣受歡迎。
 

無論怎樣演變,重陽所帶來的登高避疫觀念,不但沒有隨着歲月流逝而式微,反而在華人社會中不斷加強,即使在高度發展的香港也不例外。重陽節是香港的法定假期,是日登高和掃墓的市民絡繹不絕。近年香港人大舉參與登山活動,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全港多處山徑人頭湧湧。這一來是因為市民受疫症影響而不得不將離境旅行改為境內郊遊,二來是人們認為登高遠足有助抗疫和強身健體。上千年的重九登高傳統,在現代香港大大發酵,足見傳統智慧強韌的生命力。

 

關鍵字: #杯渡禪師 #佛教 #屯門 #青山寺

明報刊登日期:16/09/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新界屯門的青山和屯門區內的杯渡路、杯渡站,都是因一高人到來而得名。青山古稱聖山,聖山之名得於更早期的杯渡山,杯渡就是來自遠方異域的高僧──杯渡禪師,關於杯渡有很多奇幻傳說,卻又真的有跡可尋。
 

與杯渡禪師相關的史料不多,有關其生平最早的記載,見於南朝蕭梁釋慧皎編撰的《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宋京師杯度》:「杯度(同「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元《佛祖歷代通載》:「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明《池州府志》和清《九華山志》稱他為「天竺僧」。東晉、南北朝多有印度僧人來華,故相信杯渡禪師較大可能來自印度。
 

根據各種有限史載,杯渡禪師可能在公元五世紀初,從印度經今日的中亞地區來到中國,最初在冀州(今河北省一帶)活動,後來南下,活躍於東晉末至南朝劉宋初。由於他經常乘坐大木杯渡水,因而人稱「杯渡」。他曾在建康(今南京)居住,之後繼續南下,《高僧傳》記載杯渡禪師曾向人說:「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交廣,應是當時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廣州(今日的廣東、廣西)一帶。
 

據清嘉慶《新安縣志》載,杯渡禪師說要到交廣後,「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門山,後人因名曰杯渡山」。屯門山即現在的青山,杯渡禪師來到香港的屯門青山駐錫,成為青山寺的起源。今日青山寺大雄寶殿背後的杯渡岩,相傳就是杯渡禪師最初在青山駐錫的地方,岩內有一尊古樸的杯渡禪師雕像。一般相信,杯渡禪師到青山弘法,是佛教傳港之始,故杯渡禪師是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杯渡禪師在香港的足跡,不限於屯門青山。傳說他曾由青山走到元朗靈渡山駐錫弘法,遂有靈渡寺。《新安縣志》載:「靈渡山在縣南三十里,與杯渡山對峙,舊有杯渡井,亦 (杯渡)禪師卓錫處。」青山寺、靈渡寺、凌雲寺(初建於明代宣德年間,距今約六百年),並稱「香港三大古剎」,是香港三座歷史最悠久的佛寺,和杯渡禪師傳說有直接關係的三佔其二,皆可追溯至約一千六百年前,是香港的歷史和文化瑰寶。
 

杯渡禪師在屯門至元朗的足跡,也可能形成香港其中一條著名遠足路線。這條路線,貫串青山寺(又名青山禪院、杯渡寺)、杯渡山(青山)、靈渡山(圓頭山)、靈渡寺,故稱為「杯靈雙渡」。杯靈雙渡全長十多公里,上落坡幅很大,多處路段崎嶇不平,很容易滑倒,身臨其境,可以深刻體會當年杯渡禪師艱辛弘法的精神。要走畢杯靈雙渡,必須有足夠的技術、經驗、體力和意志,故這條山徑成為香港遠足界公認的「四大考牌路線」之一(另外三條路線是:「三狗牙連走」、「一尖三嘴過四灣」、「環湖出嘴探鬼手」)。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投入登山活動,「杯靈雙渡」已成為許多登山者挑戰自我的必遊之路。

 

關鍵字: #中國書法藝術 #王羲之 #《中秋帖》

明報刊登日期:02/09/2022


《中秋帖》局部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時近中秋佳節,除了舉頭賞月,與家人共慶團圓之外,念誦「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外,我也不禁還想到一件有中秋名字文物的曲折故事,這件文物就是《中秋帖》。
 

《中秋帖》傳為晉代王獻之所書,是中國古代極負盛名的書法作品之一。喜歡詩詞書畫的乾隆皇帝就對這幅作品愛不釋手,他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珣的《伯遠帖》以及《中秋帖》三件作品稱為「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寶。乾隆還將自己位於養心殿西暖閣的一間書房命名為「三希堂」,足見他對此作的珍愛。
 

《中秋帖》共三行二十二個字,全文為「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以首二字「中秋」得名。因原帖被割裂,所以看起來語焉不詳,難以完全釋讀,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去欣賞書法本身。整幅作品筆意連貫,線條豐潤,氣勢磅礴,晉人灑脫率真的個性一覽無餘。不過,後世鑑賞家則對作者產生了疑問。從帖本的紙張來看,是用竹料紙書寫,但這種紙東晉時尚未出現,約到北宋時才有。從行筆來分析,用來書寫的毛筆應是柔軟的無心筆,而非晉代吸水性較差的有心硬筆,字中靈活自如、飄逸圓熟的效果在當時是寫不出來的。清吳升《大觀錄》云:「此跡書法古厚,墨采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今人大多推測,這是宋代米芾所臨。即使如此,這幅作品亦相當寶貴。
 

說起《中秋帖》的流傳過程,與香港還有一段緣分。清朝滅亡後,這幅作品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隨着溥儀出宮,《中秋帖》散落於民間,輾轉由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死後,轉予其子郭昭俊。郭昭俊於1949年去台灣時,將他手上的《中秋帖》與《伯遠帖》一同抵押在香港匯豐銀行,期限為1951年年底。限期將至,他無力贖回,各方得此消息,都意欲趁此購獲。
 

此時,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的經理徐伯郊,留意到這兩件國寶將要被出售的消息。他迅速通過其父──時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森玉,上報給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同時寫信給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很快,周恩來總理亦得知此事,他指示「同意購回《中秋》、《伯遠》二帖」。為此,徐伯郊力勸郭昭俊,並想方設法從銀行取出這兩件珍寶。中央亦派出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同馬衡、徐森玉等前往鑑寶,地點安排在澳門。經過鑑定,均為真跡無疑,於是以35萬元重金購回。這兩幅作品終於重回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物的際遇與國家的命運密切相關。國家衰敗時,大批文物流失海外;國家復興時,則有愈來愈多的文物如《中秋帖》一般,回歸祖國。人有團圓日,希望散落文物亦應有重聚時。

 

關鍵字: #山西 #麵食 #中國食文化 #刀削麵

明報刊登日期:19/08/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近日香港美食博覽人山人海,各式麵食一如以往地獲市民爭相購買,反映香港人對麵食的喜愛。麵食是中華飲食文化的要角之一,中華大地有不同種類的麵食,僅山西一省,已是琳瑯滿目。
 

據考古印證,山西境內的糧食加工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麵食文化於此時開始萌芽。先秦時期,三晉大地就已出現麵食。自漢代起,山西麵食不論種類還是烹煮方式,都日見豐富。
 

一提到山西麵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刀削麵,刀削麵也確是山西麵獨一無二的代表,相傳刀削麵源於元代,蒙古人侵佔中原後,曾規定每十戶人家共用一把廚刀,人們為了方便,就用薄鐵皮代替廚刀,削麵條下水烹煮,撈起再澆上滷汁,後來發覺味道甚佳。這種製麵手法很快就傳遍了三晉大地,經過不斷改良,演變成現在的刀削麵。 
 

當然,山西既有麵食天堂之稱,又豈止有刀削麵呢?據《山西麵食大全》一書,已蒐集並整理了890種山西麵食。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內陸地區,蔬菜品種少,家庭主婦難有多餘條件製作副食,於是在麵食的製作手法上加以創新,用五穀雜糧,以拉、抿、擀、壓等多種手法,配合製麵工具如刀片、抿床、剪刀、筷子、梳子等,製作出讓人目不暇接的各式麵食:拉麵、撥魚、灌腸、抿尖、貓耳朵、推窩窩等,可謂一麵百樣。「百麵」配合澆頭、菜碼(伴麵的時令小菜)和小料(伴麵的各式調味),就在麵食上衍生出「百般滋味」。 
 

山西獨特的麵食文化,離不開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自然環境方面,山西除汾河兩岸外,大多是山區,較為適合種植耐旱的五穀,《山西通志》記載,當地穀屬有麥、黍、稷、粱等,豆屬有綠、黃、黑、扁、小豆等;加上古代交通不發達,屬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飲食文化遂重境內穀物加工、製麵食。同時,麵食文化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向雜糧種植的方向發展。再者,山西中北部為高寒之地,自然令人偏好溫熱、方便的飲食方式,麵食正切合所需。 
 

人文因素方面,自古山西人好麵食,《河東備錄》曰:「并(指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帶)代(指代州,今山西東北部忻州市代縣)人苦於嗜麵。」可見,麵食是古時山西一帶的家常便飯。現今山西大部分家庭仍以麵為主食,也樂於自家做麵,特別是農家婦女精於「一麵百做」,令不同種類的麵食在餐桌上躍然起舞。麵食不但是山西人的主食,在過年、結婚等喜慶,他們更會捏製麵塑以示慶祝,因而很多地方都有「有饃(麵製食品)就有事,有事就有饃」的說法。百麵三晉,着實多姿多采! 

 

關鍵字: #《三國演義》 #地圖 #《孫子兵法》 #曹操 #劉備 #孫權

明報刊登日期:05/08/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幼時讀《三國演義》,沉迷於「檣櫓灰飛煙滅」的戰爭場面,更陶醉於帝王家事、將相交替、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連續劇。今天讀《三國》,更多是從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角度,其文化豐、人物活、領域廣、層次深,已成國人歷史回憶最深刻的基因。
 

這些年,有關三國話題的書籍已是汗牛充棟,幾乎遍及方方面面的領域,已想不到還有哪些題材可供開發。然而,科技的進步卻大大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包括了文物、遺址、古蹟、圖像、地圖、復原圖的呈現。所以,我們讀《三國》,各種圖像尤其地圖是不能錯過的。
 

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看三國的人多是衝着戰爭而來,但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很多三國的熱愛者卻不知道要了解整場戰爭的緣起和脈絡,最重要的不是看文字的陳述而是細讀地圖。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指出:「歷史軍事地理又是歷史地理學,也是軍事地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早在春秋末年,《孫子兵法‧地形篇》中即說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隘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在研讀《孫子兵法》多年後,我對軍事地圖極感興趣,從戰場的地圖可看到軍事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及其規律,地理因素對戰爭活動有多方面的影響,如戰略方針的貫徹、軍事裝備的應用、戰略戰術的選擇、將帥策略的發揮、後勤補給及軍需物資等,是古代軍事、地理、天文等科學的交叉應用。現代科技突飛猛進,在地圖上下了莫大的工夫,真真正正做到了還原立體視像。今天要領略戰爭過程和奧秘,實應借助更多3D地圖的視角。
 

一系列地圖讓我們看到吳蜀的攻防策略,魏蜀交鋒時魏國佈防變化及軍事部署,吳魏戰爭中吳國在長江一線的軍政部署和戰術策略等。此外,地圖上也分析了戰爭的地域分類、戰略樞紐形成原因及地位價值的演變,並從地理形勢及軍事成敗入手論政權得失。例如書中點出一個戰略重地是漢中。當年劉邦出漢中襲三秦,開創大漢基業;公孫述據巴蜀,鎮漢中,割據一方;張魯以五斗米教為旨,盤踞漢中地區數十年,成為東漢末年一支不可忽視的割據勢力。此後曹操、劉備、魯肅、周瑜、諸葛亮等都看到了漢中地區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意義。赤壁之戰後,漢中地區不僅成為了曹、孫、劉三人焦點,更是魏蜀兩國爭奪的中心。不閱地圖,就無法宏觀地了解漢中一地之戰略意義及三國之軍政形勢。
 

當今文本研究的深入、考古的發現、3D地圖的普及、航拍技術的應用、民俗文化的發掘、人文關懷的飛躍,翔實的地名考證、豐富的地理論述,其仔細程度,恍如使人回到三國戰場,聽到戰鼓齊鳴、兵士咆哮,看到戰旗飄揚、萬馬奔騰的情景。

 

關鍵字: #金庸 #查良鏞 #五嶽 #泰山 #恒山 #嵩山 #衡山 #華山

明報刊登日期:22/7/2022


泰山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門左冷禪欲吞併華山、泰山、衡山和恒山四派,書中借沖虛之口道:「左冷禪當上五嶽劍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將五派歸一,由他自任掌門。五派歸一之後,實力雄厚,便可隠然與少林、武當成為鼎足而三之勢。」小說中這段記載既是把左冷禪癡人說夢的野心直白地書寫出來,同時也把原本相隔千里的五嶽概念合而為一,是《笑傲江湖》最關鍵、最異想天開的情節。
 

為何說左冷禪癡人說夢?五嶽是中國芸芸大山中的五個。以五嶽在古代中國版圖的位置和涉及的範圍,左冷禪的國中之國北到山西(恒山)、東及山東(泰山)、南達湖南(衡山)、西至陝西(華山),面積較全盛時期的太平天國還要大!很明顯,以《笑傲江湖》的時代背景,欲單憑嵩山一派之力混一五嶽,無異是金庸開的天方夜譚。
 

五嶽在地理上,似互無關聯,然而五嶽概念卻和中華文化息息相關:包含了山神崇敬、五行觀念、帝王封禪(尤其泰山封禪);五嶽也是道教和佛教名山,如道教在華山有華山派、佛教在嵩山有少林寺等。不過,五嶽概念,最早非指上述五山,先秦時期只有「四嶽」之稱。四嶽觀念,源於中國早期的山嶽崇拜。以山嶽為中國先民的宗神,與遠古時期中國先民的居住環境和經濟生活有關。四嶽的意思,有指是神,史學家顧頡剛指:「最早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宗族神,是由於他們居地的山嶽之神衍成部族祖先神的。」有指是職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解釋:「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大抵四嶽和「四方」、「四海」等意思接近,非專指某個職位或某座山。當然,先秦一些典籍如《堯典》的記載中,已經把岱宗(泰山)稱為「東嶽」。
 

至於「五嶽」名稱,早見於《周禮》、《禮記》,但沒明指是甚麼山。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用五德終始說解釋王朝更替,稱秦為水德,周為火德、水勝火,故取而代之,自此「五」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數字。《史記‧封禪書》記漢武帝時申公的說話:「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今河南嵩山東部的太室山)、泰山、東萊(今山東大基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此時的五嶽皆在黃河流域,和《笑傲江湖》的五嶽差距甚遠,而且五座山都是黃帝常到之處,神仙之所,足證此時的五嶽已是山神崇敬和五行觀念並行。由此可見,自秦漢起,受五德終始說影響,為了適應大一統形勢下帝王封禪的需要,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時期,五嶽漸趨明確固定。到了東漢鄭玄為《周禮》作註時,始有「五嶽,東曰岱宗(泰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高山」之說。從古至今,五嶽在中國的思想、政治、宗教,以至多個人文領域,都體現出中國文化的轉變和傳承。

 

關鍵字: #元宵節 #情人節 #上巳節 #中國文化 #中國傳統節日

明報刊登日期:8/7/2022

貨真價實卻已逝去的中國情人節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今天流行的觀點會把元宵節(也稱上元節,即農曆正月十五)定為中國情人節,據說是女子到了元宵節才可以出門遊樂,成男女相見、戀愛之機。不過,元宵節原是表達人們祈望豐年,男女之情是要到元明戲曲小說才大行其道,這交接了一個真正以表達男女狂歡為主題的古代節日,這個節日正是三月三日上巳節。
 

「上巳」可追溯至先秦,是一個迎接春天的日子,「上巳」之意有說是化凶為吉的破除之意;有說「上」是「尚」、「巳」即「子」,故意在求子,其真意今不可考。三月的巳日在農曆中是不固定的,自魏晉以後,人們為了方便,把日子定在三月三日這一天。此節大盛於魏晉而衰落宋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上巳節的「遊春」和「懷春」關係匪淺。
 

《韓詩外傳》記鄭國招魂續魄的習俗,並且認為手持蘭草能祛除不祥。《周禮》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即是由女巫舉行除災去邪儀式,大眾在河邊用香熏草藥沐浴。《詩經‧鄭風‧溱洧》反映了鄭國青年男女在水邊踏青幽會的盛況。像這樣記三月男女歡聚水邊戀愛的詩歌,在《詩經》還有《鄭風‧褰裳》、《墉風‧桑中》、《衞風‧淇奧》等,可見這種習俗在先秦是多麼流行。《周禮》有另一段記載更為火爆:「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就是說陽春三月,萬物萌生,須順應天時,讓青年男女自由約會,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這在後代就演變為上巳節的祓除與男女會合之事。
 

入漢以後,巫風日去,官方把上巳視為祈求吉祥的節日,《後漢書》記:「(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官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災為大潔。」魏晉南北朝時上巳節盛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王羲之《蘭亭集序》到梁簡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詩》等專門記上巳遊樂的作品看,士大夫們不再停留在「行浴」上,更有「浮卵」、「曲水流觴」等雅興。唐代的上巳盛況如昔,杜甫《麗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然而入宋以後,上巳節幾乎消失殆盡。記載北宋習俗的《東京夢華錄》裏沒有「三月三」條目;記敍南宋都城臨安民俗行事的《夢梁錄》裏,雖在「三月」條目中記了「三月上巳之辰」,但寫的已經不是南宋當代之事,更多是在抒發對古事的追憶之意。
 

上巳節式微,主因是宋儒規範壓制的結果。原本的上巳節帶有濃重巫術意味和放縱色彩,這兩個來自民間社會的習俗,到了宋代已不容於官方,於是上巳節「遊春」部分去了清明節,「懷春」則歸入了元宵節。上巳節的盛和衰,既反映了入宋以後的男女之防備加重視,也更見民間風俗走向規範後的暗藏春色。

 

關鍵字: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 #紫禁城 #王旭東博士

明報刊登日期:24/6/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本周初,有緣出席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博士題為《共同守望人類的故宮》的講座,聽王院長娓娓道來,意旨宏大,內容豐富,尤其對即將開放又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是頗有啟發的。
 

眾所周知,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成為最古老並且從未中斷的文明,仍是風華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宮博物院又是中華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宮廷建築藝術之大成,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宮殿建築群,被譽為「世界五大宮殿」之首。「聞名遐邇紫禁城,華彩琉璃萬重門。」朱牆黃瓦,雄偉壯觀;雕欄玉砌,富麗堂皇。無論是古風古韻的人文景觀,抑或是「願看故宮一場雪,不負歲月不負卿」的唯美自然,都凝聚無數先人的巧奪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築之美,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超過186萬件珍貴文物,以明清宮廷文物類、古建類及圖書類藏品為主,體系完備,品質精良,囊括陶瓷、繪畫、法書、銘刻、青銅器、琺瑯等諸多類別,精華薈萃,蔚為大觀。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國寶級文物,比比皆是,享譽中外,堪稱人類藝術的寶庫。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王旭東院長提出「四個故宮」,即以「平安故宮」為基礎,保護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産;以「學術故宮」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價值;以「數字故宮」為覆蓋,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傳承;以「活力故宮」為創新,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
 

