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重新统一，经济逐渐恢复。经过民族间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交流，政治、文化取得长足的发展，雕塑艺术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实用与欣赏结合的工艺雕塑品（如陶瓷、铜镜、金银器等）有很大的发展，而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更出现杰出的艺术家和匠师参与制作，创作出新的风格与样式，成为时代典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辽阔的广大地区和众多的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宗教艺术在各地的发展，有其各自不同的途径。藏族地区虽邻近尼泊尔和迦湿弥罗（包括今克什米尔及其以西地区），但地处偏远山区，佛教传入晚于西北及中原地区。因此，初期的佛教艺术既有周边的外来因素，也有中原的影响。佛教在当地与苯教接触过程中，又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藏区佛教艺术传统。由于当时寺院是藏区掌握文化的唯一领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区佛教艺术与经典几乎凝聚着当地人民智慧与文化的全部结晶。而藏传佛教雕塑既接受远古原始岩画、图腾崇拜和陶制工艺等传统影响，又传承了中原和印度木雕、脱模泥塑、彩妆泥塑以及铜铸佛像等方面的技艺，在石雕、木雕、彩塑、金铜造像上体现了藏族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

流传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寺院泥塑和金铜造像，有出自外来工匠之手，也有藏族工匠制作的。据《拔协》等藏文古籍记载，汉地、于阗、尼泊尔、印度等地工匠都曾在藏族地区工作，因而各地造像形制和技术都有所传授。同时，由于吐蕃历史上曾统辖其邻近地区，所以这时期的造像均受外来形式影响，实际上已逐渐具有藏族造像的本土特色。

唐代初年佛教造像多流失海外，余下则以光宅寺七宝台诸像较具代表性。光宅寺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创立，寺内有武则天所建宝阁，高百尺，当时人称七宝台。壁面饰有高浮雕佛像三十余石。后寺废，石佛移至宝庆寺。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重修之际，把一部分石佛嵌入塔壁，另一部分嵌入佛殿壁间。光绪年间（1874—1908年）其中19石被日本人运往日本，有些流入美国波士顿、弗里尔等美术馆。

七宝台石雕群多为一米以上高浮雕，其中许多刻有纪年铭，造像眉目细长，形体丰满，轮廓富曲线变化，衣纹贴体，饰物繁多华丽，雕工精湛，风格样式足以代表初唐艺术成就。辽宁旅顺博物馆藏唐木雕佛造像数尊，通身施彩。其中盛唐菩萨立像，宝髻高耸，戴项圈，腕饰钏，结跏趺坐于台座。内着僧祗支（掩腋衣，僧侣汗衫），外着通肩大衣，衣摆覆盖台座，双手迭置，作禅定印。面相丰腴，表情安详。造像稳重大方，表现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