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下半葉，隨着中英文化與貿易交往深入，英國人對中國的推崇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質疑與批評。英國人對中國的質疑與批評最初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作家笛福（Daniel Defoe）曾在最負盛名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中寫下其欣賞的中國事物僅為瓷器和長城，除此之外皆是糟粕。不論是建築、城市建設，還是貿易、軍隊，中國很多東西都被言過其實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海軍軍官喬治‧安森（George Anson，1697—1762年）發表了《環球航行記》，該書的問世進一步破壞了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

安森在1742年抵達澳門，在澳門和廣州兩地休整一年多後離開，其間曾外出攻打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基地。抵達澳門不久，清朝官員就給安森留下了辦事拖遝、不負責任的印象。在與清朝官員的進一步接觸中，他又發現他們與當地居民官賊勾結，企圖坑騙他人財產。而當安森的態度變得十分強硬時，清朝在與普通百姓的接觸中，安森對中國人也形成了與耶穌會士截然不同的看法。與耶穌會士筆下中國人的勤勞、勇敢相比，安森眼中的中國人是冷漠、貪婪、自私與虛偽的。安森在澳門和廣州期間，親眼所見很多中國人作假、欺詐的行為。例如小商販給豬肉注水，給雞鴨填入沙石。關於中國的手工藝，他認為中國人的確手工靈巧，幹活勤奮，因此可以生產出珍奇精美的手工藝品。但實際上，中國的手工藝匠人缺乏創造力，只熱衷模仿，且技藝不精，難以仿造鐘錶、火器等精密物品。對於自十七世紀以來歐洲人十分推崇的中國文化，安森給了負面評價。

安森的《環球航行記》向西方傳達了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這些評價對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影響了中國在英國人心中的印象。然而，安森對中國的評價也存在很多偏頗之處。安森之所以對中國產生了與耶穌會士完全不同的印象，這與其看待中國的角度有很大關係。耶穌會士是中西方之間的文化使者，他們多與中國的中上層人士接觸，與中國人無經濟利益上的衝突。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集中於中國悠久璀璨的歷史文化，因此他們眼中的中國多是美好、正面的。安森的身份是海軍軍官，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他是一位闖入中國領海與港口的不速之客，甚至帶有一些海盜的性質，因此中國人最初對他們有抵制與反感的情緒。在安森的艦隊剛剛抵達澳門時，他期待着能受到來自中國人的熱情招待，但作為「闖入者」的他受到了冷遇，且在此後的生活中處處受到中國人的刁難。面對這些刁難，他也還以種種不文明的舉動。再者，十八世紀中葉起，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經濟迅速發展，同時也積極地展開對外擴張。基於這一大背景，安森艦隊以「擴張者」、「闖入者」的身份，帶着傲慢的態度抵華。他不僅認為他對中國官員提出的種種要求十分合理，還對中國工藝與文化作出很多不負責任的評價。因此，很難說安森這些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是全面與客觀。