「四個故宮」中,我認為「活力故宮」的概念對香港故宮啟示最大。「活力故宮」在於展現故宮及其文物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科技價值、時代價值,讓公眾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品質的精神文化生活,讓文化以多種載體抵達大眾,觸動心靈。深厚的歷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宮的目標,不應只限於成為旅遊打卡點,而更應聚焦於增強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進而成為中華文明的繼承人。這需要學校、各大文教機構、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宮博物院向我們展示了如何讓國寶「活起來」,以名畫《千里江山圖》為創作靈感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選段,亮相央視春晚,大放異彩,特別深受年輕觀眾青睞。舞蹈通過創新科技,將藝術創作與文物價值融合,盡顯新時代下中華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製作和故宮有關的教材,包括工作紙、遊戲、展板、影片、教學簡報等,打通諸如中文、中史、常識、視藝、音樂、生活與社會、公民等多個科目,在教材上讓國寶「活起來」,在每一個年青人心中建成「我們的故宮」,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風華永茂。

 

關鍵字: #端午節 #惡月惡日 #糭子

明報刊登日期:10/6/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端午節剛剛過去,但作為今天活動繁多,動靜皆宜、老少咸宜、韓國覬覦的傳統節日,端午節的「華麗轉身」頗值一談。
 

端午節起源於遠古時期先民五月時令的巫術祭祀和吳越地區的圖騰崇拜,歷史上曾有多個稱謂,如「夏至節」、「五月五日」、「仲夏端五」、「重午節」等。在古代中國,農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時節,俗稱「惡月」、「毒月」、「凶月」等,而五月五日,更是「惡月惡日」,《風俗通》有說:「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有關五月五日止惡防毒的記載頗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蘭草浸水沐浴,以清潔去毒的習俗。而吃糭子也是一個重要習俗,因糭子以植物葉子包裹,先民選用茭白葉、蘆葦葉、箬葉等,具有驅疫、辟邪、解毒、清熱、消腫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錯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撈、運輸,考古學者在錢塘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距今約 7000至8000 年前的獨木舟。而在夏天將臨的日子,追逐玩耍、競渡娛樂,自是必然,《舊唐書‧杜亞傳》有記:「江南之俗,有競渡之戲。」龍舟競渡以外,吳越百姓從「斷髮文身」習俗進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絲繫臂,以增加祭祀儀式感,故近代學者聞一多認為端午是「一個龍圖騰團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
 

那為甚麼會選五月的第五天呢?這或與《河圖》的陽數有關。《河圖》中 1、3、5、7、9 為陽,我國重要傳統節日的時間多為陽數重疊組成,例如:一月一日為元旦、三月三日為上巳節、五月五日為端午節、七月七日為七夕節、九月九日為重陽節。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為官府認可的節日。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年)《停諸節敬獻詔》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端午」原來稱「端五」,是初五之意,晉代周處《風土記》載:「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直到唐代才出現「端午」一詞,唐李匡乂《資暇集》:「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表明當時社會上已廣泛使用「端午」。
 

今天的「端午」多說是紀念屈原,但這是後來歷史的「創造」。「端午」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時期的「夏至節」,其時屈原遠未出生,最早記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但這一說法在隋代已有異議。杜台卿在《玉燭寶典》認為競渡是「夏至節」的娛樂活動,非為打撈投江的屈原。
 

今天「端午」的諸多活動是歷史的集大成,既有為去惡月的糭子,又有慶祝夏至節的龍舟競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國的悲壯,歷史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從畏懼到喜慶的曲折過程。

 

關鍵字: #香港 #日本 #英華書院 #教科書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

明報刊登日期:27/5/2022  


(照片由英華書院校友會文物檔案組提供)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在香港開埠以後,遷到香港辦學的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從英國買來一些英文教科書,再根據香港學生的能力、語境、志趣、深淺等作適度的編改,最後通過書院自設的印刷所刊行,這個本來有點無奈之舉,卻打開了東亞教育現代化的一片天,並以《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一書為代表,永垂史冊。
 

由英文至中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國教育家貝克(Charles Baker)編寫的課本,顧名思義是由200節課組成的漸進知識圈,屬入門式的通識書,題材包羅啟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學、地理、社會、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把它編譯成一部香港中學教科書,每頁上部為英文原文,下部為理雅各的中文譯文,儼然一部「小百科全書」。這使該書兼具了知識啟蒙、教義增潤和學習英語的作用,面世後大受歡迎,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英皇書院等官校也有採用,1859年香港官學更把該書作為標準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在日本也流傳甚廣。1860年,此書傳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純中文翻刻版,這一版刪去了每頁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譯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該書多達十餘種版本,主要是作學童啟蒙書和英語教科書用。學童啟蒙書刪除英文部分,從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後的日文版,成了認識西洋新知識的入門書,又是基礎的小百科辭典,讓日本學生打開眼界,對引進西學具有啟導的作用;英語教科書則是理雅各的中英對譯版,由於該書是基礎讀物,英語淺白易懂,題材活潑有趣,加上中英對照,是日童學習英語的理想選擇。該書獲日本許多小學採用為為教科書,對日本現代化做出了頗大的貢獻,該書也是日本知識階層主要的知識來源,福澤諭吉和很多啟蒙思想家都曾通過該書以學習英語。日本近代學者增田涉曾指出:「此書作為西洋知識入門的啟蒙書,或作為英語教科書,對明治初年為我國開發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須給予高度評價。」
 

由日本回中國

此外,理雅各在翻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時創作了不少新語詞,如「陪審」(jury)、「老人院」(almshouse)、「公侯院」(house of lords)、「百姓院」(house of commons)、「水蒸」(steam)等。日後這些名詞流入日本,或為日本新譯詞替代,後又出口轉內銷流回中國。這些融入現代漢語詞彙的源流演變,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況。

在這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香港在編譯、出版、流傳等方面擔當關鍵的樞紐角色。

 

關鍵字: #香港 #中學 #馬六甲 #馬禮遜 #英華書院

明報刊登日期:13/5/2022  


英華書院在馬六甲的校舍圖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現代中學是創立超過二百年的英華書院(現在的英文名稱是Ying Wa College,往昔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鮮為人知的是該書院不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東亞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學。該校在1818年創立於荷蘭殖民地馬六甲,其創辦人馬禮遜和首任校長米憐乃基督新教最早來華的兩位傳教士。他們既是來中國傳福音,卻為何首選在東南亞的馬六甲辦學呢? 
 

馬禮遜於1807年9月4日抵達葡萄牙治下的澳門,不久搬往廣州「十三行區」。他游居於廣州和澳門之間,努力學習漢語,搜集中文書籍,聘請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師兼助手,並開始翻譯中文聖經。在翻譯和印刷書籍的工作之外,馬禮遜一直尋求可持之以恒的傳教工作,自抵達澳門那天起,他便參觀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聖保祿書院遺址。聖保祿書院是亞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學,由耶穌會士范禮安在1594年創辦,隨後幾個世紀,尤其明清時期,培養了很多歐裔和亞裔天主教傳教士。於是,馬禮遜興起了辦學念頭,教授「華裔青年英語及基督教道理,及【歐裔】傳教士和其他人中國語言及文學」,以培養出華人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英國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來自英國在華的勢力,如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葡人政府和澳門天主教。馬禮遜於離英赴華時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經北美才能到中國,原因是東印度公司謝絕一切商業以外的活動,所以拒絕他直接乘坐英國船隻到亞洲。當馬禮遜的中文聖經面世後,東印度公司的高層「擔心其對英在華貿易可能造成之嚴重損害」,命令廣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個困難就是清廷對外國人傳教的態度。清廷實施教禁多年,官府嚴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兩廣總督曾頒布越加嚴厲的「防範外夷規條」(即所謂「防夷五事」),使得在華境內公開傳教或興辦教會學校越發困難。
 

廣澳兩地既辦學困難,馬禮遜開始留意荷蘭殖民地馬六甲。馬六甲自1511年以來已由歐洲人管治,該市來往南洋和中國的交通更是便利,為歐亞貿易之重要口岸;而當地華人眾多並幾乎全都聚居在城裏,十分有利傳教或辦學。馬禮遜在致倫敦傳道會的信中寫到:「【設立】一家在馬六甲的機構,以便培訓來自歐洲及本地的傳教士,為恒河外方的所有國家服務。」同時,馬六甲的官員對米憐十分友善,「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進餐」,甚至建議他「負責當地的基督教會眾」。這樣的接待不僅有異於廣澳,也讓生活困難的米憐看到希望,最終馬禮遜決定在馬六甲創辦學校,英華書院其後遷來香港,並屹立至今。

 

關鍵字: #《遐邇貫珍》 #香港 #報章雜誌 #英華書院

明報刊登日期:29/4/2022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出版、英華書院代印,於1853年刊行,英文名為Chinese Serial,「遐邇」一詞,即有「遠近」之意,其內容包括言論、新聞、傳道和科普文章。該刊發行時期不長,只到1856年止,但卻創立了多個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聞插圖、第一次為文章配上標題、第一次為廣告開闢專欄、第一次使用了鉛活字印刷。簡言之,《遐邇貫珍》極大程度地推進了中文報刊的現代化進程。其發刊辭說明了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進中西之間的溝通與聯繫,建議中西方之間應該相互學習:「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見授;爾有所聞,無從剖析(原文用「剖皙」)相傳。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與外國交道相通,則兩獲其益。」
 

此外,1853年創刊號的〈題詞〉中也留下這首自勉的詩句:

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
幽深開鳥道,聲價重雞林。
妙解醒塵目,良工費苦心。
吾儒稽域外,賴爾作南針……

 

此詩道出了《遐邇貫珍》可以將遠近都聯結為一體,龐大浩瀚的辭藻可以貫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將它作為指南針。《遐邇貫珍》內容的重心是介紹西學和西方文明。創刊號的序言就介紹到它的版面是由報道、喻言、近日雜報等幾個部分組成。對西洋文明的介紹,最初以政治、歷史以及歐美國家的各項先進制度為中心,後來則主要偏向於介紹西醫學、地質地理學、動物學、化學。
 

至於讀者方面,我們可從兩方面的資料猜度《遐邇貫珍》的最大讀者群。首先,在最後一號的〈遐邇貫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資,蓋華民購閱是書,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終屬無多。惟賴英花二國同人,啟囊樂助。」
 

可見因為習慣不同,中國人訂閱《遐邇貫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撐《遐邇貫珍》辦下去的,就是在港在華的英美人士,他們是報紙最大的訂閱者。其次,《遐邇貫珍》每一號都附有非常詳細的「英文目錄」,用英文寫出了《遐邇貫珍》的英文名、價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這一「目錄」並不是將所有的題目予以翻譯,只是選擇了一部分外國人比較感興趣的內容,再翻譯標題,可見是專為西方人而設。於是,《遐邇貫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報紙。這一做法後來也被許多傳教士報刊模仿。
 

《遐邇貫珍》在各個方面都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它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歷史、地理等知識,客觀上開拓了國人的視野,對民智的啟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邇貫珍》也影響到當時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開明人士購閱《遐邇貫珍》。

 

關鍵字: #《孫子兵法》 #先秦諸子 #兵家思想

明報刊登日期:15/4/2022  


《孫子兵法》書影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孫子兵法》家喻戶曉,很多從未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對其名句琅琅上口,如「水無常形」、「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不戰而屈人之兵」等。隨着《孫子》成為普遍讀物,很多人會想當然地以為孫子是先秦諸子之一、書中只有陰謀詭計,和市井之學《三十六計》混為一談。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不入諸子流

首先,《孫子》雖然和先秦諸子同代,但卻從來不屬九流十家一員,可說是「不入流」。先秦諸子多志在宣揚其主張,希望能救春秋戰國的「倒懸」之局,故儒家舉仁義、墨家尚兼愛、道家倡無為等,但《孫子》卻沒有一個核心主張,也不以普及救世為目的,它更接近一種方法論。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規則》,唯一規則就是沒有規則,用今天聽得懂的說法就是「實事求是」。故兩漢收錄的書籍,自《七略》到《漢書‧藝文志》都把《孫子》為代表的中國兵家分為一略,以別於諸子略。

 

寫給頂級棈英

其次是《孫子》為誰而寫?我們先看看此書的特點。
 

北宋文豪歐陽修指《孫子》「其言甚有次序」,指其言簡意賅,道理深刻,章與章的排列,井井有條。觀乎《孫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卻又專業等特點,更像是一本武學秘笈。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點:《道德經》字數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孫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萬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論語》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經》不同,《孫子》箭不虛發,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重戰、慎戰和備戰思想」、「重計、全勝和速勝的戰略思想」、「主動、惑敵、因情用兵思想」、「重法重道的治軍思想」以及「辨證哲學思想」,而支撐這些思想的論述更有十六項之多,以相當簡約的文字盛載如此豐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極高的精英讀者,實難一點即透。
 

此外,《孫子》理論頗為空泛,書中充斥着如「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一語,當中的「示、遠、近」都沒有清楚說明。更甚者,《孫子》專業用語處處,例如「圮地無舍,衢地交和,絕地勿留」、「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兩句語,「圮地」、「衢地」、「絕地」是甚麼地?「九天」、「九地」又是甚麼?這樣既空泛又專業,正正是因為讀者屬軍政界精英,無需多言。
 

由此可見,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國生死的帝皇將相。於是,我們見到文武兼備的曹操曾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創立千秋功業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

 

關鍵字: #《孫子兵法》 #俄烏戰爭 #慎戰 #曹操

明報刊登日期:1/4/2022  


木活字本《孫子兵法》(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持續一個多月的俄烏戰爭不僅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有曠日持久之勢,這讓我想到中國古代兵學奇書《孫子兵法》,這本誕生於約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中國兵學集大成者,於今讀來,深感博大精深,言簡意賅,並透視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華文明是如何興盛至今。   
 

《孫子兵法》提出大量獨有的戰爭見解,舉其最重要的,是如何「慎戰」。一本兵書竟然強調「慎戰」的重要,就像宗教書導人走向不信神一樣奇特,但《孫子兵法》的「慎戰」是深藏大智的,因為對農業社會而言,千方百計保持穩定是最為重要的。戰爭是一場國運的賭博,稍一不慎隨時國破族滅,故如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令別國不敢進攻,比在戰場上獲得的更多,更能行穩致遠。《孫子兵法》不把重點放在如何進攻取勝,而是強調善戰故能不戰,熟讀《孫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話總結「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善戰者是沒有顯赫功勞的。 
 

我們在《鶡冠子‧世賢》看到一個「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故事。魏文王問扁鵲說:「你們三兄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說:「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長兄在病沒有症狀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裡人知道他醫術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氣也就在幾十家的小村裡為人所知。而我必須要等到病入膏肓,再開刀破腹,用藥用毒,外敷內服,所以天下聞名。」    
 

能防患於未然,有大功而無大名的才叫善戰。  
 

圍繞着「慎戰」觀,《孫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戰術配套,如「致人而不致於人」(能夠調動敵人而不受敵人的擺佈)、「先勝而後求戰」(要先創造出取勝的條件,才與敵人交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能了解透徹,打起仗來百戰就不會有危險)、「以正合,以奇勝」(以主力部隊與敵人交戰的時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戰鬥中打亂敵人的部署,是致勝的關鍵)、「識眾寡之用者勝」(懂得或善於把握兵力的多少而採用不同戰法的,就能夠取勝)、「先禮後兵」(先按通常的禮節與對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強硬手段解決)等。  
 

有趣的是,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慎戰」觀的文明,而同時,中華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斷的廣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個舞台,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群雄競逐,此起彼落,但無論情況如何改變,中國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雄」,曾經的對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獨中國是盛衰不息,從未離開過舞台。 

 

關鍵字: #農耕文明 #五穀 #中國食文化 #黃粱一夢

明報刊登日期:18/3/2022  


五穀與漢代的食器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中國有悠久的農耕文明,與之有關的節慶、用語、風俗、詩歌等,比比皆是,遠有《詩經‧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近到北京冬奧會的二十四節倒數,在云云概念中,「五穀」是最常見,但又最使人摸不著頭腦的,早在《論語‧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五穀應怎樣分?   
 

「五穀」一說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指稻、黍、稷、麥、菽,五種常吃的主食。  
 

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詩經‧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就是描寫路邊黍和稷生長的樣子。稷,俗稱小米,又叫黃粱。古人視小米為百穀之長,所以稱穀神為「稷」。國家也有「社稷」之稱,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穀神。小米易種植,產量足,煮食簡單,長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糧,直到唐代才被小麥超越。唐傳奇《枕中記》有「黃粱一夢」,講的是有個舉子盧生在夢中享盡榮華富貴,但一覺醒來,店家的小米飯還未熟。  
 

黍,俗稱黃米。黃米煮熟後有粘性,無論煮飯、煲粥、作糕、釀酒都別具風味。它易耕種、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頗受先民青睞,但產量有限,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糧食需求。故日後黍退居二線,唐代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有一句:「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他的友人便是用這黃米招待他。  
 

麥指的是小麥,是後起之秀,起源於西亞,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傳入中國,直到今天仍是中國北方的主食。初期由於小麥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難,種植門檻頗高,故並不普及,《漢書‧食貨志上》記載董仲舒上書:「今關中俗不好種麥。」但小麥的好處是產量大、成品多,故兩漢政府大力推廣,改良灌溉種植方式,加上磨麵粉的旋轉磨廣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時,小麥已成了百姓的主糧之一。如今我們常見的饅頭、燒餅、麵條、餃子皮等各式各樣的食品,就是由小麥磨成的麵粉製成的。  
 

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區的主食則是稻,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種植頗考農民功夫,但十分適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環境。2004年,考古學家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了五粒古稻穀,估計是屬於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距今一萬多年)的栽培稻,證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種水稻的地方。  
 

菽,則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糧食作物,除可用來進食,更可榨油。西漢《汜勝之書》中有「豆有膏」之說,是中國最早記載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農書。大豆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質,也能用來做出各種豆製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五穀」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農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術、食品的發展史,更是古人物質生活、飲食文化的生動體現。  

 

關鍵字: #抗日戰爭 #香港淪陷 #茅盾 #梁漱溟 #周恩來

明報刊登日期:25/2/2022  


英軍投降後,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右一騎馬者為司令酒井隆。(圖片提供:FOTOE)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通緝文化精英,同時中共動員在港所有力量,成功組織了一場大營救,把百多名文化界精英從香港撤離,當中包括茅盾、梁漱溟、夏衍等。茅盾稱大營救為「抗日戰爭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許鞍華也以大營救為敍事線,拍攝了《明月幾時有》,並獲得金像獎多個獎項。

 
  八十年過去,大營救的諸多細節仍未廣為人所知,如為甚麼有這麼多文化界精英齊集在1941年的香港?是誰作出大營救的決策?  

