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在戰國初期孕育成熟，並在戰國後期由韓非集大成。韓非以儒、墨為顯學，其實法家在戰國時期也居於顯學位置。戰國時期是中國封建制的確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走上歷史的前台。法家是自西周以來的士階層，是奴隸主貴族的下層，又是讀書人，在社會轉型時期容易接受新事物。戰國時期的法家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革，以實際耕戰之功擢選人，以取代奴隸主世襲名分制度；在經濟上要求減輕民眾的捐稅負擔，鼓勵開墾荒地；在軍事上主張鼓勵戰功，論功行賞。顯然這些改革對社會下層有利。戰國時期的法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借助王權來推行法家的政治、經濟、軍事路線，在王權至上的總目標下，主張法、術、勢合一的強權專制。這一點在當時天下列侯紛爭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進步的，但留下的不良影響就是民眾自立和創造精神受到抑制。

秦王贏政賞識韓非，但後來又把韓非賜死。韓非死後，秦滅六國，實行中央集權的法治，制定秦律，實行法制。秦的術治也達到極點，僅僅十幾年，趙高被殺，殺韓非的李斯也沒逃過術殺。秦始皇為君權勢治，清除一切哪怕微小可能的威脅，他身側不留人。秦始皇可謂法家法治思想的始實踐者。作為實踐者和法治利益的第一獲取者，秦始皇消解了韓非關於法原於道的法治本根，又把法的公開性、公正性完全消解於殘酷的術治與極權之勢中。當然讓韓非去實踐自己的法治思想，亦只能與秦始皇一樣，令社會危機驟至，幾近崩潰。

秦二世亡，秦始皇的極權實踐失敗。但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法家思想以自然哲學、歷史哲學為其深層底蘊，當中有許多合理的思想。漢初黃老之學表面上是秦暴政後的休養生息之學，實際是部分接受了法家統一集中的社會思想。董仲舒向漢武帝呈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其實他的新儒學中，以一統為大，強調皇權比天的集權思想，頗有法家思想的影子。漢初也有過類似分封的做法，結果是出了七國之亂。此後皇權集中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特色。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總結，秦用商鞅之法，推行郡縣制，至唐代一貫未變的史實，論述了法家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一直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的基本模式。明清之際王夫之也在《讀通鑑論》中，闡述了法家思想順應了歷史「理勢」，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主流。

法家的政治哲學作為潛流傳承兩千多年，形成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直至影響到現代中國社會。法家思想在現代社會折射為大一統觀念，注重社會的協調一致；服從觀念，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轉生出現代社會的全域觀念。這些觀念引導得法，會形成與傳統接榫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和諧社會。但引導得不好，會引發權力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直至由領導者利用民眾的信任而產生貪污腐敗等問題，進一步敗壞下去則是權力性質的改變，引出局部的專制與強權，欺壓下層百姓。韓非作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在秦一統中得到實踐，形成定位。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在發展，法治思想也在發展，法律制度細密化，法治觀念豐富化，形成中國特有的法治文化傳統。這包括了明清以來，特別是近現代對西方法治思想合理因素的吸收。而先秦法家商鞅的歷史哲學，韓非以自然之道為依據的法哲學，均是建構中國現代法治社會的一種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