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在中国流传和影响的程度，以其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1799—1837年）为例，即可说明。中国人知道普希金的名字始于1900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治通考》首次提到他。1903年《上尉的女儿》译成中文，是中国首次出版普希金的名作。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中国第一次评介了普希金的作品，涉及《高加索的俘虏》、《茨岗》和《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些短诗。

普希金出身于贵族，少年时代开始写诗，作出大量反对沙皇暴政，讴歌自由的抒情诗，被誉为“自由的歌手”，代表作《叶普盖尼‧奥涅金》被称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民族性”的作品。他死于决斗，终年37岁。他毕生对中国都有好感，起初主要通过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字著述了解中国，在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就多达82种。他在皇村学校求学时，受到皇村的园林、亭台、小桥等中国氛围的熏陶。他在当年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写出了中国式的大花园：“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

1947年，上海隆重举行的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活动为开端，向群众普及普希金形成潮流，推出作品精选的《普希金文集》，介绍普希金在中国流传的情况，让读者全面了解普氏。该书由戈宝权主编，四年内重印5次，长期流传，影响深远，成了早期普希金研究者的依据。另外，在上海也重新竖立了普希金纪念碑。本来在1937年已有俄侨建立了普希金铜像，但抗战期间被占领上海的日寇盗走和毁坏，抗战胜利后才重建，并得以长期保持下来，这也是在中国首次为外国作家建立的纪念碑。

两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起迎来了两国文化交往的洪流，也即中国引进俄苏文学第三次热潮的开端。随之，普氏作品陆续受到大量翻译，以空前的规模传播。但对普研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出现了培养人才的“升级”，即在五十年代让普希金进入大学课堂。高校文科系开出了“俄苏文学”课程，普希金便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1954至1956年北大和北京师大先后聘请苏联文学专家开出“俄罗斯文学”课程，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一批经典名家便“占领”了大学讲堂。

八十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有不少作品是多次重译。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49至1987年，普希金作品译成中文的种类和次数，共有448种次（这里只包括文学作品，不计其文章、回忆录和书信）。重译的种类很多，其中单是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一种就重译10次出版。在纪念诗人200周年时总数达到14种版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普希金热潮具有了新的特点；其一，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趋于全面系统化，已知的有四项大工程。其二，学术研究专业化。其三，高校教学定型化、制度化。普希金在大学课堂，得到定期讲授，据统计，中国设有俄文专业的高校目前有25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