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之初，国民革命军在人数、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远超解放军。蒋介石确信，只需3到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战胜。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仅仅3年时间，国军就兵败如山倒。内战之初，居于优势的国军，为何最终惨败？而处于劣势的解放军，为何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蒋介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抚平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重振中国经济。当时蒋在全国各阶层中的声望甚高。然而，国民政府派往接管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很快就令民众大失所望。在接收过程中，接收大员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之事层出不穷。他们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民有房屋，任意指为敌有，加以没收，占为己有。在接收过程中，同一个单位经常被不同的系统重复接收，你争我夺，乃至互相残杀。北平市长熊斌看中了一所德国人的房子，马上派4名警察前往看守，还在门上贴了“熊市长寓”的字样，偏巧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也看中了这套房子，也派3名军人前往看管。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成为北平城内的一大丑闻。而上海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终至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老百姓愤恨地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民众讥讽接收人员“五子登科”，即抢占房子、车子、金子、面子、女子。民众称接收为“劫收”，揭露了接收大员的种种丑行。

国民党上层的有识之士，也对接收的腐败行为忧心忡忡。1945年12 月1日，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写道：“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如果让这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他曾主张“中央应订定全盘计划去接收，不得任人私自接洽。”但国民政府派系林立，法纪不彰，接收官员可以为所欲为。负责经济接收的要员邵毓麟当面向蒋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为了平息民愤，国民政府派出清查团调查接收大员贪污的问题。各清查团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检举揭发举报。其中上海有四百多宗，北平、天津两地一千三百多宗。各区清查团都写了工作报告，反映了接收官员的腐败行为，并要求加以惩治。然而，不少接收大员都有靠山，而国民政府又官官相护，谁治得了谁呢？结果，清查团办案也只能敷衍塞责，不了了之。

国民党贪污腐败，结果丧失民心。相反，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地主的土地彻底平均分配给农民，从而获得农民的热烈拥护。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纷纷踊跃参加解放军。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淮海战役中，广大农民肩挑背负，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战役中民工共有543万人，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参加淮海大战的国军屡屡弹尽粮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国共双方的统帅才能来看，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比蒋介石高明得多。毛比蒋更有战略眼光，他不拘小节，只关心大的战略问题，从不过问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干预前线指挥官的行动，他愿意倾听前线指挥官的建议，并给予其临机处置之权。如在1947年5月12日，毛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你们（陈毅、粟裕）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这是中共在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最终，孟良崮战役取得全胜。此外，毛善于用兵，尤其善用《孙子兵法》所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计。在3大战役中，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的策略，先从国军“不意”的要地突然发起猛攻，打得对方手足无措，令其部署和士气遭受沉重打击，然后逐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胜。就辽沈战役而论，锦州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在北满，解放军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令国军误以为解放军会主攻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远途奔袭锦州，直到解放军包围义县，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蒋才如梦初醒，慌忙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

相反，蒋介石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来指挥前方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若凡事遥控节制，势必遗患无穷。蒋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有时蒋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却优柔寡断，当遇到将领反对时，蒋就往往放弃自己正确的主张。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放任自流了；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不愿意离开自己察哈尔省及绥远省的地盘，就说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国军将领虽知蒋的决策有不少毛病，但他们一向以服从蒋的命令为原则；若不遵令，胜利了没有功，如果失败了，责任担不起。

1947年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战命令，国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在山东省地区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主动放弃根据地重镇临沂。北线第二绥靖区国军司令王耀武，怀疑解放军有北移打击北路兵团的意图，下令过于前突的李仙洲部队全线后撤。但蒋介石认为中共已“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严令李仙洲大举推进，结果在莱芜决战中，李仙洲所部四万多人悉数被歼，李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蒋喜欢亲自指挥，事无巨细都要干预，甚至连军队行军时应如何走路、如何露营、如何防空、如何布哨都要过问。蒋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要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令所有的部署与指挥层级紊乱。

在战术方面，国军也有不少缺陷，故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就不断失利。蒋介石的指挥十分僵化死板。他规定：“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20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25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部署。”国军作战保守，始终以保城守地为原则。由于要防守的城市过多，难免兵力分散；而游击战正是解放军的专长。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和夜袭的战术，打得国军疲于奔命，手足无措。这正是国军在运动战中经常吃亏的原因所在。

中共还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善用情报战。中共派遣一批情报人员混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与解放军里应外合，瓦解国军。据蒋介石的医官熊丸回忆：“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3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3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甚至连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由于中共对国军的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自然能算无遗策，决胜千里了。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坚持独裁统治，迫害民主同盟，令知识分子大失所望；又滥发货币，导致经济崩溃，民心尽失。另一方面，中共顺应时代潮流，高举民主旗帜，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社会各界支持；中共又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军厉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项政策都赢得民心；加上中共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将领在作战时虽有很大自主权，但不能各自为政，另立山头，必须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与国民党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能在内战中打败强敌，夺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