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3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这位工程师隐形埋名多年，前后参与建设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二期核电站，帮助中国核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出了核潜艇，成为一个奇迹。这背后的功臣之一，就是被誉为“核潜艇之父”的彭士禄。当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后，他又毅然离开军事工业领域，全心投入民用核能，成为核电的“拓荒牛”。

百家饭养活儿时彭士禄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海丰，父亲彭湃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曾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彭士禄出生不久，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遭逮捕和处决，彭湃和妻子也先后遇害，彭士禄4岁就成为孤儿，甚至变成小政治犯，遭到全国通缉，要在乡亲和地下党人掩护下东躲西藏。他曾说自己最早的记忆就是“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

6岁那年，彭士禄被带到潮安（现属潮州市）。他先后由20多户人家收养，不断改名换姓隐瞒身份，过着“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的生活。8岁那年，彭士禄不幸被捕入狱，国民党政府还在报上刊出他入狱的新闻照片，标题是“澎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三年后，本已获释的小彭士禄又再次被捕。所幸祖母打听得知情况后，几经周折总算把他营救出来，此时已是1936年。这段经历对一个孩童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彭士禄后来曾表示：“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

离开监狱后，彭士禄就在中共地下组织协助下，由祖母带到澳门和香港。1939年，彭士禄又瞒着大家悄悄北上惠州，寻找东江纵队参加抗日，后来才被中共地下组织找到，护送返回当时未被战火波及的香港。

1940年，作为烈士遗属的彭士禄，在中共安排下辗转数千公里，从香港经重庆前往陕西延安，亦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直到到达延安，他才结束了颠沛流离，展开新生活的篇章。

为国改行潜心核动力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五年后他以每门功课均为五分全优成绩毕业。此时，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他召集彭士禄这一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到驻苏使馆参加座谈。陈赓问：“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随即，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与另外二十几人一起，进修核动力专业。五十年代末，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甚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

当时，研发团队中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大家常常因为技术意见不一致而争论起来。彭士禄便带着大家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因为外文资料大多是英文，他还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学习英语。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便被进一步提上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

科技人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对外声称是“西南水电研究所”，在四川发展水电。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曾回忆说。一遍遍的计算，一次次的试验，各项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1971年7月1日，中国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1974年8月1日，名为“长征一号”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正式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开拓民用核电路向

彭士禄隐姓埋名多年，为中国军事研发出中攻击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决定发展核电，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镇建设第一座核电站，也就是试验性质的秦山一期核电站。作为核动力专家的彭士禄，自然也要出一分力。

不同于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模式，民用核电的应用在理论和实际操作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在设计秦山一期核电站之初，电站所使用的反应堆到底走哪种技术路线，是熔盐堆还是压水堆，在国内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

负责设计的上海核工程研究院最初提出的是用熔盐堆，但彭士禄对此反复推敲，考虑到其维修困难的缺点，便大胆否定这一方案，支持采用压水堆。后来他亲率50多位科技人员到上海，和上海核工程研究院合作，计算出压水堆的主要数据，同时进行设备选型，这不单为秦山一期的建设打下基础，也决定了中国核电以后的发展路向。

在秦山一期动工后，中国于八十年代初又启动另一个核电项目，这就是香港人熟悉的大亚湾核电站。1983年初，彭士禄卸下中国军事核潜艇总设计师一职，“军转民”出任该项目的总指挥。

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与法、英两国合作，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为了“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地建设核电站，彭士禄在蛇口的办公室里，亲自把外商所提供核电站的100多个主要参数亲自核算了一遍。他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上马打下了基础。

1986年，彭士禄带着大亚湾核电站的经验，负责秦山二期筹建工作，并出任秦山二期首任董事长。该项目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营，是中国核电发展的里程碑。

彭士禄一生与核动力打交道，也热爱着这事业，退休后仍关心中国的核电建设。他曾说过自己的夫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核动力，第二是烟酒茶，第三才是妻子马淑英。虽然这只是玩笑话，但足见核动力在彭士禄心中的地位。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这样给自己评价：“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这两件事都对国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值得国人怀念、致敬。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特别鸣谢。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