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国家能不能制定和实行取之有度的税收政策，不仅影响国计民生，甚至关系到统治政权的兴亡。“轻徭薄赋”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著名思想家都大声疾呼，要当政者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孔子针对苛重赋敛对民生的祸害，发表过“苛政猛于虎”的著名评论。他们主张田赋的税率不能高于亩产量的十分之一，认为：“什一之税，天下之中正也”；徵调劳役要不影响农民及时从事农业生产，叫做“不夺农时”；要尽量减少税、赋、役的徵调总量，如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中国古代长期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国家税收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人口和农田为主要的征税对象，如果能长期坚持实行“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具有保护税基和税源的积极作用，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是，税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税务问题，而是与政治、军事、财政等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所作所为，对税收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苛政暴役。他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连续调发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丁男，到边境征战和戍守，修筑长城、驰道，建筑宫殿和骊山陵墓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有学者估计，秦朝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左右，而服役的丁男不下300万，占总人口15％。史称，秦始皇统治年间（公元前221-前210年）：“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出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即壮劳力基本上都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局面。秦二世继续实行苛税重役政策，农民的兵役和劳役负担空前沉重，无法生存，被迫揭竿而起，秦朝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同时减省行政支出，以减少赋钱的征收。这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第一次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此后，汉文帝三次下令减免田赋，甚至13年不征收田赋；成年人的算赋由每人120钱减少为40钱，劳役3年轮1次。汉景帝虽然恢复田赋征收，但把税率定为三十税一。因此，“文景之治”的形成与“轻徭薄赋”政策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从汉武帝“内兴功役，外事四夷”，实行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到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断，法制废弛，财政困难，是中国古代史上国家实行重税政策乃至横征暴敛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轻税入官”、“薄赋于人”的税收政策，取得了统一南北、社会比较安定、国家财政空前富足的“开皇之治”。不过，隋炀帝即位后，“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他在短短的14年间，几乎年年调发重役，挖掘长堑，营建东都洛阳，开通大运河，三游江都，三打高丽……“丁男不供，役及妇人”。隋朝和秦朝一样，由于实行横征暴敛的国家税收政策，二世而亡。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第二次有效地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鉴于元朝因苛重赋役引发民变而灭亡，也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取得“洪武之治”的良好效应。明朝的“轻徭薄赋”政策延续了七八十年。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因财政困境加剧，不断作税外加率，特别是到了万历时期（1573-1619年），因东南沿海、东北地区战事不断，加上为应对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民众武装反抗，朝廷为筹措军费多次用数以银百万两的田赋加派，极大加重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加速明朝的灭亡。

清朝建立之后，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比较注意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所谓“康乾盛世”（1662-1795年），也与清朝坚持轻徭薄赋政策密切相关。当时，田赋税比率较低，蠲免田赋的次数比较多，蠲免税额大，甚至是近10次的全国性的免除地丁钱粮或漕粮。但是，从嘉庆到宣统时期（1796-1911年），清朝内外交困，军费、对外赔款等使财政危机不断发生，便采取开征厘金、田赋附征、摊派等各种加税强征的手段加以应对，结果激起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清王朝病入膏肓，于1911年被推翻。

不论是轻徭薄赋，还是横征暴敛，中国古代不同的国家税收政策取向，不仅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甚至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兴亡，其中正反两面的历史启示值得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