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文書是記錄國家稅收徵收過程的各種憑證，用於反映稅收的合法、公開、合理和準確。中國古代稅收文書的設置，經歷了逐漸完善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國古代賦役的徵調對象主要分兩大類，一是計口、計丁或計戶；二是計畝。相應地就有了戶籍和地籍這兩大類納稅登記文書。

戶籍計人口

先秦以來，為了徵調賦役，官府非常重視人口統計，並登記入冊。戰國時期，秦國在秦獻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建立「戶籍相伍」制度。從出土的東漢和三國孫吳的「戶籍簡」所登記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們與賦役徵調有直接的關係。西魏沿承北魏計丁徵收的租調制，戶籍兼有納稅登記文書的功能。例如，出土的西魏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以侯老生為戶主的計帳戶籍，逐一記錄了該戶7口的存亡、年齡及是否納稅人，最後合計3個納稅人應納稅額為：「計布一匹二丈，計麻三斤，計租六石。」東晉時，與賦役計徵有關的官方戶籍，稱為「黃籍」。

唐朝前期租庸調以丁男為徵稅對象，戶籍同樣兼有納稅登記文書的功能。所以，唐人說：「籍者，所以計租賦耳。」當時與戶籍配套具有納稅登記功能的文書叫「計帳」。按規定，地方政府在各家戶籍編製好後，要分別以鄉、縣、州為單位，逐級彙總各自的戶口帳，最後由州上報戶部。這是一種計帳，它是自下而上彙總當年應納稅人數量的稅務文書。計帳不必直接寫上應徵租庸調的數字，因為租庸調採用全國統一的定額稅率，只要有彙總的應納稅人數量，中央財政部門就可以計算出全國應徵收的租庸調數量。例如，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度支司的統計是：「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

從唐朝後期實行「以資產為宗」的兩稅法之後，戶籍承載的納稅登記功能削弱了。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編造戶口冊與稅冊合一的「黃冊」，以便科徵賦役。所以被明朝人稱為「賦役黃冊」。實行一條鞭法改革之後，黃冊的稅冊功能逐漸為魚鱗圖所取代。

地籍計資產

自春秋時期「初稅畝」之後，統計田畝數量就是一項必然的稅務工作，由此形成與納稅登記相關簿籍。例如，《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司馬蒍掩推行賦制改革時，先對境內各種土地，如山林、沼澤、丘陵、磽瘠地、水邊、低地、堤內平原、水中洲地、大平原等，一一加以區分，這叫「書土田」。然後根據各種田地的收入，相應確定它們的賦額，這叫「量入修賦」。可見「書土田」所編製的地籍就具有納稅登記的功能。戰國時期，齊國把登記應納稅田地的文書稱為「田結」。從出土漢簡呂后《二年律令》來看，西漢有「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多種與田地有關的簿籍。其中，「田命籍」是表示田地產權歸屬的文書，「田租籍」是記錄應納、已納田租的稅務文書，二者密切相關。

隨着兩稅在晚唐五代變成單一的田畝稅，承載納稅登記功能的地籍趨於完善。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方田均稅法，經過重新丈量田地和配徵「二稅」，最後製成帳籍，付給有關各戶，作為「地符」。南宋推行經界法時，設置砧基簿，用於登記各家各戶田地的田形丘段、面積、四至（土地四周的界限）以及產權變動的情況，經官府認定後，一本由官府保管，一本發給田主保存。砧基簿和「地符」一樣，既是證明私有土地產權的地籍，也是官府徵收賦稅、排定差役的依據。

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肅政廉訪使童守愨推行均定稅役之法，把田圖依次編上號，在田圖下註明稅糧的數量，以及田主的姓名，人稱「流水」圖。因為田圖「以丘相挨，如魚鱗之相比」，也被稱為「魚鱗」圖。

明太祖洪武年間（1368-1398年）曾兩次大規模繪製魚鱗圖冊，或者由朝廷派人到地方上主持，或者命令某些地方官自行組織人力繪製。編製時，官方人員在里甲代表人物的參與下，逐塊丈量田畝，畫上田的方圓形狀，依次標號，寫明田主姓名以及田的面積、四至、土質，最後編匯為冊。魚鱗圖冊和黃冊在明代徵派賦役中都兼具納稅登記文書的功能。

清代官方登錄民戶田地的簿籍稱為「丈量田地冊」、「地冊」，上面詳載田地的形狀、面積以及田賦稅率。它們是政府分派田賦的基本依據，同樣兼具納稅登記文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