 
這批文化精英大都是左翼,思想進步,和中共理念接近。在此之前,他們因逃避戰火,大都身處重慶或大西南一帶。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深感這批文化精英在國民黨控制區不大安全,於是在1941年初安排「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其中「隱蔽精幹」就是把100多位文化精英護送到暫免戰火的香港,所以,中共第一次營救是把他們帶出國民黨的勢力範圍,第二次逃亡則是香港大營救。這也解釋了中共為什麼能在短時間內把他們找出來。著名導演、畫家許幸之的回憶也很好證明了這點。在12月9日中午過後,許幸之按照導演蔡楚生電話告知的路線,過海「來到楚生告訴我的集合地點——香港皇后飯店廖承志的辦公室,室內坐滿了熟悉的留港文化人,楚生也在座」。」

 
至於大營救的決策過程也是順着時局變化而轉變。12月8日香港戰爭爆發,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等發電:「香港文化人、黨的人員、交通情報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此事請酌辦。」之後,周恩來多次問及香港工作人員的撤出方案,到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前,周恩來作出明確營救指示。

 
12月底,廖承志在偶然間得知日軍疏散香港居民到內地的情報後,決定借此機會立即撤出香港島,他們化裝成商人到達九龍紅磡,仔細研究了游擊隊在九龍接應以及護送從香港搶救出來的文化人到游擊區的問題。廖承志等一行人混在難民中,從旺角通過啟德機場附近的幾個日軍檢查崗哨,到達西貢,其後轉到游擊隊惠陽大隊部所在地惠陽縣田頭山石橋坑。在那裏,廖承志等詳細研究了從寶安游擊區、惠陽游擊區通往惠州的安全護行工作,並將營救文化人的情況和計劃,擬好電報稿向中央報告。簡言之,大營救是中共中央決策,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執行。

 
大營救是在日軍嚴密佈防、九死一生的絕境下進行。當時中共在港仍處地下狀態,人力物力有限,兵荒馬亂下更是捉襟見肘,既要顧及自身人員安全,又要救走大量文化人,而營救涉及多條陸海路線,人多口雜,但最終全數救出,既沒有一人暴露,也沒有一人犧牲,近乎奇跡。 

 

關鍵字: #元宵節 #上元節 #張燈結綵 #元夕

明報刊登日期:11/2/2022  


湯圓是元宵節的傳統食品(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新春、元宵,日子相近但內容各異,今天趁這兩個節日相近的時刻,談談元宵這個在古代可和新春各領風騷的節日。 

 
元宵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史記‧樂書》說其起源於漢代祀太一之俗,宋以前,元宵節多稱「元夜」、「元夕」、「上元」,宋以後的文獻則多見「元宵」一說。元宵不僅在中國盛行,在亞洲的其他國家也有隆重的民俗活動,如韓國稱為「元夕節」。儘管各地的元宵內容差異頗大,但其活動通常是花燈與祭祠(灶神、谷神)並列,故主題都是表達人們對於豐年的祈望。 

 
漢代已有逢正月十五通宵達旦以盛大的燈火祭祀的記載,元宵節張燈結綵的習俗也由此形成。隋唐之後,盛大的元宵佳節已是民間尋常,放燈也從一夜增至三夜。到北宋時,放燈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到明代更進一步,太祖下令元宵放燈十日,從初八開始到十七日才收燈,有「十夜燈」之盛況。成祖更明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十日假期比新春假還長。宣宗承襲慣例,於宣德二年(1427年)頒布詔令:「上元佳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聞,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禁。」元宵成了官民同樂的盛會。  

 
元宵節燈市活動於宋代定型,大盛於明。宋元宵的遊藝活動有猜燈謎、舞蹈、舞獅、 舞龍燈、放煙花等。打燈謎亦稱「射虎」、「打燈虎」等,由宋代文人雅士在元宵節期間創立,方法是張燈並帖謎於燈,供人們遊賞時猜度,猜中的扯下寫謎語的紙條,領取謎贈。而民間主要娛樂活動除了賞燈,便是「舞龍」或稱「耍龍燈」,由多人持龍燈而舞。宋人曾記載:「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  

 
明代的元宵燈市,更是一個娛樂兼市集的場所,其時的燈市位於在東安門外,做燈的人出盡渾身解數,「燈之名不一,價有值千金者。」這時四方商人雲集,燈市上也有大量奇珍異寶出售,更有雜技表演,熱鬧非常。此外,燈市也有些遊玩設施,如所謂「黃河九曲燈」,此燈有三四里長,門逕曲折,恍如迷宮,入遊者一時三刻無法出來。更有人以108個小杯子盛油作夜燈,遍佈各處,點細光,像螢火蟲,又如天空上的星光,頗有趣味。夜間有放煙花炮竹,有響炮、起火、三級浪、地老鼠等多達數百種。有些煙花則架高一丈,盒分五層,各處燃放,通宵不盡。此外還有走橋、摸釘以祛百病等習俗。北京正陽、宣武、崇文各門都不關閉,任由百姓出入,通宵達旦,盛況空前。  

 

關鍵字:#抗疫 #疫症 #瘟疫 #防疫 #醫療

明報刊登日期:28/1/2022  


銅鼓驅疫。古人認為大規模傳染的瘟疫是由疫鬼引起,只有把疫鬼趕走才能消除瘟疫。傳說疫鬼最害怕銅鼓的聲音,每年臘月或者瘟疫爆發時,地方官員就會組織民眾在當地敲打銅鼓,驅趕疫鬼。(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作者: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從事歷史文化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找歷史脈絡,好尋古道今照,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疫病肆虐,各國都千方百計抗疫,措施不離加強檢測、隔離患者、注射疫苗等。所謂鑑古知今,古代中國又是如何抗疫呢?或者,我們可問得更仔細,祖先最早在甚麼時候發現疫病?他們最早怎樣看疫病?他們怎樣防範疫病?他們的抗疫經驗對今天的我們有甚麼啟示?  
 

最早的記載

近代學者梁漱溟曾說:「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既是早熟,對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開始,在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時期,即離現今3,000多年前已有「疾年」的出現和記載。和疫病相近的「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疫」的解釋是:「民皆疾也。」已很形象地點出了疫病的可怕在於傳染性。  

而從文字的準確度,更可見古人對疫病的重視程度。瘟疫一詞,自古沿用至今,如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瘟」常與「疫」連用,但「瘟」的使用範圍更廣泛,除了表示人的傳染病外,也表示牲畜、家禽的傳染病,如「豬瘟」、「雞瘟」等,例如明代吳又可《瘟疫論.雜氣論》:「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巳哉。」 
 

疫病是癘鬼   

在醫術遠未發展、民智未開的年代,古人多認為疫病是癘鬼在作祟,「疫」的引申是疫鬼。《釋名.釋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更直接說「疫,癘鬼也。」《周禮.夏官.方相氏》也有詳盡驅疫的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所謂方相氏是古代儺祭 (一種驅鬼巫術儀式)的主持人,原始先民對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滿着迷惑和畏懼,以為是某種厲鬼作祟。每遇此事,便要舉行隆重的儀式嚇走疫癘之鬼。據《周禮》所記,方相氏披上熊皮,戴著四隻金黃色的眼睛,全身黑衣紅裳,一手執戈,一手揮盾,帥領百官,驚嚇疫癘之鬼。

防疫在政府  

古代瘟疫流行期間,政府負責防疫工作,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記載「今甲癘,問甲何以論?當遷癘所處之」。說明早在秦朝就有專門安置麻瘋病人的隔離機構,稱為「癘所」。到了漢代,朝廷每每派遣醫師為民眾治療及着官員向百姓分發藥物,也有地方官員在治下地區救助病患。例如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四年(西元38年),會稽郡發生疫災,督郵(代表太守傳達政令的官員)鐘離意獨自一人深入疫區,親自撫恤災民,籌集分發醫藥,救助許多百姓,鐘離意因而獲太守(一個郡的首長)賞識、提拔;東漢靈帝建寧四年(西元171年)三月大疫,命中謁者(負責傳達、通報的官員)巡行致醫藥;北宋初年大疫,宋太宗將《太平聖惠方》(一本收錄多種醫方的書)發佈各地,並由太醫署安排醫師在首都救治病人。若疫災特大而政府又無力救治,往往造成社會不穩甚至動搖政權,例如東漢未年大疫,張角創立太平道的歷史,《三國演義》是這樣演繹的:「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很明顯如非疫氣流行,張角也無從創立太平道,黃巾起事更是不會發生。抱陽生所編《甲申朝事小計》:「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這場大疫,政府無力應對,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這是明朝滅亡的其中一個因素。 
 

高手在民間  

疫病流行期間,民間往往有醫生主動懸壺濟世,歷代也出現不少抗疫名醫,他們不但行醫救人,還將所累積的經驗、資料著作成書,造福後世,「醫聖」張仲景為其中之一。身處戰亂頻仍、瘟疫流行的東漢末年,張仲景一邊治病救人,一邊撰述《傷寒雜病論》,此書被認為是奠定了中醫學基礎的經典著作。明朝末年的吳又可,曾深入疫區救治病人,並完成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急性傳染病專著《瘟疫論》。吳又可特別留意瘟疫的感染途徑和傳播方式,在書中提出疫病的成因是天地間存在的一種人眼看不到但可以通過口鼻而入的「戾氣」,這和現代傳染病學的理論相近。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北京大疫,醫師吳瑭奮力搶救,名聲大振。他著有《溫病條例》一書,深入剖析溫病和記錄很多藥方,貢獻巨大。 
 

宗教治身心  

宗教尤其佛教,在古代抗疫中擔當重要角色。佛教僧人本着慈悲精神,在疫症肆虐期間,會讓病患者到寺院,接受醫僧治療。根據一些出土文獻記載,中國最早在秦代已知道要將病人隔離以免傳染他人,而歷代都有隔離者被棄而無人照顧的情況。唐宋時期,一些佛寺為了收留、照顧被隔離的傳染病患者,設置了專門的地方,稱為「癘人坊」。唐初,高僧智巖曾入住癘人坊照顧病人,並為病人講解佛法,最後更在癘人坊內圓寂。 
 
為妥善處理遺體以防止病毒進一步傳播,北宋出現一種政府與寺院合作、名為「漏澤園」的公墓制度,由政府補貼資金,寺院出地並安排人員管理,將無親屬認領或親屬無力安葬的遺體葬在漏澤園內。這種公墓制度獲後來各朝沿用。 
 
面對瘟疫,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就從未屈服,當中的抗疫經驗、著作,至今仍具參考價值。至於全心全意投入抗疫救人的醫師、僧人、官員等,所表現的大愛、勇敢和犧牲精神,更值後人敬仰、銘記。 

 

 

文匯報教育版  


題目:

關鍵字: #日本侵佔香港 #英國 #日本侵華

文匯報刊登日期:2/11/2023  


圖為位於炮台山的碉堡( 資料圖片)

 

作者: 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日本侵佔香港的計劃,源於1936年6月3日修訂的《帝國國防方針》和《帝國軍用兵綱領》,首次把英國當成假想敵。修訂之時,裕仁天皇問道:「何以加入對英作戰一項?」當時的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答:「近期英國在東亞的勢力增強,加上國際局勢不穩,以防萬一,應考慮英國對日本的威脅。」雖把英國列為敵人,但對英作戰計劃不全,對香港形勢不明,《帝國軍用兵綱領》上也只列出對英作戰目的,是摧毀英國在東亞活動的根據地。

 
日軍把侵佔香港說成是防守的一環 。 《香港·長沙作戰》的序章開宗明義聲稱是英國先把日本當成敵人,更列出1921年的《華盛頓條約》來說明英國企圖阻止日本在東亞地區發展空軍和海軍基地。面對英國的「敵意」,日本揚言只好考慮奪取香港,消除英國在東亞地區對日本的威脅。當然,這只是日本借端生事。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向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佔了中國東北,並考慮進一步吞併中國大陸,而後方的港英政府將會成為國軍的後援,以香港為基地輸送軍事物資,侵佔香港就成為了理所當然的軍事策略。再者,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開了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先例,躋身世界列強,日人的野心,隨之水漲船高。

 
1940年,日本進攻香港的作戰計劃——《香港作戰要領》逐漸明確,亦有了具體的策略:
  1. 戰爭伊始,即以空軍摧毀香港附近的空軍部隊和艦艇。
  2. 第21軍從陸地正面攻佔香港。
  3. 先攻九龍半島,再攻香港島。
  4. 根據情況,由香港島南岸登陸或只是封鎖港島。
  5. 使用兩個師的基幹兵力。

 
可是1941年起,侵華戰爭陷入泥潭之境,進退失據。日本國內物資消耗極大,為掠奪資源,也為振奮國人士氣,決定積極「南進」,擴大太平洋戰線,期望消滅英美等敵方在華及東南亞的勢力,結合政治策略,迫使蔣介石為首的國軍屈服。

 
日軍看準英軍在香港防禦的不足,判斷若奪取此地,既能佔領重要的軍事據點,又能大大鞏固自身在列強中的地位。對此,有日軍將領曾大力反對,他認為單單一個中國,已經令日本筋疲力竭;再貿然挑釁英國,簡直是自取滅亡。因此,他上書給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力陳「南進」之弊,但東條一意孤行,只回答了一句:「身居第一線的司令官向前則可,不可後退。」

 
1941年11月,南進計劃得到了天皇首肯,派出第23軍,以1個師團的兵力侵略香港,預算用二十至三十天的時間完成任務,繼而侵佔馬來西亞、婆羅洲、菲律賓、爪哇等地。

 

關鍵字: #天后宮 #客家文化 #舞麒麟 #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匯報刊登日期:5/10/2023  


荃灣天后宮的香火十分鼎盛,深得鄉民的支持及信賴。(網絡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某些傳統節日到來時,客家村民會到宗祠過節,當中包括農曆新年賀年團拜、迎春活動,甚至在端午、中秋也是村民暢聚的節日,大家都會到宗祠慶祝。在團拜活動前,村民會各自先到宗祠拜祭祖先,而舞麒麟是客家的傳統文化,也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幾乎所有客家村都有村民在大時大節舞麒麟,但近年來隨着會舞麒麟的村民離去,懂得舞麒麟的村民愈來愈少。通常每到年初一,不少客家村反而會邀請村外人士來舞麒麟慶祝一番。

 

「神宮」講人情 鄉民皆信賴

遠在全安局(荃灣鄉事委員會前身)年代,荃灣村民會在春、秋兩季到天后宮酬神,春天祈福、秋天還神。祭祀之後會舉行酬神宴,由村民們作出捐獻,數目多少隨意,但60歲以上的村民獲豁免。之後還會進行「分豬肉」儀式,豬肉的大小根據捐獻的數目而定。 直至今天荃灣天后宮仍然保留四個傳統活動,分別是農曆二月初一的許太平福、農曆三月廿三的天后寶誕、農曆八月秋分前後的秋祭及農曆十二月初一的還太平福。
 

天后宮於天后寶誕會聘請戲班演出粵劇,酬謝神恩之餘亦免費娛樂坊眾,而在許太平福當日及秋祭會到義勇祠拜祭。

 
雖然荃灣天后宮並不屬於三棟屋陳氏,但兩者非常鄰近。不少人甚至傳媒都把天后宮稱作「三棟屋天后宮」,加上三棟屋村民熱心公益,多年來都十分積極參與天后宮的節慶及活動。

 
除了傳統活動外,遇上社區出現特別情況,荃灣天后宮亦會舉行活動為鄉民祈福。1890年荃灣一帶發生瘟疫,村民恭請天后出宮巡遊驅除瘟疫。因此荃灣天后宮的香火十分鼎盛,深得鄉民的支持及信賴。

 
荃灣天后宮經歷二百多年,曾經進行過多次重建及重修。1978年地下鐵路伸展至荃灣,須在天后宮前挖掘一道深坑建築護土牆,嚴重影響廟宇地基。當時各村落鄉紳組成「重修天后宮委員會」,與理民府及地下鐵路公司商談,謀取適當步驟及監督修建工程之進行。至1984年全部工程完竣,並同年12月12日舉行重修開光大典,一連五日在廟旁之蕙荃路球場搭建臨時戲棚上演粵劇酬神助興,盛況空前。

 
除了天后外,荃灣客家村民對「伯公」 (「土地」) 亦十分尊敬。如搬遷重建宗祠的同時,村民亦同時把村落屋群外的「伯公」帶到新宗祠外重建。在八十年代新築的三棟屋堂「伯公」兩旁有一對聯:作一圍保障 祐四必平安。

 
可見「伯公」在客家村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關鍵字: #新市鎮 #荃灣 #香港 #青山公路

文匯報刊登日期:7/9/2023


青山公路荃灣段於1917年通車,大大縮短荃灣來往九龍之間的交通時間。圖為青山公路荃灣段近大河道一帶。(文匯報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昔日荃灣的對外交通陸續得到改善,有利村落子弟的學業發展,令他們在完成基礎(小學)教育後,可以更容易到市區或外地升學。當然,交通的改善亦方便他們在學成後,到荃灣區外謀生。
 

回看英國接管新界初期,新界與香港島及九龍之間的交通極不方便。雖然九龍半島與新界相連,不過,兩者之間並沒有道路聯繫,車輛運輸並不可行,甚至新界各墟市之間也只得山徑小路連接,來往各墟市之間只有依靠步行。因此,在運送農產品等物資時極之不便,更遑論貿易、就業與上課等活動。
 

另一方面,荃灣由於位處新界大陸南部海濱,相對新界其他地方(不計新九龍及離島),距離香港島最近,故此,來往港島的水路交通遠較陸路發達。
 

政府意識到新界與港島九龍之間的運輸問題,故此於1898年接管新界之後,即着手籌建一條環迴公路貫通新界,連接九龍。由於當時的政府計劃把大埔打造成為新界的行政中心,通往大埔的環迴公路東段(今大埔道及大埔公路)率先動工,如期完成,並於1902年全線通車, 成為新界區第一條公路。
 

至於環迴公路西段,即現時青山道及青山公路,由於被認為沒有東段那麼重要,故備受耽擱。直至1917年,連接荃灣(由深水埗至木棉下村)的一段行車道路 (今青山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及青山公路—荃灣段)才完成通車,而通往青山(今屯門)的另外兩段則依然「進展良好」。
 

青山公路促進荃灣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為新界第二條行車道路,亦為荃灣第一條對外道路。通車後,為區內引入了車輛運輸,亦縮短了荃灣與九龍之間的交通時間,促進了荃灣的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沿着海濱而建,對區內、區外的企業家都是一個很大的吸引點。 由於荃灣的地價比市區便宜得多,吸引了一批廠家到來設廠,特別是需要面積廣闊的廠房。 於是,除了英國接管新界時已存在的「農村家庭手工業」,包括用水力輾磨的香粉廠、豆腐製品廠、醬油廠、涼果廠、燒磚廠、造船廠、石灰廠等外,礦場、釀酒廠、染廠、橄欖醃製廠、倉庫等亦陸續在荃灣出現。這些新興的工業,除礦場外,均分布在青山公路兩旁,或多或少為荃灣村民提供了更多就業選擇。
 

