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世提起中国的盛世，必言汉武，但汉当世及古代的史家，对武帝却多有贬词，宋代司马光更把武帝与有名的暴君秦始皇相比。究其原因，皆因汉武后儒家独大，儒家重伦理道德，轻功业，为君者以恤民厚吏为尚，以此标准，武帝自然远逊于他的父祖文景二帝，例如他不顾群臣反对，庶十万民于朔方、七十万民于河西四郡，就被视为恶政。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武帝所作，每多遗福千年，功多于过，当无异议。

宋司马光：无甚是处

西汉当朝，对武帝最坦白的评价，要数宣帝大儒夏侯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显示出盛世的另一面代价。自此，史家对武帝评价趋苛。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价更负面：“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感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东汉班固：明扬暗贬

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其中所称颂的，皆为文治，对武帝最得意的武功只字不提，在其他纪传中，侧写“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昭帝纪），“外攘四夷，内改法奄，民用凋敝，奸轨不禁”（循吏传），隐然有责备之意。

现代：功过谁定？

凡人或事，自有其优劣之两面，所谓功过，往往反映了评者的价值观。古时受非议的秦始皇、武则天等，至今亦被翻案，大振国威的汉武帝自不例外。他除了有抗外族、拓国土之功外，文治如独尊儒术，助长中国形成独特的唯心（重道德、轻技术）文化，而其由察举取士的定制，亦为隋以后的科举奠下先声。这种平民可凭自身努力，晋身统治阶层的机制，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其影响之深远，不下于尊儒。可以说，汉武是世界历史上不可不提的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