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试点则是政府暂时不作为（等一等，看一看）或模糊决策（政策表述含糊其词），给地方、部门、单位突破现行规制的新生事物以生长空间，待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后，政府再给予肯定和支持，制定总体性政策，提高和完善新生事物并全面推广。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个体经营者雇工就属于此类。
不管怎样，通过“试点”制定政策基本上分为三步：
首先在地方设立试验区；然后从中挑选成功案例，总结为典型经验；最后在更广泛地区内继续尝试，即“由点到面”或“由点带面”。
当然这期间也会根据检验结果确定政策的普适性或者再进行调整。
这一尝试的过程可能相当漫长。2007年的《破产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个领域的争议较大，该法案从1984年设立首个“试点”开始，经过23年、在不同城市、行业、企业的反复尝试后才出台。
当然，并非所有的政策试点都会得到推广。有学者认为，政策试点到推广是一个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从分歧到共识的过程，当各行动者在政策领域中的利益一致并形成共识时，以及当政策目标清晰、行动策略适宜时，试点就容易得到推广；反之，则容易偃旗息鼓。
而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互动在政策试验过程中则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安排还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创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试点中的不同分工与互动是不断带动政策创新的关键。首先由中央 （上级）对地方（下级） 经验进行 “吸纳”，即 “先进典型”、 “典型示范”; 然后将吸收而来的地方经验进行 “扩散”式的推广，即 “由点到面”、 “逐步推广”。
总的来说，大的政策目标由中央确定，具体实施办法则先由地方摸索，然后再推广到全国。
这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大特点。
优势意义
1953年出版的一份干部学习理论刊物这样总结了政策试点的好处：
其一，可以减少执行不熟悉政策时的“盲目性”，给干部群众提供观摩和学习新政策的机会，通过在小范围内尝试新办法来克服旧习惯；
其二，先行在小范围内尝试新的政策和制度，使地方群众参与到“试点”中来，可以赢得群众对新政策的支持，达到“教育广大群众”的效果；
其三，在执行新政策时预先进行“试点”，有助于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
也就是说，“试点”可以: 使政策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 能降低问题处理的不确定性、节约成本； 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创造性； 避免争论和分歧，有利于降低政治阻力和风险并纠正错误等。
无论从政策过程的实践还是理论来看，政策试点都是中国政策过程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认为， 政策试点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策过程不同，是先于立法的一种“行政试验”。
中国以“试点—推广”为重要特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是在对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被广泛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它是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项治国手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思维的具体体现。
尽管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尽一致，而且历经不同历史阶段，政策试点在多个方面已发生显著改变，但它所具有的探索性、创新性、科学性仍得以保持，仍能不断并有效地服务于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
正如美国中国政治和历史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言，中国革命传统中（包括政策试验在内）的某些因素实际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改革令人瞩目的成功。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因体制不同（市场或计划，民主政治或独裁主义）而有所不同，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为“最大限度的反复试验”所提供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政策试点为国家创新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也为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益的范例，是中国政治实践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