修建德士古道 方便村民返工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荃灣設立大型廠房及油庫, 德士古道於1930年代修建,連接青山公路,成為荃灣第一條區內道路,當年不少荃灣村民是在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的。
 

在1926年左右,荃灣西部進行私人填海,闢地作工業發展,令荃灣的經濟邁進一大步。
 

關鍵字: #教育 #南園書舍 #三棟屋村 #荃灣

文匯報刊登日期:17/7/2023


1927年,陳永安徵得三棟屋村民同意,將其主理的南園小學與老圍的翠屏學校合併,組成荃灣公立學校。圖為當年位於荃錦公路的荃灣公立學校兩層高校舍。 網上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在十九世紀的荃灣村落,村民大多以務農維生,有條件的村落會送小孩到自設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其中不得不提三棟屋村的南園書舍,這個書舍對三棟屋甚至整個荃灣後來的教育發展有着極重要意義,也讓我們看到在世紀之交的荃灣村民,教育是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
 

初為村內子孫提供「卜卜齋」
 

三棟屋的陳慶昭(1815-1875)於晚年在村南面築了一間書室,並命名為「南園」,南園書舍初期為三棟屋陳氏的私塾,由三棟屋的「太公」負責出錢聘請塾師,專門為三棟屋的子孫提供教育,陳慶昭曾於南園書舍任教,及後學生遍及各村民子弟。往後數十年間,南園書舍一直以私塾 (「卜卜齋」) 形式運作。
 

南園書舍提供傳統的童蒙教育,如識字、習禮等,其中有一個畢業生對南園書舍的現代轉型居功厥偉,他就是陳永安(1901-1956)。陳永安少時曾於南園書舍學習,後跟隨宿儒李偉流學習,涉獵百家,博通經史,擅書法詩文。學成後,於1918年,在汲水門(現今馬灣)任教,其後於1919年把南園書舍由私塾形式改為現代化教育模式,創辦南園小學,南園小學成為荃灣首間村民成立的現代小學,時任教育司署督學羅仁伯到訪該校視學,並作出嘉許。
 

後來,南園小學於1922年獲政府資助,領取一等津貼。當年該校有41名學生,平均出席率為36人,總津貼額為180元,是新界區13間獲一等津貼的學校之一,也是荃灣區獲最多津貼的學校。
 

「南園」、「翠屏」合併成荃灣公立學校
 

1927年,陳永安徵得三棟屋村民同意,將其主理的南園小學與老圍的翠屏學校合併,組成荃灣公立學校,校舍仍然設在原南園小學。隨着學生人數日漸增多,荃灣公立學校小一至小三的學生在葉錦全先生借出的屋宇(近今綠楊新邨)地下上課,而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則仍在南園小學校舍上課。1939年,荃灣公立學校於天后宮側加建兩課室,校董會成立,陳永安兼任校監和校長。
 

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南園小學停課一年。一年後復課,因為有感子弟教育不可廢。到1945年,南園小學由何傳耀任校監,於芙蓉山麓籌建小學新校舍,至1956年,兩層高小學新校舍於荃錦公路口落成。
 

不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整個荃灣區並沒有中學,故荃灣學生在完成小學教育後如要升學,必須轉往市區或其他地方就讀,不少想讀中學的村落子弟會經水路到港島就讀,甚至前往廣州就讀。
 

除此之外,那時荃灣區小學也只有中文教育提供。根據紀錄,三棟屋村的陳惠章(1886-1956以後)少時曾入讀「阿跛書院」(今拔萃男書院),可能是荃灣村落中第一位就讀英文書院的子弟。畢業後,他任職香港政府一級書記。陳惠章中英文根底俱佳,為翻譯能手,故常替鄉人填寫英文信件,代辦申請手續,有「眾人秘書」之美譽。每當有外籍人士到訪,必定請他擔任翻譯及代為交談。
 

關鍵字: #香港 #荃灣 #衞生環境 #三棟屋

文匯報刊登日期:19/6/2023


1950年代的荃灣市集。 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尋財路,舊金山;找死路,去荃灣」這句說話是對二十世紀初荃灣的描述。前句是對到海外謀生頗有的憧憬,後半句則是本土衞生狀況的嗟歎。
 

在此先說一下荃灣婦女對家庭的貢獻。在1898年前後,不少荃灣男性都出洋謀生或不在家中,故不少村落的婦女,除了生兒育女、照顧長輩、打理家務外,亦須下田工作、搜集木柴乾草、餵飼牲畜等,甚至要到市集售賣各種產品,並且負責家中各項維修工作。 因此,當時的客家婦女在村中的生活過得一點也不易,能夠與村中上下各人建立良好關係尤為重要。我在客家族譜中,發現罕有地詳盡記載了一個婦女的事跡,讚美她性格和藹,妯娌間從無閒言。村中婦女臨盆時,必會邀請她為其接生。而每當遇上困難事情,未能解決時,亦會向她請教。
 

英國接管新界後不久,便發現新界的瘧疾問題非常嚴重。 荃灣一直是重災區,在興建城門水塘的時候,政府更要特別派遣醫療隊伍駐守工地,更由瘧疾局 (Malaria Bureau) 監察該地情況。聖約翰救傷隊1936年的年報指出在荃灣中心不同年紀的個案之中,有80% 是患上瘧疾的。
 

自英國接管新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荃灣的醫療設施非常不足。當時政府只委派一名接生員駐守,而診所則設於深井。
 

另一方面,當時的荃灣鄉民,生病時亦很少會看西醫。較迷信的村民會喝符水、吃香爐灰、「喊驚」,甚至打小人。 有些則會自行試用一些偏方,或使用艾灸、刮痧等方法治理。若未能痊癒,則會到中藥店及看傳統中醫。而鄉民多會服用「清明茶」這種中藥治病,因此,中藥店成為了荃灣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荃灣市集自十九世紀初開始發展,至十九世紀後期已具相當規模。1883年,有兩條小路於荃灣市集形成:「東路」可至咸田尾(今青山公路 / 德士古道交界附近),「北路」則伸延至三棟屋後山上的天后宮。
 

當時荃灣市集最少有四間中醫藥店,而三棟屋村民開設的「天和堂」,是荃灣區內最大的。三棟屋的建村先祖陳健常精通中醫藥,而他部分子孫亦繼承了這專業,並在荃灣最繁盛的市集地區開設了中醫藥店。除天和堂外,族人亦曾於灣仔自設藥店。其後,三棟屋族人又在天和堂附近(今眾安街) 開設平安藥局。
 

另一方面,不少荃灣老居民均指出荃灣的醫療衞生問題其實是源於當地的溪水,溪水受到生長在溪澗旁的有毒植物馬錢污染所致。馬錢的毒素襲擊神經系統的各個部分,其症狀極似瘧疾。在七十年代中期,獅子山隧道建造期間,就有一宗懷疑由此毒引起的個案。
 

當然有些村莊會在建村前建有一口水井,水井的地下水源充足,能夠長年為村民提供足夠的食水,令村民不用飲用溪水,減低了因水源受到馬錢污染而致病的風險。
 

關鍵字: #香港 #荃灣 #三棟屋 #客家文化

文匯報刊登日期:2/6/2023


由於堂屋群建成時三進相連,故命名為三棟屋。圖為三棟屋模型。 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三棟屋村十四世祖陳任盛 (1725-1781) 跟隨伯父來港初期,於輋下老屋場山邊務農為生。陳任盛去世後,其長子十五世祖陳健常(1761-1840)承繼家業,家聲大振,並買得風水寶地,建立三棟屋村。(即今天的三棟屋博物館)
 

該地在堪輿學上稱為「海棠春睡」(Sleeping Beauty),美人的頭部就在今天的老圍,建村處在美人的大腿上,而三棟屋座向256° 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門、背靠名為獅地的小山、左為青衣群山、右為上、下花山。門前水道,每當春、秋日落之際,千道金光反照屋內。這解釋了為何在荃灣眾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棟屋及楊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因, 因為根據《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坐北向南」是傳統的好風水方向。
 

購入村地後,陳健常帶領全族村民於農耕之餘,全力投入,經年才將該處削平成高地建屋。陳氏族人以石灰、黏土、禾稈草等材料建成牆壁厚16吋的房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陳氏宗族擇吉搬入。
 

三棟屋為客家堂橫屋與斗廊屋混合建築,其建築空間體現了一種尊卑、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當中以陳氏宗祠為主軸,設前、中、後三個廳堂, 族譜分別稱之為「前殿」、「中殿」、「後殿 (神殿)」,三殿之間共設有兩個天井。各殿兩側均設有斗廊屋,供陳健常四兄弟及其後人居住。宗祠與斗廊屋建築相連,形成三進兩天井的格局。
 

由於堂屋群最初建成時,是三進相連的,故名「三棟屋」。而由於村落建築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建成,故宗祠名曰「四必堂」。
 

其後,隨着陳氏子孫繁衍,於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右兩排橫屋及在宗祠後加建第四進房屋。新加建的三十多間房屋,仍維持原有對稱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軸,圍繞宗祠,與原有的建築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舍於十九世紀末期完成,自此,這42間房舍形成一個162呎多 X 125 呎多, 面積約二千平方米,三堂兩橫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內設五小巷(三橫二直), 這與荃灣一般村落的前後橫排式布局不同。由於堂屋群內已缺乏空間,即使子孫繼續繁衍,陳氏族人亦沒有再在堂屋群內加建,而改建在堂屋群外的村落範圍。
 

陳氏宗祠門上有一石楣,刻着「陳氏家祠」四字, 屋頂為傳統的金字瓦頂,整個結構主要以木樑架和山牆支撐。而宗祠及後來加建的房舍,牆身均舖有花崗岩(麻石),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顯示陳氏在當時已擺脫了到港初期的貧困境況。
 

另外,三棟屋的各房舍均緊緊相連,大多共用牆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穩的時勢 (海盜為患) 提供互相保護、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及配合風水上的考慮。而三棟屋的房舍亦與當時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樣,外牆並沒有窗。此外,三棟屋宗祠入口對聯上方設有兩個瞭望洞,用以防範山賊或海盜。
 

今天我們參觀三棟屋博物館,是否仍能體會到建村者的用心良苦呢?
 

關鍵字: #香港 #荃灣 #三棟屋 #客家文化 #點燈儀式

文匯報刊登日期:21/4/2023


三棟屋的宗祠設有兩條橫樑,正樑寫着「長命富貴」,低一點的寫着「百子千孫」。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承先啟後,客家人除了對祖先的尊重外,亦非常重視下一代(特別是男丁) 的誕生,每年元宵,客家人都會在宗祠舉行點燈儀式(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5)。 族人會為過去一年內誕生的每一位男丁,各掛上一盞花燈,並於當日點燈 (喻意添丁)。
 

宗祠通常寫有兩條橫樑,正樑寫着「長命富貴」,低一點的寫着「百子千孫」。有些客家村,會根據其輩分來決定同年出生的男丁懸掛其丁燈的位置:輩分高的,丁燈會掛在上面 (「長命富貴」) 那條橫樑,輩分低的,丁燈就掛在下面 (「百子千孫」) 那條。有些則全掛在「百子千孫」那條橫樑上,取其意頭,而懸掛位置和輩分無關。
 

不過,更有些客家村如三棟屋村般,已沒有延續這個習俗,可能是由於在1980 – 1986 年期間,三棟屋村民雖已遷入重置村,但宗祠卻在政府的堂屋群中,不方便舉行點燈活動,而令傳統中斷;待新宗祠落成後,三棟屋村曾復辦過三次點燈活動,但之後便沒有再辦了,因為隨着老一輩的離世,懂得整個儀式如何操作的村民不多,而且隨着八九十年代社會的高速發展,新一代村民的觀念大大不同,大多不太重視點燈。此外,香港的生育水平亦在八十年代開始不斷下降。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在客家傳統中,一個人如果生了重病,經服用藥物或向神佛祈禱,都一概無效,危篤已到了無藥救活時,家人會把他從寢室抬出,放到廳下,這叫做「出廳下」。客家話的「廳下」就是指宗祠,是堂屋的中心,也是最神聖的地方,具有一種神秘和權威感,在這裏斷氣也就是最光榮、最幸福的。
 

據記載,通常只有六十歲以上的村民在彌留時才會被抬到宗祠去。不過,此風俗隨着香港的醫療服務於六七十年代有所發展,在殯儀館舉殯已在香港普及化,在家中善終及發喪的習俗逐漸式微,「出廳下」的傳統亦在客家村落中消失。
 

除了生死之外,結婚亦是人生大事。在傳統的婚禮中,新娘會坐花轎嫁到男家去,而送嫁的隊伍會挑着禮擔、攜着禮盒及其他物品伴隨,沿途會有樂隊奏樂,十分喧鬧。這種傳統只保留在戰前的客家村落中,戰後所辦的都是新式(西式) 婚禮,不再坐花轎嫁進村,全部都是坐房車到來。年青一代的客家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多認為西式婚禮是較「時髦」的形式,較少繁文縟節。加上香港在戰後迅速工業化, 社會講求便捷、效率,運輸發展一日千里,房車比起花轎實在便捷省時得多。
 

另外,以前村民結婚時,會到宗祠「告祖」,並一定會帶備豬頭,代表獻「團圓」。現在仍有部分村民在結婚時,會到宗祠向祖先稟告,但不會再帶豬頭,而改用三牲、獻金銀財帛等等。
 

關鍵字: #香港 #荃灣 #三棟屋 #客家文化

文匯報刊登日期:24/3/2023


三棟屋的宗祠與其他客家宗祠不同,只放一塊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香港的客家習俗源遠流長,但隨着時代變遷、環境轉變,傳統習俗與儀式亦有所改變。有些傳統已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湮沒,有些則繼續保留,但形式有變。
 

客家族尊敬祖先、重視宗族關係、長幼有序。每年的春秋二祭 (這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9),都是各客家村重要的日子。
 

每年清明節及重陽節,村民都會到各先祖墳前拜祭,當中以拜祭遷港或建村祖先的活動最為盛大。如以荃灣三棟屋陳氏為例,他們會拜祭十四世祖陳任盛,他於清乾隆廿二年 (1757年)遷至新安寶安輋下老屋場(今大窩口)居住,是陳氏遷港的重要人物。陳任盛葬於荃灣大水瀝 (今大帽山山腰,和宜合對上),二百多年來曾作出兩次大型重修,以往每年秋祭均人頭湧湧,但因山徑極陡峭難行,今天的後人也不像以往般慣於體力勞動,而上了年紀的村民又恐會跌倒,故參與的人數是年年下降。
 

另一拜祭主角是十五世祖陳健常。傳說陳健常精通風水,在遍尋各處風水寶地,最後選定位於牛牯墩(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荃灣評核中心)小山丘旁的風水地 (今三棟屋博物館),是三棟屋建村最重要的人物。陳健常原葬於村後獅地,在每年春秋二祭後,村民會在祠堂門前搭起爐灶,使用大鑊「到會」烹煮「九大簋」進食。後因政府收獅地建濾水池,陳健常墓於1972年遷葬田夫仔,到每年春秋二祭,三棟屋必租賃旅遊車,接載村民往返,場面浩大。在六七十年代,村民會帶備乳豬、三牲 (豬、牛、羊)、水果等祭祖,待拜祭完後在當地即場烹煮肉類進食,即是客家傳統習俗的「食山頭」(也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58)。以往村民會烹煮數百斤豬肉,但建於山上的爐灶在八十年代被毁,「食山頭」的習俗也取消了,村民於祭祀後改到酒樓進食。現在,村民在拜祭先祖時,只會帶備水果。
 

在春秋二祭時,當負責人大叫一聲「拜山」,子孫們便會自動地到祖墳前排好。輩分高的,會站在前排;輩分低的,自動會站在後面,不用別人指引。而在各人之中輩分最高的會擔任司禮,他會用客家話向先祖稟告,祈求先祖保祐。這是香港客家村落極少數仍然會使用客家話的場合。
 

要特別指出的是,三棟屋的宗祠與本地圍頭人的宗祠或內地的客家宗祠不同,在後殿 (神殿)只會放一塊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而不會像本地圍村般,在祠堂裏為每位先人放置一塊神主牌,所以春秋二祭時,三棟屋陳氏只會到各先祖的墳前拜祭,而不會在宗祠祭祖。
 

關鍵字: #香港 #荃灣 #三棟屋 #治安

文匯報刊登日期:24/2/2023


荃灣第一座警署建於三棟屋附近。圖為三棟屋博物館。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1898年8月,時任香港政府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兼總登記官 (Registrar-General)的駱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獲授命對英國剛取得的新界地區進行調查,並於其後發表著名的《駱克報告書》(Lockhart’s Report)。根據《駱克報告書》,荃灣的陸上居民大約有3,000人,他們大部分為客家農民,以種植稻米為主。當時荃灣約有大小村莊26條,各村人口由數十至三四百不等。
 

然而,荃灣並非當時新界的人口中心,所以在成為租借地的頭十年,荃灣都沒有設立警署,直至1911年,荃灣第一座警署才建成,設在三棟屋附近的牛牯墩。警署初期由一名歐籍警長及數名印籍警員掌管,後期才有中國警員。
 

當時的荃灣民風淳樸,夜不閉戶,一般情況下,治安良好,故這簡單的編制尚可應付。不過,由於荃灣位處新界西南邊陲,面臨海濱,偶有海盜出沒,打家劫舍,為保護鄉民安全,荃灣鄉村的鄉紳聯合成立全安局(當時荃灣稱為「全灣」),號召鄉中壯碩青年組成更練團,執行治安工作,維持地方秩序、排難解紛,並作為政府與鄉民之間溝通橋樑。
 

全安局就是今日荃灣鄉事委員會的前身,它在二十世紀初的荃灣扮演着重要角色,除維持地區治安秩序外,也負責管理荃灣市集和荃灣天后宮,而全安局的值理亦會在天后宮處理鄉中事務,協助村民解決問題。其中較特別的是,全安局設有一個市集公秤,以解決市集中的買賣糾紛。
 

另外,當時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約」的架構,並委任荃灣各條鄉村的代表 (村長)組成「全灣約」。
 

此外,荃灣也有不少村民到外地謀求發展,和十九世紀的「賣豬仔」不同,到海外發展的村民,不少都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亦有擔任管工等工作,如「全灣約」的三棟屋村代表陳秉緒,年輕時亦曾到檀香山擔任蔗園管工,後來頗有積蓄,滿載而歸。回來後,更購置田地,發展實業。估計由於他曾於美國夏威夷工作,略懂英文,有接觸外籍人士的經驗,故被推舉為村代表,與剛接管新界的英殖民地政府接觸。
 

其時不少在海外謀生的村民都會匯錢回鄉,以協助在家鄉的親人購入更多土地或興建新房舍。如三棟屋陳氏來港後,即在老屋場(今大窩口)及咸田(今德士古道以西)圍海造地,百多年間開拓了不少土地,再加上村的海外匯款,令陳氏擁有的田地陸續增多。至二十世紀初期,在荃灣天后宮、沙咀(今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附近),及今綠楊新邨和石圍角邨附近都有不少三棟屋村民的農地。這些耕地有好壞之分。在天后宮一帶的是良田,而咸田一帶的田地因為近海的緣故,含鹽量較高,故此收成不及天后宮一帶的稻田多。

