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省港班已经常在香港演出粤剧。二十世纪初以来，粤剧一直以广州和香港为演出重镇，省港戏班和名伶经常穿梭粤、港两地演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形势开始紧张；1938年广州沦陷后，不少粤剧界中人纷纷逃避战火至香港和澳门，两地亦成为粤剧演出和伶人齐集的地方。这时候，大量粤剧人才涌到香港、广西、越南等地。因此，三十年代中期及末期，香港的粤剧演出繁多。以1938至1941年为例，粤剧界多位宗师级的名伶均在香港，组织演出的都是“巨型班”，例如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马师曾的“太平剧团”、白玉堂的“兴中华剧团”、桂名扬和廖侠怀的“冠华剧团”和“胜利年剧团”，当时粤剧演出不但蓬勃，而且不乏佳作。除了演出，由许多剧团的名字，也可见当时伶人伤时忧国，渴望赶走日寇，恢复和平的心情。

1941年，日寇侵犯香港。香港沦陷后，很多粤剧艺人都希望移师澳门，因为澳门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期间成为战争的中立区，相对安定和平，因此各地人士都涌至，人口大增。澳门这时有六七间戏院主力演出粤剧，许多戏班屯驻于此，这段日子，澳门粤剧非常蓬勃，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一代名伶任剑辉。广州沦陷之前，任剑辉已率领“群芳艳影”在澳门演出，战争期间亦留澳门埋班，成为当红的女文武生，战后回港，更加是炙手可热的伶人，无论在舞台或者电影，都成为争相罗致的对象，深受欢迎，及至日后与白雪仙组成“仙凤鸣剧团”，更被誉为香港粤剧史上一段瞩目传奇。

香港沦于日军之手后，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在高压政治下，粤剧剧本和粤曲都受到审查，不能表达丝毫反日情绪。日寇占港，当时许多粤剧艺人都想方设法离开香港，希望可以逃过在日人强逼下演出。马师曾最先成功离开，逃至湛江，薛觉先则滞留香港，被日军强逼重组“觉先声剧团”，演出数月，其后在澳门演出后潜逃至湛江，并在报上刊登“脱离敌寇羁绊返国服务启事”，表明自己不愿事敌之心。

当时日军为了维持歌舞升平之态，设法笼络各方艺人，有些伶人不想沦为日军的宣传工具，便逃回内地，除了薛觉先和马师曾，还有唐雪卿、红线女、上海妹、半日安等。有些伶人因交通阻断，如桂名扬、麦炳荣、黄鹤声、黄超武等，就留在美国或南洋等地。有些则逃到澳门，如任剑辉。另外如陈艳侬、谭兰卿、靓次伯、白雪仙、欧阳俭等，都选择暂避一隅。而留在香港的粤剧从业员，为了生活，只得继续舞台生涯，如唐涤生、郑孟霞、邝山笑、白驹荣、顾天吾、罗品超、李少芸等，剧本和演出仍然不绝。虽然在二战期间，不少伶人离开香港返内地或到越南演出，粤剧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香港的主要娱乐。

伶人中，不少都抱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即以当时最走红的薛觉先和马师曾，都可称得上是“爱国伶人”，其他如主演黄飞鸿电影而广为香港人熟识的关德兴（新靓就），更是粤剧界中著名的爱国老倌。抗日期间，关德兴参与组织粤剧团到广东、广西与湖南等地义演，其实是抗日宣传和慰问军队的活动，更发起募捐用以支持抗日活动，在当时他就有“爱国艺人”的声誉。事实上，香港沦陷之前，粤剧界举行过多次救助难民和赈济伤兵的义演，同心合力，为支持国家抗日，协助因战争的孤苦伤弱倾力演出。除了伶人，以文人为主的编剧群当然也希望以剧本来加入抗日力量。众多编剧家之中，南海十三郎是其中的爱国人士，也是编写抗战剧最多的一人。他强调编写剧本必要有家国之心，为不同伶人编写爱国剧本，更鼓励粤剧团要多演抗战剧，他对当时一些媚俗取宠的剧本，深恶痛绝。

沦陷时期，亦有一些粤剧承三十年代末的歪风，以庸俗及粗制滥造，渗入不少杂耍式演出，纯粹沦为谋生的工具，只求票房，戏班随聚随散，没有什么艺术的要求。游艺班增加在游乐场作综艺性演出，不过也因为这样，一些年轻艺人有演出场地及机会，亦陆续于粤剧界出现，开启战后新旧一代伶人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