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中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以及反抗权贵的精神，激发为积极浪漫主义的火焰，贺知章呼之为“谪仙人”，后人称之为“诗仙”的李白（公元701—762年）就是其中伟大的代表。李白笔下的意象是很个性化的，而且往往超越现实，带有强烈的主观幻想色彩。他的诗宛如迴旋的狂飙、喷溢的火山，狂呼怒斥，纵横变化，不可穷其究竟。《蜀道难》便是一篇代表作。他又善于夸张，语言豪放，富有想像力。诸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等，这类的诗例还有很多。当感情达到高潮时，他甚至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

盛唐帝国那种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多元与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李白。人们说他有仙风道骨，他的确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但在道家思想之外，他还有浓厚的纵横家思想和侠客思想。李白代表着追求自由解放，后世对李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与标举独立特行、冲破世俗束缚的要求是一致的。李白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后世对李白的怀念，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怀念联系在一起的。

杜甫（公元712—770年）有“诗圣”之称，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他的诗歌体现了儒家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境界亦如圣者；另一方面是指他在诗歌创作上具有示范的意义，后人效法他如同效法圣人一般。杜甫恪守儒家的道德标准，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从一己之贫寒联想到天下人之贫寒；《春望》、《白帝》所忧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国家和人民。他不仅关心人民的疾苦，对病马、病柏、病菊、枯棕这类受到损害的生物都寄予同情。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愿意集天下人的苦难于自己一身。他笔下的凤凰仁爱善良，“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朱凤行》），也正是他自身的写照。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杜甫身处这场斗争的中心，并以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激动人心的变化，他观察和反映战乱以后的现实，既对现实矛盾、人民痛苦作了深刻揭露，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史”，这是杜甫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兵车行》、《丽人行》、《北征》、“三吏”、“三别”，以及入蜀之后所写的一些带有敍事性的诗歌，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杜甫是盛唐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史上占据着划时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