關鍵字: #香港 #九龍城寨 #樂善堂 #慈善機構

文匯報刊登日期:3/2/2023


1898年,九龍寨城無清官駐守,樂善堂也失去支持,只能停辦。圖為九龍寨城殘存的花崗岩石額。 資料圖片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1898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雖然,《專條》明言中國官員仍可在九龍寨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卻自行遣兵入城並封閉九龍關。自此,九龍寨城無清官駐守,這對樂善堂的打擊甚大,不僅堂址被列入新界地區,受香港政府管轄。還因民心浮動,人事複雜,籌錢維持堂務困難,所有善舉都被迫暫時中斷。
 

樂善堂停辦原因,和樂善堂創立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失去了寨城官員的支持和九龍關的撤走。樂善堂籌辦初年,有賴城寨官員如彭玉等人大力支持,城寨凋零,頓時失卻地區官紳合作的基礎。
 

更可惜的是,樂善堂主要收入來自龍津碼頭,據《續築龍津木橋記》所記,「樂善堂施濟所需……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實一舉而兩善具焉」,由此可見九龍樂善堂和龍津碼頭的共生關係。當然,我們已無法得知碼頭如何收租,或樂善堂如何分配租款作慈善用途,但整體而言,由於碼頭的開設,原來從事商品交易的九龍街更見繁華。龍津碼頭為樂善堂提供長期收益,但自英兵於1898年登陸,九龍關撤走,樂善堂遂失去主要的經濟支柱。
 

踏入二十世紀,城市的建設,加速了九龍區內商業活動的發展。1904年,樂善堂重開,但原來四約二十三村等沙田、荃灣、蠔涌團體代表已不見於名單之中,只餘下九龍城的附屬村落,如像福佬村、西頭村、下沙埔村的村代表。樂善堂的經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九龍城商戶同仁的捐助,樂善堂的值理中,亦多屬此類經營商舖的街坊。例如「福昌押區朝鵬、三全雜貨店莫騰、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藥店劉來福」等等,均為有名望的街坊代表。
 

這一時期的樂善堂,服務內容也更多元,從贈醫扶貧,走到教育事業。1929年,樂善堂鑑於九龍城失學兒童甚多,遂決定先在樂善堂堂背側房舍興辦一所女義學。1930年,再增辦一所男義學,於是九龍城貧困的男女學童終有受教的機會。樂善堂自設立教學工作,在籌措經費方面頗感困難,政府只津貼每年港幣二百元,樂善堂捉襟見肘可以想見,幸好主事者不放棄教育事業,方能堅持到今。1935至1939年,樂善堂擴充招收學生名額,在堂內餘地增建課室兩間,校務轉趨蓬勃。
 

1935年,該堂為使社會人士對其加深認識,遂進行革新,並編印特刊,將其沿革及堂務概況公諸社會,以作宣傳。1939年,特刊首次出版,頗收宣傳之效。

關鍵字: #樂善堂 #香港慈善機構 #贈醫施藥

文匯報刊登日期:11/11/2022


樂善堂位於九龍城打鐵街(今樂善道)原址。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早期的九龍樂善堂位於九龍寨城東南面,位處九龍大街的一個分支點,是商人經由龍津橋上岸集散的熱點之一,該堂是由寨城官員倡助,各區紳民應和而成的慈善機構。自1880年建成祠堂形制以來,即長期以「善堂」名義服務社群。
 

從樂善堂的機構名稱與工作性質觀之,它與晚清以來興起於中國沿岸城市的慈善機關,諸如廣州的廣仁善堂,佛山萬善堂,汕頭同濟善堂,江門明善堂,均有相當近似的成立意義。 明清時期,中國的善堂事業包含着行善積福的民俗思想,各種善行的功德格條,支持着地方善業的積極開展。樂善堂代表了原來九龍(包括現在九龍半島及新界)村落的公益組織。它的網絡是以九龍城為核心,再與東、西、北等周邊地區互相聯繫,構成九龍附城(即九龍城一帶)、蠔涌、荃灣、沙田等四約二十三村的連合組織和活動範圍。
 

可以說,當英國統治從香港島擴及九龍新界,在殖民政府統治尚未穩固前,樂善堂等民間自治互助組織的成立,有助加強中國屬土以內鄉村互助的角色。事實上,樂善堂的民間自治互助組織角色即使到了1930年仍清晰可見,在該年的冬天召開了「街坊鄉村聯合大會」,出席的來賓曾子襄先生在大會發言,就政府「禁止樵採柴薪」一事,希望樂善堂為其出頭,設法維持。
 

當然,樂善堂雖仍保留祠堂為族眾排解糾紛的鄉村司法特點,但是主力已集中在贈醫施藥,設塚助殮等義舉上。我們可從〈九龍樂善堂六十年紀念記〉收錄的一首頌中,看到樂善堂的興辦原因:

九龍有城其市古,懸而居者人多苦,
開港以後集工賈,四方來歸比樂土,
中有善堂巍棟字,功在濟旱澤霖雨。

就是為貧苦者濟旱澤霖雨,為有需要的救急扶危,九龍街的商人出錢出力,為貧病者和鄉民服務,既有施醫贈藥、施棺、助殮、恤貧等工作。 從1881年的啟事碑記看,我們已可見該堂清楚定位服務內容,並杜絕其他商業活動:
「樂善堂房屋,專為收貧苦有病無依之人,以及贈醫施藥各善事而設,並非地方公所,無論官商街坊人等,不得因事借用,並宴會寄頓什物,凡與善堂無涉之事,概置不理,在事同人,毋得徇情紊亂堂規,以昭慎重,光緒七年(1881)春月吉日,本堂同人公啟。 」
 

早期樂善堂最突出的善行,要數1894年的港九鼠疫。其時疫情嚴重,死傷極多。樂善堂除了於九龍城打鐵街堂址設廠施醫外,又於鑽石山南麓闢地建立臨時墳場及義莊寄厝,遠至西貢井欄樹亦設立義塚。
 

關鍵字: #香港 #慈善機構 #樂善堂 #九龍城

文匯報刊登日期:14/10/2022


昔日九龍寨城內龍津義學的大門石對聯,今存於九龍寨城公園內。 資料圖片

 

作者: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清光緒年間,今九龍城一帶的墟市交易十分繁盛,各國商船亦到九龍灣畔貿易,成為貨物集散地,更為附近拓展市集,一躍為新安縣境內有數之富庶地區。不過,當日九龍城居民多以營商謀利為主,重金錢與物質,不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道德,有見及此,一些當地有識之士聯同志同道合的官民,他們結合民間信仰,通過修廟、興學和建堂三個方法來提倡傳統道德。
 

修廟方面,九龍寨城副將張玉堂的表現最為突出,他在1859年(咸豐九年)於寨城北角建「惜字亭」,教人敬惜字紙,特僱人檢紙焚之於亭。又,九龍寨城的天后古廟內,除記有張氏「墨緣」二字碑刻外,還有一幅字碑寫着:「欲種福四流世澤,須憑心地積陰功。」提倡「種福」、「積陰功」等傳統思想。城寨官員又積極參與侯王古廟的重修,在《重修侯王古廟碑》記載的善信中,前列者皆為大鵬協、九龍巡政廳等官員名單。除侯王古廟外,他們先後參與修建惜紙亭、天后古廟等活動。
 

其次是興學,在寨城建成之日,也是興辦龍津義學之時,官員們希望寨城能成興學之地。 1847年建成的龍津義學門前的對聯,寫着: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對聯寄語學子登科中舉,洗去蠻風,追尋學問,追思蘇軾、韓愈在南方辦學的風采。對聯中可見「龍」、「津」二字相對。當日義學的經費,除了寨城在稅收中撥付津貼外,已有九龍街的商戶及富室捐輸。義學創辦之宗旨,純為鼓勵城寨及附近地區的青少年入學求識,發揚中國文化,藉以抑制青少年的戾氣。
 

義學之外,就是成立地方互助組織,九龍樂善堂就是在這氣氛下應運而生。九龍樂善堂把正式成立的年份定在1880年(光緒六年),其時清廷官員彭玉、賴鎮邊、趙聯綬、湯啟光及莊廣龍等鑑於原堂日久失修,故聯名重整,他們認為九龍城之民間組織,雖守望相助,卻未能照顧貧苦,所以得到各鄉紳代表同意,廣事籌劃,並於九龍城打鐵街三十二號原址重建古式祠堂, 由此可見,1880年樂善堂的重整主要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這也解釋了樂善堂為何能從九龍關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關鍵字: #香港 #慈善機構 #樂善堂 #九龍城寨

文匯報刊登日期:16/9/2022


九龍樂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機構。 九龍樂善堂官網圖片。

 

作者: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九龍樂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機構,總部設於九龍城龍崗道,以「救災紓困、贈醫施藥、興學育才、安老培幼」為宗旨,提供醫療、教育、安老和社福等服務,貢獻社會。
 

它和九龍的歷史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百多年來,樂善堂歷經九龍街墟市、九龍寨城、龍津石橋和九龍城稅關的盛衰、英國強佔新界、啟德濱建設、二次世界大戰和啟德機場擴建等歷史大事,考驗不斷,衝擊不竭,甚至到九死一生的處境,幸得歷屆主事者投入護堂,砥礪前進,既把樂善堂發揚光大,也見證了九龍城百多年來的巨變。
 

樂善堂的成立於哪一年起有三種說法。據《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一書所記,樂善建堂可追溯至更早年份,時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這一年是《南京條約》後一年:

九龍樂善堂之前身,乃湯叔明善長及九龍附城四約、蠔湧六約、沙田九約及荃灣四約等二十三村之鄉紳父老,本守望相助之義,於清道光年間(歲次癸卯、西元一八四三),在九龍城區始創之民間組織,考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之悠久歷史。其宗旨純為施醫贈藥,且便於集議鄉事,及為鄉民排難解紛,用意至善,備受坊眾所擁戴。

另據《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所述,在一封寫於1980年12月18日,寶安縣人黃建五給時任樂善堂主席李會桃的信中,提到寶安縣皇崗村人莊瑤林(字桂珊),為清同治三年(1864)甲子孝廉,曾撰《九龍樂善堂碑文》一篇,黃氏恐珍貴歷史湮沒,特抄錄全文,記曰:

九龍有樂善堂者,則順天湯君叔明所創始也。當其來司稅廠……永媲美於東華醫院,至為比肩同事……共切經營。

東華醫院建於同治九年(1870),如以樂善堂媲美東華,加上湯叔明來司稅廠,似意指九龍城稅關(又稱稅廠)是於1871年設立,則樂善堂也可能建於1870年。
 

第三種說法,是樂善堂舊址內多個光緒六年(1880)的題詞,特別是一幅題詞記:「大清光緒歲次庚辰(即1880)中秋穀旦,念切痌瘝,倡建:彭玉、賴鎮邊、諸文標、汪曰潤、吳樁祺、馬騏、吳文輝、彭炳輝、趙聯綬、湯啟光、莊廣龍,同立。」倡建者多為九龍寨城官員。現多以1880建堂年份為樂善堂的成立年份。綜觀樂善堂始起於鄉紳商賈扶貧贈藥,集議鄉事。經寨城官員積極協助,至1880年正式建堂址,此推論不無道理。
 

對樂善堂歷史瞭如指掌的名譽幹事長陳仲海先生時指點了筆者迷津:

1930出版的《九龍樂善堂專刊》一書,在〈九龍樂善堂畧歷〉一章中,第一句就說清了本堂的創立年份:本堂創自清光緒六年(即1880)庚辰。


2011年重印的《九龍樂善堂專刊》。

關鍵字: #遷海令 #大鵬協 #九龍台 #九龍寨 #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 #九龍寨城

文匯報刊登日期:6/5/2022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古炮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清初年間,明朝剩餘勢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隊兵力頑強,為對付鄭成功等,清廷採取嚴苛的遷界策略。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令沿海四省居民內遷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區,居民被強迫內遷,原本位於九龍城的官富巡檢司亦被內遷至南頭赤尾村(今深圳市內)。
 

遷界期間,清廷在沿海軍事要地駐兵設守,其時,新安縣(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軍事政治中心就是「大鵬協」(位於今深圳大鵬灣),九龍城區因瀕臨海域,地位重要,故設立「九龍台」,作為見賊示警的烽火台。「九龍台」是「大鵬協」屬下一個軍事要站,用以瞭望鎮守九龍灣一帶水路區域,設「把總」1名,統領兵丁73名。
 

嘉慶十五年(1810 年),為加強防禦海盜,新安縣知縣李維榆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台」,可見「九龍台」的軍事地位漸凌駕於鄰近香港各炮台,並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前,中英兩軍的衝突點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龍灣附近停泊不少英國船隻,「九龍台」的軍事地理更顯重要。5 月,林則徐把駐守「大鵬協」的水師船調動至「九龍台」駐守,並將該地升格為「九龍寨」,以防英艦侵擾。9月,英艦攻擊「九龍寨」,「大鵬協」參將賴恩爵率領三艘水師船,在「九龍寨」的炮火支援下,回擊英船,戰火持續約十小時,其間英船先被擊退,最後退至尖沙咀。在這場海戰中,「九龍寨」立下奇功,協助水師擊退英艦,是為中英近代戰爭史中為數不多的勝仗。林則徐給道光帝的奏摺中說道:
 

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二名,其受重傷者二名,輕者四名……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這次九龍海戰清軍死傷不多,而英軍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龍戰爭中,九龍寨的戰略軍事地位愈顯重要。
 

是次衝突導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清軍大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簽下首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迫割讓香港島,在鴉片戰爭期間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毀。此時,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地理更形重要,為加強九龍地區的防衛,兩廣總督耆英1846年奏請在九龍建立城池駐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龍寨城竣工,因城牆是以石塊築成,故亦寫作 「九龍砦城」。

關鍵字: #港九大隊 #香港保衞戰 #香港淪陷 #東江縱隊

文匯報刊登日期:21/1/2022


港九大隊散發的傳單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2013年,我們出版了一本關於香港保衞戰的史書,用了一個「開放式」的書名:《圍城苦戰──保衞香港十八天》,顯而易見,在「保衞」前面是沒有主語的,因為我們翻閱了大量資料,得出英國對香港採「不援不降」的防衞策略,香港淪陷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即使英軍在香港保衞戰中死傷慘重,但他們更多是在「死地」的自衞,從過程看,根本談不上真的「保衞」了香港。

 
不過,在我們書寫過程中,一支沒有制服、人數不定、彈藥稀少、神出鬼沒的游擊隊卻深深吸引了我們,這支部隊兵分多路,一方面跟在日本人後面南下,一方面又在日本人來到前蒐集英國人的武器,並在英國人撤走後安定了離島上的生活秩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在日佔時期,這支零散的部隊悄悄集結,再分成不同隊伍,營救了一大批文化人和外籍人士,並在新界的土地和海域裏與日軍、土匪周旋,控制了比日軍佔領更大面積的土地。這支部隊通過稅站而自給自足,並能日本投降後,這支部隊北撤到山東,留下了一篇壯懷激烈的告別香港和新界人民書,並在結尾說:「今天,我們撤退了,但我們的心卻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  

 
這支隊伍的名字對於今天大部分的港人仍然陌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下稱「港九大隊」)  

 
2022是這支隊伍成立80周年。  

 
其實早在1941年12月,在日軍進攻香港的時候,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已派幾支部隊挺進新界建立根據地,其中一支在西貢企嶺下登陸,第一站是山寮村。游擊隊進入港九以後,第一項任務就是營救被困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以及盟軍。其中東線是海路從西貢企嶺下上船渡大鵬灣到沙魚涌。1942年元旦後,游擊隊護送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經西貢回恵陽游擊區,他們到山寮後下山到達大環,蔡國樑大隊長就等候在那裏,迎接他們再轉去企嶺下上船。
   
 
到1942年2月3 日,港九大隊於西貢黃毛應村成立,政委陳達明、大隊長蔡國樑、政訓室主任黃高陽在該村的教堂召開會議,宣告大隊成立。自此,在香港淪陷的暗無天日歲月裏,為保衞祖國這片神聖的領土,游擊隊員浴血奮戰,民眾為掩護他們視死如歸,英烈的鮮血染遍了香江。軍民共赴國難,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如1944年秋天一個夜晚,日軍圍剿前述的黃毛應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趕到禾坪,將男人關進教堂,一些人被綁在教堂的屋架上,下面點著柴枝燃起熊熊烈火,逼他們講出誰是游擊隊員。鄧福、鄧三秀、鄧德安、鄧戊奎、鄧石水等人,被灌水、吊飛機、火燒……慘叫聲震撼教堂內外,鄧德安被活活燒死,其他人都折磨得死去活來,但日軍一無所獲。黃毛應人為掩護游擊隊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寧死不屈的精神,彪炳史冊,千古流芳。  

關鍵字: #抗日戰爭 #香港淪陷 #香港保衞戰

文匯報刊登日期:17/12/2021  


日軍佔領香港後,接管了銀行等重要企業和資產,左圖:1941年12月英資麥加利銀行被日軍佔領,日軍貼出「大日本帝國海軍佔領」告示;右圖:日佔後的香港中環德輔道中與德忌利士街交界,滙豐銀行外籍工作人員被押送離開。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自開埠百多年以來,香港一直過着相對承平的日子,雖或偶而發生一些戰亂,但規模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1898年英軍進佔新界時,曾遭遇到新界以鄧氏為首的鄉民自發性武裝抵抗,雙方各有傷亡,但只持續了六天,而且是局限於大埔、林村和上村一帶,屬於地區性的武裝衝突。百多年來,香港發生的真正戰爭是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軍侵港的18天香港保衞戰。

 
影響小乏人研究  
 
今年正是香港保衞戰八十周年。不過,香港保衞戰一直不為二戰史研究者重視,它既不是史詩,也沒戲劇性,更毫不悲壯。香港保衞戰對二戰中的太平洋戰區的力量均衡影響極少,對推動大國權力板塊移動而言微不足道。  
 

香港保衞戰雖是日本同時向英美發動攻擊的戰役,但世人研究二戰多關注偷襲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戰役,而鮮有提及香港保衞戰。因為這戰在軍事上毫無價值,它不是特殊戰例,它只是強勝弱敗的必然:  
 

· 是日本「知可以戰」與英國不知「不可以戰」;  

· 是日本臨場「識眾寡之用」與英軍布陣練兵一錯再錯;  

· 是日軍「上下同欲」與英軍華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將能與英將剛愎;  

 

《孫子》五個知勝之道,日本盡得,英軍盡失。

 
簡言之,在日本決定「南進」,英國立下「不棄不援」之時起,香港保衞戰便沒法躲避,而結局也早早寫在圍牆上。
  
 
那麼,我們為何還要關心這場戰爭呢?  

