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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郊祀禮儀如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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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天壇御筆提字的「欽若昊天」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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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中國歷代帝王郊祀所依據的儀典模式,有幾個不同的來源。一是史書中記載的由周公所確立,在城郊以古代中國農業神后稷與天配享祭祀,在明堂中以文王與上帝配享祭祀。其實,這裏的天與上帝,沒有甚麼大的差別,都是中國人信仰中的最高的至上神。在很多情況下,兩者是可以通用的。也就是說,周代的郊祀祭典,主要是祭祀天、祭祀農業神后稷,祭祀周代的開國天子周文王。有文獻記載的郊祀禮儀,至遲也追溯到周代。據文獻記載,周公曾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此之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從而開啟了古代中國的祭祀禮儀。當然,周以前夏商時代是否有在城郊祭祀的儀式,還不能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郊祀禮儀自有記載,就已經與對天的祭祀活動產生了聯繫,與同樣是貫穿中國數千年歷史的明堂祭祀禮儀,在一開始就是並列存在。

                       

秦代

秦代時曾經在秦之雍地,設立了五畤祠,並將祭祀禮儀的重點放在雍地,據記載,五畤祠是一座在一個大的屋宇之下,包括有五座殿堂的建築物,即所謂一宇五殿形式的大型建築,每一面各開五門。各方之帝各以其方位與顏色來布置。五畤祠中除了對天帝太一的祭祀之外,主要是對五方之神的祭祀。其中包括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與中央黃帝。這很可能也與秦代希望建立一個天下一統的大帝國的勃勃雄心有關係。他特別禮拜五方五帝,顯然是希望各方的神靈都能夠護佑他所建立的大一統的嶄新帝國。秦始皇時期對於祭祀天地的儀式還沒有確立下來。

                       

漢朝

漢初孝文帝開始在都城長安之郊舉行祀典。儀典依據周代文獻中所確立的規則:祭天禮儀在都城南郊舉行。天子在南郊用於祭祀的建築被稱作「明堂」或「辟雍」。漢承秦制,沿用了秦代於雍之五畤祭祀天地四方之神的做法。因最初的漢代帝王沒有明確地將祭天儀式設置在長安南郊,到漢武帝開始制定郊祀的禮儀時,有些猶豫不定。漢武帝初定的郊祀之禮,是將祭天的儀式設置在位於長安西北方向(周易後天八卦中的乾位)百餘里遠的甘泉宮中,而將祭祀後土神的禮儀設置在山西省的汾陰。漢初文帝時,還只是到雍去拜祀五畤祠。但是,到了漢武帝時,則既要去雍地的五畤祠拜祀五方帝等諸神,又要到長安城郊祭祀天帝太一。可見,在漢代人的信仰體系中,天帝太一是居於崇拜的中心,而五方五帝只是天的輔佐之神。到了漢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漢成帝最終廢黜了雍之五畤的祠祀禮儀,而將主要的祭祀活動集中在長安南郊的郊祀禮儀上了。這應該是首開皇帝在南郊祭祀天帝,在北郊祭祀後土的郊祀儀典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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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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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期

西漢時代雖然不斷舉行大規模的天子郊祀禮儀,但見於史籍的郊祀建築物,卻令人不甚了了。比較詳細地記錄了的郊祀建築,只有西漢末年王莽篡政改制時大規模建造的「九廟」建築。西漢末年王莽改制,曾經廢除了漢代的郊祀制度,而自立了所謂「九廟」的祭祀禮儀。王莽自認為他自己是能夠確立萬世之基的人物,所以在郊祀的制度上,也是自作主張,他向天下廣徵工匠與圖畫,又將長安城西原有的建章宮、承光宮等十餘座宮殿建築的材瓦拆除,用於他所建造的九廟。九廟建築中,最大的一座是為了祭祀黃帝而建的,稱為「太初祖廟」。西漢王莽時的郊祀建築,遠比明清北京天壇要宏偉得多。這九座宏偉的郊廟建築,是在王莽新朝的三年(公元22年)建成。然而,不久就毀於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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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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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期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制定了新的郊祀制度,他將郊壇的位置定在京城洛陽之南七里處,其郊壇為圓形,周圍有八個台階,圓壇之上又設有一層重壇,在第二層壇上布置了天、地的神位。神位為南向布置,以方便祭祀者禮拜。在這一圜丘之壇的周邊,設有外壇,外壇是用來祭祀五方五帝,這與已經被漢成帝廢黜的秦代「雍五畤」的祭祀對象一致,反映漢光武帝希望相容秦漢制度的心態,也反映出漢光武帝對天與地及五方之神祭祀看得同等重要。

