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國初期的簡樸服飾到今天變化多樣的服裝，七十年流行服飾的更迭見證了內地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反映了國人消費水平、審美意識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當我們再次看見某一類服裝時，服裝已不只是服裝，更是一份國族記憶。

1972年5月，著名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接受中國政府邀請，拍攝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

拍完紀錄片《中國》（Chung Kuo - Cina）後，他感慨道：「在中國的每天，從早到晚，馬路上染上了一片藍色，成千上萬的藍衣人騎車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車佔領了整條大街、整個城市，那種感覺就像是八億藍色中國人在你的眼前走過。」

放眼今日中國街頭，一片藍色已無處可尋。微博、抖音熱門的街拍視頻裡，各式各樣、色彩繽紛的服裝映入眼簾，黑色的吊帶背心、粉色的連衣裙、牛仔超短褲、綠色的T恤······

那麼，從一片藍色到五顏六色，這中間經歷了甚麼？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身穿一套橄欖綠色的中山裝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這件中山裝與早些年已經確立的中山裝原型有些許不同，取消了後背中縫和上袋的褶裥。這種被西方人稱作「毛裝」的簡化版中山裝迅速流行開來，幹部、工人、知識分子、普通市民都穿上了它。一些女性為表現革命和進步，也換上了中山裝。

建國初期經濟薄弱，民眾無力追求穿衣打扮；加之新政府對舊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新領導者們將解放區的簡樸服飾和審美意識帶到了五十年代，並影響了以後的幾十年。中國的服飾審美出現了極大的轉折，服裝模糊了性別差異，模糊了社會階層、職業、地位。衣着華貴者漸為社會不齒，那些擁有西裝、長衫、旗袍的人不得不把它們塞到了箱子底或者把西裝、長衫送到裁縫店改做成中山裝。

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是我國與蘇聯的蜜月時期，還流行過一些蘇式服裝，包括列寧裝、布拉吉（俄語音譯，即連衣裙）、蘇聯大花布等。隨着中蘇關係破裂，這些衣服退出歷史舞台。

1954年，因物資匱乏，為保障商品供應，全國開始施行各種票證：糧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糖票······布票十分珍稀，通常將全家的布票集中起來，才能夠給一個人做衣服。

1956年，經濟逐漸得到恢復，服裝單一的局面曾一度被打破，國家號召「人人穿花衣」，來體現社會主義生活的欣欣向榮。在這段相對寬鬆的時期裡，西裝、旗袍重返社會生活。同年，一些服裝小產業通過組織合作社、開設工廠、公私合營，相繼擴大了規模，初步形成了中國的現代服裝業。好景不長，隨着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服飾發展又回歸到樸素、實用、革命的風格。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個人着裝與政治立場掛鉤，稍微有些花色裝飾的服裝被劃入「封、資、修」的行列，受到嚴格批判。因毛澤東公開會見紅衛兵時身穿綠軍裝以及解放軍社會地位高，舊軍裝、舊軍帽、武裝皮帶、解放鞋、紅袖章、軍挎包、毛澤東像章構成的「紅衛兵裝」成為當時男女青年的時裝。

日常生活中則以「老三樣」和「老三色」為主。計劃經濟下的國營紡織廠主要生產經久耐磨的面料——樸素耐髒的藍色或深暗色彩的卡其布、勞動布等等。這也是為甚麼安東尼奧尼1972年來到中國時會看到成千上萬的藍衣人。

文革造成經濟下滑，服裝產業也只是勉力維持。因為批量大、品種少、不在乎賣多賣少，造成成衣加工業與消費市場之間形成斷層，服裝業長期滯留在初級階段。

1978年，法國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在內地以中國人從未見過的形式——T型舞台上的時裝表演展示了他的服裝作品，把現代服裝概念和時裝表演帶入中國。他對中國服裝行業認識世界和走向世界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

改革開放後，人們對服飾多樣化的追求被釋放出來，穿衣打扮重新成為社會生活中備受關注的個性化內容。大街小巷出現了喇叭褲、花襯衫、留長髮的打扮······但獨立審美意識的培育需要時間，所以當時人們對衣服的選擇以模仿為主。

