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除了苏联占领东北，美国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国政局。在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甚具两面性：1945年2月在雅尔达会议牺牲中国主权、给苏联一些好处，以减少美军对日作战的伤亡；战后派要员赴华促进国共和谈，避免中国局面恶化，但又在军费、装备诸方面支持国民党部队。

美国虽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起即支持国民政府，但由抗战期间的观察，某些美国官员对蒋介石的领导也有不满。1945年4月起，继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Harry S. Truman），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亦不如以往。在国共冲突前后，美国曾一度实行军事禁运，令国民政府只能从美国私人企业购得军火。在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蒋介石政府支持共和党的杜威（Thomas E. Dewey），不料民主党的杜鲁门爆冷胜出。事后杜鲁门对蒋介石更加不满，令在内战中不断惨败的国民政府雪上加霜。

1943年12月25日，时任驻华美军司令、东南亚战区副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在缅甸前线享用圣诞早餐。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和中国虽是盟友，但史迪威与蒋介石关系欠佳。史迪威对中共存有好感，尤其令蒋介石不满。

   1944年7月，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寻求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史迪威曾大力支持是次访问。图为朱德（左）与毛泽东（右）接见美方代表。

                 美国海军官兵在阅读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报道。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继任总统，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不如前任。

1944至1945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1945年底至1947年初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曾积极调停国共冲突。

国共内战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及南京美国大使馆正门。司徒雷登任内经历了整个国共全面内战。他极力推动国共合作和平建设，但其努力既无法获国共接受，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实际支持。

在美国推动下，军事调处执行部在1945年12月初于北平成立，作为调处国共军事冲突的机构，由国民政府、中共、美国政府派代表组成，可惜仍然无法阻止内战爆发。图为美方人员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楼门口及办公室留影。

战后国民政府急遽腐败，引起民众普遍不满。美国被指支持国府，加上部分驻华美军的行为问题，令中国反美示威不断，也令美国政界部分人对中国事务日益意兴阑珊。左图：1946年7月，上海学生反美示威，在火车贴上“美制炸弹正在杀害中国人”的英文标语；右图：1946年12月，传出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暴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多个大城市爆发反美学潮。

随着中国局势恶化，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也颇不满，削减部分支持，并撤走一些驻华人员。图为1947年部分美方人员登船撤离中国。

1948年11月4日，民主党杜鲁门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举起因过早刊发而出错、印有“杜威击败杜鲁门”大标题的亲共和党《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庆祝。杜鲁门连任，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一大打击。

左图：1948年，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的“飞虎将军”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递交提案，反对杜鲁门政府停止援助中华民国，但成效不大；右图：1948 年12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右）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谈之后离开。宋美龄访美，是希望寻求更多援助，然而遭到冷待。1948年底，美国对蒋介石采取游离态度，不啻令在内战中一路溃败的国民政府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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