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中英文化与贸易交往深入，英国人对中国的推崇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质疑与批评。英国人对中国的质疑与批评最初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笛福（Daniel Defoe）曾在最负盛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写下其欣赏的中国事物仅为瓷器和长城，除此之外皆是糟粕。不论是建筑、城市建设，还是贸易、军队，中国很多东西都被言过其实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海军军官乔治‧安森（George Anson，1697—1762年）发表了《环球航行记》，该书的问世进一步破坏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安森在1742年抵达澳门，在澳门和广州两地休整一年多后离开，其间曾外出攻打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基地。抵达澳门不久，清朝官员就给安森留下了办事拖沓、不负责任的印象。在与清朝官员的进一步接触中，他又发现他们与当地居民官贼勾结，企图坑骗他人财产。而当安森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时，清朝在与普通百姓的接触中，安森对中国人也形成了与耶稣会士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的勤劳、勇敢相比，安森眼中的中国人是冷漠、贪婪、自私与虚伪的。安森在澳门和广州期间，亲眼所见很多中国人作假、欺诈的行为。例如小商贩给猪肉注水，给鸡鸭填入沙石。关于中国的手工艺，他认为中国人的确手工灵巧，干活勤奋，因此可以生产出珍奇精美的手工艺品。但实际上，中国的手工艺匠人缺乏创造力，只热衷模仿，且技艺不精，难以仿造钟表、火器等精密物品。对于自十七世纪以来欧洲人十分推崇的中国文化，安森给了负面评价。

安森的《环球航行记》向西方传达了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在英国人心中的印象。然而，安森对中国的评价也存在很多偏颇之处。安森之所以对中国产生了与耶稣会士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与其看待中国的角度有很大关系。耶稣会士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使者，他们多与中国的中上层人士接触，与中国人无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集中于中国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眼中的中国多是美好、正面的。安森的身份是海军军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闯入中国领海与港口的不速之客，甚至带有一些海盗的性质，因此中国人最初对他们有抵制与反感的情绪。在安森的舰队刚刚抵达澳门时，他期待着能受到来自中国人的热情招待，但作为“闯入者”的他受到了冷遇，且在此后的生活中处处受到中国人的刁难。面对这些刁难，他也还以种种不文明的举动。再者，十八世纪中叶起，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积极地展开对外扩张。基于这一大背景，安森舰队以“扩张者”、“闯入者”的身份，带着傲慢的态度抵华。他不仅认为他对中国官员提出的种种要求十分合理，还对中国工艺与文化作出很多不负责任的评价。因此，很难说安森这些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是全面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