 
因為,這是在香港土地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傷亡最多的戰役。同時,香港保衞戰也是英國史上首次背起保家衞港的責任,是香港作為其東亞據點軍事價值的考驗,更是它軍事防衞能力的檢閱。  

 
最終,英軍在18天後戰敗,香港自始走入三年零八個月的煉獄,但禍兮福所倚,香港保衞戰暴露了香港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弱點,英國往後也放棄了重兵駐防香港,只保留象徵性軍隊,不設防的香港成功避開了冷戰期間的諸場熱戰的烽火,使香港能厚積薄發,創造了東方之珠的發展奇跡。這或許,就是香港保衞戰對香港的最大貢獻,也是最值得書寫和分析的地方。  

 

關鍵字: #屯門 #考古發掘 #香港歷史

文匯報刊登日期:26/11/2021  


屯門龍鼓灘(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作者: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在大嶼山白芒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及春秋時期的環玦飾物作坊遺址,這是廣東沿海從未出現過的大型作坊。遺址內發掘出土大量製作環玦玉器的加工工具,如石錘、鋸刀、各種不同粗細的礪石,環玦製品原料、粗坯、毛坯、半製成品、破損器物及少量完整玉器環玦飾物。由此推論春秋時期的香港生產了大量的環玦玉器飾物,這些玉器曾遠銷到珠江三角洲及更寬廣的範圍。

 
在東灣及龍鼓灘遺址出土的輪軸機械的軸承及石英環環芯,它具軸承的功能,也能見到香港製玉工藝之先進。但同時期的香港沒有出產銅、錫、鉛等原料礦物,因此青銅原料由內陸輸入香港,而香港則製作大量玉器作貨物交換。由此可推論出一條以物易物的貿易線,香港輸入原材料,再加工出口玉器,由於有這獨一無二的發現,我們也可推論其時的香港是華南重要的玉器製造中心。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香港歷史有了詳細文獻記錄,最早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到漢代,因為香港盛產海鹽,鹽是重要的物資,漢武帝在番禺設鹽官,駐南頭,並派兵駐守香港地區。漢兵駐在今天的屯門一帶,屯是駐兵,門是門戶,珠江口的門戶。屯門在珠江邊上,交通方便,前有大嶼山為其屏障,可避風;又有足夠的平地和食水,可住上千人,故屯門是漢代香港的中心。在屯門龍鼓灘和掃管笏均出土漢代戳印紋圖罐,在掃管笏還出土的半両和五銖錢共一百枚,可見漢代已有士兵和官員駐紮,更可能是官府所在地。  

 
那時的屯門不僅駐兵,也是香港地區的中心地帶,重要人物來港都是先來屯門的,地位就像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港島,孫中山等名人來香港也是只去港島。南北朝時,來了一個名人杯渡禪師,這可算是香港史上第一位名人。傳說杯渡禪師在公元428年南遊,住在屯門青山一帶。  

 
到了唐代,屯門的大名更在二十四史的正史出現,《新唐書‧地理誌》有描述:「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經略軍,屯門鎮兵」,這是香港地名第一次在正史中出現。  

 
這時候的「團門」、「段門」或「屯門山」都是指屯門一帶。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相傳他從曾於屯門山逗留,在《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中,有描述屯門的詩:  
 
峽山達颶風,雷電助推捽。  
乘潮競扶骨,近岸指一髮。  
兩岩雖云牢,木石互飛發。  
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  

 
可以說,從漢到唐的一千年間,屯門是香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下次介紹香港早期歷史時,我們可用三句話概括:香港有六千多年歷史,早在新石器時代已是華南重要的製造中心,屯門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心區。  

關鍵字: #香港 #教育 #明治維新 #英華書院 #王韜

文匯報刊出日期:24/9/2021  

 

作者:邱逸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文化顧問,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香港是最早發展新式教育的東亞城市,西方書籍和外國知識不斷傳入,本地出版的報章、雜誌以及各種圖書亦逐漸蓬勃,促進了廣州、上海等城市的文化活動,對鄰近國家如琉球、日本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868年,日本結束了數百年的幕府統治,明治天皇開展了全方位改革,香港擔當了現代知識傳播的角色。

 
1860年代的港島還是一個小城市,但已薈萃了中英語言皆通的傳教士。以黑船來航為例,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從香港出發前,鑒於此前翻譯人員不稱職,特邀精通英、漢和日語的傳教士威廉士(S.W. Williams)任翻譯,威廉士帶同廣東人羅森一起到日本,他們直接參與了日本和美國修訂條約的工作,可以說來自香港的翻譯參與了日本幕府統治結束,維新開始的故事。  

 
所謂黑船來航,是指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率艦隊駛入江戶灣的事件,由於美軍船隻被塗上有防止生銹的黑色柏油,被日本人稱為「黑船」。培理帶着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的國書向江戶幕府致意,最後雙方於次年(1854年)簽定《神奈川條約》(《日美和親條約》)。  

 
在《美利堅人應接之圖》中,一個戴着瓜皮帽、拖着長辮子的中國人在一群外國人中特別顯眼,畫像旁邊寫着「清國人羅森」。  

 
自國門打開後,最初來港的日人指定要到英華書院,當時的英華書院出版的書刊達到了七十餘種,其中對了解西學貢獻最多的,要數《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一書。《遐邇貫珍》以中文寫成,內容的重心是介紹西學和西方文明。創刊號的序言就介紹到它的版面是由報道、喻言、近日雜報等幾個部分組成。對西洋文明的介紹,最初以政治、歷史以及歐美國家的各項先進制度為中心,後來則主要偏向於介紹西醫學、地質地理學、動物學、化學。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開明人士購閱《遐邇貫珍》,開拓了日本精英的視野,對民智的啟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華書院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學校,馬禮遜牧師初辦於馬六甲,後遷到港。當時的英華書院除了教學外,還設置了印刷所,出版的書刊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以及英文季刊《印中搜聞》、麥都思的《地理便童略傳》和《東西史記和合》、米憐撰寫的《全地萬國紀略》、新版的《聖經》中文版本、《新約全書》、《舊約全書》、理雅各等傳教士們翻譯的《中國經籍》等。這些書刊對中西方的相互了解,貢獻殊多。  

 
此外,流亡香港的王韜所寫的《普法戰記》,是第一本以中文撰寫的西洋史著作,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1874年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後來亦受邀請到日本訪問長達四個月。中英雙語對照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也在日本多次重印、改編,還有插圖本和日本翻譯本等等。  

 
羅布存德(W. Lobscheid)在港編的雙語辭書《英華字典》在日本得到極大推崇,對日本詞典中譯詞的形成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英華字典》出版之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創立日本銀行之際一時想不到英文的Bank譯法,於是拿了《英華字典》閱讀,看到可以翻譯為錢莊、銀舖、銀行,他採用了銀行一詞,日本帝國銀行就這樣成立起來。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的《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列出「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總共有869個詞彙。不過,當中的166個詞彙是從《英華字典》傳入日本的,如再加上《遐邇貫珍》和《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合計有約二百多個詞彙在成日語前已在香港的雜誌書刊出現了,可從一例看到香港對明治維新的影響。  

 

文匯報「中國文化研究院」專欄  


題目:

關鍵字: #《大學》 #孔子 #曾子 #《禮記》

文匯報刊登日期:12/7/2021  


《大學》篇章內的三綱領八條目

 

踏入七月,就是傳統升中、升大學放榜的日子!今年因為疫情,文憑試放榜遲了,但相信一眾努力的考生,一定可以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學。提起大學,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時想到《大學》這篇文章!

 
《大學》是一篇寫於先秦時代的儒家文章,內容是講述儒家的治國道理,其中包括有著名的「三綱領」、「八條目」,對後來儒家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有關《大學》的作者,有說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寫。《大學》在漢代被收入《禮記》一書,宋代朱熹把它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成為宋代以後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大學》首篇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說,大學的道理,就是要培育高尚的品德,然後去教化民眾,使自己和整個社會都達到崇高至善的境界。這是先秦儒家對古代大學制度的解釋,雖然未必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這個解釋就成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想。

 
之後《大學》的內容就是關於治理國家的,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思是說,一個人通過「正心誠意」的修養,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人有道德便能夠令家庭和睦;能令家庭和睦就可以團結人民,治理好國家;若能治理好一個國家,他就有能耐使整個天下都達到至善的境界。「正心誠意」的修養過程,後來被稱為「內聖」之學,而治國平天下的過程,就被稱為「外王」之學。「外王」之學的關鍵,就是以個人的道德人格,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

 
從「明明德」、「親民」到「止於至善」,是從個人的道德修養,延伸至治理社會的過程。《大學》把這個過程分為八個步驟,前四個步驟是關於個人修養的,即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意思是說,人要在生活實踐中,學會處理各種問題,獲得正確的知識;有了正確的知識後,向善之心便會真誠,個人的生活目標和興趣就會正確而不偏邪。這裏的關鍵就是正心誠意,人的向善之心,不是勉強造作出來的,做給別人看的,而是必須通過生活的錘煉和知識的累積,逐步成為生命的內在需要。

關鍵字: #環保 #《呂氏春秋》 #《孟子》 #《岳陽樓記》

文匯報刊登日期:28/6/2021  


《呂氏春秋》,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環保屬現代觀念,而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不乏能與當下環保掛鉤的記載、論述,茲舉例如下。 

 
竭澤而漁──《呂氏春秋‧義賞》:「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意思是說,把水排盡來捕魚,怎可能捕不到?但是明年就沒有魚了;燒毀樹林來打獵,怎可能獵不到?但是明年就沒有野獸了。觀乎今天,過度捕獵鳥獸和撈捕海產,已使多種動物瀕臨絕種,不但危害自然生態,也影響了人類自身利益。現時大多數國家都定立了禁獵、限捕等法規,例如中國每年實施南海休漁期,以免竭南海而漁而導致南海無魚。《呂氏春秋》雖非提倡環保,但其「竭澤而漁」的警告,卻正好與今日的環保意念相合。

 
牛山濯濯──《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牛山本來林木秀美,但在不斷砍伐、放牧下,終於淪為光禿禿。孟子借牛山由美變禿,比喻人受外在環境影響而失其本心。孟子談牛山,本非叫人保護環境,但卻點出過度砍伐、放牧,會令山林無復舊觀。今天,保護森林已成國際共識,「牛山濯濯」一詞,在環保上實具警世意義。

 
洞庭吞江──《岳陽樓記》:「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岳陽樓記》收錄於《范文正公文集》,是范仲淹的代表作。文中的「吞長江」,點出了洞庭湖吸納江水的地理狀況。大湖吞納來自上游的河水,起了蓄水、調節水勢、防止下游氾濫等重要作用。可惜後世圍湖造田等破壞生態的舉措,令洞庭湖大幅縮小,往日蓄水、防洪等功能也大降。《岳陽樓記》中「吞長江」三字的含意,今人當細心體會、汲取教訓。

 
和現代環保不謀而合的內容,在其他中華典籍、詩文(如山水詩、遊記等)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以求更多啟發。

關鍵字: #端午節 #屈原 #粽子 #賽龍舟

文匯報刊登日期:7/6/2021  


賽龍舟是端午節的傳統活動(圖片提供:FOTOE)

 

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中國的端午節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由於覆蓋地域廣闊,演變歷史漫長,參與民族及人口眾多,故對於節日由來,各地區、各民族、各歷史階段的傳說也不盡相同。自秦漢以來,在眾多端午傳說之中,跟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有關的,最為大眾普遍接受,而吃粽子、賽龍舟等端午習俗,亦與屈原掛鉤。屈原高風亮節,身處黑暗現實之中仍堅拒同流合污,又寫下《離騷》、《九章》、《天問》、《九歌》這些千古絕唱,學問品格垂範後世。即使端午節最早不是源於屈原,但若說屈原令端午節及其相關文化發揚光大,相信沒有人會有足夠理由反對。至於說到近代發揚端午文化,就不得不提香港。

 
香港一向號稱「美食天堂」,各種傳統節慶美食應有盡有,作為端午節的象徵性食品──粽子,自然必不可少。每年端午節前約一個月,食品生產商、店舖,即紛紛推出粽子來應市。到了端午節正日,自然是「食粽」的高潮。而粽子的製作、用料等,也因應時代轉變而在傳統之中不斷創新,例如:傳統的,以糯米配鮮肉、鹹肉、豆沙、鹹蛋黃等;引入外國元素的,加入韓、日等國風味;健康的,因應市民大眾日益注重健康飲食,在製作粽子時去肉去糖,改用不易致肥的餡料。香港生產的「五月粽」,款多味美,除了受本地食客歡迎,也行銷世界各地。香港將粽子結合傳統和創新,令端午文化隨着這種美食而傳揚。

 
要數香港本地的端午盛事,當推龍舟競渡。每年端午節,香港多處都會舉行龍舟競渡。以2019年為例,端午節當日,大澳、長洲、西貢、赤柱、香港仔、沙田、大埔、屯門,都分別舉行龍舟競渡。近年,隨着港人運動意識加強,有更多的企業、團體組成龍舟隊參賽。廣獲好評的2018年港產電影《逆流大叔》,即以幾個中年大叔參加公司贊助的龍舟比賽作為勵志故事,足見龍舟文化之深入人心。此外,早於1960年代已有居港的外籍人士參與龍舟競渡。1976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首次舉行,此後成為定制,大多在6月端午節後之星期六、日舉行,廣邀外國龍舟隊參加。香港成功地將龍舟競渡發展成為國際性賽事。

 
香港的端午節,將傳統、創新、本地、國際共冶一爐,充分反映香港在傳承、弘揚中華文化上的貢獻。

關鍵字: #客棧 #《周禮》 #旅館 #驛站

文匯報刊登日期:24/5/2021  


山旅驛站(圖片提供:FOTOE)

 

在交通和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旅行期間住宿,會入住酒店、民宿。那麼在古代,旅客又如何解決住宿問題呢?

 
古代中國,民眾出行,多數在旅館投宿。旅館有很多名稱,如客舍、客館、逆旅、賓館、客棧、旅店、旅舍等。受小說、影視作品影響,今人多稱古代中國旅館為「客棧」。中國的旅舍有其發展過程。《周禮》記載距今約三千年前西周時期的「國野之間」,每隔十里設「蘆」、三十里設「宿」、五十里設「市」,都是供行旅之人歇宿休息之處,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旅舍。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交往頻繁,諸侯國紛建賓館以接待外來人員,使旅館業迅速發展。

 
至漢代,稍具規模的旅館多設有車場、馬廄和寄存貨物的棧舍,客人進館可以停車留宿,並由旅館人員負責餵飼馬匹。在唐代,文化經濟發達,中外交往頻繁,旅客人數大增,旅館業更為興旺,開始出現「館」和「店」的分野,前者通常指較大規模的官辦旅館,後者則是民間自辦的私人旅店。

 
隨着商品經濟發展,宋代旅館業也呈現繁榮。元代中外交通大盛,在交通要道上廣設驛站,供旅客住宿。明朝時,大規模的私營旅店趨向綜合性發展,除了食宿外,還增加了藝術表演和其他服務,以吸引旅客。明清時期,商人到其他地方經商,同鄉商人每多在異地共同建立會館,作為同鄉聯誼、文娛、住宿之用。會館後來成為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重要一環。

 
旅館是各方往來停歇之處,自然成為了收發資訊、人馬聚集交流的場所,衍生出許多傳奇故事,當中俠客故事尤其吸引。比較著名的有:唐代杜光庭所著俠客傳奇《虬髯客傳》,主角李靖在「逆旅」之中認識紅拂女、在「旅舍」和虬髯客結交;《水滸傳》中孫二娘在十字坡開設包子客棧,專賣人肉包子,幾乎殺了武松。

 
直接以「客棧」命名的影視作品,不能不提1967年的經典武俠電影《龍門客棧》。這部電影深受歡迎,此後數十年,不時有相似題材的影視作品出現。影響所及,華人社會的古裝影視作品中,供旅客住宿的地方大多稱為「客棧」。「客棧」一詞,在文化上已超出旅行投宿的範疇了。

關鍵字: #科舉制度 #考試 #進士 #開科取士

文匯報刊登日期:10/5/2021  


清代殿試考場景復原圖(圖片提供:左冬辰/FOTOE)

 

學而優則仕,古代的讀書人假如想進入政府擔任公務員,可以有甚麼方法呢?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裏,讀書人可以通過寒窗苦讀,參加科舉考試,一旦高中,就能在朝廷出任官職。通過科舉制度,朝廷擴大了選拔官員的範圍,改變了整體官員的結構,提高了官員的素質,選拔了大批出身寒微而才能傑出的統治人才。

 
隋朝的進士科被認為是科舉制的開端。那麼在這之前,皇帝又如何找出效力國家的人才?在科舉制實行前,一是依賴血緣關係,世代承襲官職,或是由地方政府官員推薦人才,選出品行或才能良好的人,經中央考核授予官職。可是,社會下層的平民,就難以入仕了。到了隋煬帝創設進士科,才打破了這種局面。

 
隋開皇年間廢九品中正制,隋煬帝設進士科,被視為科舉制創建之始,但其考試方法不詳。唐朝建立之初,沒有在選官制度上創立新制,而朝廷卻又急欲求才,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乃沿襲隋代開科取士之制,敕令貢舉,此後貢舉成為定制,每年舉行一次。

 
科舉制度由朝廷開設科目,讀書人可以自由報考,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捨。科舉制不問家世,不須舉薦,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原則。

 
考試過程又是怎樣的呢?以明清時期為例,讀書人先要在各地參加童試,通過者稱秀才,然後參加在省城舉行的鄉試,以及在京城舉行的會試。過五關、斬六將後,最終要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試。經過層層選拔,選出最優秀的人才。科舉考試的內容一般以儒家經典為主,也會考察對時政的看法。為了防止考生作弊,通常會要求考生在分隔開的單間中作答,閱卷時會將答卷重新抄錄一份,並遮蓋考生姓名。

 
科舉制度一直推行到清末,因為追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最後在1905年被廢除。然而,它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十分重要的選拔官員制度,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為國家錄取了大量人才,並且對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的官員選拔制度也產生很大影響。

關鍵字: #許慎 #《說文解字》 #文字學 #六書

文匯報刊登日期:26/4/2021  


《說文解字》內文

 

漢字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徵之一,而《說文解字》就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學經典著作。這書的作者許慎,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人,約生於公元 54 年。他十七歲參加考試,開始官場生涯。由於他博學經典,被人稱為「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認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

 
漢代經學分為古文經及今文經。「古文經」是指在孔壁中發現用戰國文字書寫的經典,而「今文經」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的經典。由於用字及內容有異,導致當時出現「古今之爭」,而今文經學因不明前人造字的原理,往往誤解了古文經的真義。要解決「古今之爭」,許慎認為首先必須明白文字的形、音、義,因此他搜集大量小篆、古文、籀文的資料,開始編寫《說文解字》,第一次系統地論述漢字自萌生到東漢前的歷史演變。據《說文解字‧後敍》,該書成於「永元困頓之年」,即公元100年。此後屢加修訂,直到公元121年,許慎大病不起,才派兒子許沖將這書敬獻給安帝。公元125年,許慎卒於家中,終年七十五歲。

 
《說文解字》原書已亡佚,但因廣泛流行,宋太宗命徐鉉等人校《說文解字》,奉敕雕版流布,後世多依據徐鉉校本。徐鉉校本的《說文解字》共十五卷,每卷都分上下兩篇,實為三十卷。這書以小篆為主體,古文、籀文等異體則列為重文,分析字形結構,共收字9353個,重文 1163 個,創立部首分類,共分部首540個。部首的次序是始「一」終「亥」。解釋文字先講字義,再講形體構造和讀音。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總結了前人研究漢字結構的成果,提出了「六書」的理論,影響深遠。所謂「六書」,即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前四書(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是造字之法,後二書(轉注、假借)是用字之法。「六書」可說是對漢字構形規律的歸納和總結。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認識一種文字,是接觸一種文化的最佳途徑。你對漢字認識有幾多?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多深?有沒有如許慎一樣,對文字學產生濃厚興趣呢?

