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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哪些著名的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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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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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中國大地上便興起了一股考古熱潮。在發現大量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的同時,也湧現出一批著名考古學家。

 

李濟

李濟(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濟之,湖北省鍾祥縣人,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最早獨立進行田野考古工作的學者,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於1924年已開始從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鄭對春秋銅器出土地點進行調查清理。1926年主持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的序幕。1929年開始主持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工作,經過十多次的發掘,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資料,為研究商代歷史提供了重要證據。在開展田野調查發掘的同時,李濟也注重對田野考古人才的發現與培養,這不但使他所領導的安陽殷墟等項發掘逐漸走上科學的軌道,而且也造就了中國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較高的考古學家,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學術上,李濟主要是以殷墟發掘資料為中心,進行了專題和綜合研究,尤以對殷墟陶器和青銅器的系統研究最為突出。

 

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開貞,字鼎堂,四川省樂山縣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傑出的作家、詩人和劇作家。早年投身於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之一。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並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後,旅居日本,潛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國古代史。

 

郭沫若對甲骨文的研究始於1928年。1929年便先後出版《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從甲骨卜辭出發,系統地研究了商代社會,如古代婚姻發展、天神上帝觀念的起源、奴隸、天文曆法、農耕生產、貨幣貿易及音樂藝術等,涵蓋了商代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問題。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和1937年編輯的《殷契粹編》,對甲骨文進行了系統的編排和考釋,受到學術界極大的重視,至今仍是甲骨學和商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郭沫若在金文和青銅器的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樹。他科學地概括了中國青銅器時代的發展,並進行了初步分期;創造了標準器斷代法,開創性地把現代考古學的方法應用於商周青銅器研究,取得了突破的進展。郭沫若大膽地將新的觀點和方法應用於對古代歷史和文物考古之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大膽創新的精神,更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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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對研究甲骨文、金文和青銅器均有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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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

裴文中(1904年3月5日—1982年9月18日),字明華,河北省灤縣人。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後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從事地質、考古和古人類的研究工作。

 

裴文中是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者。自從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後,裴文中便與周口店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31年起,他首次通過研究,確認了北京人遺址石器、燒骨和用火灰燼的存在,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北京人的研究正式納入到考古學的範疇。1933—1934年,在他主持之下,又對山頂洞人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大量舊石器晚期的山頂洞人化石和文化遺物,為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進一步研究積累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直到去世前,他還在對歷年發現的北京人的大批石器進行全面的研究。此外,他還發掘了廣西巨猿下頜骨和牙齒化石,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遺址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四川資陽人化石地點等。裴文中一生致力於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且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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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發現北京周口店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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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蘭坡

賈蘭坡(1908年11月25日—2001年7月8日),河北省玉田縣人,中國現代考古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1931年考入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參加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發掘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發掘。1936年11月接連發現三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在周口店具體領導和多次主持了新的發掘,並對北京人文化的性質、時代和北京人的生活環境等問題深入研究,為北京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賈蘭坡還主持了丁村遺址、匼河遺址的發掘等,並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主持了西侯度文化、峙峪文化和許家窯人遺址的研究工作,為華北舊石器文化序列的排定奠定了基礎。七十年代初,他提出華北舊石器存在兩個以上的不同文化傳統,並指出中國、東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可能起源於華北,引起國內外考古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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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蘭坡是中國現代著名考古學家(圖片提供:王琼/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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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字作銘,浙江省溫州市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之一。夏鼐親自參加或主持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如1935年春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1941—1942年參加四川彭山東漢和六朝崖墓的發掘,1944—1945年對甘肅敦煌、寧定、民勤、武威、臨洮、蘭州等地的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漢代至唐代遺址和墓葬進行調查發掘,1956—1958年主持明十三陵定陵的發掘等。通過實地考查和發掘,夏鼐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如1945年得出仰韶文化早於齊家文化的結論,為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正確排序打下了基礎;1950年第一次在安陽以外發現早於殷墟的商代遺跡,在地域和年代上擴大了對商文化的研究範圍。

 

夏鼐是中國傑出的考古學家,除自身考古方面的突出成就外,還為新中國考古隊伍的建立及考古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如建國後他最早用科學的方法對遺址進行發掘,1950年在主持對河南輝縣戰國時代車馬坑的發掘時,初次顯示了新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技術水平,且在主持與領導的歷次調查與發掘中,極注重對人才的培養,為新中國造就出一大批考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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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在中國考古工作上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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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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