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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澳门各行各业纷纷组织救灾会,如澳门四界救灾会、阖澳华侨赈济会、澳门花界救灾会等,积极筹募善款支援内地抗战。除了筹款外,中华教育会、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前锋剧社、协社等也举行各种宣传救亡的活动,以戏剧、展览、歌曲等方式唤起澳门市民的救国热情。虽然受到澳葡政府及亲日分子阻挠,但仍无阻澳门市民参与救国运动。

除了澳门本地的救国活动,一些居民更前往内地参与宣传、后勤和救援,如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甚至有年轻人加入游击队,在抗战中为国捐躯。

澳门的抗战支援工作遇到甚么困难?

答案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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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成员聆听史良(前排右三)的抗战动员演讲后与史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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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是著名律师,于1936年年底因鼓吹抗日,与另外六人一同被国民政府逮捕,是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展开,七君子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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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教职员暨第一期毕业同学合影。救护团由柯麟发起,培训青年救护人员、医护人员奔赴战区服务。(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提供,引自澳门基金会《澳门记忆》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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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前往前线时出版了纪念刊,图为该刊的序言;右图:为该刊写序的梁彦明。(左图为资料图片,右图为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提供,引自澳门基金会《澳门记忆》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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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彦明在1909年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澳门分会,又积极参与澳门的教育事业,创立崇实中学并出任校长,也创立莲峰义学。他在抗战期间参与举办捐款义卖,支持内地抗战,也担任镜湖医院值理。1942年,梁彦明遭日本间谍伏击,伤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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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澳门四界救灾会举办唱曲筹款;右图:报章报道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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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学界、体育界、音乐界和戏剧界成立澳门四界救灾会,积极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中山的乡村开展宣传工作。1938年广州沦陷后,四界救灾会又先后组织11队、共160多人的回国服务团,前往西江、东江、北江和珠江,从事宣传、运输、救援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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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六、七队在出发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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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8月,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邀请兴中华剧团在清平大戏院演出,收入用于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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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两周年,澳门各界献金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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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妇女会在1941年发起为镜湖医院卖花筹款的颁奖典礼。(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提供,引自澳门基金会《澳门记忆》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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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前之际,澳门不少妇女团体参与救国运动,组织花界救灾会,捐出金钱、戒指和首饰作善款。她们也举办义唱、卖花和舞会筹款,踊跃支持内地的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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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澳门外勤记者联谊会、八和会馆留澳全体剧员、英明公司、国华戏院联合为镜湖医院义演筹款。图为义演筹款的门票。战时,镜湖医院为救济难民、支援抗战出力甚多。(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提供,引自澳门基金会《澳门记忆》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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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门关系密切的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曾以画作反映抗战。左图:高剑父所绘的“一‧二八”上海抗战作品《东战场的烈焰》,1939年曾在澳门商会举行的画展中展出;右图:澳门普济禅院,抗战期间高剑父曾寓居于此。

澳门的抗战支援工作遇到甚么困难?

由于葡萄牙人的“中立”政策,澳葡政府严格审查集会结社,华人组织只能用“救灾”和“慰劳”等名义运作,举办和抗日有关的筹募活动,而且活动只能以卖花、卖旗、沿门劝捐、义演等小规模方式进行。1940年,澳葡政府进一步限制筹集和宣传活动,筹款工作只能转到室内非公开进行,但这些措施都未能阻止澳门居民为救国而献金出力。

本专题主要图片来源: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劳加裕先生(图6)、澳门基金会(图2、3、8、9)、FOTOE(图5、10)、其他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