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中亚作第二次考察，1907年2月，他向中国西北名城敦煌进发，3月下旬在敦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内，发现为数约七百多枚汉文木简残片，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斯坦因在1922年曾撰文《敦煌沙碛中汉代长城遗址所出汉代简牍》（汉译名为），文中附有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教授，在1913年对这批汉简的考释。在这篇文章内，沙畹一共考释了991枚汉简，而单单是敦煌出土的已占799枚。

沙畹的考释是不按简牍内容分类，而以简牍出土地作编纂考释，在每一释文之后附上考证。简牍时限确定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敦煌汉简的发现对研究汉代敦煌地区的军事组织、屯戍状况，提供极为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王国维及罗振玉决不让沙畹专美，他们当时侨居日本，写信向沙畹索取敦煌汉简的文书资料及照片。在无法看到实物的情况下，他们仅能依靠沙畹公布的532枚简牍照片作考释，“握椠逾月，才粗具条理”，最终在1914年，于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这划时代的简牍研究巨著，震惊中外学术界，被誉为中国研究古代简牍开创之作。

《流沙坠简》是按简牍内容性质分类，全书分为三大类：一、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二、屯戍丛残考释；三、简牍遗文考释。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由罗振玉执笔。第一部分是有关历谱、占书、算术、阴阳、兽医方之类书籍的残简考释。第三部分是对出土的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作集中考释。由王国维负责的第二部分，即《屯戍丛残考释》。根据简牍的内容分为六个小类：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在每类简的考释之后，王国维还做了总结的考证。

罗振玉与王国维在不能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写成《流沙坠简》，其中甘苦，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王国维不仅考定了沙畹释文，同时还结合了历史文献，写出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论证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以及玉门关、精绝国等地理位置、汉代西域长史治所等问题。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中说：“乃略考简牍出土之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出自魏末，迄于前凉。其出和阗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又皆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

有关汉代在西域的军事组织、屯戍状况，史书记载甚略，有的根本无载。斯坦因所获的敦煌汉简，为这方面研究有了第一手资料，而王国维则是近代研究汉代边郡组织系统、烽燧制度的第一人。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无疑对研究汉代西北史地及社会，军事状况，提出许多有益的思考观点。《流沙坠简》一书在简牍研究上的贡献可说是卓著的，它奠定简牍研究的基础，使后世简牍研究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发展。这书在国外也引起反向，外国学者称这是清代考据学方法在简牍研究上的奇葩。鲁迅曾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

由于当时客观情况所局限，阻碍了王国维的若干见解，随着日后不断公布的简牍，简牍研究亦更为深入。在王国维的基础上，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及《流沙坠简补正》、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陈直的《汉简木简考略》和《敦煌汉简释文评议》、泷川政次郎的《流沙坠简所见汉代法制制度》、劳干的《敦煌汉简校文》、陈槃的《敦煌木简符箓试释》、大庭修的《敦煌汉简释文和考证》、何双全的《敦煌汉简释文补正》等等一系列著作，足以完善《流沙坠简》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