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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國共內戰是共產黨勝國民黨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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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大隊國軍集結在上海火車站,準備開赴徐州、蚌埠前線與共軍決戰。(圖片提供:紫舞/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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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之初,國民革命軍在人數、軍事裝備、後備資源及外來援助等方面,都遠超解放軍。蔣介石確信,只需3到6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戰勝。不過,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僅僅3年時間,國軍就兵敗如山倒。內戰之初,居於優勢的國軍,為何最終慘敗?而處於劣勢的解放軍,為何能取得最後勝利?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為蔣介石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撫平戰爭創傷、重建家園、重振中國經濟。當時蔣在全國各階層中的聲望甚高。然而,國民政府派往接管淪陷區的接收大員,很快就令民眾大失所望。在接收過程中,接收大員貪污盜竊、敲詐勒索之事層出不窮。他們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民有房屋,任意指為敵有,加以沒收,佔為己有。在接收過程中,同一個單位經常被不同的系統重複接收,你爭我奪,乃至互相殘殺。北平市長熊斌看中了一所德國人的房子,馬上派4名警察前往看守,還在門上貼了「熊市長寓」的字樣,偏巧第十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也看中了這套房子,也派3名軍人前往看管。雙方劍拔弩張,相持不下,成為北平城內的一大醜聞。而上海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司令部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為爭奪一所日本俱樂部,終至互相開槍射擊,死傷多人。老百姓憤恨地說:「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民眾譏諷接收人員「五子登科」,即搶佔房子、車子、金子、面子、女子。民眾稱接收為「劫收」,揭露了接收大員的種種醜行。

 

國民黨上層的有識之士,也對接收的腐敗行為憂心忡忡。1945年12 月1日,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唐縱在日記寫道:「現在許多漢奸又在搖身一變而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窮小子在街上流浪沒有人理會。如果讓這趨勢發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將不屬於我們了!」他曾主張「中央應訂定全盤計劃去接收,不得任人私自接洽。」但國民政府派系林立,法紀不彰,接收官員可以為所欲為。負責經濟接收的要員邵毓麟當面向蔣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為了平息民憤,國民政府派出清查團調查接收大員貪污的問題。各清查團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檢舉揭發舉報。其中上海有四百多宗,北平、天津兩地一千三百多宗。各區清查團都寫了工作報告,反映了接收官員的腐敗行為,並要求加以懲治。然而,不少接收大員都有靠山,而國民政府又官官相護,誰治得了誰呢?結果,清查團辦案也只能敷衍塞責,不了了之。

 

國民黨貪污腐敗,結果喪失民心。相反,毛澤東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中共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將地主的土地徹底平均分配給農民,從而獲得農民的熱烈擁護。農民為了保衞勝利果實,紛紛踴躍參加解放軍。民心向背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淮海戰役中,廣大農民肩挑背負,推着小車支援解放軍。戰役中民工共有543萬人,運送彈藥1460多萬斤、糧食9.6億斤。陳毅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同參加淮海大戰的國軍屢屢彈盡糧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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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經過談判,國民黨當局口頭上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圖為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合影。(圖片提供:海峰/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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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共雙方的統帥才能來看,毛澤東的指揮藝術比蔣介石高明得多。毛比蔣更有戰略眼光,他不拘小節,只關心大的戰略問題,從不過問具體怎麼做,更不會干預前線指揮官的行動,他願意傾聽前線指揮官的建議,並給予其臨機處置之權。如在1947年5月12日,毛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毅、粟裕的電報指示:「你們(陳毅、粟裕)當機決策,立付執行,我們不遙制。」這是中共在孟良崮戰役的勝利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最終,孟良崮戰役取得全勝。此外,毛善於用兵,尤其善用《孫子兵法》所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計。在3大戰役中,解放軍經常採取奇襲的策略,先從國軍「不意」的要地突然發起猛攻,打得對方手足無措,令其部署和士氣遭受沉重打擊,然後逐步擴大戰果,直到取得全勝。就遼瀋戰役而論,錦州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但當時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在北滿,解放軍採取了聲東擊西之計,令國軍誤以為解放軍會主攻長春,而解放軍主力卻遠途奔襲錦州,直到解放軍包圍義縣,切斷錦州同關內的陸路交通,蔣才如夢初醒,慌忙調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亂。

 

相反,蔣介石喜歡坐在統帥部裏,直接以電話來指揮前方作戰。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若凡事遙控節制,勢必遺患無窮。蔣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有時蔣的戰略是正確的,但卻優柔寡斷,當遇到將領反對時,蔣就往往放棄自己正確的主張。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衞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衞不聽,蔣也就放任自流了;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不願意離開自己察哈爾省及綏遠省的地盤,就說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就同意了。國軍將領雖知蔣的決策有不少毛病,但他們一向以服從蔣的命令為原則;若不遵令,勝利了沒有功,如果失敗了,責任擔不起。

 

1947年1月28日,徐州綏署發出作戰命令,國軍從南北兩個方向夾擊在山東省地區的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採取誘敵深入戰術,主動放棄根據地重鎮臨沂。北線第二綏靖區國軍司令王耀武,懷疑解放軍有北移打擊北路兵團的意圖,下令過於前突的李仙洲部隊全線後撤。但蔣介石認為中共已「無力與我軍主力作戰」,嚴令李仙洲大舉推進,結果在萊蕪決戰中,李仙洲所部四萬多人悉數被殲,李本人也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蔣喜歡親自指揮,事無巨細都要干預,甚至連軍隊行軍時應如何走路、如何露營、如何防空、如何布哨都要過問。蔣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要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令所有的部署與指揮層級紊亂。

 

在戰術方面,國軍也有不少缺陷,故在全面內戰開始後,就不斷失利。蔣介石的指揮十分僵化死板。他規定:「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20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25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部署。」國軍作戰保守,始終以保城守地為原則。由於要防守的城市過多,難免兵力分散;而游擊戰正是解放軍的專長。毛澤東的一項重要戰略,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他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滅敵人為目的。解放軍經常採取奇襲和夜襲的戰術,打得國軍疲於奔命,手足無措。這正是國軍在運動戰中經常吃虧的原因所在。

 

中共還有一個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善用情報戰。中共派遣一批情報人員混入國民黨黨政軍系統,與解放軍裏應外合,瓦解國軍。據蔣介石的醫官熊丸回憶:「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3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3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甚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甚至連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沈安娜也是中共情報人員。由於中共對國軍的戰略部署瞭如指掌,自然能算無遺策,決勝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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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等與部分委員的合影。從左至右前排:粟裕、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程潛、劉少奇、陳毅、二排:聶榮臻、高崗、張治中、鄧小平、張雲逸、劉斐;三排:羅瑞卿、賀龍、蔡廷鍇、傅作義、劉伯承。劉斐曾是中共派往蔣介石身旁的特工。(圖片提供:吳雍/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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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失敗的原因還有很多,例如堅持獨裁統治,迫害民主同盟,令知識分子大失所望;又濫發貨幣,導致經濟崩潰,民心盡失。另一方面,中共順應時代潮流,高舉民主旗幟,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獲得社會各界支持;中共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軍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項政策都贏得民心;加上中共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將領在作戰時雖有很大自主權,但不能各自為政,另立山頭,必須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與國民黨組織渙散,派系林立形成鮮明對比,自然能在內戰中打敗強敵,奪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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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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