電影電視裡的服裝就成了最重要的服飾參考依據和模仿來源，尤其是外來影視片。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隨着日本《血疑》和香港《上海灘》的熱播，都市街頭很快便開始流行大島茂風衣（《血疑》中由宇津井健飾演的大島茂所穿）和發仔服（周潤發在《上海灘》中的裝扮）。

1983年12月1日，國家商業部發出通告，棉布、絮棉全面敞開供應，宣告了自1954年以來在全國實行的限制供應和布票制度的終結。也是在這一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帶頭穿起了西裝，隨即在全國範圍掀起了西裝熱。這一時期的西裝流行突破了大城市的社會中上階層，到八十年代中後期連農村都普及了西裝。西裝成為改革開放後最具標誌性的流行服飾。

隨着市場經濟的推進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強烈的內需使服裝工業在八十年代前五年以12%的速度遞增。同時，廣東、浙江、江蘇、上海、山東等沿海地區和城市的服裝產業發展迅猛，在供應國內市場的同時，大量地為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出口加工。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末期健美褲的風靡。1949年後，所有男女都身穿寬大簡陋的衣物，遮掩了身體上的性別特徵，而健美褲恰恰相反，它展現肢體線條。服裝心理學認為，健美褲的風行正是禁錮解除後的巨大反彈。裙裝也重新成為中國女性的主要裝束。

九十年代，市場經濟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人們的價值觀、審美觀發生轉變，一反過去的從眾，轉向努力將自己打扮得與眾不同以區別於他人。新型消費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人們消費商品品牌所象徵的身份、地位、情調等社會文化意義。

1993年，首屆中國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在北京舉行，各色各樣服裝紛紛湧現。外國品牌如鱷魚（LACOSTE）、耐克（NIKE）、阿迪達斯（ADIDAS）等陸續進入中國市場，國產品牌如七匹狼、安踏、報喜鳥、江南布衣等也相繼創立。2000年，WTO為中國紡織進入國際市場打開了大門，越來越多的國外奢侈品開始進入國內市場，意味着人們的選擇越來越多。服飾流行風潮變化多樣，更迭速度加快，很難再用一種款式或色彩來概括時尚潮流。

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時代到來，使得服裝行業競爭更加激烈，消費者可以在更廣範圍內比較商品的價格、款式、質量。快時尚（Fast Fashion）品牌在中國的命運或許能側面反映出這一階段服裝業的發展趨勢和人們選擇的變化。2006年，ZARA首次進入中國，其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店鋪開業當天，狂熱的粉絲排起了200米長隊。短期內，ZARA、H&M、優衣庫、Forever 21等快時尚品牌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快速發展。然而，自2018年起，ZARA、H&M 、Forever 21等品牌在中國市場的經營出現危機，淨銷售額增幅放緩、部分實體店鋪關閉、中國官網停止的消息陸續傳來。

一方面是因為人們的服裝消費趨於理性，另一方面，淘寶平台上原創品牌越來越多，國內服裝品牌崛起，加快了國外品牌在中國的隕落。但也有部分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國產品牌仍然具有研發導向意識不夠、產品偏同質化的問題，真正崛起尚需時日。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服裝業已能滿足人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着裝需要。正如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原會長杜鈺洲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所說：「中國從紡織工業難以滿足對國人敞開供應，躍升為世界最大的紡織生產國、消費國、出口國。」

服裝流行的更迭也見證了內地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反映了國人消費水平、審美意識、生活方式的變化。當我們再次看見某一類服裝時，服裝已不只是服裝，更是一份國族記憶。

參考資料：

《百年衣裳：20世紀中國服裝流變》 袁仄 胡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1年

《流行背後的秘密：中國現代服裝的文化內涵》韓冷 新銳文創 2015年

《打折、清倉、關店、撤出，快時尚在中國跑不動了？》中國商報 2019/7/2

《快時尚中國市場一曲唱罷，本土品牌能否借勢突圍》中國服裝網 2019/5/22

《2019服裝業的17個發展趨勢》中國服裝網 2018/12/8

《中國時尚：在文化與商業的碰撞中崛起》半月談網 2018/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