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当前以至近数十年粤剧面对的困难，缺乏优秀剧本是重要而难缠的一项。演艺界爱说：“剧本，一剧之本”，对于粤剧演出，这句话同样是定律，而这一老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粤剧剧团。回顾上世纪，香港粤剧界曾出现不少编剧人才，如南海十三郎、唐涤生、冯志芬、李少芸、潘一帆、徐子郎、叶绍德及苏翁等，他们所编撰的剧本，至今仍是粤剧演出的主要剧目。香港粤剧出现众多优秀剧本，最后呈现表演于粤剧舞台，我们是绝不能忘记这批编剧家的贡献。

香港粤剧界的优秀编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不乏人才。早在战前就有编写《胡不归》的冯志芬，亦有广为香港人熟识的南海十三郎，他为薛觉先编写的《女儿香》是一代名剧，今天仍然在舞台上时可欣赏。南海十三郎的事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杜国威编剧，香港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十三郎》，更是盛极一时，先后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大受欢迎。

南海十三郎受到重视，除了极成功的话剧演出带动外，可能更重要是在剧中提到他是唐涤生的师父。谈省港澳粤剧史上首屈一指的编剧家，说是唐涤生，应该很难找到反对的人。唐涤生（1917-1959年），活跃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粤剧界，一生所作剧本无数。根据余慕云、阮紫莹和周荔娆等人，在1999年7月编订的《唐涤生剧作目录》，收录唐氏剧作条目近450项。在数百个唐涤生编订的剧本中，最受欢迎及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在1956年以后，为仙凤鸣剧团担任剧务主任时期的数出作品，当时可谓是他的巅峰时期。这些作品质量极高，将粤剧演出推至前无古人，至今仍然历久不衰，成为票房保证。

观乎粤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式微以来，唐氏享誉极高的“四大名剧”（《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及《牡丹亭惊梦》），再加上其他如《蝶影红梨记》、《贩马记》及《狮吼记》等，以戏保人，粤剧界和不少粤剧演出赖以保住票房，非常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唐涤生在粤剧剧本创作的高峰期，在1959年9月14日，《再世红梅记》在香港利舞台首演之夜，在台下心脏病发，当晚遽尔而逝，成为粤剧界一大损失。

值得留意的是唐涤生的粤剧剧本，也是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当时和后世的粤剧，以至文学发展都有很大影响。舞台上的演出，固然将其剧本的精髓，通过老倌出色的唱做念打演绎，具体深刻地表现出来。若是从文学角度切入欣赏，唐涤生的粤剧剧本，同样具闪烁夺目耀眼的艺术光芒。五十年来，叫后来者叹息仰止。首先，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戏曲，改编一个复一个，具优秀文学水平的古典戏曲名著，令粤剧由俗入雅，也令戏曲观众对传统中国戏曲文学杰出作品，有更深刻的欣赏和认识。改编过程中，善于撷取原著神髓，或予发扬延展，或另见心思立意，都能做到结构严谨，情节紧凑。编订修改过程中，将原著去芜存菁，整理情节，分派角色等，均见功力。另外，唐涤生又吸收西方现代戏剧之所长，应用在粤剧舞台上，无论是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塑造，以至科白和舞台设计，都堪称冠绝一时。其剧本最为人称道是曲辞唱白，文字语言典雅流丽，这既得力于他善于摘用原著文辞，又能翻用古典诗文佳句，古人谓“点石成金”，也可用于唐涤生的戏曲语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语言并非徒见华丽，而是善用人物和叙述语言，既表现人物，又紧扣剧情、推动剧情，制造气氛，机智幽默，戏曲语言表现力之强，在百余年来的粤剧编剧家中，无法找到可媲美者。

唐涤生的粤剧剧本不独文辞典雅，而且戏剧冲突、舞台处理等各方面，都表现出甚高的艺术水平，特别是改编古典文学名著，例如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周朝俊的《红梅记》及徐复祚的《红梨记》等，既保留原著精髓，又丰富人物情节，可赏可读。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堪与汤显祖、关汉卿等人并论。

近年文学界重视研究香港文学，对于粤剧剧本，已承认其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在大型编纂的《香港文学大系》丛书中，已收录“粤剧剧本”一项，足见粤剧剧本的文学性质已为学术界和文学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