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内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多年来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大众对反对就业歧视已达成共识，显性就业歧视现象越来越少，那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宰的领域，也走入了越来越多女性。这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与内地长久以来在女性就业方面所作的努力息息相关。

2019年1月21日，由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新闻共同主办的2018年度女性传媒大奖（China Women’s Media Award）在北京揭晓。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韩喜球研究员荣获“年度女性榜样”奖。她是中国大洋科考史上第一位女首席科学家，曾带领团队执行了多个大洋科考航次。

在传统认知里，深海大洋是属于男性的战场。韩喜球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职业性别的成见，让人们觉察女性在职场中的可能性。而她也并非个例，如今在其他行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众多女性的身影。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内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多年来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与内地长久以来在女性就业方面所作的努力息息相关。

女性就业率的发展

在“男主外、女主内”、“相夫教子”以及社会对女性能力误解的长期影响下，中国女性就业率一度是极低的。上世纪40年代初，原国民政府统计局进行的局部调查显示，当时10 岁以上的女性只有1%-10%在职。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女性的平等权利，从而改变了中国女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将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

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新中国迫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劳动力量建设国家，因此，1949年至1957年八年间，女职工人数从60万增加到328.6万，在岗比例达到13.41%。

1958 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政府提出争取“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的口号，促使原来以家庭妇女和职工家属身份存在的无业女性被计划性地安置到国营单位和街道集体企业，1960 年女性就业人数猛增到创纪录的1008.7 万。

尽管女性在职业权利上的突破和保障不是自觉的，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这也切实提高了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对未来性别歧视的松动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政企分开，鼓励劳动者自我就业。在此背景下，女性就业模式发生同步变化，即由原来的劳动部门统一分配转为自谋职业和竞争就业。

最初，经济增长为女性就业带来了发展空间，女性就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失业和下岗职工人数逐年增加。计划经济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企业几乎不用考虑用人成本，因为几乎一切都由国家承担，包括职工工资、福利。但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促使用人单位对生产成本日益重视，女性除工作外还要更多地承担生育及家庭责任，就业成本高于男性，于是女职工首先成为下岗或失业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成为再就业难点的大龄下岗女工，已随年龄增长大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女大学毕业生、年轻的外来女工正源源不断涌入就业者行列。

然而，从纵向来看，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经历了从1990年至2018年的持续下滑，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过剩就业和隐形失业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渐释放，原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女性更容易失业，也难以实现再就业。除此之外，聚焦到家庭的层次，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多代同堂家庭结构不断消解，核心家庭越来越多，中国女性也越来越需要在照顾家庭和寻找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不能过多依赖家中其他成员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

女性主要从事哪些行业？

建国初期，女性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因而在就业领域上主要集中在农业、 手工业等行业。

由于国家动员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建设，鼓励女性打破传统职业禁区，女性被平等地视为劳动力群体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女性就业在职业分布上与男性一样，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许多工作岗位上出现了第一批女职工的身影，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飞行员等。她们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责任，显示了以往从未被社会和女性自身认知和了解的巨大劳动潜力。

然而男女同一的就业结构也埋下种种隐忧。一些重体力和有毒有害工种均存在相当数量的女性从业者，在这些不适合女性的岗位上，绝大多数女性从业者是低效率的。不顾女性生理特征而安排就业，尽管事实上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可是，在随后的经济转型时期，女职工也成为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首要目标。

改革开放后，教育状况改善，两性教育水平差距大大缩小，为女性拓宽职业渠道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由其带动的网络、金融、 保险、电信、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对从业者智力要求远高于体力，使更多中国女性得以在其中获得更多机遇。从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女性从业者多集中在技能低、报酬少、劳动时间长且劳动强度大的职业上，如农林牧渔业及服务性工作。而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已有了很大区别，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 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及综合技术服务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于男性。

长期以来女性就业层次偏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已得到明显改观。总的表现趋势为：其一，大量女性劳动力由计划经济时期过度集中于重体力的第一、第二产业特别是农业和制造业逐渐向更适合女性特点的第三产业转移；其二，由主要从事简单的强体力劳动为主逐渐向专业技术和管理类职业转移。

女性在职场中有哪些保障？

自建国开始政府相继颁布一系列有关女性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如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颁布的《关于女工人员生产假期的通知》等。从1965年开始，国家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制定和落实上更加细化，先后颁布了《女职工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这些法规不仅在女性劳动权益方面做了比较明确的保护规定，而且根据女性特点确定了和男性不同的特殊保护，如禁止或限制女性的职业类别和“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

女性生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覆盖面都在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中隐形的性别歧视也在蔓延。据全国妇联2017年调查，49.1%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关注应聘者的性别和婚育状况，54.7%以上的女性在求职面试中被问及与结婚、生育有关的问题。

为什么用人单位会如此在意性别和生育状况？

全国人大代表聂鹏举解释道，“首先，女性在怀孕期间因为身体处于特殊生理时期，工作效率较低，在生育和哺乳期间又有权享受法定的假日和福利。从而导致的利润损失使公司不堪重负。其次，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中。这种家庭分工显然直接影响到妇女的职业表现，客观上也使妇女无法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中国目前的退休制度表明，女性一般比男性提前退休五年，这意味着女性的终身就业时间至少比男性少五年，企业也就少了五年的收入。”

这些原因听来似乎与几十年前国企改革女职工下岗的原因十分相像，可见这已成为中国女性就业的顽疾。

2019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在招聘环节中，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文件还对一旦发生这些事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罚款1-5万元、公司被吊销人力资源招牌许可证等）作了明确规定。弥补了过去执行难、监督难、争议解决难等法律政策效力的软约束性以至失灵问题。

七十年来，女性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就业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女性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而那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宰的领域，也走入了越来越多女性。大众对反对就业歧视已达成共识，显性就业歧视现象越来越少，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女性的歧视现象由公开转向隐蔽，真正消除歧视仍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远超各主要经济体》观察家网 2017/5/28

《中年女演员的困境：她们接不到戏，只是演艺圈的问题吗？》界面 2019/8/5

《中国女性工作率“碾压”世界？是个误会》腾讯评论 2017/5/29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国家统计局

《中国当代女性就业问题研究》金窗爱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