關鍵字: #四書 #五經 #孔子 #儒家思想 #孟子

文匯報刊登日期:12/4/2021  


四書經文《論語》卷六

 

談到古代學子學習的內容,相信很多人腦袋裏第一時間會跳出一個詞──「四書五經」。的確,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在南宋以後成為讀書人必讀的典籍,影響巨大。

 
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但這兩個名稱並不是同一時間確立。五經指的是《詩經》、《書經》(即《尚書》)、《禮經》(最早指《儀禮》)、《易經》、《春秋經》,原本再加上《樂經》,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先秦典籍,後來《樂經》亡佚了,「五經」之名便固定下來。到了南宋,大儒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單獨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它們作註,從此「四書」之名亦廣為流傳。

 
四書五經的內容包羅萬有,可以從中一窺古代哲學、禮制、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特別是其中關於人格修養的論述至今仍可作為金玉良言。《尚書》主要記載上古先王的誥諭和事跡,其中也不乏「玩物喪志」、「滿招損,謙受益」等耳熟能詳的警句。《易經》則在卜筮的卦象和卦辭中引出樸素的人生哲理,如「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強調通過學習來積累知識,以多問來明辨是非,以寬容待人,以仁心行事。另外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語句已是人們常用的座右銘。

 
四書對於人生追求與理想的闡釋更加俯仰皆是。《論語》、《孟子》談及先秦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強調「愛人」以及「人性本善」,所以人人都需竭力求善。《大學》從教育出發,提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項綱領,也就是彰顯高尚的品德、教化人民,並使之達到最高的境界,因此要將個人道德修養與治國理想相統一。《中庸》認為,將喜怒哀樂之情藏在心裏叫做「中」,感情發出來且能夠和諧合度,就叫做「和」。中庸實際上就是「中和」,很接近我們平常所說的通情達理,不偏激不過分。這不是主張遇事柔弱,而是說以平和中正的態度,做好分內事,默默堅持正道。

 
四書五經迄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若讀者有興趣,不妨翻開書本,定能有所獲益。

關鍵字: #家教 #《三字經》 #家訓 #家規 

文匯報刊登日期:22/3/2021  


福州幼稚園萌娃穿漢服誦《三字經》迎新年

 

中國著名兒童啟蒙教材《三字經》寫有:「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家庭教育,古代的家教道德思想不但包括家庭倫理,更涵蓋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等各方面。家庭教育由家教、家訓、家規三方面組成。

 
家教,是家長對子女的言傳身教,例如教授感恩、尊重別人、基本的規矩等。家教的重點在於道德、禮節方面。家訓是家教的宗旨大綱,是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家訓在中國歷史上對個人的修身養性,建功立業,發揮着重要作用。家規,又稱家範、家儀、宗規、世範,是家族直接定出家規條款,要求家庭成員共同遵守,違者受罰。家規是治家教子、修身處世的重要載體。常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家庭中建立一些規則是很重要的。

 
在傳世的多本家訓當中,除了著名的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明朝朱柏廬的《朱子家訓》、清朝曾國藩的《家書》之外,唐太宗的《誡皇屬》亦非常著名。唐太宗非常重視後代的教育,在《誡皇屬》裏寫有「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絕遊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每着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久富貴,以保貞吉,先賢有言:『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身為帝王的唐太宗,也嚴格要求自己言行舉止,不譏笑別人的短處,亦不因自己的強大而妄自尊大。

 
中國古代家教着重傳承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禮儀,經過漫長的演進,逐漸形成以「六藝」為基礎的知識體系。「六藝」是指禮、樂、書、數、射、御。禮、樂、書、數為文育;射、御為武育。禮、樂側重德育,兼含美育;書、數側重智育;射、御關乎體育。在「六藝」教育中,「禮樂」處於中心地位。
 

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注重的內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內容。倫理道德基本概念是「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是中國古代家教內容的重中之重,為子孫建立傳統的價值觀。 

關鍵字: #婦女節 #三從四德 #女權運動 #女兒節

文匯報刊登日期:8/3/2021  


搗練圖,張萱。此圖是盛唐一幅重要的風俗畫。畫面表現宮中宮女加工絹絲的場面。(圖片提供:文化傳播/FOTOE)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這節日源自美國並已有百多年歷史,主要是紀念女權運動,以讚揚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貢獻及成就。在中國,古代已有為婦女而設的節日,如明代劉侗及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記載:「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九月九日, ……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詫,小妹則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兒節。」現今我們只知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九月初九是重陽節,但在古時,這些節日亦是女兒節。待字閏中的閏女在這些日子會裝扮得漂漂亮亮,已出嫁的女兒亦可回娘家探望,娘家會準備糕點,一家人共享天倫。

 
中國古代的女性一直受儒家思想禮教所規範,言行舉止都有一定限制,要求「三從四德」。「三從」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死從子」,當中的「從」包含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四德」是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初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內宰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職,教導後宮婦女「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和「婦職」(婦女擔負的職責)。其後在東漢班昭所撰的著名女訓著作《女誡》中,寫有:「婦言、婦德、婦容、婦功,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東漢儒學家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堅守節操,對丈夫忠誠,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婦言」是禮教對婦女言辭方面的規定,言語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認為「婦言」則指「辭令」,即指善於應對,說話得體。「婦容」是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的特殊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即主張重視妻婦的品德多於美色。「婦功」指婦女從事的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婦功」主要以維持生活衣食所需的採桑養蠶、織作、負責烹飪等事。

 
時至今日,社會追求性別平等,「三從四德」的標準已有所改變,但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在古代出現的女訓,是我們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寶貴資料。

 

關鍵字: #元宵節 #中國傳統節慶 #花燈 #上元節 

文匯報刊登日期:22/2/2021  


非常熱鬧元宵燈會(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
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
滿街珠翠遊村女,沸地笙歌賽社神。
不展芳尊開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這是明朝著名才子唐寅(字伯虎)所寫的《元宵》詩。詩中描述了元宵節的情景,月色、綵燈、春遊的村女、開懷的笑面等,好不熱鬧。從古人這些文學作品或畫作之中,可為我們細味元宵節的文化,提供參考。

 
元宵節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按照中國古代的習慣,「元」指月亮正圓,一年之中有所謂「三元」──正月十五稱為「上元」,七月十五稱為「中元」,十月十五稱為「下元」,故元宵節亦稱為「上元節」;「宵」即夜也,所以元宵亦有一年之中第一個月圓之夜的意思,因此亦稱為「元夕節」。

 
元宵節的來源,有說是漢武帝因久病不癒,求助於主宰人間的風雨、饑饉和瘟疫的太乙神,其後竟奇跡治癒,乃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開始建太乙祠壇祭祀,每逢正月十五通宵達旦以盛大的燈火祭祀,從此便形成元宵節張燈結綵的習俗。另一說是東漢明帝篤信佛教,於上元夜在宮廷、寺院,燃燈表佛,命全國上下一律掛燈,遂相沿成俗。

 
隋唐之後,上元夜放燈的習俗已流傳甚廣,並演變成民間盛大的元宵佳節。張燈時間也從一夜增至三夜。唐朝韋述所著的《西都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金吾是古代官名,執掌京城衞戍。意思是指原本實施的夜禁,在元宵及前後各一日,獲得官府取消,市民可終夜觀燈。劉肅《大唐新語》亦載:「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到北宋時,放燈增至五夜,南宋更增至六夜,明朝官府發布節假日十天的規定,為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燈節。

 
夜遊已成為元宵的習俗之一,除了是為觀燈,亦是為了驅病除災。民間有句俗語:「元宵走一走,病災遠遠溜。」古時婦女三步不出閏門,據說在元宵節時,婦女穿着盛裝,成羣結隊走出家門,直到夜半才歸家,可治病強身,抖去晦氣,祈免災咎等,所以又叫「走百病」。

 
今年的元宵節,因疫情關係,很多綵燈會都取消了,元宵賞燈夜遊的習俗未能實行,大家不可聯袂鬧元宵呀!

 

關鍵字: #立春 #中國傳統節慶 #二十四節氣 #以農立國 

文匯報刊登日期:1/2/2021  


「立春」,四川省華鎣市明月鎮竹河村的農民在田間「犁春牛」,盼望新的一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一年之計在於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話,這是和古代中國以農立國有很大關係的。因為農業的緣故,縱使古時候的農民記不準日期和時間,但對二十四節氣卻瞭如指掌,這是由於節氣與農業有著密切的關聯。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人民為適應「天時」、「地利」,取得良好的收成,在長期的農耕實踐中,綜合了天文與物候、農業氣象的經驗所創設的。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通常在陽曆2月3日、4日或5日到來。《史記.天官書》裏提到「立春日,四時之始也」,表示立春正是一年之始,也是春天的開始。從古人對節氣最早的命名,如《尚書》記載的「日中」、「宵中」等,可知二十四節氣的形成與太陽有密切關係。「節」的意思是段落,「氣」是指氣象物候。節氣是根據地球在公轉軌跡上的位置劃分的,並描述了地球因太陽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現象。因地球繞日一年轉360度,將360度分為24份,每份是15度,15度為一個節氣,每個節氣即約15天,這就構成了二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的專名,均含有氣候變化、物候特點和農作物生長情況等意義。

 
2021年是農曆辛丑年,農曆中地支逢「丑」的年份是為牛年。按照十二生肖排序中的動物習性說,農家人一般會在丑時起身餵牛,所以牛與丑配屬。牛在古代農業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牛更被賦予了吉祥、力量、勤勞、踏實、奉獻、財富等豐富的象徵意義。今年中國郵政發行的2021年辛丑年特種郵票,就分別命名為「奮發圖強」和「牛年大吉」。其中「奮發圖強」郵票,描繪了一隻雄壯有力、一往無前的奔牛形象。公牛四蹄揚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達出不畏艱險、砥礪前行、努力奮鬥的寓意;而「牛年大吉」郵票,通過大牛與小牛舐犢情深的溫馨畫面,傳遞了家庭興旺和諧、團圓美滿的美好祝願。

 
際此疫情仍未平息,經濟前景仍未明朗的時刻,今年的立春更有特別的意義-衷心祝願今年香港和國家都可以像雄牛一樣奮發圖強、諸事大吉!疫情早日結束、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關鍵字: #厚德載物 #《周易》 #環保 #自然 #杏林春暖

文匯報刊登日期:18/1/2021  


中國人重視愛護萬物,和諧共容。(圖片提供:視覺中覺)

 

「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原文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即大地以其廣厚承載萬物、包容萬物,有才能的人亦應效法,以深厚仁慈的態度來愛護萬物。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重視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容;歷朝歷代不論是王朝政府還是民間鄉里都會頒布有關生態環保的法令,制定保護自然的各種鄉約和戒律。

 
例如《秦律》就規定:春二月不准入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燒野草作肥料,不准採集剛發芽的植物或獵取幼獸、鳥卵和幼鳥。唐代《雜律》亦規定:「非時燒四野者笞五十,至山林失火者徒二年,延燒林木者流二千里。」刑罰遠較現今香港的法律還要嚴厲!道教的戒律中亦有規定:「不得驚嚇鳥獸」、「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不得以毒藥投淵池江海中」等。由此可見,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這種精神實際上來自古人將內在的美德,轉化到對待天地萬物之中。我們既要做好自己的本份,修身養性,亦要以同樣的精神對待身外之物。除了律例的規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都可以讓我們知道古人是如何重視愛護環境、善待動物。例如三國時候,有一位精於醫術的人名叫董奉,他隱居廬山後,為人治病不取報酬。但是他有一個特別的要求,就是經他治好的重病患者,要栽五株杏樹,病輕的,則栽一株。許多年後,他治好了成千上萬的病人,種下的杏樹達到了十萬多株,鬱然成林。他還在杏林中設立倉庫,有人想買杏時,可將縠物放在倉中,然後去取相同價值的杏子。他每年把賣杏換來的糧食,全部用來賑救貧困的人和旅費不夠的遊客。後世每以「杏林春暖」稱譽他的崇高人品。

 
最近天氣寒冷,不時可以在社交媒體中見到有人提醒,遇到有流浪貓到停車場中停泊的車下取暖,不要驅趕牠們,開車前也要留意牠們是否在車下。還有更多人關心在寒冬下,長者和流落街頭上的人的生活情況。這種種溫柔的關心和提醒,對有需要的人和動物的關心,正正是「厚德載物」的表現。

 

關鍵字: #誠信 #《論語》 #韓非子 #一諾千金 

文匯報刊登日期:4/1/2021  


誠信是人類非常重要的美德之一(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相信很多人在小時候都聽過一則叫「狼來了」的故事,這個故事雖然不長,但當中卻傳遞出一個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相處準則──誠信的可貴!

 
中西方先賢均十分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孔子在《論語》中提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韓非子亦說過:「小信誠則大信立。」而英國哲學家培根也認為:「從來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為、信實不欺的名譽的。」

 
怎樣做才可算作踐行誠信之道?首先,誠信最主要的內涵就是不欺騙。著名徽商胡雪巖創辦的胡慶餘堂藥店中,有一塊胡雪巖親自題寫的匾額「戒欺」,意在告誡眾人經營須以誠信為本。北京同仁堂亦留下一句古訓:「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其實不論哪個行業,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欺人、不違心都是我們必須秉持的信條。

 
其次,誠信還要求我們信守承諾,一旦答應了別人,便須盡心竭力辦到。秦末的季布以重諾守信著稱,當時流傳一句諺語:「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這也是成語「一諾千金」的由來。因季布曾效力於項羽,遭劉邦懸賞捉拿,但許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險保護他,並勸說劉邦赦免了季布。可見,一個人信守承諾,自然能得道多助,獲得大家的尊重與支持。

 
另外,誠信之道還體現在言行一致上。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做人真誠可靠,言行相符,不自食其言,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個故事:華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難,途中王朗同意讓別人共同搭船,但當強盜追來,王朗卻想丟下那人不管,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遭到了華歆痛斥。華歆、王朗二人相較,優劣高下立見,我們的身邊更需要哪一種人,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了答案。

 
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不論是立身、交友,還是為政、經商,恪守誠信的美德才是長遠之道。

 

關鍵字: #音樂 #禮樂文化 #孔子 #《詩經》 #曾侯乙編鐘 

文匯報刊登日期:14/12/2020  


戰國曾侯乙墓編鐘

 

你喜歡音樂嗎?聽音樂時,你會感到怎樣?是思緒緩和,還是心情激蕩?人的情緒能夠受音樂帶動,這一點中國古代哲人早已知悉。

 
孔子明白音樂的重要,所以在六藝中,音樂學習佔一席位。然而,孔子提倡學習音樂,目的跟今天並不全然一樣是為了藝術學習或培育音樂人才,重點是善用音樂於教化上。

 
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儒家講求個人修心明德,只有禮和樂的制度都完備了、規範了,教化才能大盛。

 
「禮」是行為儀式或者規範,而「樂」不純粹指音樂,它涵蓋了詩、樂、舞。孔子推崇《詩經》,後人所寫的序曾說過詩、樂、舞都源於人的情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是人類情感的宣泄,可以使人感到快樂,同時,樂也影響人的思緒、性情,更進一步可以統一人的思想感情,幫助人建立理想人格。

 
樂是和「禮」互相配合的,儒家所言的「禮樂」,是有正統道德意義的行為儀式和音樂。儒家追求正規、端莊、健康的音樂,配合不同禮儀的音樂,這就是「雅樂」。

 
在孔子身處的年代,人們是用甚麼演奏雅樂的呢?我們不妨回到戰國時代,尋覓當時的青銅樂器。

 
青銅樂器主要有:鐃、鐘、鎛、鼓等。鐃是敲擊樂器,外形類似今天的鈴,但體積大,柄(稱作「甬」)植於地,弧形口朝上,樂師敲擊器身發聲。鐘由鐃發展而來,使用時按照鐘的大小,順次序把甬部懸掛在鐘架上,用木槌敲擊發聲,稱為編鐘,流行於兩周時期。

 
1978年,中國有一重大考古發現,湖北的戰國曾侯乙墓地下樂宮出土了一套大型編鐘。整座編鐘十分壯觀,分三組共有六十四枚。它雖然浸泡在墓內積水中超過二千年,但出土後仍能發出悅耳的聲音。鐘面還刻有曾、周、楚、齊等國的樂律銘文,彷彿是一部帶有音響的先秦樂書,坐着時光隧道來到廿一世紀,讓我們欣賞到古人的智慧。這套編鐘既是樂器,也是禮器,在典禮上配合禮儀演奏雅樂。

 
曾侯乙編鐘是古代禮樂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但它不是死文物,而是活的。自其出土,仿製編鐘紛紛出現,湖北省博物館更成立編鐘樂團,招募年輕團員學習演奏編鐘,作巡迴表演,讓今人也能夠親身感受到近三千年前的禮樂文化和楚國音樂風韻。

 

關鍵字: #法家思想 #韓非 #嚴刑峻法 #法治 

文匯報刊登日期:30/11/2020  


韓非像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香港的法治排名長期位列亞太甚至世界前列。而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也有一個以「法」為核心的學派,這就是法家。

 
雖然同樣主張「法」,但此「法」非彼「法」。在戰國時期混亂的社會環境下,法家站在君主的立場上推行法治,通過嚴刑峻法、威權霸道整治社會,提升國力。因此法家依賴於君主集權,並且在此之下,將「勢」、「術」、「法」三者結合。「勢」是指君主的位勢,為君主專有,至高無上;「術」是統治者制馭、控制官吏的權謀、權術;「法」泛指一切法令。這樣一套體系的建立,成為秦國迅速富強並統一六國的最大功臣。不難看出,法家的觀念較偏向於君主一邊。

 
即便如此,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法家思想仍有其合理的部分。按照法家代表人物韓非的說法,法是「著於官府」,也就是由官方來制定,所以最大特點是公開、客觀。法令是講賞罰的,要做到「必於民心」,「必」就是標桿,法律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成為老百姓心中的標桿。要達到這個目標,執法過程同樣很重要,必須公正嚴明、一視同仁,「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商鞅在秦國變法之初,便按律重罰了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以此樹立新法的威信,這也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句話的由來。

