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基督宗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公元七世纪，确凿证据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附近发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所说的“景教”就是基督宗教中的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的称呼。据碑文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译经传教盛极一时，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一般认为景教名称来自景教徒的自我主张，即景教乃“正大光明之宗教”。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牵连，一蹶不振，在中国内地一度消失，不少景教徒避难塞外，进入蒙古，后来以“也里可温”名义再度出现。
五代和北宋时期，西北边陲仍有景教流传，如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以及新疆的回鹘人中，都有信奉景教。十三世纪初叶，当蒙古人崛起漠北，统一欧亚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先后派遣使节到蒙古朝廷，欲与蒙古人结好。第一位使节是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中亚景教徒也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来华，得到元世祖的许可后，在京传教。在华传教34年，孟德高维诺施洗三万余人。他翻译了圣经《新约》、《旧约‧诗篇》以及一些祈祷文。招收了150个幼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节，组成一个唱诗班。元朝灭亡，蒙古等民族所信奉的也里可温教也在中国内地消失了。
十六世纪，随着开辟新航路线和西方国家开展殖民事业，天主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发展起来，并再度传入中国。从明中叶起，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相继来华。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来华，逐步打开传教局面。他尝试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方针，吸引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清朝初期，以耶稣会为主体的传教士基本上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据康熙四十年（1701年）的统计，全国13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传教士住院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人数多达30万。然而，由于天主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传教区领导权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以及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激化了冲突，导致清廷下令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受挫。据嘉庆十五年（1810年）统计，全国天主教徒下降到21.5万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不平等条约钳制下，清廷被迫取消教禁。中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黄埔条约》，准许外国传教士在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地方官有义务加以保护。清政府在法国压力下，又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宣布天主教弛禁，并发还康熙年间所建的天主堂。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9世纪末，全国已经有教徒74万。外籍教士有886人，中国籍教士有470人。到1918年，全国天主教徒已经达到196万人。基督教自1807年进入中国大陆，在整个十九世纪发展相当缓慢。到十九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一千五百多人，发展信徒八万多人。两教会在这一时期也兴学、行医、开办慈善事业，扩大社会影响。另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教案多达一千七百余宗。
民国时期，除二十年代遭遇非基督教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战乱外，基督宗教的发展相对平稳顺利。基督教回应国内民族主义浪潮和非基督教运动，出现自立教会运动和本色教会运动，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协调传教事宜和教会的社会服务、办学、办医院以及出版工作。三十年代，部分传教士协助民国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这一时期，外国来华传教士最多达五千七百多人，中国基督徒人数增至七十万左右。天主教也回应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出现天主教当地语系化运动。1922年罗马教廷派遣刚恒毅来华，担任宗座驻华代表。1924年在上海召开全国主教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天主教现行法则》801条，决定设立全国教务委员会，直属驻华宗座代表公署。1946年教廷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全国设立137个教区，分属20个总主教区，辖天主教徒三百余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宗教回应时代要求，进入调整阶段。五十年代的主旋律是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实现中国教会由中国人自主管理，建立自治、自养和自传的中国人的教会。于是，全国掀起三自爱国运动，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次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陷入沉寂，教堂被毁或被占用，神职教牧人员，甚至信徒也受到镇压、打击或处罚、歧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基督教、天主教状况有很大改善和发展。老堂重新修复开放，新堂逐年增加；教会机构重新恢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成为基督教全国性机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为天主教的全国性机构。另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天主教会都有少部分人选择自己在家或在其他地方举行礼拜或弥撒，这现象一直持续至今。而东正教目前仅在少数几个地方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