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自古就有方言的分歧，为了方便交流，必须使用共同语。普通话是目前全国的通用语。1955年，普通话的定义及标准确立后，推广工作便马上展开，至今普通话普及率已接近80%。随着普通话推广程度愈来愈高，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也引起了讨论。

一位福建人和一位东北人，在一起玩起了词语接龙。

福建人起头：“心心相印。”

东北人：“印（认）贼作父。”

福建人：“夫（互）相伤害。”

东北人：“害（还）想咋地。”

……

这是前两年网上流传的一则关于方言的笑话，福建人与东北人各自带着浓厚的口音交流，却也错进错出，自得其乐。这也从侧面看出，中国各地方言各不相同，大家若以方音交谈，存在不小的障碍，使用全国通行的共同语便显得非常必要。

普通话是目前全国的通用语。那么普通话是如何定义及制定出来的呢？为何普通话要以北京语音作为基础，而不是其他方言？普通话又是如何推广开来的？这还得从头说起。

共同语的前世今生

中国幅员辽阔，自古就有方言的分歧，各地区的人为了方便交流，很早就有了使用共同语的概念。先秦时期有所谓的“雅言”，“雅”有“正”的意思，也就是规范标准的语言。《论语》中提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在诵读诗书和行礼时，都是使用通行的雅言，而不是自己的方言。汉代以后，人们又称之为“通语”“凡语”等。

这些名称的出现，说明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存在一种在正式交际场合，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未必有明确的语音标准，但必然以具有权威性的政治中心的方言为基础。古代中国的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地，所以古代共同语应该是以中原一带的方言为主。元代以后，北京成为首都，北京话的地位也逐渐提升。

明清时期，出现了“官话”这一名称。顾名思义，“官话”就是在官场上和知识分子之间通行的语言。当时的记载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著述中，都提到了官话在全国通行。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也都以官话作为书面语的基础语言。此时的官话，大体上是要求向以京音为中心的北方话靠拢，因为北方话一直是流通最广的汉语，所以如今的北方方言也称官话方言。

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校，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效，回国后主张推行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同一时期的学者们也都提出，语言统一可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民心，这是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推行民族通用语的现实意义。但这一想法还未能落实，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及1924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两次议定国语读音（分别称为“老国音”和“新国音”），最终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新国音代替了兼顾南北的老国音。新国音所采用的口语语音，配合着白话文运动，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但受当时动荡的局势所限，普及国语困难重重，能讲标准国语者寥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当时全国语言文字混乱的使用情况，在1955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代替过去通行的“国语”，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且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民族共同语从此有了更全面、准确的解释。

普通话的推广

普通话的标准一经确定，推广工作便马上展开。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举办普通话讲座、观摩会和培训班，出版教材和工具书。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大批准，代替了之前的注音字母，普通话有了更为理想的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普通话在全国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学说普通话蔚然成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普通话推广被迫停顿，各项研究工作也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员流动加快，普通话在人际交往中的需求更显迫切。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明确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

1994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提出“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岗位的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并逐步实行普通话等级证书制度”。1997年《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出台，普通话测试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自1998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希望在社会上及校园中营造使用普通话的气氛。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制定的《语言文字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

经过多年的推普工作，普通话的普及率明显上升。根据2004年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资料》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口比例为53%，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会说普通话的人口比例分别是：小学程度26%，初中程度56%，高中程度76%，大专以上程度87%。至2015年，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73%左右，预期2020年将达到80%。大家也能亲身感受到，如今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能以标准普通话交谈的人愈来愈多。

如数据所示，普通话普及程度与教育水平成正比，这也显示出，学校是普通话推广的主要场所。从1956年开始，教育部就指出推广普通话以学校为基础，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普通话语音训练。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后，中小学教师必须获得一定的等级。2000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普通话与国语属一脉相承，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在大陆地区通行的普通话与在台湾地区通行的国语，经过多年的演变，加之两地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影响，两者已有了诸多差异。除了蜗（国：ㄍㄨㄚguā；普：ㄨㄛwō）、堤（国：ㄊㄧˊtí；普：ㄉㄧdī）、崖（国：ㄧㄞˊyái；普：ㄧㄚˊyá）、携（国：ㄒㄧxī；普：ㄒㄧㄝˊxié）等字音是由于审音的分歧，还有许多日常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如宇航员（国语：宇航员）、幼儿园（国语：幼稚园）、出租车（国语：出租车）、公元（国语：西元）等。这都是两地之间的差别。

普通话与方言

随着普通话推广程度愈来愈高，“保卫方言”、“拯救方言”的声音也日渐高涨。有些城市，年轻人已很少说本地方言，方言在与普通话的融合中也“变了味”。因此许多人担心在这种趋势下，方言可能会灭亡。

我们如今身处信息化社会，电视、广播、网络等交际方式无处不在，信息的传播更加追求准确直接；加之交通便利，全国各地民众在频繁交流中，共同语的现实作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突显。所以掌握普通话是对当今社会成员最基本的要求。

普通话也不是无源之水，它孕育于方言，是从北方方言的土壤中摘取出来，作为国家通用语加以推广。推广普通话工作从一开始就声明，其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既无必要消灭也非人力可以消灭，同时掌握普通话与方言并没有冲突。

方言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承载着古老的民间习俗和丰富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方言也为汉语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在社会生活中，普通话与方言大可各司其职，在教育教学、礼仪交际等场合以普通话为主，在亲朋聚会、邻里闲聊中尽可使用方言。

在普通话与方言相辅相成的过程中，普通话也不断吸收各地方言的词汇，如买单、打的、忽悠、摆谱等，都为普通话增添了活力。而方言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纵观历史，方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的融合是一个客观的现象，难以“归罪”于强势与弱势。

当然，保护方言也是十分重要的。从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进行着方言调查等工作，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地域文化，维护汉语的多样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话与方言的主次关系，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看到这里，你是否对普通话多了一分了解？学好普通话，在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交流时，更为便捷、直接，何乐而不为？

参考资料：

《新中国推广普通话的历程回顾》 袁钟瑞  汉字文化2013年第6期

《从官话、国语到普通话》 林焘  语文建设1998年第10期

《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 王理嘉  语文建设1999年第6期

《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几个问题》 陈章太  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