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到了日本后，继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了横滨兴中会。他断发改装，以示同清政府的决裂。从此，他开展了职业革命家的长期流亡生活。他决定继续观察、思索，散播革命的“火种”。夏威夷是行程的第一站，他向侨胞报告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并组织兴中会会员参加兵操。只是，初次的挫败使得各种活动“进行迟缓”。他于是在1896年初踏足“新大陆”，从西到东横越美国，先在旧金山（即旧金山）建立兴中会，又向各端口的侨胞和洪门组织反复申说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否则“无以救亡”。流亡生活异常艰苦。他居留纽约时经常要在一家书馆的地上睡觉，穿着粗劣的衣服，并仅以一碗面条充饥。

孙中山于1896年秋从美国纽约乘船赴英，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行程中隐藏的陷阱和杀机。他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悬赏千两银花红缉拿。清政府还电令驻外使馆严密侦察，伺机拘捕。在孙中山抵达伦敦前，清驻英使馆早已获悉他的行踪，并向英国政府交涉逮捕、引渡事宜。清驻英使馆在有关要求被拒绝后，决定采用绑架手段。10月11日，抵达伦敦十天的孙中山在从旅舍前往老师康德黎（J. Cantlie）寓所的途中，被预伏在清使馆附近的工作人员强行挟持，囚于使馆楼上的密室。孙中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为清政府电令清使馆雇船将他偷运回国。他的遭遇得到使馆的英籍佣工同情，贺维（Howe）和柯尔（G. Cole）先后把他的亲笔短笺和情况转达给康德黎。康德黎和另一位西医书院的教师孟生（P. Manson，原香港西医书院首任教务长）立即展开营救活动：向警署和外交部报案；通过报章揭露这种卑劣行径；雇请侦探监视清使馆。在舆论的压力和外交部的干预下，孙中山于22日获得释放。这桩事件不但给孙中山以磨砺和考验，还使这位年轻的革命家闻名于当世。

孙中山从1896年秋到1897年夏都在伦敦居留。他十分勤奋地读书，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而矿产与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他还认真考察了英国社会，参观了宪政俱乐部和国会。伦敦东区的贫民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令他非常同情。这些因素促进了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正如他后来忆述：“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基于这种体会，他说：“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