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到底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服务民众是个不断摸索、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并非一味地放权、退出，而是也在某些领域加强监管、引导与服务，也就是说，政府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
人的一生必然会与证件打交道，在中国内地尤是如此。尚未出生，就要办理准生证，上学了有毕业证，工作后有工作证，成家有结婚证，退休后有退休证和老年证，死后也要有死亡证明……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曾统计过，内地人一生共需证件103种，可谓是人在“证”途。
各种证件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办证经验也不绝于耳。证件多、办证难，背后是政府职能部门权力运行的问题。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导致各自为“证”，难以有效整合。
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是政府改革的关键。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改革则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政府并非一味地放权、退出，而是也在某些领域加强监管、引导与服务，也就是说，政府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
发展与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具根本性的变革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所有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控制者和组织者。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发展，政府的这种职能定位明显制约了经济的增长与效率。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治理从机构设置到体制机制，都在不断地摸索、调整和改革。可以说，40年来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是政府治理不断变革、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过程。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扩展为“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可见“放管服”改革的提出，是一个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逐步提出和完善的过程。其中，“放”是前提，“管”是基础，“服”是目的。
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履行，其中理顺重要权力关系依然是核心问题。只有正确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移权、向地方分权，才能更好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满足民众日益多样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换句话说，政府需重新配置自身权力，与时俱进地重新划分权力边界。把应当交给市场、企业、中介机构的事务交出去，同时提升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对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重新审视与定位。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有明确的归纳——“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发展市场经济，政府首先要向市场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从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者转变为调控者。
为此，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划定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给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权。
这方面，蒋卫静深有体会。多年前，蒋卫静在四川成都开餐馆，在街道办、工商、城管等部门之间来回跑半个多月才审批通过。2018年开第二家店时，她只花了不到10分钟。她来到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办，在自助服务机上扫描营业执照等文件，再采集指纹、在线填写申请。三天后，就接到了审批通过的电话。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8年4月11日报道， 2013年以来，中国日均新设企业由5000多户增加到1.6万多户。2017年新增个体工商户超过1200万，比上一年增长超过20%。分析人士称，政府简化审批手续大大推动了新注册企业增加。
近期全国推动的“证照分离”改革，目的就是让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减省企业办理时间。此外大幅缩短商标注册时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等措施也都减轻企业了负担，进一步划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减少了审批之后该如何避免经常出现的重复性投资呢？除了用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引导和约束外，监管也十分重要。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即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将监管重心后移，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由严管市场准入到更多注重市场秩序监管，取得了不错成效。
近些年，在网上订外卖、网购一些零食或保健品已成为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但是，网上的食品安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为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颁布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并于2018年1月1日开始施行。而2019年1月1日生效的《电子商务法》还将促使电子商务自营平台承担起主体责任，不主动发布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信息，并严格准入，禁止无证无照商家入驻。
目前，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监管以及各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管、环境污染与土地资源监管等仍是政府的重点。
社会管理方面，单靠政府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会产生成本过高、社会缺乏弹性等问题，容易出现社会紧张。因此向社会移权、发展民间社会组织、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十分关键。
以养老为例。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瓶颈。政府或者将公办养老院交给社会组织经营，或者从直接提供服务转为向专业化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为解决养老问题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非政府组织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就通过“政府采购服务，老人享用服务”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和公益爱心行动，以及全国首创的“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15分钟送服务到家”模式为其赢得了“责任中国2014公益盛典”颁发的“公益行动奖”。
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组织网公布的相关数据，2017年内地社会组织已达80.3万个，较上年增长14.3%，增速创十年新高。目前政府已由过去的全部社会事务的控制者转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加强政府履行全面解决民生问题的职能、服务民众是“放管服”改革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等数字政府建设正是着眼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力求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孤岛，建立起基于数据融通的高效办事网络，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同时清理各类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
根据中国政府网的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全国减少各类“循环证明”、“奇葩证明”800余项。本届政府以来，国务院通过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共618项，其中，取消491项，下放127项。从水电费到“五险一金”（指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交通违章处理、医院挂号，越来越多的事情从线下办变成了网上办，大大提高了民众的便利程度。
“放管服”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问题。这方面，中国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变革。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向地方分权，下放经济领域的审批权限，令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对于增强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放管服”改革并不等于一味地减少政府权力与职责，政府仍需不断调整、强化某些职能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这是“放管服”改革的本意，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所在。
参考资料：
《财政联邦制与财政管理——中外专家论政府间财政体制》 中信出版社 2005年
《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与简政放权的辩证法》孙彩红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第5期
“简政放权这五年”政府网站
《国办发文定任务清单，“放管服”改革又送来一波红包请查收》 中国政府网 2017/6/30
《广州政协委员列出中国人一生所需103种证件》 第一财经日报 2014/2/20
《简政放权不能忽视的问题》 赵迎辉 学习时报 2013/12/2
《中国网上办事十周年 支付宝：下一个十年会进入刷脸办事时代》 新华社 2018/10/24
《“放管服”改革：刷脸就能打印营业执照》 人民日报 2018/10/18
《行动起来 拥抱社会化养老时代》 福建日报 2014/12/31
《电商平台有能力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高地》 经济日报 2018/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