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他所极力提倡“赤子之心”说和“制欲非体仁论”，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他的心学思想，在明代思想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启迪和造就了汤显祖这位戏剧大师。罗汝芳从理学思辨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汤显祖则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思想，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对人的关心，对情的展示无疑受到罗汝芳的深刻影响。如果我们认真探寻汤显祖“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理学思想是一个主要源头。汤显祖所生活的明代中晚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导致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地说，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汤显祖在徐闻任上撰写的《贵生书院说》阐述了自己的“贵生”思想，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原因是“天生人至灵也”。人之所以“至灵”，是因为人秉赋了天地山川之精华、阴阳五行之灵秀。为此他大声疾呼人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在高扬个体生命的同时，汤显祖肯定了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和剥夺别人的生存发展权利。他说：“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自贵”，只珍惜自己的生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生”，真正意义上的“贵生”应当是推己及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要尊重别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因此，汤显祖的“贵生”思想具有比较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这种“贵生”思想和人道主义主张在他于徐闻、遂昌为官生涯中均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他的“贵生”思想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力图把人的生命纳入儒家仁、义、礼、孝的范畴。他主张“生之为性”，肯定人的肉体生命，但并不认为“生”等同于食色之性，“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汤显祖认为，应当把“生”与“仁”结合起来，把“生”纳入礼义的规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