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任職應天府學時曾上書給朝廷宰執，指出要使國家有可用之材，必須辦學校來培養，而選取所培養的士人，在於謹慎選舉。對於科舉考試，范仲淹力圖改革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病，求得人才，振興學風士氣。

「精貢舉」

范仲淹認為，科舉考試長期以來只重詩詞文賦，經學偏於背誦填寫的方式，並不能選出有用之材，因為這種方式影響到學習，引導着士人在學校讀書及教學上的方向，這決非國家勸學育才之道。徒有學校、考試的形式，內容卻不講究，不但得不到人才，反使得學風士氣頹廢。若變更科舉內容，讀書的方向也隨之改變，可以重新士風，振勵士氣。

范仲淹在行新政時提出了「精貢舉」的看法，他說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強記默寫經句，以至於士人都捨去大方向而趨求於小道，雖然看起來濟濟多士，但求有才有識的只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在危困的時局裏，缺乏才識之人，務必教以經世濟務的學業，才能取得經濟人才，所以要在取士的科舉首先試經濟世務的策論，考察其才略大要，決定去留，其次由詩賦來看文學造詣，以符全才，定其等第。其他經學的各科考試，除舊有的默寫經文外，更加試對經典的要旨大義兼通，使士人不只專攻辭藻詩文而已，務必要明白治理實務之道，講學和讀書風氣就會相應更改過來。

入學條件

要養士取人才須大量興學，國家有責任辦普及教育。范仲淹到中央推行新政施行地方全面辦學，得到仁宗的支持，下詔各路府州軍監立學校，學生人數超過二百人以上，就得再辦縣學，而且可利用孔廟、公舍作學校教學之用。若學官不足，可推薦有學術、德行之人充任。入學條件是收在地學員，或寄居已久、無不孝不悌品行不良犯刑責者，但若小過受罰、情理不重者也可就讀。這些入學先決條件在於倫理品性方面，也還要有應科舉的二人來作保。

對於學生也有規定，不論在中央國子學、太學或地方各學校，以各不同條件和狀況，必須在學聽讀一百到五百天不等，如家有親老無人奉養，聽讀時日可減少，但仍得有保人並另行查實。這是鑑於過去有學員佔就學之名，實際多不到校聽讀的弊端而作的改革，也是范仲淹始終主張先教育讀書，再科舉取才的前後次序，將學校與科舉結合的意義所在。

考察行實

學術才能與品德心術是否能一致？這是富有爭議的老問題，自古以來即有討論。范仲淹提出取人才不能全依賴考試來定，要求應舉之人在教化為本的原則下，應有基本的一些資格，制定出應舉的三至五人結保、官員稽核的辦法。

保明的事項有七件，一是服喪期不得參加科舉，以盡孝道；二是不能有犯罪前科；三是不能有不孝不悌行為；四是不得不守法紀，違害鄉里；五是禁假戶冒名，有礙解額（地方取解的一定配額）；六是家世清白，父、祖未犯十惡四等以上罪狀；七是自身不屬於工商雜類及曾為僧、道者。這些規定看來是着重於道德、品格上，不過第六件牽涉到家世，第七件是唐、宋時社會反對雜流入仕及科舉名譽的觀感而來。相應的就可廢除糊名（彌封）、謄錄（另抄公卷）之法。

簡程序與問大義

在考試評核方面，范仲淹還提出了「簡程序」與「問大義」的原則。簡程序針對宋初考詞賦重聲韻對偶，嚴字句押韻、平仄次序，造成臨文拘謹，美辭善意不能伸展，如落韻、失對即遭貶黜的問題。故而放寬不需過嚴於拘檢，而應以言之有物為要，讓人較有展現才學的空間。至於問大義是指考經學廢除帖經（填空題），而以申論經書的大義為主，不須具述古來的注疏，目的在於通曉經旨，了解聖賢的意義何在，改變死記背誦的讀書法。簡程序意在詞賦「小道」，可不必嚴苛講求；問大義意在經術「大道」，則務必明其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