           

南北朝時期

自周代至秦漢的郊祀禮儀中,並沒有特別用於祭祀太陽與月亮的場所和明確地將禮祀日、月之神的儀典突顯出來。明確對於太陽的禮祀,是由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開始。在北魏太祖所制定的郊祀禮儀中,還將祭祀夕月的內容也囊括進去。據《魏書》記載,太祖拓跋珪登位的第二年,就親自祭祀上帝於其首都平城(今大同)的南郊,這顯然與漢光武帝的郊祀禮儀十分接近。不同之處只是在於,將漢地信仰中崇拜的太一帝與「天位」分離而放在了較為次要的地位上,而將鮮卑族自己的大神「神元」放在了與天配祀的地位。最為特殊的是,北魏太祖拓跋珪第一次明確地規定了在郊祀禮儀中祭祀日、月的方位與禮儀:「明年春,帝始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魏書‧卷一百八之一‧志第十‧禮四之一》)這是將中原漢地的郊祀儀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日、月崇拜禮儀結合在一起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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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蜀大字本《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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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宋時期

唐代的郊祀儀式中,又增加了一些前朝沒有的做法,如唐文宗創制了禮祀天地四方之神的「禮神九玉」,用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這其中也包括「圭璧以祀日月星辰」。五代時沿襲了這一禮儀。同樣,北宋時期的郊祀禮儀也有一些變化,在繼承唐與五代的遺制之外,由於受道教思想影響,又增加了對諸如主風、雨、霜、雪、雹、疫的「九宮貴神」祭祀,以及按照方位對太一之神祭祀。而在這一祭祀系統中,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以及三皇、五方帝、五嶽、四瀆等,都被納入了從祀的範圍。然而,這一時期的郊祀禮儀,卻還不像明清北京城郊祀禮儀所呈現的那種在都城之四郊,設置南天、北地、東日、西月的祭祀建築那般清晰明瞭。祭祀日月的祀典在唐與五代時期,並不是十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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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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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時期

北方的遼人,似乎並不特別受到漢地祭祀禮儀的影響,有遼一代一百多年的時間中,竟沒有在郊區設立圜丘、方澤。遼代典籍中也沒有關於祭祀禮儀的記載,只是偶然在城郊狩獵中,如有所獲,以所獲之獵物祭天。金人則比較善於將自己的傳統禮俗與漢地儒教文化中的正統禮俗加以巧妙地結合,因而其對後世的影響,也就比較明顯。金代祭祀天地的禮儀,是源於本民族固有的「拜天之禮」,後來接受了漢文化中的郊祀儀典,才有了南北郊之制。而其在南郊設圓壇,在北郊設方丘的做法,與漢唐時代的南郊圜丘與北郊方澤的禮祀方式也是恰相吻合。金代郊祀禮俗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在正式的皇家禮俗中,一改歷代禮俗中將對日月的崇拜,淹沒在對星辰、山嶽等崇拜的繁瑣禮儀之中,而是將北方少數民族固有的禮拜日月的禮儀加以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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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武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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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元代在大都城並沒有沿用金代中都城的郊祀禮儀。元代沿用了歷代南北郊壇的做法,「一切儀注,悉依唐制修之」,亦沒有像金中都那樣在大都東、西郊設立日、月之壇。元代的郊祀儀式,可能是採取了比較簡約的方式,集中在南郊進行。

 

明清時期

在明代南京城,東郊日壇與西郊月壇還沒有成為一種定制。明代嘉靖年間,又是一個制度變動的時期。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將天地分祀,並將南郊天壇建築加以變化與完善。至此,明清北京城四郊的郊壇建築規制終於最後確定了,這也是現今所看到的南郊天壇、北郊地壇、東郊日壇、西郊月壇的建築格局。這一格局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北京城的城市空間格局。正是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以及先農壇、先蠶壇等,構成了北京城完整的城市空間體系,也表徵了明清時代中國都城所意欲表達的明晰的宇宙圖像式象徵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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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上蒼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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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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