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爾》是藏族人民創造的，在藏族地區流傳久遠。但是，真正認識她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她作科學意義上的研究，應該說國內起步比較晚，在這方面，西方學者要早於中國。中國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政府組織人力物力作了大規模的搶救、收集和整理工作。1983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七號文件，對《格薩爾》工作進一步做了重要安排，並且由國家民委、文化部、廣電總局、中國文聯、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五部委同史詩流傳的西藏、內蒙古、青海、四川、甘肅、雲南、新疆等七省區成立了「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二十多年來，中國《格薩爾》事業從資料的搶救整理、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到成果的出版以及對外學術交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歷史上藏族學者對於《格薩爾》進行了廣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國內漢族學者對於《格薩爾》的了解和研究，應該說是比較晚的。最早向國內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介紹《格薩爾》的，大概要算任乃強教授。他曾任四川大學教授，從事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重點是研究康區（原西康省）的社會歷史。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任教授到康區實地調查時，發現《格薩爾》深受藏族群眾喜愛，是一部「家弦戶誦之書」，這引起他的注意，作了一番調查。回成都後，寫了兩篇文章，把《格薩爾》稱之為「藏三國」。此後，劉立千先生於四十年代在成都翻譯了《格薩爾》的前兩部《天界篇》和《英雄誕生》。劉立千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和藏學家，對藏傳佛教有很深的造詣。他的譯文達到了很高的水準，這兩個譯稿，在經過四十多年後，才於八十年代正式出版。

國內讀者真正了解《格薩爾》，並開展深入的學術研究，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新中國成立後，五十年代開始有計劃地進行漢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但只正式出版了《霍嶺大戰》上部，這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逼迫而停止。「文革」結束，在開展搜集整理的同時，進行翻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與搜集整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漢文版的翻譯工作比較滯後。而《格薩爾》外文版的翻譯，至今沒有納入議事日程。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出現過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全國藏族和蒙古族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采風」活動，取得了重大成績。從八十年代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格薩爾》的研究工作，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可喜局面。對於《格薩爾》的研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學界和藏學界最活躍、成績最突出的一個學術領域，《格薩爾》學已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國際學術界也發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賈芝先生率領降邊嘉措等為成員的中國民間文藝家代表團到芬蘭參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參觀了芬蘭文學學會的資料庫，深受啟發。回國後，經有關部門批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格薩爾》資料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從事《格薩爾》資料建設的機構。近幾年來，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區，也十分重視《格薩爾》資料庫的建設。

國外學者從上個世紀即開始研究《格薩爾》。直到現在，延續一個多世紀，延綿不斷。他們的學術視野比較開闊。其中成績最突出、影響最深遠的，應推法國和德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兩位學者，特別值得一提，即法國著名的藏學家亞歷山大莉亞‧大衞‧妮爾，以及法蘭西學院教授石泰安，他們均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並且在《格薩爾》的研究方面最為獨到及全面，反映出國外專家學者對中國這門藝術的研究是何等的專業及高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