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舉世矚目，大家都在議論紛紛。它是怎麼發生的？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俗語說萬事開頭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相當複雜艱難的環境中，邁出改革的步伐。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遺留的問題堆積如山，人們的思想十分混亂，不知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闖出一條新路。從中共高層到民間知識分子，都為撥亂反正費盡心血。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是在徘徊中前進的。

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糾正文革期間的錯誤。從1976年10月開始，中央大力肅清「四人幫」的黨羽，一些被打倒的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1977年3月，國家計委召開會議，強調企業要以生產為主，一切為生產服務；執行嚴格的規章制度；實行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引進新技術，培養一支龐大的技術幹部隊伍。同年10月，教育部決定改變文革以來，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招生方法；大學招生改為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按優取錄的原則，使學生可憑個人努力考進大學，為培養文革後的知識分子創造了條件。但是，當時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動大手術才能撥亂反正，解決文革遺留的問題。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中國要走出文革的陰影，就要打碎人們的思想枷鎖，以實事求是的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可以說，改革開放是從思想解放開始的。1977年2月7日，經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審閱同意，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社論向全國發出這樣的號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明顯體現了華國鋒的意圖。華的這個宣示，顯示他並沒有建立自己的方針政策或理論論述，只想繼續依賴毛的光環，維繫其權威。華國鋒等人提出「兩個凡是」，是要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不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但「兩個凡是」面世後，就遭到各種質疑。這種瀰漫文革氣息的死硬派觀點，已經違背了黨心民心。無論是幹部還是群眾，都迫切希望撥亂反正。文革結束時，全國8億農民每人年均所得僅76元人民幣。人們都期望能振興經濟，都盼望鄧小平能出來主持大局。文革的種種失誤，已令人們感到十分厭倦。從林彪到「四人幫」相繼垮台，已將文革的弊病暴露無遺。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在會議召開前，葉劍英對華國鋒的講話稿，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該把提法換一下，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陳雲在會議上說：「我認為絕大多數同志到天安門去是為了悼念周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無關。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在中共眾多元老的壓力下，華國鋒只好稍作讓步，但他仍堅持「兩個凡是」的底線。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決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華國鋒感到難以擋住鄧小平復出了。華派人找鄧談話，要求他出來之前寫個東西，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拒絕了來人的要求。他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直接挑戰「兩個凡是」。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黨的副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及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多項職務。這些職務，都是鄧在1976年4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失去的。鄧結束了一年多的沉默，首次在中共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大，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華的政治報告交織着正確與錯誤：他既宣布「文革」結束，卻又對「文革」大唱讚歌；他既號召批判「四人幫」，卻仍不批「四人幫」的極左；他既強調要安定團結，卻又明示以階級鬥爭為綱。故華的政治報告，並未糾正「文革」的錯誤理論，不能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華要求全黨「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改革開放，是南轅北轍的治國方略。鄧小平沒有妥協。當時鄧剛復職，會議由華國鋒主導，但鄧在十一大的閉幕詞中說：一定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場爭論的要害在於要改革開放，還是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雙方的較量從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展開，波及面相當廣泛。

1978年後，在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的主導下，爭論愈發熱烈。5月10日，經由胡的親自檢閱，於校內發行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中，刊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次日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轉載於《光明日報》。文章提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擲地有聲的主張。思想解放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但也受到頗大的政治壓力。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這篇文章。他說：「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7 月21日，鄧小平告誡中宣部長張平化：「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講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因此，打破思想束縛，才能勇於探索，敢於改革。端正思想成為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的起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全會公報明示要「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公布宣示要全面改革，「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全會強調要健全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解決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

1976年粉碎「四人幫」，使國家消除了動亂不息的大患，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共黨內的重大政治是非問題。陳雲出任黨的副主席，胡耀邦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員，這些都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人事基礎。華國鋒對「兩個凡是」作自我批評，權威日漸下降，幾年後辭去黨主席之職；堅決維護「兩個凡是」的汪東興，請辭中央辦公廳主任，吳德請辭北京市委書記，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中共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和方針，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方略，全國上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