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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獨大—宰相在政治體制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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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任用奸臣蔡京為宰相,蔡京勸徽宗及時行樂,安享太平。徽宗更偏寵信那些善於迎合他心意的小人。(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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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是輔助君主的人,權力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宰相需要「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擔任政府的總管,以協助君主治理國家。宰相既是君主的總管,又是朝廷官員的領袖,難免會對獨尊的皇權構成一定壓力。因此,隨着君主專制政體的鞏固及發展,君主權力就不斷膨脹,而宰相權力也逐漸受到分割、制約,以至削奪,最後連名義上的職銜都從歷史上消失了。

 

根據唐代史家杜佑的《通典‧職官‧三公總敍》所載,周代設有少師、少傅、少保三公,三公以師道輔佐天子。秦始皇統一天下,設置丞相一職,以總領百官,參與軍國政事。西漢初年,丞相地位仍然十分顯貴。君主發布的詔令,都有丞相的副署。在日常的交往中,君主也以相對平等的禮儀對待丞相。丞相犯錯,君主即使施罰,也會顧全其體面。

 

西漢中葉,宰相制度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元朔中期,漢武帝任用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以平民布衣的身份踏進仕途,擢升丞相,打破漢初以功臣勳戚封侯拜相的慣例。然而,宰相為平民出身,卻擴大了君相之間的差距和隔閡。武帝晩年,揀選親信大臣侍從左右,特授予大將軍、太傅等職銜,與掌管文書奏章的少府屬官尚書等,組成宮中決策機構,稱為「內朝」。原來以宰相為首的政務機構則稱「外朝」。在這種情況下,宰相身在外朝,難以參與決策,其權力就逐漸被削弱了。及至東漢,光武帝為了強化皇權,進一步提高內朝尚書的權力,所謂「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曹魏時,君主開始任命內臣中書起草詔令。從此,相權中最重要的造命決策權就歸於中書了。尚書也逐漸脫離少府,發展為中央最高的行政機構。這時候,另一個內侍組織「門下」,也開始參與掌管規諫違失、發布詔令等職務。這樣,宰相的權力,實際上已為尚書、中書、門下三個獨立機構所分擔。

 

唐代正式確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制,分理宰相職務。三省長官共議朝政,組成一個具宰相職能的群體。三省各有所司,職掌分明,可以互相制衡,防止宰相弄權。此外,君主也往往直接指派其他官員,賦予「同平章事」的職銜,參與宰相的工作。這樣,三省組織可以隨意擴大,宰相權力也就更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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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宰相裴度,字中立,歷任唐憲 宗、穆 宗、敬 宗、文 宗四朝宰相,封晉公。一生的最大功績就是竭盡畢生精力平藩鎮,恢復唐中央集權,號稱「中興賢相」。後因奸臣所陷,裴度三起三落,幾度入相,幾度出藩。(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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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唐制的基礎上,把相權明確分為三部分:以中書門下省掌理政務;另設樞密院,專掌軍政;又設三司使,專理財政。這些措施進一步把財務及軍事權力從相權中分離開來。元代認為三省制束縛皇權,壅塞政務,只實行一省制,以中書省獨掌相權。明太祖朱元璋標榜恢復漢官威儀,實際上卻承襲元制。他在洪武十三年罷免中書省,正式廢除丞相一職,親自統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行政事務,並設置殿閣大學士,充當顧問。明成祖時,選拔翰林學士常侍於文淵閣,參與機務,正式成立內閣。明仁宗以後,大學士專任「票擬」 ,班次在六部之上,其中一人為首輔,責問宰相。不過,內閣的組織,不如歷代的宰相機構;首輔的職權,亦不如漢唐的宰相。這是明代宰相制度的一大變化,亦為相權削弱、君權進一步集中的重要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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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擬」

票擬是指明代外廷官員呈遞的奏議和來自全國的奏章,需經通政使司呈內廷,先交皇帝閲覽後發至文淵閣,由內閣大學士以皇帝的名義擬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書貼於奏摺上以供皇帝御批,此即稱為「票擬」,亦稱「擬票」、「票旨」、「條旨」、「調旨」。實際上是由內閣代擬「御批」的稿本,供皇帝決定是否採納。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職權,其重要意義可想而知。

清代在明代內閣制的基礎上,增設軍機處。尋常吏事,仍由內閣票擬;重要政務,則由軍機大臣奉旨辦理,遵旨而行,而無決策權力。這樣,君主居中下令,毫無阻撓,可謂大權獨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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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軍機處,是清朝的中樞權力機關。(圖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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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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