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蝗灾席卷非洲、亚洲多国，逼近中国边境。事实上在此前，蝗灾已淡出国人视野多年，以致于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也曾深受其害。中国对付蝗虫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

2019年夏，数十亿蝗虫大军横扫非洲多国，所到之处遮天蔽日，寸草不留。2020年初，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蝗灾席卷亚洲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逼近中国边境。

消息传来引起一阵恐慌，央视2014年播出的纪录片《牧鸡治蝗》被网友赞上热搜，还传出“10万鸭兵赴巴基斯坦”的说法。事实上在此前，蝗灾已淡出国人视野多年，以致于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也曾深受其害。

中国对付蝗虫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什么是牧鸡治蝗呢？

破除“神虫”迷信 

自古以来，蝗灾就与旱灾、水灾并称中国的三大农业灾害，给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对于蝗灾，人们只能听天由命，“神虫降罪”的说法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许多地区甚至因迷信而不敢打杀蝗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恢复农业生产，迅速开展治蝗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内设立病虫害防治局治蝗处，统一由国家负担治蝗费用。1951年，多地发生蝗灾，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蝗虫发生在哪里，立即消灭在哪里”，各省先后在蝗害多发区建立专门的治蝗指挥部。

指挥部通常由当地党政干部直接负责，统一调度基层（县、乡、村、生产队）的治蝗组织。在指挥部辖区内，采用划片包干、层层追责的制度，确保每村都有专人检查除治；同时各指挥部之间建立联防机制，控制蝗灾扩散。

在建立领导机构的同时，政府广泛发动群众，使得灭蝗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运动。首先是在各个蝗区播放宣传灭蝗知识、破除迷信思想的科教电影，将相关科普类文章选入小学教材。其次，在蝗区成立互助小组，对参与捕蝗的民众发放奖励；未出现蝗情的乡村也组织治蝗民工支援灾区，并为其提供生活补助。此外，还组织农民学习灭蝗技术，聘请有经验的群众担当测蝗情报员。

初期，灭蝗主要依靠人工捕打，效率低且常常耽误生产。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一些地区使用了毒饵，并模仿苏联样式制作了喷药器。50年代初，国家财政情况好转，自主生产的治蝗药械大量投入使用，药械逐渐成为灭蝗的主力军，取得显著效果。1951年，人民空军出动5架飞机赴皖北、河北、湖北等地，喷洒666杀虫药粉，圆满完成了灭蝗任务，开启中国飞机治蝗的先河。

1953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以“三查”（查卵、查蝻、查成虫）为主的预测预报办法，灭蝗工作跟随查蝗结果有计划地开展。配合“三查”，全国23个专业治蝗站对所辖蝗区土壤性质、水系水位、耕作制度、历年蝗虫发生情况等进行调查，将大规模蝗灾控制在预防阶段，令蝗区范围进一步缩减。

除了灭蝗和查蝗以外，自1951年起，一项跨学科、跨省市的治蝗基础理论研究开启，中科院多位科学家与治蝗站通力协作，先后在蝗害易发的五个省份开展实地考察和实验研究。随后陆续发布了针对飞蝗发育、蝗区生态、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多项研究成果，为治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如1954年的《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提出改造蝗区生态的创见，1958年的《东亚飞蝗在中国的发生动态》揭开中国蝗灾主因——东亚飞蝗的神秘面纱。

改治并举

1959年起，治蝗工作进入“改治并举”的新阶段。“改”主要是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蝗区自然环境；“治”则仍然沿用药械灭蝗的方法，但这一阶段以飞机为主、人工为辅。

东亚飞蝗产卵一般是在枯水期，特别是发生旱涝后的湖滩上，因而治水是改造蝗区的关键。1960至1970年，洪泽湖蝗区全面治理入湖水系。经过十年的努力，洪泽湖拦洪蓄水的能力提升，沿湖40多万亩蝗区不再为蝗虫繁育提供温床。到工程收尾的1969、1970年，蝗虫已基本无需防治。

此外，在广大黄淮地区，治淮工程（1950年起）、官厅水库（1951年至1954年）、黄河治理（1949年起）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也对周边蝗区的环境改造起到重要作用。

配合水利建设，蝗区形成了相对健康的农业生态系统，人们开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副业。滨湖蝗区开垦荒地，开辟芦苇区放养鱼苗；黄海蝗区扩建盐场，将旱地改为水田，种植油菜、芝麻等蝗虫不喜啃食的经济作物；河泛蝗区培育果树以缩减蝗虫适生地……在治蝗的同时，当地的农副业和经济建设也发展起来。

