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詩歌中追求進步的政治理想，為祖國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以及反抗權貴的精神，激發為積極浪漫主義的火焰，賀知章呼之為「謫仙人」，後人稱之為「詩仙」的李白（公元701—762年）就是其中偉大的代表。李白筆下的意象是很個性化的，而且往往超越現實，帶有強烈的主觀幻想色彩。他的詩宛如迴旋的狂飆、噴溢的火山，狂呼怒斥，縱橫變化，不可窮其究竟。《蜀道難》便是一篇代表作。他又善於誇張，語言豪放，富有想像力。諸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等等，這類的詩例還有很多。當感情達到高潮時，他甚至衝破格律的束縛，寫出一些散文化的詩句。

盛唐帝國那種大一統的局面，以及多元與開放的社會環境造就了李白。人們說他有仙風道骨，他的確有濃厚的道家思想，但在道家思想之外，他還有濃厚的縱橫家思想和俠客思想。李白代表着追求自由解放，後世對李白的認同，很大程度上與標舉獨立特行、衝破世俗束縛的要求是一致的。李白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代表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代，後世對李白的懷念，一定程度上是對這個時代的懷念聯繫在一起的。

杜甫（公元712—770年）有「詩聖」之稱，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指他的詩歌體現了儒家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境界亦如聖者；另一方面是指他在詩歌創作上具有示範的意義，後人效法他如同效法聖人一般。杜甫恪守儒家的道德標準，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都是從一己之貧寒聯想到天下人之貧寒；《春望》、《白帝》所憂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國家和人民。他不僅關心人民的疾苦，對病馬、病柏、病菊、枯棕這類受到損害的生物都寄予同情。他是一個有擔當的人，願意集天下人的苦難於自己一身。他筆下的鳳凰仁愛善良，「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朱鳳行》），也正是他自身的寫照。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杜甫身處這場鬥爭的中心，並以詩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激動人心的變化，他觀察和反映戰亂以後的現實，既對現實矛盾、人民痛苦作了深刻揭露，因此他的詩被譽為「詩史」，這是杜甫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他的《兵車行》、《麗人行》、《北征》、「三吏」、「三別」，以及入蜀之後所寫的一些帶有敍事性的詩歌，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杜甫是盛唐最後一位詩人，同時，也為中唐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在詩歌史上佔據着劃時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