 
秦朝雖受惠於法家思想,但刑罰過於嚴苛,二世而亡,但法家思想仍能在後世生根發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上以儒學為尊,統一思想,實際上是「外儒內法」,在具體操作時重視君主集權和嚴刑,以此穩定社會秩序。

 
兩千多年來,法律制度在發展,條令律例更加細化;到了今天,我們的法治體系對於個人利益的保障已經比較完備,但法家思想中的有法必依、公正嚴明,仍然是我們要堅持的初心。

 

關鍵字: #墨子 #非攻 #兼愛 #墨家 

文匯報刊登日期:16/11/2020  


山東省滕州市墨子紀念館內的墨子塑像(圖片提供:劉軍/FOTOE)

 

《韓非子‧顯學》云:「世之顯學,儒墨也。」當中的「墨」,指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學派。 
 

墨家由宋國人墨子始創。墨子所處的春秋末戰國初,戰亂頻仍、貧富懸殊、苦難不止。人們在這個劇烈動盪的時代,追求平等、互助、富裕的理想世界。因應時代和人心,墨子提出了解脫的方法:在思想上,主張兼愛,即不分親疏的、無差別的愛,同時提倡天志(肯定天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的存在)、非命(反對命定論);在生活上,墨家提出節用(節儉)、節葬(節省喪葬的花費)、非樂(反對音樂),過刻苦的生活;政治上,墨子提倡非攻(反對攻伐)、尚賢(推崇賢士)、尚同(主張意見與上級相同)。

 
墨家組織嚴密,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湯蹈火,以自苦勵志。墨者之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徒眾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所屬團體奉獻。墨者團隊屬半軍事組織,參與了多次守城戰役,以實際行動阻止了多場戰爭。墨者以守止戰,「墨守」一詞亦由此而來。

 
墨家在戰國後走向式微,但對後世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在思想方面,墨家學說成為後世的重要哲學、邏輯學的研究範疇。在科學方面,墨家的研究涉及幾何學、光學、力學等,另由於重視軍事和生活應用,在武器、器械上有不少創造和發明,這些理論和技藝,對後世科學多有啟發。

 
在文化方面,墨家兼愛、非攻、助弱國守城等,多能急人之難,令墨俠成為俠之始祖,並形成中國的俠文化。秦漢時期,社會上出現游俠一類人物,《史記‧游俠列傳》即記載游俠事跡。雖然游俠在漢代受到統治者嚴厲打壓,但未能完全消滅。俠士和俠文化一直存在於歷朝歷代,在民間流傳着許多動人的故事。到了現代,和武俠有關的小說、影視、漫畫、電玩等等,追本溯源,都離不開墨家和墨俠。來自墨家的俠文化,在兩千多年後的華人社會大放異彩,並以多媒體形式廣泛、深入地傳播,實在是先秦諸子中的異數。

 

關鍵字: #老子 #莊子 #《道德經》 #道法自然 #無為 

文匯報刊登日期:2/11/2020  


位於福建泉州北郊清源山的老君岩    

 

平日裏,我們隨意走入一間書店,如設有中國哲學區域,總能見到各種版本的《道德經》。在被譯為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榜上,《道德經》是僅次於《聖經》的著作。直至今日,我們讀一讀以《道德經》為代表的老莊道家思想,仍能獲得啟發。

 
老子思想中的「道」是其哲學體系的基礎。《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這裏,道就是宇宙萬物的法則,是事物發展的總規律。既然世間萬物各有其規律,我們就該順其自然,即所謂「道法自然」。每件事物都有其本質,每個人也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和生活方式,我們應該充分尊重,欣賞、利用其優點,而非處處指手畫腳,強行改變。

 
老子還主張「無為」。他所謂的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而是不人為地干預,讓事物自由發展,最終達到「無為而無不為」。放諸於社會中,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如果每人各司其職,老師善教、學生好學、工人勤業,人民便可自我化育,整個社會便可走在正軌上。對於個人而言,老子提倡寡慾,「罪莫大於多慾,禍莫大於不知足」,保持內心質樸的本色,不受外界世俗影響,更能體會生活的滋味。而且,老子強調以柔克剛,弱能勝強。柔弱的表現就是「不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不是消極退守,而是在柔弱時保持無限生機,最終得以「有為」。

 
我們人生中難免會遇到挫折,這時不妨看看《莊子》。一次,莊子的朋友惠子對他說,我種出來一個很大的葫蘆,用它盛酒水則皮太薄難以承受,切開它當瓢又太大,這葫蘆真是沒用。莊子回答他,何不把大葫蘆綁在腰上,在江湖上漂蕩。莊子如此愜意、逍遙,是不是讓人豁然開朗?還有一次,莊子的妻子去世了,惠子來吊唁,看到莊子「鼓盆而歌」,惠子不解。莊子答道,剛開始我也很傷心,但想到人死去回到天地間,就如四季運行一樣正常,就不再哭泣了。莊子曠達、樂觀的人生境界,值得身處低谷時的我們好好感悟。

 
若我們能像老莊一樣,以平和的心態看待人生與世界,或許會是另一番景象。

 

關鍵字: #陽節 #祭祖 #慎終追遠 #孝道 #《論語》 

文匯報刊登日期:12/10/2020  


古人重陽登高(圖片提供:FOTOE)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兩個詩句來自唐代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當中的「佳節」就是重九──重陽節。你也會在重陽節當天,思念起自己的親人嗎?

 
談到重陽節的習俗,大家一般先想起甚麼?登高!相傳桓景重陽登高避疫,故事廣為流傳。然而在香港,於重陽節掃墓,祭祀祖先,追思親人,似乎更為普遍。每到重陽,很多墳場或骨灰安置所都擠滿了孝子賢孫,進行拜祭。

 
祭祀先祖一向是中國人的大事。中國人每年在傳統的四個祭祖大節──除夕、清明節、中元節、重陽節,除了安排節慶活動外,也不忘準備祭品,拜祭家族先祖,表達敬意和懷念之情。而中國人也相信死後,自己的子孫會通過祭拜活動,跟自己溝通,所以陸游詩云:「家祭無忘告乃翁」。這些源遠流長的習俗所反映的,也就是中國人慎終追遠的文化傳統。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出自《論語》,意思是:父母歿,要慎重地辦理喪事,依禮盡哀;祭祀祖先時,要祭盡其敬,追念先人。這種思想的文化根源,正是中國人講求飲水思源、不忘本的精神。

 
我們生而為人,得感念父母受以髮膚;我們能夠成長,得感恩父母夙興夜寐的照顧,父母是我們的根本。所謂「百行孝為先」,所有德行之基礎,是盡孝──對生你、養你、育你的人敬之、孝之,不忘本。對在世的父母如是,對過世的父母如是,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我們的先祖,也如是。只要做到這樣,淳厚、善良就能成為整個民族的風尚了。

 
今天有人認為談孝道,談慎終追遠,談飲水思源,是訓誡,是說教。其實,這些美德本源於情感,情感發源於人內心對他人的敬愛、尊重、愛惜……發乎於心,形於德行。無論何時何地,人的真摯情感都不會過時,不是嗎?

 
在內地,九月初九也是老年節,取「九九」有「長長久久」的長壽之意,藉此宣揚尊敬老人、關愛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從此重陽節又有了新意義;把傳統文化結合現代生活,讓中華民族的美德為更多人知曉和認同,繼而實踐,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使命。

 

關鍵字: #孔子 #孟子 #孔誕

文匯報刊登日期:28/9/2020 


孔子(圖片提供:Shutterstock.com)  

 

在香港,紀念耶穌誕生的聖誕、紀念釋迦牟尼誕生的佛誕,都是法定假期。至於天后誕、車公誕等,即使不是法定假期,民間亦有紀念和慶祝活動。然而,在中國歷史上深受景仰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今天還有多少人記得他的誕辰?

 
孔子的誕辰,歷史上一般取孔子第五十一代孫孔元措(1182-1251年)《孔氏祖庭廣記》中的記載:「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即公元前五五一年的農曆八月二十七日、西曆九月二十八日。由於後世陸續發現更多相關史料,對於孔子確實的出生日期,學者仍有不同看法,要得出整個學界公認的定論,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尊孔,稱孔子為「聖人」、「至聖先師」,其學說對後世的影響和價值毋庸置疑。孔子學說,對人尤其重視。談到孔子重視人,不得不談「仁」。「仁」是甚麼?《論語‧顏淵》有以下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簡單而直接地說:「仁」就是「愛人」。孔子視「仁」為極重要道德標準,傳統儒學,亦將「仁、義、禮、智、信」列為「五常」,而「仁」則為「五常」之首。

 
對於人、仁、愛人,孔子學說的最重要繼承者孟子(前372-前289),有進一步闡述。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與禽獸最大的分別,在於人心中原本就有的善。他舉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認為,人見到小孩快跌入井中而產生驚恐和憐憫傷痛之心,非出於各種利害的計算,而是出於自身善良本性──惻隱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由惻隱之心所表現出的「仁」,其實就是愛人、關心人,和今天人類社會所珍視的人道主義精神不謀而合。孟子的「性善論」,至今仍是重要的哲學課題。

 
如果世人能有多一點「仁」、「愛人」、「惻隱之心」,相信人類社會會變得更美好。

 

關鍵字: #學習 #學生 #歐陽修 #匡衡 #車胤 

文匯報刊登日期:14/9/2020
 

古人面對困難環境,也不斷追求學問。
古人面對困難環境,也不斷追求學問。(圖片提供:FOTOE) 

 

新學年已經開始,莘莘學子又再重新開展學習的旅程;但和往年不同的是,學生們開學卻不能回校,只能隔著電腦熒幕和老師同學們見面,既未能親身在校園裏學習,又未能和同學談笑,相信不少同學都會覺得感覺差了一點!

 
雖然因為疫情,我們現在的學習環境艱難了不少,但其實在古代,人們遇到更多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路溫舒無錢買紙而要在草上抄書,歐陽修無錢買筆而荻杆畫字,匡衡、車胤因家貧沒有燈油而鑿壁借光、囊螢映雪,范仲淹為省下讀書資費而斷齏畫粥等。這些故事,均展示了古人如何克服現實環境的限制,不畏艱辛地追求學問。

 
又例如北宋的司馬光,相信大家都認識,他年幼時破缸救友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即使他當了官,仍保持勤於閱讀的好習慣。司馬光白天忙於公事,只好在晚上唸書,直至深夜才到臥室睡一會,五更時又起來讀書或寫文章。為免自己睡得太久,他用一段圓木頭來代替枕頭。圓木枕很堅硬,與腦袋接觸面小,睡久了便會覺得不舒服,想翻個身,但當頭一離開圓木枕,圓木枕就滾開,頭便會碰撞到床板上。這時司馬光就會清醒過來,回到書房繼續讀書。日子一久,他跟圓木枕產生了感情,還親切地稱它為「警枕」呢!

 
時代不同,我們面對的困難有所不同,應對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但其實背後的精神還是一樣的。最重要就是要有堅忍不拔的意志,並且願意為追求真知付出巨大努力。虎頭蛇尾,沒過多久就不願再付出努力;意志薄弱,無法抵禦外界的引誘,都是學習的障礙。特別是現今一人一手機的時代,加上在家中對著電腦上課,能夠抗拒手機或電腦的誘惑,專心致志地留心聽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要以古人勤於學習的精神和毅力,作為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光明日報  


題目:

關鍵字: #中國文化 #教育 #中國歷史 #中國語文

光明日報刊登日期:25/1/2022  


中國文化研究院旨在弘揚中國文化

 

作者:邱逸 博士(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 

 

2019年香港發生了以「反修例」為籍口的暴力事件,部分極端年青人上街,肆無忌憚地打砸燒,從他們近乎數典忘宗的荒謬,對中國的一切的無知和歪曲,我們不難發現這是回歸以來中國文化教育缺失所致,更準確地說是在香港的中學教育裏,原來豐富多采立體的「中國」消失了!


 
偷天換日 花果飄零 
 
我是在殖民年代的接受幼、小、中、大學教育,即使在港英政府殖民教育有意歧視中國科下,我仍能在中學階段讀到中國,並打開那個令人嚮往的文化中國。那時候有貫穿整個中學階段的中國語文、有初中獨立成科的中史,還有高中的中史和中國文學,在語文為主幹、歷史、文學為枝葉配合下,根深葉廣、互為表裏,學生在中國文化中可言可思可歌,構成那個時代香港中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的紮實基礎。

 
可是在回歸後,隨着課程的大改革,主幹的中國語文的內容每況愈下,課程更側重工具性,把英文的考評內容和方法套在中國語文科身上,於是,孔孟之道、李杜情志、蘇辛胸襟、詩騷風雅、唐宋古文、詩詞戲曲、小說傳奇,這些中國文化的瑰寶,在新課程的工具性帶領下,難以深入,更難說產生文化傳承的愛慕與責任。 

 
而中史的和文學的境況更為淒涼。課程改革以學生兼通中西的名義,把初中中史扭曲成中西史合併的人文科,於是秦朝和羅馬、始皇與愷撒,交叉而出,學生反無所適從,通過中史科為初中學生建立國家觀念、民族自豪的初衷,蕩然無存。更可怕的是在新高中文憑試下,報讀高中中史科人數大減,中國文學科的考生人數更敬陪末座,於是,初中中史混淆不清,高中中史和中國文學又因讀人少而絕無翻身的機會。 

 
主幹被換,枝葉盡剪, 20年過去了,一屆又一屆的中學畢業生,錯過了學習中國歷史、文學和語文的寶貴時光,更沒能體會中國文化的博大,對中國文化的無知,間接形成了青年一代的病態本土認同。 


 
撥亂反正 亡羊補牢 
 
有了近年的教訓後,特區政府在推動中國歷史文化普及的態度變為積極,並希望藉此增強港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撥亂反正的破局主要從教育入手。 

 
首先,自2018-19學年始,初中中史科成獨立和必修科,所有學生都能較有系統地在冂中階段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進而強化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其次,從今(2021年)秋學年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將替代為人詬病不斷的通識教育科。公民科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內容是有關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另外大約三分之一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讓學生對中國歷史和國民身分的認同有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在學校課程之內,公民科也着重學生學習中華文化,讓他們了解國家的重要事件、人物事跡、民族發展及社會文化面貌,培養學生的優良品德,建立他們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及責任感。 

 
此外,政府也通過其他活動,如「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動」、「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等,營造學習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氛圍,讓學生從活動中欣賞中國優秀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文化內涵,成為才德兼備的人。 

 
在常設課程以外,特區政府為使中小學生對《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讓學生正確理解及維護「一國兩制」,學習國家安全教育,成日後愛國治港的棟樑。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學校積極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建立學生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培養他們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在學校教育以外,政府還舉辦一連串建立社會愛國氛圍和提升學生愛國精神的活動,包括升旗典禮、博物館專題展覽、各區的文藝活動及巡遊節目等。 


 
薪火相傳 百折不撓 
 
回歸這些年,在官方教育層面推動中國文化不盡人意的同時,不少民間團體仍抱着薪火相傳的使命,前仆後繼地以推廣中國歷史文化為使命,即使阻礙重重,仍是初心不變。

 
2021年7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的一場講座(在「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上的致辭)中,點名稱讚了在香港積極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六個民間團體,表揚他們多年來熱心推廣中國文化。這些團體包括擔起推廣中國文化與國情教育的民間大旗,並向社會大眾說好中國故事的團結香港基金;為香港編修重要的志書,記錄香港本地和與國家連繫種種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從表演藝術、學術研究、民族文化、歷史考察等多方面範疇上貢獻良多的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與香港年青的老師及學生分享中國歷史文化的國史教育中心;協助香港的青少年認識中華文化的勵進教育中心和我們中國文化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一年,是六個團體中年紀最大,在香港學界、教育界中頗有口碑。我們的使命是弘揚中國文化,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增進全球華人和世界各地人士對中國的了解;更不斷順應社會的變化與需要,以生動的圖像和簡潔的文字,系統介紹古今中國文化,令讀者認識過去、融通古今、成就未來。
 
 
早在1998年3月,一群熱愛中國文化的有心人便提倡籌建中國文化研究院,他們包括了李業廣博士、饒宗頤教授、方心讓教授和梁振英先生等,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當年就對倡議批覆:「對於籌辦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建議,我們甚表支持。」並責成特區各部門協助建院事宜。 

 
研究院於2000年8月在香港註冊,並創建了大型歷史文化知識網站「燦爛的中國文明」,成為香港學界推廣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平台,網站邀請海峽兩岸以及香港、澳門數百位權威專家學者,從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撰寫專題文章,有系統地加深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少年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2003年「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榮獲聯合國世界信息峰會大獎,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證明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中國文化得到海內外人士的喜愛。 

 
2018年,中國文化研究院加入團結香港基金成為旗下附屬團體,這為研究院注入新的動力,並提升網站功能,以嶄新形式編排專題內容,向世界立體呈現中國歷史文化。「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更新之後,將300多個橫跨古今歷史的文化專題、3000多篇精心編撰饒有趣味的文章,分9個類別多層面多角度精彩呈現,內容廣泛,既有古代帝王將相的事跡、中國古代重要的科技發明、風光如畫的壯麗山河、無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有藴含中國人千年智慧的經典書籍、珍貴的文物和藝術創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近百年來國家發展的人和事,亦透過珍貴的歷史圖片重現讀者眼前。網站的文章更有英文版,成為海外人士深入了解和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門戶。 

 
二十年來,「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深受學界歡迎,成為了教育局推薦、教科書引用、老師備課參考、學生蒐集資料的必用網站。網站的精選篇章更加彙整成為中國文化研究院的閲讀平台,每日為廣大中小學生提供具啟發性的閲讀材料。中國文化研究院會順應社會變化和需要,加強英文版的內容,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加深下一代年輕人以及海外人士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承傳發揚中華文化。 


 
各方努力 曙光已現 
 
在特區政府和民間團體的努力下,2021年的香港漸入正軌。在國安法實施將滿一年時,紫荊研究院做了一個調查,發現逾7成受訪市民對「一國兩制」前景信心增加。另有超過8成市民認為,與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相比,香港社會秩序和治安狀況好轉。 

 
我們在香港推動中國文化多年的人,也發現這一年是形勢大變,總的來說是阻力少了、動力多了,社會各界都支持中國文化的學習。單以我們「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這兩年的瀏覽量為例,就可窺探社會對中國文化的熱情是大幅增長的,2021年瀏覽量超過1300萬頁(比香港其他同類文化網站的總和還要多),是網站2019年全年的六倍以上(165萬頁),在使用者方面,2021年人次超過229萬,2020年全年點擊人數總和是139萬人次,升幅約60%。 

 
我相信在中國復興的當下,藉着中國文化復興的大好形勢,做好中國文化與國情教育,並向社會大眾說好中國故事,這些都是水到渠成之事。我更相信,讓同學全面認識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學習國家經歷艱辛,會深感一切得來不易,並會為今天的中國能躋身強國之林而深感自豪。

 

上載日期:
2024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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