根据统计，到70年代末，75%的老蝗区已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成为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

飞机喷药在这一阶段成为主要的灭蝗方式。专业治蝗机除了选用苏式的运-5型飞机，还自主研制出“蜜蜂”系列超轻型飞机。“666”等有机氯农药也被残留时间更短、更环保的有机磷农药取代。另外，“超低容量喷雾”的新型喷药技术，能够以细小的雾滴，将药液均匀喷洒在农作物上，在东部几个大的蝗区乃至新疆地区都取得了良好效果。而随着蝗区改造成功，蝗害减少，飞机防治面积也在逐年下降。

六七十年代标本结合的防治措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将蝗害稳定控制在监测为主、零星发生的状态，困扰人们上千年的蝗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不过，文革期间不少治蝗机构被裁撤，治蝗机场等设施遭到破坏，弱化了组织能力，也为治蝗工作留下隐患。直到改革开放后，撤损的机构才陆续得到恢复。

田园牧歌

8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气候异常、过渡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加之蝗虫抗药性增强，蝗害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在老蝗区之外，又出现一批新蝗区，草原蝗害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化学农药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也不容忽视。

仅“八五”期间，飞蝗年平均发生111万hm²（公顷），年平均使用化学农药防治面积就达到44.6万hm²次。因此，必须继续发掘更高效、环保的治蝗方法以解决新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农药和3G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蝗害防治。1985年，北京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引进美国蝗虫微孢子虫，并在东亚飞蝗上接种成功，首先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大面积试验，随后在天津、山东、河北及海南等省份推广，效果十分显著。

90年代，国内生物农药的生产步入产业化阶段，微孢子虫、绿僵菌、痘病毒等都是针对蝗虫高效的杀虫剂，各蝗区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考量下，注重科学选药、精准施药，形成绿色环保的可持续治理观念。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远程测报系统依靠3G技术和无人机，在保障农牧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微生物农药以外，利用天敌也是绝佳的生物治理办法，近年来在草原蝗虫的治理上大显身手。牧鸡（鸭）治蝗就是其中的一种。

牧鸡治蝗，即在草原上放养鸡群，靠它们来吃掉低龄蝗虫，达到控制蝗虫数量的目的。2012年，农业部启动“百万牧鸡治蝗增收行动”，在全国11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推广牧鸡治蝗。牧民们用哨声训练鸡群，60天后，这批新兵便成群结队从鸡舍出发奔赴前线。一只牧鸡一天能吃掉70多只蝗虫，一片草场的蝗虫吃完，就转战另一片草场，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治蝗任务，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的用量。在推广的第一年，便有1,400万亩草原受惠于牧鸡治蝗。

牧鸡法除了治蝗效果为人称道外，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受到当地牧民的肯定。蝗虫减少，草场产出的鲜草量显著增多，降低了草原风沙治理的投入；由于蝗虫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经其饲养的家禽普遍增重，肉质肥美，一只牧鸡可以卖到100元，还可以选择继续放养生产鸡蛋，肉蛋双收，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较之以往的蝗害防治，这种利用天敌的方法尤为灵活多变。高海拔地区气候湿冷，不适宜鸡群生长，则改用鸭、鹅治蝗。此外，西北一些地区还采用人工召唤粉红椋鸟的办法，垒好石堆迎接“蝗虫收割机”的到来。每逢粉红椋鸟前来筑巢，即便是正在施工的工程也要为其让路。

不过，正如中国防蝗防治工作组成员张龙回应传闻时所说，牧鸭治蝗“是在蝗灾小规模爆发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使用”，在目前大面积爆发的情况下，不如使用飞机喷洒化学、生物农药的紧急措施。

2020年2月23日，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赴巴基斯坦，在当地展开实地调研，为巴方提供蝗灾防治技术支持。3月9日，中国首批援助物资，包括50吨马拉硫磷农药和14台牵引式高效喷雾机抵达巴基斯坦。据悉，中国还将派遣专家工作组赴东非，与非方共同研制防控举措。

当前的措施能否在短期内解决非洲蝗灾还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世界性的自然灾害，各国之间需要携手应对，积极分享治理经验，才能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江满情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年第3期

《洪泽湖蝗区东亚飞蝗发生动态的研究》  陈永林 龙庆成 朱进勉 姬庆文  生态学报  1981年第1期

《飞机治蝗进程及发展对策探讨》  朱恩林  植保技术与推广  1998年第1期

《我国微生物防治研究与微生物农药产业化的进展(1980-1999)》  李荣森  中国病毒学  2000年第1期 

纪录片《牧鸡治蝗》  中央电视台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